长征精英 民族英雄
第十章 遵义会议上的中央秘书长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长征中，邓小平和《红星》报人员一起，随红军总政治部机关被编在“红章纵队”中。在紧张的行军、战斗间隙里，每到一地，邓小平总是先主编《红星》报，为正在浴血奋战、冲锋陷阵的红军指战员提供“精神食粮”。从长征开始到离开《红星》报前，他用手写、油印，仍编印了七八期的《红星》报。
长征的过程，实质上是党和红军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并最终将其抛弃的过程；也是一部分曾经受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的中央领导同志（如王稼祥、张闻天等）逐渐觉悟的过程。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和斗争，逐渐统一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因此，从黎平会议开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开始在中共中央占据主导地位。这样，就直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可靠的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
黎平会议后，一部分干部的工作进行了调整。曾经因毛泽东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排斥而遭到过“批判”的邓小平，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地位的变化而受到信任和重用，由《红星》报主编调任中央秘书长，再次进入中央领导机关工作，主要负责中央会议的记录、中央领导同志的生活和中央机关的警卫等工作。
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举行遵义会议。
出席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
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主席”；
张闻天（洛甫）：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府总理”；
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
朱德：中央政治局委员（有的文献记载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云：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博古（秦邦宪）：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负责人。
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有：
王稼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刘少奇：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
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何克全：少年共产主义中央局书记，即团中央书记。
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
李富春：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总指挥；
杨尚昆：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参加会议的还有：
邓小平：中共中央秘书长。
此外，共产国际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和担任李德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会议。
会议开始后，博古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首先作了关于反第五次“围剿”总结的主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结为敌人力量的强大等客观因素，为“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辩护。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接着，周恩来作了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张闻天作了系统批驳“左”倾教条主义的报告。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手持发言提纲，系统地、全面地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义正词严的批判。指出，“左”倾领导者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
毛泽东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了今后前进的方向。
与会的王稼祥等同志，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在发言中都批评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其他同志也都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认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中央苏区以来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
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负责人“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行军途中，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工作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随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接着，又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亦称“三人小组”、“军事指挥三人小组”等，但原始文件上为“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行动。“三人团”实际上起着红军最高统帅部的作用。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在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从此，党走上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轨道，中国革命以高屋建瓴之势向前发展。
遵义会议期间，邓小平与毛泽东住在一起。这对于两人互相交换意见，对于及时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安排会议、组织会议、议定会议文件等，是十分重要和方便的。这也体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这位新上任的中央秘书长的高度信任。
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发言。作为中央秘书长，筹备会议、做好会务工作、做好会议记录，是他的主要职责。根据与会者的身份和会议级别（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是遵义会议的记录者。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的一次谈话中得到证明。
周恩来的谈话是这样披露出来的：1984年，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撰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专程来到中国，在他的好友谢伟思和妻子夏洛特的密切合作下，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实地采访。在搜集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史资料的过程中，经过中共中央有关方面的批准，他获得了一项“特权”——可以访问所有他愿意访问的中国还健在的长征参加者。同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诞辰91周年这一天，当年担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遵义会议参加者杨尚昆会见了他。
当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问到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情况时，杨尚昆回答说：
“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
但遗憾的是，遵义会议已经召开很多年了，而这次会议的记录却一直没有发现。
在长征中，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都是装在几个白铁皮箱子里，或由人挑，或用马驮，随中央机关一起行动。中央主要负责人走到哪里，“挑子”就跟到哪里。
博古在遵义会议后离开中央总负责人的领导岗位，履行的交权手续，就是把“挑子”交给了代替他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史称博古“交挑子”。曾经在遵义会议上坚持“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何克全，还在会后私下对博古说：“挑子不能交……”博古没有听他的话，一方面因为确实感到自己作为中央总负责人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对党和红军受到的重大损失也心中有愧，最主要的是博古不计较个人得失，坚决执行遵义会议上中央的一致意见。
那么，里面装着遵义会议记录的那个“挑子”哪里去了呢？第一种可能，是在红军四渡赤水时，一次过浮桥时，驮“挑子”的马突然受惊，失蹄落水，“挑子”也就沉落赤水河中了。当时天上有敌机轰炸，四周有敌人的追兵，谁也顾不上仔细清点丢了什么东西。第二种可能，是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之前，中央机关“坚壁清野”，把一大批中央重要文件装箱后，运于荒山野岭之处秘密掩埋了。到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时，中央机关已经迁到了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全国解放后，寻找这批文件时，因为历经战乱，几年间又有几次大雨，早已把掩埋文件地方留下的痕迹冲刷得一干二净，谁也记不得兵荒马乱之际这批文件到底是埋藏在什么地方了。
在以上两种可能中，大概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些。如果在长征中遵义会议的记录没有丢失的话，在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中，在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央秘密文件汇编《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时，是会把这个重要文件选编进去的。既然《六大以来》没有把遵义会议记录编入，说明这份文件可能在长征中就已经遗失了。
