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欧青年 青春岁月
第一章 从四川到欧洲
20世纪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强盛的世纪，是中国人民奋起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世纪，是实现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世纪。
1904年是20世纪的第五个年头。8月22日，20世纪的重要人物——邓小平，诞生在四川省广安州协兴场姚坪里——现在的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
牌坊村的“邓家老院子”建于清朝末年，坐北朝南，呈“凹”字形，分堂屋、厢房、殿堂、客房、卧室、磨粉房，还有农家院子必备的猪圈、牛舍。全部面积大约700平方米。整个建筑土木结构，青瓦覆顶，竹片为墙。四周茂林修竹，翠绿欲滴。
“邓家老院子”外面数十米处，正对着大门，是一个池塘，据说可以“聚宝”，是一个珍贵的“聚宝盆”。远远望去，“邓家老院子”对面数公里处，正对着大门，是一座连绵起伏的山峦。据说，“邓家老院子”所处的地理环境，“风水”极好。坐北朝南，有水有山，属于一处可以保佑邓氏家族大吉大利、大富大贵、吉祥如意的地方。
实事求是地说，“邓家老院子”的“风水”，肯定非同寻常，因为主持修建“邓家老院子”的邓氏前辈，当时已经属于当地的知名人物，建房盖屋，一定会寻找著名的“风水先生”勘察一番，找一块趋吉避凶、大吉大利、福及子孙的“风水宝地”。
“邓家老院子”里现在生长着的两株铁树，是全国解放后从异地迁来的，一雄一雌，挺拔壮实，昂首挺立，十分茂盛。据当地人传说，这两株铁树汲取了邓家老屋的地气后，极有灵气。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时，它们开出了百年难遇的奇花。从此，“小平复出，铁树开花”，成为美谈。每到盛夏季节，两株铁树繁花怒放，雄花高耸，状若宝塔，色泽金黄；雌花繁茂，宛如满月，香如蜡梅。两株铁树争奇斗艳，蔚为壮观，令人称奇，成为“邓家老院子”的一大景观。据笔者实地考证，“小平复出，铁树开花”，实际上寄托着人民群众对邓小平恢复工作的美好愿望。
邓小平就是在这个四川农村的“邓家老院子”里长大，走出家门，走向重庆，走向中国，走向欧洲，走向世界，逐步成为“20世纪伟人”。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上学读书后改名邓希贤，从事地下工作时，又改名邓小平。少年时代的邓小平，活泼聪颖，好学善思。按照家长要求，邓小平五岁进入农村私塾学习，主要课程是读书、写字和作文，读书是其中的主课，要求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字幼仪》等背得滚瓜烂熟，写字、作文也要求相当严格。特别是规范的写字训练，使他练就了漂亮的毛笔字，为形成遒劲有力的“邓体”书法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幼年起，邓小平便受到严格的农村旧式初级教育。1911年，邓小平七岁时，进入距家约1.5公里的协兴初级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学习国文、体操（即体育）、国画等课程。国文教师邓俊德经常向邓小平和同学们讲述清兵入关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历史，进行反对清朝的教育，使爱国主义思想在邓小平的心中牢牢扎下了根。
1915年秋天，邓小平从协兴小学堂转学插班到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十二班学习（现在的广安县财政局办公室即为当年邓小平读书时的教室），学习的课程主要有国文、算术、理科（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历史、地理、修身（道德教育）等新式教育课程。
在广安高等小学，邓小平度过了三年新式教育的学校生活，开始接触“民主”与“科学”等进步思想。新的知识和新的社会风气不断扑面而来，使少年邓小平在知识增长的同时，眼界也大为开阔，逐渐立下凌云壮志。
1918年夏天，14岁的邓小平进入广安县立中学读书。这是一所1907年由科举考试的“县试”试棚改建的中学，主要课程有国文、数学、历史、地理、化学、物理、博物、修身、体操等，与现代中学的课程设置已相差无几。从1911年到1918年，邓小平先后就读于协兴乡初级小学堂、广安县高等小学堂、广安县立中学，受到了系统完整的中小学教育，为以后的知识进步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反帝反封建的洪流冲破千山万壑，激荡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扉。具有革命传统和富有斗争精神的四川人民奋起响应，广安县也成立了学生爱国组织，掀起了游行、集会、罢课浪潮，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年轻的邓小平积极投入了广安县立中学成立的广安爱国分会组织的游行、集会、宣传、罢课等活动，经受了五四爱国运动的政治“洗礼”。这是作为一个“世界级政治家”的邓小平从事政治活动的开端。
1919年9月，在父亲的支持下，邓小平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以后，邓小平说过，这个预备学校当时在重庆已算是最高的学校，所以考进去是很不容易的。据当时邓小平的一位同学回忆：邓小平“那时就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这时，五四运动方兴未艾，正在全国各地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邓小平在学校与同学们一起，积极参加抵制日货、声讨卖国贼等活动。后来，邓小平回忆说，由于参加了这个运动，爱国救国思想有所提高，但是，所谓的“救国”，无非是当时在同学中流行的所谓“工业救国”思想。
1920年夏天，16岁的邓小平从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
这时，邓小平抱着到欧洲一面做工，一面求学，学点本事回来的“工业救国”热望，准备远涉重洋，前往法国。
同年9月6日，邓小平和82名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的四川子弟，沿着出川的水路，乘坐轮船，离开四川，来到上海。他们都是第一次走出“四川盆地”，第一次见识号称“冒险家的乐园”的旧上海“十里洋场”。
上海——“华洋杂处”，亚洲第一大都市，这里的一切属于那些整天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生活的西方殖民者。对于他们，这里是“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对于邓小平和82名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的四川子弟来说，只是暂时路过的地方。只有到欧洲学成归国，才能实现“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雄心壮志。
邓小平一行在上海短暂逗留后，就踏上留学异国、追求救国之路的茫茫航程。至于他们离开上海的准确时间，则需要做一番考证。查阅当时报纸发现，《申报》和《民国日报》都说“四川赴法学生于今日放洋”，而《新闻报》却说是“昨日”。1920年9月11日《大陆报》上所登的船讯表明，邓小平一行乘坐的“盎特莱蓬”号原计划在10日离开上海，由于这艘船晚到了一天，故延期到11日离开上海。
为了确证邓小平等人到底是哪一天走的，需要看看当事人的记忆。邓小平曾经回忆，离开上海的那天，风高浪急，“大雨如注”。上海中心气象台记载的上海气象资料证明，1920年9月10日，上海的雨量7.0毫米，属于小雨。9月11日的雨量是15.2（毫米），属于中雨。整个上海在1920年的9月上旬，基本上前几天都是下的小雨，只有11日下的是中雨，应该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这个记录都是比较可靠的。
这说明，邓小平一行是1920年9月11日离开上海、前往欧洲的。
在法国，生活的艰辛自不待言。邓小平在克娄梭（音译）钢铁厂做过杂工，在巴黎比扬古雷诺（音译）工厂干过钳工，在火车上当过司炉，在饭馆里打过工。工作之余，还要挤出时间学习。
对此，邓小平深有感触地回忆说：“一到法国，听先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的学生介绍，知道那时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即创办勤工俭学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已不大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随着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也证明了确是这样，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
