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古代社会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因此居家耕作成了古人常态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使古人的乡土观念不断深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稳定居住群体正是农耕文明背景之下维系社会运转的基本单元。血缘关系与乡土观念使“居”显得异常重要，古人总是无形之中在营造相对固定的居住场所。那么，这是否能够说明“居”的对立面“行”就不重要呢？我们只要翻阅古代的文献，就会发现其实“行”的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了“居”。古代的文学描述中“居”与“行”始终是一对矛盾，正因为重“土”，所以更重“迁”，文学作品中不厌其烦地表达旅行之人对乡土的眷恋这一主题，这恰恰说明远行是古人生活中非常重大的事件。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观念的形成也基于以“中心”区域为内核不断向外延展的空间考量，“中心”空间是一个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而“边缘”地带则成了“异域”。所以，生活在“中心”地带的人们除了固守内核的稳定之外，特别希望了解“边缘”空间，这样不同目的的“外围”旅行也就显得非常重要。既然旅行在古代如此重要，那么有关旅行的记录也就极为重要。旅行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记录，其中最主要的记录旅行的方式无疑就是行记。
行记滥觞于先秦。先秦的行人、土训、诵训、职方氏等官职已经开始记录旅行之事，而且还出现了《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具有浓厚旅行色彩的文献。汉代，一些行人之官，往往由博学多识之士担任，依然延续先秦记录“异国”之事的传统。张骞的《出关志》、陆贾的《南越行纪》已经具备行记的性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行记的形成发展期，有反映僧人域外所见所闻的旅行记录，如《佛国记》《游行外国传》《外国传》《历国传》《慧生行传》等；也有反映交聘的行记，如《魏聘使行记》《聘北道里记》《聘游记》《朝觐记》《并州入朝道里记》等；还有反映随军征伐的行记，如《述征记》《西征记》《宋武北征记》《北伐记》等。可以看出，行记作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其体式、内容、表现手法等逐渐完善。隋唐以降，行记在魏晋南北朝行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成绩更加突出。以唐而言，不仅出现了像《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艺术成就极高的僧人行记，而且还孕育出像李翱《来南录》按日记录行程的文人行记。宋代的行记作品又有了新的气象，虽然僧人行记的发展远不如唐，但与辽、金等国的交聘行记却极为发达，代表了宋代行记的一大特色。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宋代文人撰写的行记极具文学色彩，在李翱《来南录》的基础上又将文人行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欧阳修、黄庭坚、范成大、周必大、陆游、吕祖谦等人都有行记作品流传于世，且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元明清时期，随着人们对域外世界认识的不断提高，行记著述更加丰富，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了新的发展。可以说，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行记著述始终与时代相结合，形式和内容不断完善，内涵更加丰富。
行记以现代的文学眼光来看，自然可以将其划归到散文的范畴，但是以中国古代行记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有其自身的特点。近年来，学术界对各类文体的研究日趋深入，行记的研究也亟待深入。那么，行记能否作为一种单独的文体进行研究呢？“记”之一体，唐之前，其含义广泛，凡所记载皆可称“记”，如《文心雕龙》等在讨论文体时便有“书记”一体，所指大致为各类文书。然就后世作为独立的一种文体的“记”来说，则源于先秦叙事之文，与史传有密切的关系。《隋书·经籍志》中开始出现了“地理之记”与“旧事之记”，作为记体文的一个部类，一些行记被放在“地理之记”之下。这至少说明，“行记”作为一种叙写形式，已产生了不少作品。后来《文苑英华》胪列“记”体文多达三十八种，《唐文粹》《宋文鉴》等都沿袭了这种划分方法。虽然在这些总集编纂之作以及目录学的一些著述中尚未出现“行记”这一类别，但这并不能忽略这类文体存在的事实。我们从很多总集对“记”体的二级分类来看，其分类的依据是内容题材。行记主要是以记录行程为主的旅行著作，其内容和写法都有自身的特点，将其归为一个类别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魏晋以来，行记之作不断出现，数量大增；另一方面，行记的一整套写作规范与模式也逐渐稳定并不断发展。所以，行记作为一种单独文体的研究是由其自身发展的特点决定的。20世纪以来，学术研究不断深化，学术界对各类文体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相对而言对行记的整体观照却很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对行记性质的把握还不够；二是研究者往往将其作为材料，各取所需；三是行记在流传过程中亡佚严重，一些行记支离破碎，研究者往往只截取片段进行研究。正因为如此，我们觉得行记的研究是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有必要投入精力研究。