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重要会议，一共有两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八七会议和长征中的遵义会议。
邓小平在八七会议上作为中央秘书、在遵义会议上作为中央秘书长，成为两次历史性会议的筹备者、亲历者和见证者。
这不是偶然性的巧合。
这是必然性的历史机遇。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在名义上还不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但已经成为中央最高领导集体成员，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核心作用。
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中，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与毛泽东、周恩来和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一起行军，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认真地履行着中央秘书长的工作职责。在长征途中，情况瞬息万变，中央政治局的许多会议也就随时召开，有的留下了文字记录，有的没有留下文字记录。
对于遵义会议后这段特殊时期的历史，邓小平作为亲历者和当事人，有着特别深刻的印象。中共中央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起草小组在起草过程中，为了写好对遵义会议的评价，特意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材料，并根据这些材料，在草稿中写了“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当文稿送给邓小平审阅时，他说：这个事情我清楚。因为遵义会议时候我是党中央的秘书长，是到了会的。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以对历史负责、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起到的重要领导核心作用的实际情况负责的实事求是精神，郑重指出：还是把“实际上”三个字勾掉好。
邓小平还强调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遵义会议作了科学评价：“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遵义会议资料的缺乏，同时也由于邓小平很少提及他本人的这段历史，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党史著作提到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时，从来没有提到过邓小平。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1955年开放的，在陈列的遵义会议参加者中，最初没有提到邓小平的名字。1958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到贵州视察并指导工作。11月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协作区主任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贵州省委书记兼省长周林等同志的陪同下到遵义视察工作，听取工作汇报，进行调查研究。
在此期间，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当走进阔别20多年的遵义会议会址后，邓小平触景生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仿佛回到了当年那令人难忘的战争岁月。他仔细地看着楼下每一间房子，抚摸着室内陈设的物品，不时与同行者述说着当年的有关情况。随后，他踏着楼梯，走进开会的房间，看到房间里仍旧是当年摆设的样子，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
邓小平对随行的同志肯定地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接着，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走出会议室，来到走廊上，邓小平一边看着檐下柱间的拱券和柱顶用垩土堆塑的各种花卉，一边对同行的负责同志说：“这个地方原来好像很宽，有次就在这里摆一张地图，几个人研究怎样往四川走。”（邓小平的记忆十分准确，他说的这个地方后来进行过维修，同当年的原貌有所变化）
在遵义期间，邓小平还深入街道、工厂、农村，与干部、群众进行广泛接触和交谈。陪同他调研的遵义地委书记李苏波，对邓小平讲过的一段话一直记忆犹新，难以忘怀。邓小平说：贵州是山区，山区应有山区的搞法，不能像平原那样搞。譬如，苏联有苏联的社会主义，中国要办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不能照搬苏联的搞法。这就是遵义会议精神的精髓，即实事求是地根据各自的实情走自己的路。
这是一段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邓小平明确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话，也是邓小平对遵义会议精神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智慧和哲理，对于研究、发掘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思想渊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邓小平的回忆，遵义会议纪念馆对陈列内容进行了调整充实。1965年经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立批准，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列上了邓小平的名字，并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里壁墙上，按照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列顺序，挂出参加遵义会议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七个人的照片。1966年，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一些“造反组织”打着“造刘邓路线的反”的旗号，诬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于是，邓小平的名字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被打上了黑叉叉，邓小平的照片被拆了下来。
但是，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在关于他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始终不屑一顾，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1973年2月，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通知从江西返回北京，等待安排工作。有一天，一位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的老一代革命家的女儿去看望他，问到参加遵义会议之事，邓小平泰然自若地说：“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的了，不因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硬说参加了，来增添一份光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和党史工作者的考证，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一事终于成为党史学界的定论。
于是，在一些党史展览和党史著作中，当写到遵义会议参加者时，便有这样的介绍：
邓小平，《红星》报主编。
或者是：邓小平、伍修权和李德列席了会议。
或者是：邓小平先是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
而且这种说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国内外各种书籍广泛采用，似乎已成定论。
但是，按照这种说法，在国内外一些研究者中又产生了一个疑问：《红星》报主编能够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吗？
于是，究竟邓小平是以什么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的，在一段时间内，仿佛成了一个历史之谜（前面提到的杨尚昆答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问，在国内鲜为人知。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985年10月在美国出版，1986年5月解放军出版社才出版了中译本）。
直到1985年1月，为了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有关方面在遵义召开“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老同志和党史界学者聚集一堂，根据历史资料和老同志回忆，确认邓小平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的。
在这次会上，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伍修权在给大家解答问题时披露：邓小平同志自己说过，我不是会上才被选为秘书长的，1934年底就已担任中央秘书长。
历史，这才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
遵义会议，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也标志着邓小平革命生涯中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转折。随着遵义会议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地位的改善和在遵义会议上领导地位的确立，邓小平也结束了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打击排斥的境地，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对于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多次讲道：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说：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相应地，我那时也第二次当党中央秘书长。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1981年6月，邓小平主持起草，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专门写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对遵义会议作了高度评价。