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锻炼和造就了整整一代站在历史潮流前列的“风流人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五四运动后，大批中国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其中许多进步的知识青年借助欧洲的有利条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建立了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1920年12月底，原在国内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张申府，应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校长的邀请，赴法国巴黎讲学，并受陈独秀的委托，负责在法国的中国青年学生中建立旅法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2月，与张申府同时去法国的刘清扬，经张申府的介绍第一个加入共产主义小组。随后约在三月左右，刚刚来到巴黎的周恩来又经张申府、刘清扬的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
在这之前，已经在国内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赵世炎和陈公培，于1920年夏天来到法国。他们在与陈独秀书信联系后，得知张申府在法国负有建党责任，乃于1921年三四月间，分别去找张申府，接上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关系。这样，旅法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就于1921年三四月间在巴黎组成了。成员五人：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小组建立后，在赵世炎、周恩来的积极活动下，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于1922年6月组织建立了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是出版了《少年》月刊，在旅欧的中国青年学生和华工中，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与宣传。
当时在欧洲各国，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工人运动十分高涨，马克思主义得到空前广泛的传播。邓小平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工业救国”思想，转为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走上了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道路。
对于到欧洲以后的思想变化，邓小平回顾说：“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其中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
邓小平于1924年秋冬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并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领导成员，做过青年团刊物《赤光》的编辑。这时候，他刚刚20岁，是旅欧青年中最早、最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之一。此时，邓小平与周恩来之间，已经有着密切的联系。周恩来也于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领导人。周恩来与邓小平既是亲密的同志、上下级，又是兄长、朋友和战友。这种“同志加兄弟”的革命情谊，在他们之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从此，邓小平成为旅居欧洲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和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成员。
在一幅题为“1924年摄于巴黎”的照片中，可以一眼认出邓小平的身影。那是1924年7月，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法国首都巴黎的合影。
这幅照片中，除了青春焕发的邓小平以外，还有现代中国的一些著名人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聂荣臻。……
1925年春天，邓小平到里昂做工，中共旅欧支部任命他为派驻里昂区党的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中共组织的工作和青年团的工作，在当地华工中从事革命活动。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独当一面，担负党组织交给的重任。
在法国的五年勤工俭学生涯和革命生涯，在邓小平的人生道路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从一个东方农业大国的农家子弟，远涉重洋，来到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见识了资本主义大工业、近代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同时也见识了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压迫、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反抗，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者。
第二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20世纪2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1926年初，邓小平与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并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傅钟、李卓然一起，受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派遣，从法国巴黎来到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不久转入共产国际和苏联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培养国共两党的干部而创办的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1929年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因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是苏联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而创办的一所大学，所以荟萃了一大批中国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邓小平、曾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杨尚昆、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内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王明和博古，以及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等等，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毕业生。
莫斯科中山大学录取的学生进校后，首先要学习俄语，第一学期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周六天，每天四小时。俄语课把阅读《消息报》、练习语法、阅读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每个学生都必须认真学习。除俄语外，还有英语、法语和德语，作为学生的选修课。邓小平在旅法期间打下了扎实的法语基础，所以在同学们的外语学习中，还经常做一些法语翻译工作。