历来对行记之作的认识不甚明了，以古代的目录学著作为例，对此类作品的归属相当模糊。如，《隋书·经籍志》将大多数行记作品归于史部“地理之记”;《新唐书·艺文志》将大部分行记归于史录“地理类”，一部分归于史录“杂传类”，将僧人行记归于子录“释氏”;《旧唐书·经籍志》将大部分行记归于史部“地理类”;《宋史·艺文志》将一部分行记之作归于史部“传记类”，将一部分归于史部“地理类”，一部分归于史部“故事类”;《通志·艺文略》将行记统归于“地理类”之下的“朝聘”“行役”“蛮夷”三类之中；《文献通考·经籍考》对行记的归类更加复杂，有的归于“传记”，有的归于“地理”，有的归于“小说家”，有的归于“霸史、伪史”;《直斋书录解题》将部分行记归于“伪史类”，部分归于“杂史类”，部分归于“传记类”，部分归于“地理类”;《郡斋读书志》或将行记归于“伪史类”，或归于“地理类”;《遂初堂书目》或归于“杂传类”，或归于“本朝故事”，或归于“地理类”。一些行记之作，在同一部目录学著作中见于不同类别；在不同的目录学著作中，相同的行记之作归属也有所不同。有的行记不见于目录学著作中，其中一部分直接或间接保存于其他著作中，如《三朝北盟汇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就引录很多宋代的交聘行记。一些文人行记也鲜见于目录学著作中，而被保存在别集之中，宋代一些文人的行记之作就是这种情况。20世纪初，随着敦煌文献的发现，一些古行记写卷也重见天日，如《往西域行程》、《往五天竺国传》、《西天路竟》、《使河西记》（于阗文）、《印度行记》以及数种《五台山行记》等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综观历代行记的著录，作品数量极夥，规模庞大。然从这些目录学著作对行记的归属情况来看，古人对此类著述的性质判定还有很多分歧。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行记之作正本清源，厘清其发展演变的线索。
行记被学界所关注，主要因其独特的史料价值与文化价值。由于行记所关注的重点往往是域外或者周边的一些番邦，对“异质”文化有高度的热情，所以此类作品被大量引述在一些历史、地理以及小说、笔记等著述中。一方面，行记之作成了史书、地理文献编纂者引用的重点，用来补充“异域”文献的不足；另一方面行记正好满足了小说、笔记等著述“猎奇”的需要，其中的“奇闻怪记”被不断述记。宋代的行记，除了继续关注辽、金、西夏等方国之外，又发展出了更具文学色彩的文人行记，他们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境内，这一点又与前代极为不同，这些行记创作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当然，汉文行记并不都是“域内”之人对“异域”的关注，“域外”之人也撰写行记体察“域内”的情况，如唐代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就是以“异域之眼”来观察唐土的。明清以来，随着外交格局的变化，朝鲜、越南等地的外交使节、文人等以不同的目的来到“中土”，他们将自己的行旅体验撰写成了《朝天录》《燕行录》之类，这些行记文献数量可观，在体式方面依然延续了唐宋以来行记的撰写模式，但与先前“域内”人士所撰写的行记相比，内容、视角全然不同，这为我们重新认识行记又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我们如果将唐宋行记与明清时期域外的《燕行录》《朝天录》等进行比较研究，自然会对行记多一重认识。近现代以来，学人们对行记之作也有关注，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研究，各取所需，但多数学者所聚焦的依然是行记的史料价值。学者往往择取一种行记，作深入的研究。如《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往五天竺国传》《唐大和尚东征传》等行记已经有了极为深入的研究，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如岑仲勉、季羡林、冯承钧、范祥雍、张政烺、周连宽、杨廷福、周一良、董志翘等，他们利用行记作品在历史、地理、交通、文化研究等方面有突出贡献。有的学者对某一种行记的研究巨细无遗，如季羡林等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日本学者足立喜六、盐入良道、小野胜年等学者对《入唐求法巡礼记》的研究，都已相当深入。这些研究大都是从历史、地理方面着手。造成这种研究局面的原因，与行记所记载的内容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大多数行记涉及地理、遗迹、交通、名物、风俗等方面的内容，学者通常择取感兴趣的部分作细致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魏晋以来，行记渐成气候，其中所记载的“异邦”固然被多数人所偏好，但是这种书写体式的起源、发展、演变以及与其他文学体式的关系，往往被其内容所遮蔽。