第十一章 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1935年6月，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为加强作战部队的政治工作，主要的是在长征中保护一些重要的领导干部，同时也为了使中央机关更加精干，把许多领导干部分别派到各军团工作。
至此，邓小平结束了第二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生涯。
接替邓小平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一职的刘英，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她前往中央机关所在的中央纵队报到时，毛泽东对她说：小平同志要上前线去，我推荐你接替他的工作。刘英担心地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毛泽东笑着说：“你做得了！”“前方需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红一军团的前身，是秋收起义后毛泽东领导走上井冈山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来与朱德带上井冈山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及湘南暴动部队合编，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逐渐发展壮大，扩编为红一军团，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在长征中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乌江天险的都是这支英雄部队。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过去同邓小平并不熟悉。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是邓小平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时的老战友。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与邓小平一样，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受过打击，与邓小平“无话不谈”。长征路上，他们并肩战斗，抓好红一军团的政治工作，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和长征胜利作出了贡献。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新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与中央方针背道而驰，主张向川康边境地区退却。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邓小平到红一军团时，部队正在毛儿盖地区。这段时间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宣传党的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路线，提高部队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加强行政管理，减少病号，巩固部队。同时，既要完成筹粮任务，又要遵守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还要特别注意搞好红一和红四两个方面军之间的团结工作。在此期间，邓小平通过开会向各师口授政治工作指示，还要求宣传部下发一些简短的油印材料，供部队进行教育。邓小平配有一匹乘马，但是经常给伤病员骑，自己走路。
为了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脱离险境，进入甘南，相继召开了俄界会议、哈达铺会议、榜罗镇会议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调整战略方针，确定落脚陕北的重大战略决策。为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新的战略方针，邓小平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利用一切行之有效的宣传手段，使中央新的方针迅速转化为红一军团指战员的自觉行动。
在邓小平组织下，红一军团编写了《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陕北创立根据地讨论大纲》；绘制了《陕甘苏区略图》；要求部队层层组织学习、传达贯彻中央精神，在红军总政治部参加编辑的《前进报》上，登载介绍陕甘苏区的系列文章。红军占领通渭县城后，红一军团宣传部组织了盛大的文艺晚会，剧团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全军团7000人高声同唱《国际歌》，还请叶剑英等同志登台演讲北上抗日的意义，介绍陕甘苏区的情况。通过这些活动，红一军团指战员明确了中央调整战略方针的重大意义，消除了疑虑，增强了落脚陕北和迎接新形势新任务的信心。
在长征中，为了便于指挥部队作战，掌握各方面情况，毛泽东经常和红一军团一起行军。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越过岷山。毛泽东回顾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1935年10月7日，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在甘肃固原县青石咀（今属宁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尾追红军的东北军两个骑兵连，缴获一批军用物资。邓小平看到此次缴获不少，便想到了红一军团宣传部领导下的宣传队的小战士们，经过长征的长途跋涉，他们的军装都已经破烂不堪。
于是，邓小平便找到红四团政治委员杨成武说：
“听说你们团在青石咀一仗，缴获了敌人不少布？”
“是的，上交了不少，还留了一点儿。”杨成武一五一十地说。
“关心一下宣传队的同志，给剧团的小鬼每人做套衣服怎么样？”邓小平以商量的语气对杨成武说。
“好，照指示办！”杨成武干脆利落地对“顶头上司”说。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零九天的长征到此完结，今后的任务是在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而领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久，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与战斗在陕北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结束长征。
艰苦卓绝的长征，进一步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也进一步锻炼了邓小平和每一位红军指战员。使大家更加成熟，更加坚强，满怀信心地去迎接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
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21日至24日，红一方面军英勇迎击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打响了直罗镇战役。战斗中，邓小平和罗荣桓突遭一股敌人袭击，幸亏原红七军的一个连冲了上来，才解了围，敌人密集的子弹给邓小平的皮大衣穿了好几个洞，但没有伤着身体。红军在直罗镇战役中全歼国民党东北军第一○九师，接着又在张家湾地区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六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6年2月，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率领和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发起东征战役，强渡黄河，进军山西。邓小平随红一方面军渡黄河、入山西，征战两个多月后，返回陕北。这时，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被选调入红军大学学习，邓小平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5月18日，毛泽东签发西征命令，正式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西方野战军。邓小平作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随军西征。1927年春天，不满23岁的邓小平由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时，曾经走过这一地区。近十年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已经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烈火中锻炼成为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故地重游，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同时，邓小平对于这一地区地理情况的了解，对于中央拟定宁夏战役计划起了战场调查和提供依据的作用。
红军西征的目的，是在陕甘苏区的西部创建新的根据地，争取与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合力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对此，张国焘极力反对。毛泽东曾打电报苦口婆心地向张国焘指出：“外蒙（古）、宁夏间是草地，有许多汽车通行路”，“邓小平同志亦亲从定远营（今巴彦浩特）汽车路走过”。“河西地区狭小不利回旋，且城坚难破”；“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阻止胡（宗南）军把一、四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的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
毛泽东强调的中心意思是，既然邓小平等同志当年能从这条路线回国，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7万多人打通这条国际路线自然是可行的。
从1936年5月至7月底，红军在陕甘宁三省交界的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地区，迅速开辟了纵横200多公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都得到相应的发展。这段时间第一线基本无战事，邓小平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对部队的政治训练和思想教育工作。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和副主任邓小平，在宁夏七营川一带，亲自给红一军团各级干部讲课，从政党、领袖与群众的关系讲起，阐明社会发展的历史，使许多同志由朴素的阶级觉悟，逐渐向理性认识上升，确立为普天下劳苦大众的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信念。