莫斯科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注重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讲授，注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发展史及经验教训的总结。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必修课为：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诸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具体的课程是：中国革命运动史、通史、社会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主）、经济地理、列宁主义。
莫斯科中山大学考虑到中国学生回国后从事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还特意开设了一门重要课程——军事课，由军队高级军官执教，向中国学生讲授军事理论，进行军事训练。邓小平等受训的中国革命者要学习冲锋枪、手榴弹、迫击炮等武器的结构和使用方法。同时，还被组织去参观莫斯科附近的军事院校，去附近的兵营打靶。暑假期间，所有男生都要穿上军装，到莫斯科附近的军营接受实际军事生活锻炼，参加军事演习等实战训练。
除此之外，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都经常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讲演，这使学生们受到许多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进一步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学方法也别具一格，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式教育，注重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在教学中，由教授先讲课（用俄语，但有中文翻译），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再由学生开讨论会，自由讨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发言。教学基本单位是班。1926年初有学生300余人，设有11个班，每班30-40人不等。到1927年初，学生已超过500人。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中，既有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著名的学者、教授，也有已在国内上过高中、大学的青年，还有从基层推荐来的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农干部。针对这一情况，学校根据学生知识水平的差异，按照学生具体情况来分班。对文化水平较低的学生设有预备班，进行初级教育。对俄语程度较高的设有翻译速成班。
邓小平文化水平较高，又有长期革命斗争的经历，被编到了人称“理论家班”的第七班。这个班里云集了当时在校的国共两党的重要学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国民党方面则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还有汪精卫的侄子和秘书、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按邓小平的说法，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尖子人物都在一个班，因此这个班很有名。不久，邓小平就在“理论家班”崭露头角，他的实际工作经历、理论水平、出众的口才和雷厉风行的作风，都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小钢炮”。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情况。当时，苏联共产党内路线斗争十分激烈，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发表演讲，介绍自己一方的主张，并争取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的支持。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中，原来有一批是国民党方面派来的。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国民党竭力破坏国内的革命统一战线，随时有可能背叛革命。莫斯科中山大学中由国民党派来的学生也产生了严重的分化，有的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有的站在国民党右派一边。共产党员学生和国民党右派学生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和斗争。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设有中国共产党组织，支部书记是傅钟。邓小平是第七班的党小组组长。
每一个共产党员学生，都要在党组织内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支部的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中，记载了1926年6月16日中共组织对邓小平的评价：
姓名：邓希贤。
俄文名：多佐罗夫。
学生证号码：233。
党的工作：本班党小组组长。
一切行动是否合于党员的身份：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
守纪律否：守纪律。
对于党的实际问题及其他一般政治问题的了解和兴趣如何，在组会中是否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提议各种问题讨论，是否激动同志们讨论一切问题：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动同志讨论各种问题。
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与否：从无缺席。
党指定的工作是否执行：能切实执行。
对同志们的关系如何：密切。
对功课有无兴趣：很有兴趣。
能否为别人的榜样：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
党的进步方面：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无非党的倾向。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
在国民党中是否消灭党的面目：未。
在国民党中是否能适合实行党的意见：能。
做什么工作是最适合的：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这份党组织的鉴定，是研究邓小平早年思想和工作情况的一份重要文献，反映了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基本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邓小平在法国期间，就曾经认真阅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他所在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极为重视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每周都要组织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会，以加深团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些学习和讨论，奠定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得以有机会认真地、全面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并了解了许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内的基本情况，使他的理论水平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都大大提高了一步。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写的一份自传中，邓小平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现在我来此了，便要开始学习活动能力的工作。
“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要有革命的行动，才能证验出革命的理论。’由此可知革命的理论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是必须的。所以，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为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很难系统化，这实于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