不管是行记内容的选择还是形式的选择，都是源于功用，与时代发展紧密契合。虽然最开始行记之作是随笔占记，不拘一格，但是在功用的基础上，很多行记撰写者不断努力，使行记又向审美层面靠拢，所以到了唐宋，一些行记实为文学作品。研究者将一些行记纳入文学的研究范畴，也是基于这一点。很多游记研究者将行记也放到自己研究的视野中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文史研究者对行记史料价值的重视只是行记研究的一个方面，在这方面研究继续深入的同时，对行记这种书写体式本身的研究也应该跟进。如果对行记内容价值过分关注，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如一些宋人对那些使辽、金等交聘类行记颇有微词，认为这些使臣行记“不过是一种例行的官样文章，形式千篇一律，内容大同小异”[1]。虽然这种认识也代表了一部分学者对宋代交聘类行记的认识，但忽略了这类行记的思想和文化意义，而且其中的交通、山川、名物、古迹、风土人情之记载都是使者亲身所历，可以补充正史之缺，况且作为一种“官样文章”，也有此类文章存在的文学、文化背景。每一个时代的行记都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作为研究者绝不能为主观的偏见所蒙蔽。
对唐宋行记的文学研究还远远不够，一些学者用近现代以来的文学观念来衡量古行记，认为行记之作以纪实为主，“文学审美”不足，行记被排斥在了文学研究的大门之外。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行记的文学研究有所关注，但他们往往选取那些“文学性”较强的行记作阐发，如宋代一些文人行记就被文学研究者所偏好。事实上，就古代文学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文学”所涵盖的范围极为广泛，不单指诗词歌赋以及戏曲、小说等文类，各类文体皆可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以今天的文学审美眼光来看，行记确实不能与“纯文学”的审美追求相提并论，但作为相对独立的一种文体，行记自有其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而且与其他文类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些都值得进一步研究。令人欣喜的是学术界已有学者关注这方面的研究。近年来，李德辉对晋唐两宋行记的研究投入了很多精力，他首先在《唐代交通与文学》[2]一书设“唐代交通与唐人行记”一章，主要从“先唐古行记研究”,“唐人行记创作概述”，行记“形式的创新、内容开拓与思想的时代性”,“行记的文体特征及其职能演变”,“行记与游记的区别”等几个方面对行记进行研究。另外，他还撰写了《六朝行记二体论》[3]《论中国古行记的基本特征》[4]《唐代使蕃行记叙论》[5]《论宋人的使蕃行记》[6]《唐人行记三类叙论》[7]《汉唐两宋行记的渊源流变》[8]等一系列行记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对晋唐两宋的行记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不仅从文学的角度对行记的起源、发展、流变作了全面的考察，而且对行记在文学史、文化史等方面的价值也做了深入的研究，颇有启发性。这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毋庸置疑，李德辉对晋唐两宋行记的研究已经走在了学者们的前面。当然，有些研究还有待深入，一些观点或可商榷，而这恰是本书所需要进一步解决的。
仅对唐宋行记做文学研究是不够的，行记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其思想文化内涵才是其内核所在。可以说，只有对行记做整体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才能比较全面地考察行记这种文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是本书研究的两个基点。尽管学界对行记的文化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将唐宋行记作为整体进行思想文化研究，成果却极为少见。一个时代，某类行记大量出现，无疑是一种文化现象，就像唐代僧人行记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僧人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对文化的环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些行记对唐人的域外知识、视野的拓展也功不可没。我们可以通过某一类行记，看到很多文化问题。中华书局将一些重要的行记统归到“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之下进行出版，也恰恰说明行记是古代交通文化研究非常重要的资料。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行记是以“我之眼光”对“异邦”文化的体察，所以通过行记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渗透、介入等问题。葛兆光认为古代中国“建构异域想象的三类资源：旅行记、职贡图和神话传说寓言”[9]，与职贡图和神话传说寓言相比，旅行记记录异域更为具体深入，是古代建立异域想象的重要资源。在交通条件极为闭塞的古代，人们在“行万里路”困难的情况下，只能求助“读万卷书”，行记就成了人们认识“中心”之外世界所读“万卷书”的首选。