与此同时，遵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西征红军的主要任务是以赤化、扩红、训练为中心，并侧重建立与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团以上军官的统战关系。为此，毛泽东特别向彭德怀推荐了邓小平，认为他大革命时期曾在西北工作，是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得力人选。
当时，国民党西北地区的地方实力派之一邓宝珊，率领着新一军驻防甘肃省的榆中、定西、静宁、靖远一线。由于邓小平在大革命时期即与邓宝珊比较熟悉，因此，他多次派人给邓宝珊部送信，与之建立了默契关系。为了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政治机关在战场上多次向东北军官兵喊话，从各种渠道发展与东北军中上层军官的友好关系，直至双方暗中往来，签订停战协定。这些工作，为与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以后，邓小平参加了红军在甘肃环县发起的山城堡战役。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爆发后，为制止新的内战，策应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行动，红军主力应张学良、杨虎城邀请南下关中地区，12月25日邓小平随红一军团南下到甘肃庆阳一带。
1937年1月8日，红一军团进至西安以北的三原、泾阳一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邓小平随红军主力奉命北撤。2月22日到达庆阳宫河镇一带，红一军团政治部驻扎在王家楼。此时，邓小平已接替朱瑞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协助军团其他首长开始了历时半年之久的整训工作和改编准备工作。
红一军团整训工作的主要问题，是解决好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思想从土地革命战争向适应新形势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问题。因此，整训工作中的最大问题是思想转化工作。由于西安事变后不仅释放了蒋介石，而且红军还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不少指战员思想不通。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红一军团各级政治机关组织编写关于红军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的学习材料，举办形势报告会、讨论会，教唱抗战歌曲，演出抗战剧目，以及利用黑板报、墙壁画等多种形式，引导红军广大指战员服从抗日大局。
通过上述工作，使部队中广泛存在的单纯阶级仇恨，逐步转化为强烈的整个民族的解放意识，提高了思想觉悟，加强了部队团结，为顺利进行改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整训改编期间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处理好军民关系。为此，邓小平想了不少办法。为了密切军民关系，增强相互沟通了解，红一军团政治部专门宴请地方各界代表和知名人士。进餐中，邓小平向地方人士敬酒，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主张，交了不少朋友。
同时，红一军团政治部还帮助地方建立和发展中共组织。中共宫河支部、早胜支部、纪纲支部，都是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卓有成效的工作和直接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红一军团驻防期间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官兵一致，军民平等，很快就消除了群众的疑惧。在各级有关地方组织的带领下，当地群众积极为红军运粮送草，缝衣做鞋。一大批青年还报名参加了红军。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等机关由保安（今志丹县）迁往延安。
6月底，邓小平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同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第十二章 开始与刘伯承并肩战斗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开始艰苦卓绝的全国抗日战争。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
9月，朱德、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率领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进入华北抗日前线。从8月下旬到9月底，八路军三个主力师陆续开往华北前线，对日军作战。
就在这时，毛泽东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原来，自1936年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革命根据地，当面采访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和红军领袖，收集了大量珍贵的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以后，使他的夫人海伦·斯诺极为羡慕，多次要求北平的中共地下组织也为她安排一次同样的访问。1937年4月，当埃德加·斯诺正在撰写《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名为《西行漫记》）的时候，海伦被安排踏上了奔赴陕北的旅途。
在陕北，海伦如愿以偿，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徐向前、徐海东、罗炳辉、王震、何长工等中共领袖和一大批红军著名将领，还采访了蔡畅、康克清等妇女运动领袖和红军女战士，记下了86位中共和红军负责人的简历和主要斗争事迹，取得圆满成功。
9月7日，海伦离开延安，踏上赴前方采访的旅途。为了使她能够顺利地进行采访，毛泽东在此之前专门为她写了一封给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和副主任邓小平的信，让他们为海伦的活动提供方便和帮助。毛泽东写道：弼时、小平同志：
斯诺夫人随部队一起赴前方，作为战地记者，向外写报道。请在工作、生活诸方面予以协助和关照。
致
礼！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
当海伦拿着这封信到达原来设在云阳的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时，任弼时、邓小平已在前一天夜里随着开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主力部队离开了——仅仅在八九个小时以前。
海伦为此行没有见到任弼时、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八路军将领而感到深深的遗憾。
40多年以后，当邓小平应美国总统的邀请，以中国政府领导人的身份，于1979年初访问美国的时候，海伦十分高兴。她立即从家乡康涅狄格州赶到华盛顿，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要见一见邓小平的申请。她这一次“如愿以偿”。在华盛顿举行的庆祝中美建交的盛大招待会上，已经满头白发的海伦在美国外交官员的带领下，来到了邓小平面前。
“你好难找啊！”海伦无限感慨地说。
为了能见到邓小平，她已经从一个风华正茂的美丽少妇变成了如今这白发苍苍的老人。
“你就是斯诺夫人？”邓小平握住海伦的手，亲切地问道。
“是的！”
“你可是大名鼎鼎的记者啊！我听说过的、听说过的，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才见面。”
海伦拿出那封珍藏了42年的毛泽东写给邓小平的亲笔信，交给了邓小平这位收信人。
初到华北时，邓小平作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和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先后在山西的太原、五台山和汾孝地区，为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中共组织，创建晋东北和晋西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
1938年初，因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张浩返回延安治病，中央军委发布命令：
任命邓小平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是四川开县人，与邓小平是“四川老乡”，参加过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刘伯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时，任中共前委参谋团参谋长。曾赴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历任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等职务。长征中，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协助毛泽东、周恩来领导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站在中共中央正确路线一边，和红军总司令朱德等人一起，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抗战爆发时，已经是著名红军将领和闻名遐迩的军事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出任第一二九师师长。
邓小平说：伯承早年从军，戎马一生。在辛亥革命后的护国护法战争中，他就是“手执青锋卫共和”的一员猛将。我至今保存着他赠给的1915年所摄的照片，那时，他22岁，风华正茂，雄姿英发。就在第二年讨袁战争的四川丰都之役，他率部冲锋陷阵，头部连中两弹，失去右眼。他在大半个世纪中，指挥了无数次战役战斗，九处负伤，屡建战功，以足智多谋的“独目将军”闻名于世。
邓小平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后，与刘伯承一起共事长达13年。两人都是文武兼备，深谋远虑，立党为公，不谋私利，忠诚坦白的革命家。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同舟共济，亲密无间，携手并肩，共创大业。从太行山麓、晋冀鲁豫、中原大地到西南边陲，率领部队，转战大半个中国，结下了真挚的战斗情谊，人们称之为“刘邓”，他们带领的部队，人们呼之为“刘邓大军”。
对于同刘伯承在十几年革命战争的枪林弹雨中结下的深厚情谊，邓小平回忆说：
我认识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
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
伯承同志党性坚强，突出表现在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长征开始前，他因反对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被错误地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到五军团去当参谋长。他忍辱负重，积极工作。