“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一年。他专心读书，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他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这一年的学习，奠定了他以后从事革命和建设领导工作所必备的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使他一生都收益很大。
一位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的邓小平的同学回忆说：“邓小平比我们都大，经验也远比我们丰富。1920年12月，邓小平刚16岁就去法国勤工俭学，1925年即已成为中共旅法支部负责人，因遭法国政府迫害于1926年1月与傅钟、任卓宣（即叶青，曾任中共旅法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叛变，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现在台北，任台北大学教授），从巴黎到柏林，又从柏林来到莫斯科。在学校里，他们三人脖子上都围着蓝白道的大围巾，但个性各异：邓小平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傅钟老成持重，不爱言谈；任卓宣像个书呆子。我、左权、赵可夫等初到莫斯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尽管天寒地冻，饭后总爱到学校对面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去散步，领略异国风光，边散步边聊天，尤其是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更是别有情趣。有一次，蒋经国和我问邓小平：你干嘛老围着一条大围巾呢？邓小平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搞足一个星期的开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我和蒋经国这才明白：邓小平他们为当清洁工而自豪。”
如果将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现代中国最著名的人物的早年情况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研究，就可以发现，这两位革命家出身的家庭竟均为偏僻乡村的农民家庭，家境状况也大同小异。更令人感到巧合的是，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虽然偏僻，但距离中国南方的大都市——湖南省省会长沙，不过几百公里。邓小平的家乡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距离中国西南部的大都市——重庆，也不过几百公里。两人均受过农村的旧式教育，然后又接受新式教育。
尔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邓小平在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前往欧洲，找到马克思主义，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农民的儿子。这种农民出身和农村生活经历，增加了他们对于中国这个农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80% 以上的农业大国的深刻了解，为他们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治国安邦，提供了最丰厚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当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以后，无论是领导中国革命，还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都始终极为重视中国农业、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在整个中国国情中所占的分量和比重。这与他们两人的农民出身不无关系。
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在欧洲度过了七年勤工俭学和革命者二者兼而有之的异国生涯，这使他不仅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有深切的感受，而且对工人阶级在“工业革命”以来所创造的科学进步、近代工业、大机器生产等亦有深切的感受。同时，对无产阶级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情况，也有了深刻的了解。
早年在欧洲七年的“打工”、“留学”和革命生涯，对于邓小平的一生来说，是一段极为宝贵的人生阅历和国际性的“调查研究”，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时，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时，特别是1978年以后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大力推进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的改革开放中，更可以体会到早年这段旅欧生涯在邓小平思想中留下的影响。
第三章 军事工作的开端
在旧中国，山河破碎，国家危难，经济落后，人民饥寒交迫。革命，是进步青年最神圣的向往和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是进步青年的精神向导和奋斗目标。
1926年的中国，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高潮迭起，汹涌澎湃，迅猛向前。当邓小平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时候，国内形势发展很快，迫切需要具有革命理论和实际工作经验的大批干部。
于是，一些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共方面的学生相继奉命回国。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1926年底，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邓小平结束了七年的旅欧生涯，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他从苏联的莫斯科出发，首先到达西伯利亚的乌兰库德。然后，经过蒙古的乌兰巴托，到达中国黄河上游宁夏的首府银川。一路上，他乘火车，坐汽车，骑骆驼，跨战马，风尘仆仆，万里艰辛，披星戴月，昼夜兼程，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随即到冯玉祥统率的国民联军中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斗争。
关于邓小平回国的具体时间，过去一直说法不一。1984年5月26日，邓小平在有关单位为中国和美国合作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邓小平传略”条目送审稿上，作了亲笔说明。
邓小平批注：“1926年底从莫斯科动身，1927年3月到达西安，没有参加五原誓师。”
对于从苏联回国的情况，邓小平作过以下回忆：“当时，焕章先生（冯玉祥，字焕章——作者注）要求我们党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一起来了二十多个人。刘伯坚同志也是那个时候到了西北军，做政治部长。当时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一个，那时我才二十三岁。记得一九二六年跟李大姐（即李德全——作者注）的弟弟一起经过大沙漠，坐的是运军火的汽车，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在库伦待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内蒙古。”
回首往事，仿佛回到了当年那艰苦的岁月。邓小平接着回忆说：“回到内蒙古以后，……李大钊同志还派人送来了作战计划。当时还检阅了部队，是马鸿逵的队伍。记得我们还和焕章先生在洪城广场一起用餐，啃馒头，吃咸菜，那时候西北军的生活艰苦得很。”
1927年春天，邓小平一行经过长途跋涉，从苏联回到祖国，到达大革命在西北的中心——陕西省西安市。这时，西安处于冯玉祥统率的国民联军（因冯玉祥的军队长期驻扎在西北地区，所以简称“西北军”）控制之下。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冯玉祥接受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应冯玉祥之邀，中共组织派遣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到国民联军及其驻陕总部工作，推动陕西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