葛兆光虽然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是他的著作中并未对此做深入研究。这一点对我们的研究有重要启示，我们可将唐宋行记作为时人建构域外世界的重要资源进行研究。唐宋时期的多数行记重在叙述域外世界，因而行记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行记的思想文化价值是表现在多个方面的，这与其内容“博杂”的性质是分不开的。所以，通过行记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文化现象，为什么行记会“这样”记录更值得关注。作为一个旅行的主体，旅行者有所选择地记录旅行的所见所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选择，而这种选择的背后则与旅行者所处时代变迁以及思想状况紧密相关。把唐宋行记作为整体研究，不仅可以认识唐宋社会风气、世人心态、价值取向等问题，也能够从某一群体的旅行记录中洞察社会变迁与更为广阔空间中的文化格局。但是，从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恰恰缺乏对行记整体的思想文化观照。当然，也有一些成果对某一类行记做了一些研究，这方面主要以宋代的交聘行记研究为代表，如傅乐焕《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10]、赵永春《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研究》[11]、刘浦江《宋代使臣语录考》[12]等。
总之，学术界对唐宋行记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作为一种重要的史料，古行记很早就被研究者所关注，但是行记在流传过程中散佚相当严重，这种状况使后来的研究者很难从整体上把握，特别是元以前的很多行记散佚更为严重，这客观上造成了研究的困难。而在古代的文体著作中，也未将行记作为一种单独的门类进行分类，往往混杂在其他文体之中，这也增加了我们研究的困难。20世纪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各类文体的研究日益精进，行记作为性质相对独立的文类，其研究理应向前推进。行记的出现一方面与交通的发展、人们的远行动机和意识、国家对外关系的拓展、文化引进等相关；另一方面行记体式也是文学发展中的一环。与整个唐宋文学的研究相比，行记的文学研究是极其薄弱的，虽然已有零星的成果对唐宋行记进行了专门的文学研究，但这些成果并没有完全解决行记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且很多研究还存在争议，所以我们有必要探究行记研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并提出我们的看法。这些问题，一些是学术界未留意的，另一些虽有所注意，但与我们对行记的把握不尽相同。如关于唐宋行记在整个文学流变过程中的演变，行记与传记、日记、地记等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尚无专门的讨论。李德辉虽已对行记起源、发展、分类、性质等问题作了探讨，但与我们的理解之间还有一些出入，一些问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与行记的文学研究相比，行记的思想文化研究要更深入些，特别是对一些保存较为完整的重要行记，已有很多研究成果，但是以唐宋行记为中心，整体考察时人对域外世界的认识、文化观念的转变、文化心态的变化以及“夷夏”观念的改变等问题，还是缺少研究，我们将在这方面做进一步探讨。
毋庸置疑，行记作为一种独特的文类，有很高的价值。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极为发达的时代，在魏晋南北朝行记发展的基础上，唐宋的行记创作，不仅在体式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书写的范围和涵盖的内容进一步扩大，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些行记多叙写前人所未发，内容稀见，为文史研究者所青睐。唐宋行记在这方面的价值固然最为主要，但其在外在形式与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多创新，值得研究。唐宋时期，各类行记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后世的行记之作基本按照唐宋行记所建立的范式进行创作，所以唐宋行记的研究，无疑是研究中国古代行记的重点所在。
正是基于学术界以往的研究成果，本书的研究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行记作文学的考察，厘清行记起源、发展、演变以及行记与其他文类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探讨唐宋行记的文学价值以及在整个文学进程中的地位；二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对唐宋行记进行研究。唐宋行记作为时人认识世界的文献载体，其中反映出了很多思想文化问题，如时人对“异域”世界的历史建构、“夷夏”观念、文化观念及其旅行心态等问题都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具体来讲，我们将分五章进行研究：第一章主要解决有关行记起源与发展的问题。