长征一开始，伯承率五军团担负了最艰巨的殿后任务，同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恶战，保护了中央机关的安全。后来他又担任先遣司令，率领部队斩关夺隘，为长征开辟前进道路。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党性坚强的高贵品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中央决定晋冀鲁豫十万大军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是一个无后方作战的十分艰险的战略任务。当时有的干部对执行这一任务有顾虑，伯承对他们说，这个行动可以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上来，减轻兄弟野战军的压力。釜底抽薪，焉能惧怕烫手，即使作出牺牲，也义无反顾。伯承这种态度，堪称执行党的各项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典范。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后，出手不凡，夜袭日军阳明堡飞机场，炸毁日军飞机24架，创造了用步兵消灭敌机的奇迹，一时名扬天下，这是继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太行山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古以来就有扼太行者得天下之说。邓小平到第一二九师上任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迅速实施战略展开，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指示，与刘伯承一起，率部开赴晋东南，开辟以太行山麓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8年2月4日至6日，邓小平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主持召开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并部署开创晋冀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建中的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群众工作等重大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根据亲身经历，介绍了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领导创建广西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丰富经验，使与会同志深受教育。
3月中旬，邓小平等第一二九师负责同志召集晋冀豫区开辟较早的辽县、和顺、昔阳、平定、井陉、元氏、赞皇、临城、内邱、邢台等10个县的区委以上干部会议。会议认为，共产党、八路军要在晋冀豫地区站稳脚跟，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利用自然山和建立人造山”。
这次会议对于如何发动群众，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武装斗争，扩大统一战线，搞好经济工作和接敌区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等问题，确定了具体的方针和政策。会议采取“以会代训”的方法，通过会议对与会干部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提高了干部的思想认识和政策水平，为建立晋冀豫抗日民主根据地，迎击日军的围攻，做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在此期间，邓小平还与中共北方局驻晋冀豫区代表彭真、朱瑞等同志，帮助指导晋冀豫省委恢复和建立地方党组织，分别建立了冀晋边特委、冀豫边特委、晋东南特委、晋豫特委和太岳特委。到1938年6月，晋冀豫地区共产党员由当年2月的1000余人发展到1万人，大大加强了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奠定了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组织基础。
第十三章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退却，日本侵略军十分骄横。正当此时，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边实施战略展开，一边与进犯的日军展开激战。1938年2月，为了配合“反攻”太原，第一二九师截断石太路，消灭石家庄援敌两个日军中队，并相继取得凤凰山战斗、长生口战斗的胜利。
长生口战斗结束后，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命令八路军一二九师南移，牵制晋东日军向黄河一线进攻，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和晋西北的八路军一二○师作战。2月27日，一二九师师部进驻辽县，在这里召开党支部书记及连以上干部会，作南移动员。3月上旬，一二九师部队向襄垣一带展开，拟在邯（郸）长（治）公路伺机歼敌。
邯长公路横贯太行山脉，东起邯郸，中经涉县、东阳关、黎城、潞城，直抵长治，均有日军把守，为日军的重要运输线。据一二九师派出的侦察人员侦察，黎城守敌仅300余人。一二九师师部决定，袭击该城，吸引涉县、潞城的援敌出动，相机打援。战斗部署下达后，邓小平和徐向前副师长去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刘伯承师长留下组织指挥战斗。结果，神头岭伏击战取得胜利，一共毙俘敌1000余人、骡马600余匹。
3月下旬，刘伯承等同志前往八路军总部出席东路军将领会议。那时，日军正向晋南、晋西黄河沿线大举推进，后方运输十分繁忙。邯长公路上，汽车往返不断，日夜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资。国民党军队已纷纷退往黄河西岸，蒋介石却命令八路军不准一兵一卒过黄河，企图假手日军消灭八路军。针对这种严峻形势，八路军提出了“与华北共存亡”的响亮口号，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日军。邓小平和徐向前副师长决定，将一二九师部队东移，在涉县和东阳关之间，再打一个伏击战。
东移途中，细雨霏霏，道路泥泞，春寒逼人。一二九师部队忍饥熬寒，冒雨行进，按时到达指定位置。经过缜密研究，邓小平和徐向前把一二九师设伏的地点，选在东阳关和黎城之间的响堂铺一带，通道沿着干涸的河床延伸，南北两侧皆险山隘路，只要把东西两头一卡，日军便无路可逃。
邓小平和徐向前以一二九师七七一团为右翼，埋伏于宽漳、后宽漳；以七六九团为左翼，埋伏于杨家山、江家庄一线，并以小部兵力警戒涉县方向的援敌；以七七二团作预备队，埋伏于右后方的马家拐，并警戒东阳关方向的援敌。邓小平率师直进驻佛堂沟，徐向前的前沿指挥所设在响堂铺路北的后狄村小山坡上。战前，徐向前和陈赓及团的干部看了地形。邓小平和徐向前到七六九团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了战斗动员。
3月30日午夜，一二九师神速、秘密、隐蔽地开进伏击阵地。次日晨八时半，日军从涉县开往黎城的100多辆汽车，进入一二九师的伏击圈内。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七七一团突然出击，打得日军晕头转向，狼奔豕突。经半日激战，日军第十四师团辎重队的森本和山田两个中队除30余人逃跑外，其余共400多人全部被一二九师歼灭。
战斗临近结束时，东阳关及黎城方向的400余日军赶来援应，被七七二团一举击溃，逃回据点。敌机飞临战场上空狂轰滥炸时，一二九师早已撤出战场。战斗结束后，邓小平和徐向前副师长向八路军总部报告了战斗经过。此次作战，共计缴获日军步枪200余支，轻重机枪15挺，炮4门。另有汽车180多辆，被一二九师全部焚毁。
4月，八路军一二九师进行长乐村战斗，先后歼灭日军数千人，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建立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战斗中，邓小平和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一起部署，精心指挥，广大指战员前仆后继，冲锋陷阵，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从1938年4月下旬开始，邓小平和刘伯承部署指挥一二九师分兵挺进冀西、冀南、豫北、鲁西等平原地区。这里的人民辛勤勇敢，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多次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揭竿而起，建立了人民抗日武装。一二九师和其他部队进入这一地区后，在当地中共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开辟了冀南、冀鲁边、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共110多个县，近2000万人口。这几块抗日根据地在战斗中不断发展扩大，以后被统称为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是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一块面积最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浴血奋战，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衷心爱戴。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作为一二九师的政治委员，执法如山，决不姑息迁就任何违犯党纪军纪的行为。1938年春天，一二九师召开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军人大会。会场设在辽县（今左权县）城外清漳河的河滩上。会议内容是宣布处理一个奸污妇女的老战士。首先，一二九师由政治部军法处的同志讲了这个战士的犯罪经过，并宣读了处决书。
然后，邓小平讲了话。他说，当地群众听到我们要处决这个战士的消息以后，曾经来政治部说情要求轻判。但是不论群众怎么求情，我们是不能宽容这个犯罪的战士的。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同军阀队伍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纪律严明，决不允许侵犯群众利益。只有做到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群众的爱戴，才能在敌后生存。
邓小平还说，老百姓历来怕当兵的，山西的统治者过去还向群众灌输过共产党红军是多么可恶，多么可怕。为了让群众真正了解我们八路军的真面目，它完全不同于旧军队，那就需要我们用实际模范行动来打动群众。应该说，自从出师以来，我们部队的纪律是好的，已经初步得到了群众的信任，但是决不能因此而懈怠。这次奸污妇女的事件，虽然是一个战士的犯罪，但一传开，就会对我军造成很坏的影响，并会破坏我们这几个月来好不容易在群众中树立的好印象。所以尽管有群众代表来部队求情，我们也决不能心软，一定要严肃地处理这件事。
最后，邓小平希望全师指战员，一定要从这件事情中吸取教训，严明群众纪律，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愧为革命军人。这件事，在一二九师指战员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许多老同志还记忆犹新。
