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四行诗的早期输入

现在我们见到的中国诗人写得最早的十四行诗，是胡适为纪念世界学生会成立十周年写的英文十四行诗，时间为1914年12月。据胡适说，“此诗为第三次用此体”，前两次用英体，“以其用韵少稍易也”[1]。虽然这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汉语十四行诗，但是值得重视。首先，胡适最早有十四行英体和意体创作，而且用律严格。其次，胡适最早给予Sonnet以中文译名“桑纳”，虽然后来并不流行。最后，胡适具体介绍“此体之限制”即格律，并强调自己是按律写的。1915年1月，胡适再次写作英文十四行诗，题为《告马斯》。当然，胡适的英文十四行诗及其诗论，在当时并未发表，所以没有影响。我国诗人写作现代汉语十四行诗并最早公开发表的是郑伯奇的《赠台湾的朋友》，载《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15日），署名“东山”，写于“1920年5月2日9时夜京都”。诗采用了彼特拉克式四四三三分段，倾注了诗人对台湾同胞的感情，今天读来仍受感染。第二首汉语十四行诗是浦薛凤发表在《清华周刊》第210期（1921年3月4日）上的《给玳姨娜》。这是题画诗，感情真挚，“作品里有些地方音节稍欠圆润；不过这是他初次试验这种体式，已有这样的结果，总算是难能可贵了”[2]。接着闻一多试写十四行诗《爱底风波》，发表在《清华周刊》第220期，收入《红烛》时改题《风波》，文字修改较大。此后写作汉语十四行诗的有多位诗人。郭沫若翻译雪莱的十四行诗《西风颂》，同时创作了多首汉语十四行诗，如在诗集《女神》中有《太阳礼赞》，在诗集《星空》中有《暗夜》和《两个大星》。其中译作《西风颂》和创作《暗夜》《两个大星》，均载1923年2月出版的《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1923年7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陆志韦的《渡河》，收入《青天》《瀑布》《动与静》《梦醒》四首汉语十四行诗。

这一阶段的汉语十四行诗作品数量较少，就十四行体移植中国史来说属于随意的早期输入阶段。首先，初期创作汉语十四行诗大都偶然为之，往往不加标明，因此并不为人注意。闻一多虽说《爱底风波》“本想也用这个体式”，有诗体创造的自觉意识，但此话发表在影响颇小的《清华周刊》，而且自己又承认“试验是个失败”[3]。其次，初期汉语十四行诗格律并不严格，表现在除了全诗十四行和分段以外，大多诗行长短不一，没有形成整齐的音顿概念，用韵随便。以上特征的存在，是因为早期输入十四行体正处在五四新诗运动的“诗体解放”阶段。这时期诗人一方面主张冲破旧诗体旧诗则，另一方面面对新诗“无体”状态提出增多诗体。而增多诗体，刘半农等主张自造、输入他种诗体、于有韵诗外别增无韵诗体。可见这既是旧诗体的破坏期，也是新诗体的建设期。正是在此社会文化语境中，十四行体就自然地被介绍到中国。李思纯当时发表《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介绍欧诗，认为分为律文诗和散文诗两种，其中律文诗就特别提到了十四行诗，而且称其为“美丽的十四行体”[4]。他的介绍代表着中国诗人在新诗发生期输入域外诗体包括十四行体的期待，“借鉴范本以供创作的参考”是十四行体早期输入我国的根本动因，其本意并非移植或创造汉语十四行体。因为那时的新诗运动还处在破坏旧体增多新体阶段，并未提出新诗创格的历史要求。同时，因为那是一个诗体解放的年代，是追求思想自由和形式自由的年代，所以移植十四行体自然也就染上了自由诗体的色彩，在格律运用方面就必然表现为随意自由的特征。输入是一种为我所用的有意识、有目的的选择，所以必然要与新诗发生期核心诗学观念即诗体解放论契合。这是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尽管如此，最初的汉语十四行诗还是进行了诗节、诗行、音节、诗韵等方面的探索。郑伯奇的《赠台湾的朋友》是较为谨严的意体，闻一多认为浦薛凤《给玳姨娜》的“行数、音节、韵脚完全是一首十四行诗”，自己则以实验精神写作十四行诗。当然，那时我国诗人多途径尝试新诗体，主要是欧美的自由体和散文诗，所以早期十四行体的这些有意义尝试不能产生重要影响也是自然的事。

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初期象征诗派，针对初期新诗体自由化倾向，正面提出了“诗的形式力求复杂”的观念。所谓“诗体复杂”，包括诗体样式多样和诗体形式复杂两个方面。这反映在创作中就是既有散文式诗体，也有纯诗式诗体，其纯诗式中就有数量较多的十四行诗。李金发《微雨》集中有《戏言》等10多首，《食客与凶年》集中有《Sonnet二首》，《为幸福而歌》集中有《春》等。穆木天《旅心》集中有《苏武》，王独清《死前》集中有《Sonnet五章》，冯乃超《红纱灯》集中有《岁暮的Andante》和《悲哀》等。这批汉语十四行诗，充分体现了诗人对新诗音律的新追求，都给人一种新奇的音律感受。历来人们对于初期象征诗人的汉语十四行诗评价不高，认为其徒有十四行体名称而不守传统的格律。其实我们应该肯定象征十四行体的探索，因为它不仅在诗中引入了西方的象征意象，而且把西方现代诗的新韵律引入新诗，开辟了汉语十四行体发展的道路。我国象征诗人熟悉西方包括波特莱尔的十四行诗体特征，而且抱着严肃的态度加以尝试，所以轻易否定不是严肃的态度。初期象征诗人的诗体探索直接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的诗律论。戴望舒的《十四行》是优秀的象征诗篇，在新诗史首次冠以“十四行”名称，列《我的记忆》集《旧锦囊》末首，属诗人的早期作品。该诗收入《望舒诗草》时作了修改，在诗的构思、意象和寓意方面并未修改，改动的仅是诗行组织，即把诗行修整得长短大体相当，节奏基本匀称。若联系闻一多把《爱底风波》改成《风波》时，同样把诗行修整得大体整齐，音顿排列大体均衡，它告诉我们，用新韵律写汉语十四行诗，在不影响情绪律动的前提下，尽量把字句组织得大体整齐，使内在和外在的音乐性相得益彰，应该是个重要规则。戴望舒等的创作指示了汉语十四行诗发展的新道路。

五四时期早期汉语十四行诗，虽然用律随意，不守传统格式，但它却表明西方十四行诗已经被输入中国，新诗已经有了自己的现代汉语十四行诗，初期诗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对汉语十四行诗创作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