这个时期从国内外到达西安的共产党人有：邓小平、刘伯坚、宣侠父、陈延年、方仲如、刘志丹、唐澍等200多人。邓小平很快被中共组织派往冯玉祥国民联军所属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担任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同时担任该校中共组织的书记。这是邓小平归国后担负的第一个重要工作。
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是在第一次大革命的形势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由国民联军创办的一所为国民革命培养军政干部的学校，从校长到大部分教官，都是共产党员。此外，还聘请了乌斯曼诺夫等五位苏联顾问任教官。全校学生有700多人，大多为进步青年。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有：社会科学概论、帝国主义侵华史、列宁主义概论、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军队政治工作等；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也是授课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除负责做政治工作外，还兼讲政治课，主要讲授《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布尔什维克十二条》等。年轻的邓小平，青春焕发，朝气蓬勃，知识渊博，讲课深入浅出。他经常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向学员讲解革命道理，语言生动活泼，风趣幽默。深奥的道理经他用历史典故和浅显的比喻讲出，学员一听就懂。
他还经常给学员讲中国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要求每个革命军人都应树立革命理想，明确奋斗目标，养成遵守纪律、吃苦耐劳、英勇善战的作风。
在军校任职期间，邓小平曾于5月19日应陕西青年第一届代表大会之邀，作了《苏俄之近况》的报告。他的报告内容丰富，有声有色，极富鼓动性，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最后，他有力地挥动着右臂，号召青年积极投身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使与会青年深受鼓舞。
6月1日，陕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西安举行。邓小平代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到会祝贺并宣读贺词：“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反动势力进攻！”赢得与会者的热烈赞同。7日，他又把农民代表请进学校，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到会代表80余人。“当各代表莅会时，该校学生排队鼓掌欢迎，双方呼喊口号，声彻云霄。”“一时革命情绪充满会场。”
6月12日，陕西省立第一中学召开“非基督教同盟”成立大会，邓小平应邀到会讲演，宣传革命与科学。他把军校教学与社会宣传密切联系在一起，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通，大大提高了学员的政治素质。
总之，当时的邓小平，正值青春年少，思想活跃，思维敏捷，生气勃勃，才华横溢，讲话斩钉截铁，办事雷厉风行，处理问题干脆利落，给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的情况，邓小平曾经回忆道：“这个学校是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的于右任办的，于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这个学校的主要职务都是由党派人担任的。校长史可轩是党员（后牺牲），副校长是由苏联回国的李林同志（我们在法国就熟识，李后在中央苏区牺牲），我同时担任校党的书记。学校经过短期筹备，很快办起来，学生不少是党团员，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等项工作。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在西安，是一个红色的学校。这个学校在1928年成为陕西渭华暴动的基础。”
由于邓小平和该校共产党员的共同努力，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为国民联军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军政干部。大革命失败后，中山军事学校的许多教官和毕业生，又大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渭华起义的骨干，其中有的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为西北红军的著名领导人，有的在革命战争中英勇牺牲。
但是，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举起了屠刀。
1927年5月下旬，坚持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随武汉国民政府指挥的北伐军到达河南后，亲赴潼关，向由国民联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政治工作人员发表演讲。邓小平和冯玉祥部队的大多数政工人员出席了会议。
邓演达不愧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讲演时慷慨激昂，旗帜鲜明，声情并茂，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种种倒行逆施。最后，他振臂高呼：“打倒军阀蒋介石！”他在呼口号时，会场应当群起呼应，可是当时却鸦雀无声。他很不理解，回过头来，看到坐在身旁的冯玉祥的脸色不大高兴，感到莫名其妙。
突然，从会场后排右角，走出一个个子不高、操四川口音的年轻人来，他向前迈了几步，高举拳头，连续高呼三声：
“打倒蒋介石！”
“打倒蒋介石！”
“打倒蒋介石！”
这时，冯玉祥怒形于色，立即宣布散会。
会后，冯玉祥部队的军法处立即将这个年轻人拘押。
这个年轻人就是共产党人邓小平。
邓小平被拘押后，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不少人佩服他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精神，认为他是一个血性男儿，但却无力搭救。这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刘伯坚，面见冯玉祥，力陈邓小平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办学有方，成绩卓著，恳请保释。几天后，邓小平获得了自由。
6月10日，冯玉祥与汪精卫等武汉国民政府的军政首领在郑州举行“郑州会议”，密谋反共。6月20日至21日，冯玉祥又与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在徐州举行“徐州会议”，决定反苏反共，实行宁汉合作。
从6月中旬开始，冯玉祥即将他请到西北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全部集中起来，扣押“审查”。尔后，全部“礼送出境”。
这时，邓小平由中共组织安排，离开西安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走上了新的征程。
7月，邓小平到武汉的中共中央报到后，被分配担任中央秘书。主要工作任务是：主管中央文件、交通、机要等事务，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做记录和起草一些中央文件。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了武汉三镇。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从那时起，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邓小平的名字由原来的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
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以后，投身大革命的暴风骤雨的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给邓小平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深刻印象。