邓小平和刘伯承等率部坚持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敌后抗战，不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开辟了幅员广阔的抗日根据地，引起了中外人士的高度重视。1938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上校不辞辛劳，来到冀南，要求会见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会见了卡尔逊，向他介绍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卡尔逊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详细记述了在会见中对邓小平的深刻印象：
我说：“我特别想知道《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我知道这是每个八路军战士都要宣誓去履行的。”
在我们谈话中，邓小平一直在吃水果。这时，他向后靠在椅背上，活跃地谈了起来。
他说：“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是：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 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 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 改革政治机构；5. 抗日的对外政策；6. 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 改良人民生活；8. 抗日的教育政策；9. 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 抗日的民族团结。”
他列举这些纲领时，我暗自用在山西和河北观察的事实一一对照。我看到了应用每一条纲领的实际事例。自从离开晋西黄河以来，我所到之处都在强调发展统一战线。
雨季开始了，瓢泼大雨下了两天，延误了我们的行程。这也使我有更多机会与徐、邓二人交谈。
参加八路军以前（应为参加革命以前——作者注），邓是个工人。他在法国待了几年，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他矮而胖，身体很结实，头脑像芥末一样地灵敏。
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掌握情况的广度使我吃惊。有一件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
他说：“去年，美国向日本人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你能肯定吗？”我问。我知道，美国人的同情是偏向受侵略的中国一方的，我在内地访问的八个月中，当想到这个问题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民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的。多么极端地无知啊！
“是的！”他肯定地对我说，“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
我很尴尬。我说：“必定是电讯搞错了。”我不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地介入我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的中国人遭受的屠杀和蹂躏。
徐向前走了进来，谈话转到了当地的形势。
……
193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邓小平，通知他回延安，参加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9月，邓小平回到延安。9月29日，会议正式开幕。会上，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责任。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批判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和那种把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区合法运动的错误。
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
鉴于党处在抗日战争的新的环境，党内存在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以及张国焘由反党反中央的分裂活动发展到在1938年4月叛党投靠国民党等情况，全会还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
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充实北方局。这次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步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总结华北抗战一年来的新鲜经验，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党、建政、武装斗争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深刻阐述。
12月下旬，邓小平重返华北抗日前线。
1939年7月，是抗日战争爆发两周年。邓小平又一次接到中共中央通知，从前线返回延安，参加7月3日至8月25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的长篇报告、博古的《南方工作报告》、张鼎丞的《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报告》，讨论了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的宣言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意见书。最后，毛泽东代表中央作了会议总结。
7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当日，延安各界举行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公祭阵亡将士，邓小平等同志出席大会并作讲演。
邓小平说：“八路军两年战斗不下数千次，千万个民族战士，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八路军在华北牵制住了敌人九个师，连伙夫都深明大义。所以，八路军是坚决抗敌的。八路军一定要把日寇驱逐至鸭绿江边，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邓小平有理有据、声情并茂、慷慨激昂的演说，表达了华北前线抗日将士的心声，赢得了与会者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邓小平这次回延安，经几位热心战友的介绍，与浦琼英——后来改名为卓琳，认识并相恋。卓琳是云南宣威人，生于1916年，早年在昆明读中学，抗战爆发前夕考入北京大学。七七事变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邓小平刚刚从烽火连天的华北前线回到延安，艰苦的战争环境使他皮肤黝黑、看起来很瘦。但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恋爱、婚姻，自有革命战争年代青年人在这方面的理想和追求。
邓小平是一个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来自华北抗日前线的八路军高级将领。这一点，是胸怀远大革命理想和抗日救国抱负的延安女青年的理想恋爱、婚姻对象。
在延安的女青年中，都以找到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或者来自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干部为荣。邓小平的各方面条件正好符合革命战争年代延安女青年的恋爱观、婚姻观的要求。
卓琳对邓小平提出的唯一条件是：结婚后，要跟随邓小平一起到华北抗日前线去，实现自己到抗日前线去抗日救国的抱负。
根据革命战争时期的不成文惯例——恋爱、结婚，都要速战速决。
于是，邓小平离开延安、返回华北前线之前，经组织批准，与卓琳在杨家岭的窑洞里举行了简单而热烈的婚礼。
从此，邓小平与比自己小12岁的卓琳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在抗日战争中，转战太行山麓；在解放战争中，驰骋大半个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两次磨难中，甘苦共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卓琳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与邓小平育有二子三女，一共五个孩子。
英国原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曾评述说：“在共产党领导人的婚姻中，他们的婚姻比其他人的时间要长，而且是最幸福的婚姻之一。”
第十四 章主持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工作
1938年10月，全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华北日军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频繁的进攻和“扫荡”。1939年和1940年，日军对晋冀鲁豫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进攻和“扫荡”就达10多次，均被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的华北抗日军民坚决粉碎。
晋冀豫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机关所在地。1938年12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率一二九师师部、三八六旅和先遣支队进到平汉路以东冀南平原地区。1939年1月，日伪军3万余人，分11路对冀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依靠广大群众，破坏铁路、公路交通，利用道沟，在广阔的平原上展开了游击战争。
八路军各部队采取游击战术，分散各处袭扰敌人，摸清日军行动规律，再集中优势兵力，出敌不意伏击围歼来敌，取胜后迅速转移，寻找新的战机。从1月至3月，共进行较大的战斗100余次，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7月初，日军驻太原第一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指挥日军5万余人，从同蒲、正太、平汉、道清各线先后出动，向晋冀豫根据地进行“扫荡”。
这时，一二九师主力已从冀南返回太行山区。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各部进行反“扫荡”作战。截至8月底，共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粉碎了敌军聚歼八路军主力的企图。年底，八路军又趁敌人调整防务、情况不熟的时机，主动发起邯（郸）长（治）战役，毙伤日伪军700余人，收复黎城、涉县两县城和攻占一部分敌军据点，打破敌人分割太行山的企图，使太南、太北两区又连成一片。
