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4章 阻止他入阁

李伯弢回忆了一下——在历史上,这一次增补阁臣的大事,其实是发生在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

之所以那时万历终于答应增补阁臣,说到底,是因为朝中大员不是去职,就是病殁,几近凋零。

万历四十七年七月,吏部尚书赵焕病逝于任;紧接着八月,刑部尚书、左都御史李志也告老还乡。

朝中连失两位重臣,使得万历不得不顺势同意内阁增员。

但如今局势不同——由于李伯弢的到来,让万历偶然间,提前召见了方从哲。

也因此让方元辅得以趁机提出动议,使得原本在年末才会发生的朝局大事,硬生生提前了半年!

汪文言站在那儿,沉吟了半晌,心中还是有些拿不准,忍不住问道:“依在下愚见,这朝廷里好像也没看出哪个人,是方元辅非选不可的人物啊?”

“哈哈!”李伯弢听罢,仰头一笑,颇为畅快地说道,“政治这东西,说穿了,不就是一场骗术吗!”

“要是连你们都能猜得一清二楚,那人选还没等会推,就早被你们东林弹劾了个干净!那这人还能选得上?还怎么往里安插自己人?”

汪文言听得一愣,随即点头不已,心下暗道:理是这么个理!

对李伯弢的这番话佩服得五体投地,今日这趟,果然没白来,自己问对了人!

不过,他心头也冒出另一个念头——这世道变幻莫测,浙党若是也看穿了东林准备推荐的人选,那岂不是也会提前下手,来个釜底抽薪?

想到此处,心中不禁对李伯弢更添几分敬意,随即郑重地问道:“那......伯弢兄,这人究竟是谁?”

李伯弢自然知道在历史上的这次阁员会推中,方从哲力主入阁的有两人,其中的一人是他真正的亲信。

所以,他也不拖泥带水,直接说道:“南京礼部侍郎,掌部事沈㴶!”他就是实质上的礼部尚书。

汪文言闻言一愣,这个人选实在是出人意料——方元辅竟然不是从京中中枢挑人,而是从南京那边选了一个自己人?

但汪文言稍作沉思,反倒觉得这才是最合理的答案!

正因为满朝文武的眼睛都盯着北京朝廷的动静,方从哲才有机会从南部悄悄布子,暗度陈仓。

到时一旦推出人选,打东林一个措手不及,想反应都来不及。

再说了,朝廷之上讲的是名义,毕竟要维系一个表面的公道,哪怕是党争激烈,也要做出个“朝堂清议”的样子。

如果等到人选公布后再群起而攻之,那立马就成了党同伐异——这口实,谁都不想落在自己头上。

所以,真正有手腕的文明人,向来都是提前出手,趁风头未起时便先敲打、攻击那些“可能”的人选。

若非李伯弢今日点破,汪文言自己恐怕还真不会想到,这回方元辅的人选来自南京。

他心头一转,又忍不住追问道:“这沈㴶......和方从哲很熟?”

李伯弢想了下,说道:

“方从哲是万历十一年的进士,之后成为庶吉士。”

“直到万历二十二年,在这十年间,他都呆在翰林院,从检讨开始做到最后,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丁忧。”

汪文言想了想,说道:“那这沈㴶呢?”

“沈㴶是万历二十年的进士,同样考选了庶吉士!”

“哦?”汪文言似乎明白了一些事情,说道:“如此说来,有两三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在翰林院?”

“这两人的关系不仅于此。”李伯弢继续说道:“这庶吉士通过馆选进入翰林院,那可是要有三年的授业!”

汪文言恍然大悟:“所以,就在这万历二十年到二十二年这三年间,方从哲是沈㴶的馆师?!”

“正是!”

“不仅如此,方从哲和沈㴶都是浙江湖州府人,他们可是乡党!”

李伯弢忽然想到了自家的“师祖”温体仁,同样是浙江湖州人,此时也在南京掌南京国子监印!

李伯弢忽然心头一丝明悟:就因为,他的座师是韩爌,温体仁只能两边不得罪,自请调出北京,去了南京任事。

如此看来,这温体仁后来反对东林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因为他的内心深处,本就是个“浙党”!

李伯弢直到今日,才真正体悟到了温体仁真正的成色,心中竟然升起一丝兴奋。

而与此同时,汪文言也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他终于知道了两人间的关系,反复的说道,似乎是在肯定李伯弢的消息。

不过,汪文言还是问道:“可是,伯弢兄,你为何要把这消息放给我?!若这消息为真,那可是你们浙党最大的‘秘密’!”

李伯弢嘿嘿一笑,喘了口气,慢悠悠的说道:“单纯就是因为,咱不喜欢这人!”

“嗯?”汪文言一脸不信的看着他,也不言语。

“好吧,好吧。”李伯弢想了个过得去的理由,说道:“咱们浙党里面也是很内卷的......”

“内卷?”汪文言更不明白了......

“额,就是竞争激烈,竞争激烈呗!懂了吗?”

“懂了,这就懂了,原来伯弢兄,你另有支持的人选,想借刀杀人啊!”汪文言一脸的坏笑。

“这话说的,咱给你消息,你还揶揄咱,不地道!”

李伯弢自然有自己支持的人选,不过正是因为他个人不太喜欢沈㴶,所以哪怕他是浙党,自己也不能让他入阁!

三年前,也即万历四十四年五月,南京礼部侍郎沈㴶上《参远夷疏》指称天主教以邪说惑众,要求禁止天主教在大明的一切活动。

他列举了三大理由:

其一:传教士到中国是为了收买人心,以致在适当时候可以倾覆大明。

其二:传教士以西洋方法治历,违反尧舜一向的做法,是有意变乱中国传统。

其三:教士破坏儒家文化,教导人不拜祭祖先,只能一夫一妻,这更是不能容忍!!!

最后他在疏中说道:

番夷自称“大西”,与“大明”国号相对,“既称归化,岂可为两大之辞以相抗乎”?

“君天下曰天子,而彼夷诡称天主,此乃大逆不道之言!”

这份疏奏上去之后,万历并没任何表态——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对待天主教的态度上,中国的皇帝们通常都要比官员宽容:

无论是今后的天启崇祯,还是满清的一些皇帝都是如此!

但到了同年九月之时,中枢和地方上的官员终于不顾皇帝的指示,在北京和南京开始抓捕所有番夷传教士,最后全部被驱逐出境。

沈㴶是第一个上书反对天主教的,关键原因在于,他不是一时兴起!

直到天启元年,他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之后,依然对于天主教徒赶尽杀绝。

所以,对沈㴶而言,这已经是关系到了一个儒耶两教,思想形态斗争的问题了。

凡事一旦涉及到此,那就少有说理的空间,几乎是到了——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不死不休的地步了!

所以,李伯弢绝对不能让他入阁。

这倒不是说,李伯弢就完全不认同沈㴶所言。

其中第三条,李伯弢就觉得沈㴶说得特别有道理,极其有道理——这些番夷真是乱我中华传统,是可忍熟不可忍!

但是,李伯弢完全反对这沈㴶解决问题的措施——全部驱逐出镜,永不入境!

这对于李伯弢来说,是最不能接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