即使在邓小平离开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以后的日子里，他仍然对该校的情况和当年志同道合并肩战斗的共产党人的情况，表示了极大的关注。1928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等到上海，向中共中央作《陕西党、团组织情况》的报告，周恩来、李维汉及邓小平会见了陕西代表，研究了陕西党组织的工作，指示陕西省委要发动群众，组织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邓小平还满怀深情地询问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一些同志的情况。潘自力随即向邓小平详细汇报了军校后期的情况。邓小平边听边问，当得知军校在冯玉祥“清党”时和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合编为一个旅转战陕西蓝田、商洛一带山区，兵权仍掌握在共产党组织的手里时，高兴地说：“这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一定要保存好这支革命力量。”
1928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这支部队参加了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著名的渭华起义。后来，渭华起义虽然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下失败了，但烈士的鲜血哺育了陕西革命的一代精英，为创建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锻炼了干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造就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红军将领。
第四章 二十三岁的中央秘书长
1927年春天，中国大革命的潮流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犹如暴风骤雨，席卷全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一切反动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后，一致联合起来，共同镇压中国革命。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结束。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彻底破裂。
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杀绝、被征服，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重新开始了新的战斗。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8月，为了挽救中国革命，重新聚集被打散了的党的队伍，明确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面临的形势、前途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
邓小平作为中央工作人员，负责筹备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的这次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八七会议的会址选在位于武汉市汉口中心地段的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的一栋三层楼的公寓里。
8月3日夜，邓小平被交通员秘密地带到设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的这幢西式公寓的二楼。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提前三天来到八七会议会场，具体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
会场为两个相连的房间，还有一间侧房作厨房用。这里原来是武汉国民政府从苏联政府聘请的农民问题顾问洛卓莫夫的宿舍。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洛卓莫夫已在20多天前被武汉国民政府驱逐回国。
在这套简陋的房子里，邓小平工作了六天。他和战友们夜以继日紧张地工作，安排各项具体的会务工作。盛夏的武汉，是全国有名的“火炉”。为了保密，房子一天到晚关着门窗，屋子里闷热得像蒸笼一般。邓小平与陆续前来参加会议的一二十名中央委员和代表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等待着中央紧急会议的召开。大家困了就在地板上席地而卧，饿了就着开水吃点干粮。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家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毫无怨言。
经过中共中央和会议工作人员的紧张筹备，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在汉口顺利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三人，还有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八人。共产国际的代表和中央秘书邓小平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由于出席的中央委员不足半数，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搜捕，环境十分险恶，这次会议只紧张地开了一天。
八七会议由瞿秋白主持，李维汉担任执行主席。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首先在会上作长篇报告，指出召开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说明需要会议讨论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内容。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务委员会作报告，分析了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以后的形势，提出了新形势下党的基本任务。
出席会议的同志对这两个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同志先后发言，严厉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等问题，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指出：今后党的“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这些决议和告全党党员书，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沉重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这一切对动员、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革命面临失败的形势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起了重大的作用。
八七会议选出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同志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责。
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巨大贡献。
八七会议能够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顺利举行，邓小平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从会议的筹备、安排，到会议代表的迎接和离去，都尽心谋划。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参加中国共产党历史转折关头举行的重要会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在遭到贬谪的岁月，于1972年9月22日，在写给中央办公厅的一份材料中，清晰地回忆了八七会议的情况：“毛主席是参加了的。还有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等人，邓中夏似乎也参加了……八七会议后参加政治局工作的有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周恩来、张太雷等人。”同时，邓小平还写道：“写的八七会议简单回忆，如有必要，请转有关询问单位。”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得知武汉市有几位同志正在北京征集有关八七会议的资料时，非常支持，委托在武汉工作的弟弟邓垦捎去他对八七会议的回忆材料和对恢复八七会议会址的意见。邓小平指出：“搞这个纪念馆，就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主要是会议解决了什么问题，完成了什么历史任务，起了什么作用……要体现当时艰苦奋斗的精神。”