全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将进攻的重点转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制造摩擦，掀起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太北（太行山以北）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小平，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保卫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部队，前门打虎、后门拒狼，坚决反击顽固派阎锡山、石友三、朱怀冰的挑衅，为打退以山西“十二月事变”为中心内容的反共高潮作出重要贡献。
为了统一对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领导，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黎城召开有冀南、太行、太岳等地区领导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与会者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根据华北敌后战场形势，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冀南、太行、太岳三个区域的工作，完成巩固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
新任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小平，就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和财经问题、建军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会议要求各地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工作，为发展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努力奋斗。根据邓小平在黎城会议上的提议，后来成立了太行、太岳、冀南行政联合办事处，作为过渡性的临时政权机构。
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为了切断日军交通线，打破其对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争取时局好转，先后出动100多个团，在华北长达5000里的战线，对日军发动空前规模的战役进攻——“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发起前，八路军总部左权副参谋长带着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初步考虑，到一二九师和邓小平、刘伯承商量。左权说：“破击的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线都要配合行动。八路军、决死队都要参加作战。”
邓小平听了以后，认为破击日军交通命脉，可以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也可以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随即表示：“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刘伯承考虑后，也表示同意彭德怀的设想。随后，他们就命令一二九师提前进行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
7月22日，彭德怀副总司令签发了《战役预备命令》，具体规定了华北地区八路军各部队在“百团大战”中的主要任务和作战目标。8月1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前方指挥所到达石拐镇，在这里召开一二九师参战部队指挥员会议，传达八路军总部命令，确定作战部署，分配各部队的作战任务。
刘伯承作了军事上的部署后，邓小平进行政治动员，指出：“对正太路破坏得越彻底，我们越主动。这一仗必须打好，坚决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扩大并巩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克服投降危机，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提高我军军威，从而对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也会有重大影响。”
8月20日20时，“百团大战”正式打响，在长达5000多华里的战线上，八路军指战员、民兵和人民群众，一齐出击，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壮丽画面。在战役的第一、第二阶段，一二九师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摧毁了大批日伪据点和交通线，进展顺利，成绩辉煌。
在战役的第三阶段，由于日军抽调大批兵力进行反扑，形势比较严峻。
10月29日，一二九师陈赓所部对关家垴的日军实施总攻击，激战一个上午，因日军顽强抵抗，未能攻克。刘伯承和邓小平于当天中午率领师部亲临前线督战。
当晚10时，彭德怀来电，要求次日4时发起总攻，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关家垴之敌。
第二天凌晨4时，战斗开始，以空前激烈的场面一直持续到中午。日军以飞机狂轰滥炸，企图接应被围部队突出重围。八路军志在必得，反复冲锋，伤亡重大，仍勇往直前。
这时，旅长陈赓心痛部队伤亡太大，给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所打电话说：因为伤亡太大，有的连队只剩下十来个人了，已经有些顶不住了……
刘伯承拿着话筒，大声喝道：“同志！无产阶级的队伍，难道我不心痛吗？”
说完，刘伯承就把话筒摔到了一边。刘伯承同样心痛部队伤亡太大……
邓小平又拿起电话，对陈赓说：“同志！全局！全局！要从全局出发！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问题是把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亡。”
陈赓听了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话，重新组织部队，终于消灭了残敌，夺取了胜利。
“百团大战”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2月5日才宣告结束。一二九师和参战的八路军各部队指战员经过历时三个多月的浴血奋战，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大打击，共毙伤日伪军3万余人，俘日军281人，俘伪军1400余人，伪军反正1800余人，缴获各种炮53门、各种枪5800余支和大量军用物资，摧毁了一大批日伪据点和交通线，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
1941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北方局根据中央精神召开会议，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在中共北方局讨论工作时，邓小平就时局和政策问题发言。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阐述了处于独立战略区域的党组织和军队，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的重要性。他严肃指出，必须绝对服从党中央及中央军委的领导与指挥，中国革命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邓小平提出，一切以个人为中心不以党为中心的倾向，都是极其危险的。他号召，在严重局势下，必须整肃我党我军阵容，加强党性教育和学习，细心研究党中央、中央军委及上级的一切指示和命令，而不能把它当作参考材料或者当作小说看。否则，便可能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的危害。邓小平的这些指示，在各级干部思想上引起很大的震动。
由于日本在华北大量增兵，加紧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941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有的干部对形势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满足已有的成就，有的则悲观失望起来。为此，邓小平有针对性地发表了《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的文章，号召大家清醒地认识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明确克服困难的方针和方法，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争取对敌斗争胜利，是打开抗日根据地严重局面的关键所在。面对日军的“治安强化”、疯狂“扫荡”和“蚕食”进攻，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坚决执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派出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同时大力加强地方武装建设，接连粉碎日军1941年的连续“扫荡”、1942年春季“扫荡”、5月“扫荡”和秋季“扫荡”，以及1943年第二次5月“扫荡”和“铁滚大扫荡”。
实行精兵简政，是打开抗日根据地严重局面的重要政策。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同志一起针对精兵简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使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走在前面，得到毛泽东的赞扬，称其为“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发展生产，是打开抗日根据地严重局面的根本基础。邓小平十分注重根据地的减租减息问题，注重把握好这一中心环节，领导所属地区党组织，发动农民，减租减息，以此推动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开展。从1942年起，晋冀鲁豫边区军民连续开展大生产运动。邓小平身体力行，亲自带领机关干部开荒种地，解决经济问题。
加强文化工作，对于打开抗日根据地严重局面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正确把握思想斗争与武装斗争的辩证关系，明确指出，必须加强对敌文化斗争，展开激烈的思想战。为此，由邓小平提议，一二九师师部和中共晋冀豫区党委联合召开太行山文化人座谈会，着力解决文化工作者对文化工作方向、道路的认识问题，使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蓬勃开展于太行山区。
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2年9月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统一领导晋冀豫、冀南、太岳和晋豫等四个区党委的工作。中共太行分局于1943年1月在涉县召开温村会议，邓小平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系统总结晋冀鲁豫边区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深入阐述了根据地扭转困难局面的各项任务。