只有对这一问题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才能很好地把握它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精神。行记的产生与先秦的史书书写传统密不可分，古人非常重视对远行的记录，如行人、土训、诵训、职方氏等官职都曾记录过旅行之事，而一些典籍如《禹贡》 《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与旅行的关系更为紧密，这些虽不是行记，但是为行记的产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汉代初创行记，魏晋南北朝时多元化发展的行记，以至唐宋繁盛期的行记都能从先秦找到一些线索。第二章主要讨论行记作为一种文体所具有的特点。既然将行记看作一种文体，那么它就有一些共性，从体制层面来看，行记具有行踪、景观、旅行体验三要素，其中行踪是行记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本质特征，行记的语言以自由灵活的散体为主，体貌（也可作体性）灵活多样，不拘一格。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特征呢？这主要受到了史学传统与文学发展的影响，如传、记等体式对行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横向的影响来看，行记与地记、游记、日记之间有紧密的联系。第三章主要讨论宋代文人行役记的发展。文人行役记在宋代不断发展壮大，与宋代士大夫的文化修养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文人行役记不仅纪行，而且处处将人文关怀渗透在景观与旅行体验之中，在宋代的文体中独具特色。第四章主要讨论唐宋交聘行记。交聘行记是因外交活动而产生，时代不同，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观念也不尽相同，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则是夷夏之辨。安史之乱之前，外族对唐没有构成大的威胁，所以这一时期的交聘行记中所反映的夷夏观念松动。安史之乱之后，外族对中原王朝形成压迫之势，尤其是到了宋代这种外部的压迫更大，疆域范围不断缩小，宋人在与辽金交往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本位意识，致使他们的交聘行记中夷夏之防甚严。第五章则主要讨论唐宋僧人行记。求法僧人在佛教文化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唐宋时期出现了大量从中土到印度的求法僧与从日本到中土的求法僧，这是唐宋佛教传播史上非常重要的两种文化现象。这些僧人留下了一些行记，我们以一些代表性的僧人行记为中心来观察这两种文化现象背后僧人的心态，从而了解佛教文化传播过程中个人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的研究还存在不少困难。首先，唐宋的很多行记亡佚严重，且无专集汇编，一些行记散见于类书、诸家文集以及史书等文献中，裒辑困难。其次，就唐宋行记的文学研究而言，可资参考的研究成果极少，很多问题都是初次讨论，而且行记起源、分类、性质诸问题还存在很多争议，对行记的整体把握还有相当的困难，需要在熟读文献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以便解决一些问题。最后，就唐宋行记的文化研究而言，能否从全新的角度挖掘出一些深层次的文化问题，也存在不少困难。我们将努力克服这些困难，力求在行记研究中尽一点绵薄之力。
[1]刘浦江：《宋代使臣语录考》，张希清等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页。
[2]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李德辉：《六朝行记二体论》,《文学遗产》2012年第3期。
[4]李德辉：《论中国古行记的基本特征》,《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5]李德辉：《唐代使蕃行记叙论》,《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6]李德辉：《论宋人的使蕃行记》,《华夏文化论坛》2008年第2辑。
[7]李德辉：《唐人行记三类叙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8]李德辉：《汉唐两宋行记的渊源流变》,《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3期。
[9]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8页。
[10]傅乐焕：《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载《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
[11]赵永春：《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研究》,《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
[12]刘浦江：《宋代使臣语录考》，张希清等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