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亲笔题写“八七会议会址”六个大字，送给八七会议纪念馆。
1980年7月15日上午，邓小平在公务之余，偕夫人卓琳和女儿、小外孙女一起，“千里来寻故地”，重访八七会议会址。
当来到八七会议会址门前时，邓小平仰望着这座53年前发生了重大历史事件的楼房，不禁心潮逐浪，思绪万千……
进门后，他颇为熟悉地直接走到楼梯口，健步登上29级台阶，来到二楼，走进当年的八七会议会场。
“邓副主席，您看当年是不是这样布置的？”纪念馆的同志虚心地征求这位当年会议筹备者和参加者的意见。
邓小平环视了一下会场的陈设，说：“我记不清楚了，基本上是的。”
接着，他用手指了指会场上摆放得整整齐齐的桌椅，说：“不过当时没有这么规矩。”
看着会场上摆放的物品和各种历史文献，邓小平仿佛回到了53年前那难忘的日子。他向同行的人和工作人员介绍说：会前我们是陆续地进来的。当时我在这里待了六天，最后走的……
看完二楼的八七会议会场，邓小平又来到一楼的八七会议历史陈列厅。他一边观看展览、一边解答纪念馆工作人员提出的问题，还不时地关照女儿和外孙女仔细看看，希望后代们能够认真记住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辛创业的历史。
当走到八七会议代表情况的陈列前时，邓小平停住了脚步，深情地望着与会代表的照片，对陪同人员介绍说：“都是年轻人！”说完哈哈大笑。
随后，邓小平又指着陆定一的照片说：“陆定一那时21岁，他比我小两岁。”
当纪念馆的同志请邓小平谈谈他领导的百色起义的意义时，邓小平说：
首先是八一南昌起义。
然后又说：“那个时候我是中央的秘书，是政治秘书。八七会议的时候，……政局变化很大，还是在八一以前就定的吧，一部分人去搞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开这个会。是叫八七嘛，会议是号召搞全国起义，全国到处起来，从八一就开始了。”
“会后，全国各地相继组织起义。”
“八一起义在八七会议之前，但八一起义也是体现八七会议方针的。”
一直到十点多钟，邓小平与八七会议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合影后，才离开了这个对于中国革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地方。
1927年9月底到10月初，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陆续迁往上海，统一领导全国革命斗争。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原则上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文件，并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邓小平作为中央工作人员，参与会议筹备工作。
同年12月，23岁的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之后，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之间互不知道其他人的住处。凡是负责同志要到哪个地方去，可以到哪个地方去，不可以到哪个地方去，都要上面统一决定。因为地下状态的秘密工作，必须慎之又慎，最怕发生问题后受到牵连，造成其他同志和组织的无谓损失。
所以，年轻的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他不仅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而且要经常往来于各个秘密机关之间，接待来自各地的秘密交通员，处理中共地方组织上报的文件和情报，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稍有不慎，不仅自己会有生命危险，更会危及中央机关和各级组织的安全。
因此，邓小平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一举一动都十分小心，一言一行都非常谨慎，就连穿着也特别注意。到上海的外国租界去的时候，就穿资本家的缎子袍子，穿马褂，到一般平民住的地方去，就穿工人服装，尽量不引人注意。
平时，邓小平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主任周恩来等八七会议后新选举出来的中央领导同志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同时，具体负责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件、机要、交通、财务、各种会议安排等工作。
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革命低潮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应适应革命低潮的需要，发动群众，恢复组织，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准备迎接革命高潮时期的到来。通过参与中央的会议和阅读各级地方组织的报告，邓小平认识到，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已经发生巨大逆转，国民党的势力大大超过了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看作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道：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朱端绶曾对我说，“我们的机关在公共租界，我们这个机关一直没有被破坏，直到1931年顾顺章叛变，我和熊老板才撤离。你爸爸是中央秘书长，经常来我们这个机关，来了待半天就走，有时只待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你爸爸常在会上发言。有一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你爸爸反对，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
在上海，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处的工作。上海石门一路的柏德里，是中央政治局秘书处的机关办公地，邓小平和周恩来就在这里一起办公。
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要求中央机关“以绝对秘密为原则”，“负责干部职业化”。所以，邓小平整天头戴礼帽，身穿长袍，看上去很有钱，而且还真正开着一家杂货铺，作为职业掩护。
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张纪恩回忆说：我们一个中央机关在浙江路清河坊，开始的时候这个房子就是邓小平经营的，他弄的。下面是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弹丸等。
令人惊异的是，邓小平当年经营杂货铺的地方，解放后很长时间，仍然是一个杂货铺。
在经营这个杂货铺的那段时间里，每天上午9时，邓小平总是跟中共中央领导成员任弼时和李维汉在楼上碰头，处理日常事务。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李富春有时也来参加。
后来，邓小平将这个楼下的杂货铺交给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张纪恩经营，自己又另外租房当了古董店的老板。
在上海清河坊附近的云南路上，还有一个中共中央机关的秘密工作地址，它的前面就是旧上海著名的天蟾舞台。当年中共中央领导成员经常在此开会，邓小平时常坐在屋里的一张小桌子旁做会议记录。现在，昔日楼下的“生黎医院”已经无影无踪，楼上也早已不是专营土布土纱的“福兴字号”了……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上海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中共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使得地下工作者不得不经常地更换住地。那时候，上海空房子很多，租房并不难，但是如果要确定为中央机关的秘密办公地点，还需要反复比较，保证安全，万无一失，特别注意前后弄堂都有出口，要求每一个地下工作者都要熟悉自己居住和工作的周围环境，以防国民党特工部门突然袭击。一直到晚年，邓小平来上海视察，还能说出一些连上海人都浑然不知的“老地名”。