1943年底，日军再也无力对太行等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扭转了困难局面，走向了再发展、再上升的新时期。此时，在太行山区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朱德、彭德怀及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已陆续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太行分局撤销；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师部合并，保留一二九师番号，由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主持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的工作。从此，邓小平独立地担负起全面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历史重任。
邓小平在头绪纷繁的工作中，认真全面地贯彻中共中央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战胜利所制定的“十大政策”，从中理出对敌斗争、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三项中心任务。
在艰苦的条件下，邓小平根据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进的方针，领导华北抗日军民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指挥部队粉碎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开展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取得很大成绩。
在实际工作中，邓小平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话，提出对敌斗争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和策略，提出了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和战后建国作准备的方针。
全党整风运动开始后，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深刻地指出，开展“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全体同志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一心一德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
通过回顾党的历史，邓小平分析了“三风不正”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
“现在，我们党有二十二年多的历史了，其间经过了三次大的革命战争，我党始终站在最前线，为着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我党始终引导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向前迈进。但是我们也有好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训，而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
“例如，第一次大革命是我党积蓄了力量干出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可是被大革命后期不长时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断送了。又如党在克服陈独秀机会主义之后所积蓄起来的力量，又在李立三同志冒险主义的领导之下，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间更长，给予我党的损害也更大，苏区红军和白区党的基础，都在这种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之下，大部弄垮了。”
“这些教训告诉我们，当着党的领导正确的时候，我们党的工作和革命运动一定是发展的；当着三风不正占了党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就会把我们长期艰苦创造起来的基础弄垮，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统治时间愈长，给予党和革命的损害也就愈大。这是一方面的教训。”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事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他说：“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
在整风运动中，邓小平不断给予具体指导，尤其针对部分单位审干中发生的“左”的倾向，反复强调要进行耐心细致的甄别平反工作。
1943年7月2日，邓小平运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总结实践经验，发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论述对敌经济斗争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关系，阐述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成为指导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典文献。
1944年的太行区，蝗虫灾情前所未有。邓小平率领根据地军民，用军事歼灭战的方式，打了一场剿灭蝗虫的人民战争。与抗灾灭蝗相辅相成，大生产运动也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上，邓小平亲自为各路劳动英雄和杀敌英雄颁发重奖。
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奠定了夺取抗战胜利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1944年4月，侵华日军为了打通大陆南北交通线，发动豫湘桂战役。在河南的40万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37天丢了38座县城。5月11日，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向敌后进军、开辟河南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指示太行军区、区党委抽调部队，组建豫西抗日支队，配备领导干部，上报北方局批准。7月20日，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召开北方局会议，亲自向豫西抗日支队负责人传达中央指示，部署向河南进军的任务。他首先说，此次日军于四五月间在河南作战，国民党汤恩伯等部40万大军不战而退，遭到惨败，丢枪十几万支，被民众缴去，日军占领了38座县城，现在郑州、洛阳、渑池、新安一线敌人只能占交通干线，豫西成为很大的敌后地区，我们应该去发展游击战争，开辟该地区。国民党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地方，中央、军委叫我们负责开辟这个地区，从太行、太岳、冀鲁豫同时派部队去开展工作，这次太行组织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前往，决定由徐子荣同志为党委书记兼政治委员，皮定均同志为司令员，方升普同志为副司令员，郭林祥同志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你们去了以后归北方局和总部直接领导。
接着，邓小平就部队到豫西去的任务做了具体指示：这次挺进豫西，任务是繁重的，也是有困难的。但如果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对中国革命战略意义是很大的。我们占有中原，将来发展前途很大，就现实意义来说也是现有八路军新四军地区的重要屏障……
邓小平还详细分析了开辟豫西新区应注意到的各种困难条件和有利条件，要求要看到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谨慎地工作，模范遵守纪律，正确执行政策，抓好形势教育，健全支部工作，纠正形式主义……
会后吃饭时，邓小平对豫西抗日支队负责人说：今天请你们吃饭，为你们送行，要求就是一个，到河南去要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
8月中旬，邓小平听取了豫西抗日游击一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林祥关于支队组建及渡黄河准备的情况，对支队行动作了具体指示。他说，这次向河南发展与以前发展华北和华中的情况不同，豫西情况复杂，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灵活对待和处理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是成功的关键。
豫西抗日游击第一支队南下后，邓小平又先后组建了豫西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和第六支队。这些部队挺进豫西以后，与兄弟部队和河南地方党组织一起，广泛发动群众，英勇抗击日军，迅速开辟了豫西抗日根据地，解放了3000多万人口，建立了6个专署、20余县的抗日政权，抗日武装发展到2万多人。豫西根据地的开辟，打击和牵制了日伪军的大批兵力，沟通了陕北、华北与华中的联系，发展和壮大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力量，为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44年春季到1945年夏季，在邓小平的正确部署下，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主动出击，连续向敌伪发动攻势作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大规模地扩大了解放区。邓小平在华北前方的工作，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誉。毛泽东对邓小平关于太行区10个问题的答复报告十分满意，批转各根据地仿效学习。
1945年6月，邓小平虽然身在前线，未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仍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毛泽东致电邓小平，祝贺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要他尽快安排好工作，前往延安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
这次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全会还研究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等问题。
会后，邓小平与刘伯承乘飞机返回华北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