1991年，邓小平在上海期间，同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有一段对话：
倪天增：这是延安路隧道。
邓小平女儿邓榕：延安路过去叫什么名字？解放前？
倪天增：延安路过去是叫？淮海路是叫霞飞路。
邓小平女儿邓榕：他们都不知道延安路解放前叫什么名字。
倪天增：淮海路是在这里。
邓小平：（延安路）是叫福煦路。霞飞路，福煦路。
朱镕基：用福煦将军的名字取名。
邓小平：（延安路当时是在）法租界。
1928年春节过后，邓小平在上海结婚。
这一年，邓小平24岁。新娘是邓小平在莫斯科学习时的同学张锡瑗。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张锡瑗——一位女共产党员的生平和事迹。张锡瑗，1907年生于河北省房山县良乡（今北京房山），1924年在河北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中共领导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中共组织选送到莫斯科学习。在苏联认识了邓小平，属于同学、朋友、同志。
张锡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与邓小平成为同学，相识相知。两人先后回国，天各一方。但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大革命失败后，张锡瑗和邓小平一起在中央秘书处工作，从不期而遇到情投意合，从朝夕相处的同志，逐渐发展成为恋人。
邓小平和张锡瑗的婚礼，在上海广西路聚丰园举行。虽然时光流逝，但是两个青年革命者的相识、相恋、结婚，在老同志中还是记忆犹新：在上海广西中路一家四川餐馆，中央机关的30余人参加了这场婚礼。婚礼上，邓小平乐呵呵地喝酒，张锡瑗用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同大家有说有笑。“她个子不高，讲话轻声轻气，白净的脸，秀气温柔，和邓小平感情很好，有说有笑。”“她穿一身旗袍，短头发，高跟鞋，人漂亮，性格很好，很活泼，很爽快，对人很好……”
据老同志回忆，他们结婚那天，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和王若飞等人，都来参加婚礼，表示祝贺。婚后，邓小平与张锡瑗的感情一直很好。邓小平和张锡瑗的家，就安在上海的小沙渡路遵义里，即现在的上海西康路24弄11号。
那时，邓小平夫妇与周恩来夫妇住在一起，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楼上，邓小平与张锡瑗住在楼下。邓颖超晚年回忆道，那时候，常常听到楼下那小两口又说又笑。当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向父亲询问时，邓小平说，“那时候都是年轻人，当然又说又笑！”
在中央机关中，当时的中央组织局主任兼组织部部长罗亦农没有参加邓小平与张锡瑗的婚礼。他正好前往湖南、湖北巡视工作。1928年4月中旬，罗亦农回到上海。
4月15日上午，罗亦农就像往常一样，去戈登路望志里，会见来中央汇报工作的外地同志。谁知道，由于遭到叛徒的出卖，罗亦农进屋不久，英租界巡捕房的一群巡捕就一拥而上，将罗亦农秘密逮捕。
那一天，去罗亦农那里接头的还有邓小平。没有料到，邓小平谈完话出来，刚刚走出后门，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就从前门进去了，前后时间相差不到一分钟。
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那个时候很危险啊，半分钟都差不得。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是吊起脑袋干革命。”
192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瞿秋白、周恩来前往苏联负责筹备中共六大，留在国内的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负责中央留守工作，领导国内斗争。瞿秋白、周恩来在赴苏联以前，与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共同研究了国内的工作部署。
在此期间，邓小平与李维汉等同志一起，经过周密研究，采取有效办法，严厉惩罚了出卖罗亦农的叛徒。
在白色恐怖的上海，邓小平曾经多次遇险，幸亏胆大心细，皆化险为夷。
对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时期的艰苦岁月，邓小平曾经多次回忆过。他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
“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了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我出后门看见前门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特科人员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杀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所房子里。巡捕发现了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我们特科的工作人员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边，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以后半年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1929年冬天，是一个特别寒冷的隆冬，张锡瑗因病不幸去世。此时，邓小平正奉中共中央指示，主持广西党的工作，没有时间料理后事。他只有在途经香港的时候，将此事托付给中共地下党员李强。数月后，李强回到上海，将张锡瑗的灵柩安葬在江湾淞沪路旁的原上海公墓。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主持华东工作。在上海期间，邓小平和卓琳一起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发现张锡瑗的遗骸已经被水淹没，于是亲手将她的遗骸取出，放在一个瓷罐中，存放于他们在上海住地的楼下。
不久，邓小平与刘伯承就率领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离开了上海。
1990年，86岁高龄的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
这时，他又一次提起了早年在上海期间的往事……
中共上海市委原副书记王力平回忆说：
有一天早晨，我刚从西郊宾馆回到办公室，小平同志在散步，葛飞——原来我们的招待处长打个电话给我，说小平同志问：“张锡瑗的骨灰还在不在？”如果在，处理了没有？如果还没有处理，还是放在一个（骨灰）缸里面，他就带回北京放在八宝山。
我就跟葛飞同志讲：“你马上向小平同志报告，张锡瑗烈士的骨灰（放）在龙华，有个碑，还有个照片，已经都安放好了。”然后当天下午，我就请警卫处几个同志去拍了录像、拍了照片。当时是老龙华，不是现在这个（烈士陵园）。
当天晚上，就在住地放给小平同志看，邓楠故意调节气氛，说：“人真这么漂亮？”小平同志说：“比这个照片还要漂亮。”
后来，过了几天，王瑞林（邓小平秘书）找我，说到张锡瑗的墓去看一看，我说好。结果当时我一看，毛毛抱着一把鲜花出来了，我们就一块儿到了张锡瑗的墓前。毛毛跪在墓前献了花。
如今，在原上海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和革命烈士就义处的旧址上，建立了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邓小平题写了园名。张锡瑗和许多革命烈士就长眠在这片苍松翠柏之中……
1929年7月，邓小平奉中共中央派遣，离开中央机关，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广西，主持广西党的工作，准备在广西发动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从而结束了他在革命征途上第一次担任中央秘书长的生涯。
1984年，八十高龄的邓小平对青年时代的这段经历，仍然记忆犹新，10月22日，他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一次讲话中，谈到选拔青年干部的重要性时，十分风趣地说：“1927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23岁，也是大官啦。啥也不懂，也可以呀！”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到我国南方视察时，在一次谈到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性时，又一次说：“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