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本章从文献、乐教以及乐教文献之定义辨析入手，认为乐教文献乃文献之一种，它以音乐为手段，以教育为目的，主要包括古代的甲骨文字、金文、竹简和帛书等传统的文字类文献，出土文物中诸如古代陶器、壁画中的乐舞图像之类的图画文献以及古代的韵语、民谚等以歌谣形式呈现的口传文献等。其中文字类文献最为丰富，可再细分为歌诗的集本，乐谱图文，特别是关于音乐原理、音乐教化及行乐程式的文字性表述；图画文献写实性更强，真实再现古代乐舞的现实场景，能为我们研究古代乐教提供直接证据；而对于口传文献，由于长期受“文字中心主义”的影响，人们对其关注度不够，相应地，这方面的研究也就相对薄弱。但对于乐教而言，如果忽略了歌谣形式的口传文献，其结果将会是致命的。因为世界上很多古老文明的历史记忆，皆与歌诗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伊利亚特》《奥德赛》两大史诗就是以口耳相传的传唱形式讲述着西方文化的源起；而《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两大史诗在形成初期同样是以“口头”的形式述说着印度文化的曙光；从《夏颂》“声教讫于四海”，至《商颂》史诗吟诵，再到《诗经》的结集，在文字记录之前，中国也曾经长期存在着一段“不立文字”的文明史。这一点在清华简《保训》篇中可以得到佐证。“清华简《保训》篇指出，‘昔前人传保（宝），必受之以詷（诵）’，而到了周文王、周武王时代，则‘以书受之’。这正好反映了我国古代氏族部落社会在传播历史文化方面由没有文字时期的‘口耳相传’（诵）到有了文字发明以后的‘书于简帛’这两大发展阶段。”[61]而对这段口传历史的考察将更好地了解中国乐教文化的形成历程和特质，以及中华民族富于实践理性、注重礼乐精神的艺术折光。

随着巫史分化，专业化书记类史职产生，口传文献不断被史职整理加工，成为文字类文献；而这种文字类文献，在仪式为用的宗教背景下，于吟诵之际，并未否定口传文献的存在与发展。二者曾经齐头共进，并行发展。而周代采诗、献诗制度的完善，虽服务于“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的政治目的，但同时也加速了《诗经》的结集与其他乐教文献的生成。春秋时期，周室和列国的卿大夫一面将先贤时哲的口传文献文字化、系统化，一面对前代的文字文献进行搜讨与编纂，表现出强烈的文献意识，并在社会实践中大量地征引和重新阐释，既为自己的政治话语权寻得支撑，也有效避免了往代典籍可能散佚的厄运，促成了元典的生成。而前孔子时代卿大夫阶层的文献搜求与整理，对孔子接续“斯文”有着巨大的示范与引领作用。韩高年先生说：“春秋时期典籍整理活动的主要动力是社会政治与个体生活实践对于前代思想资源的取证需要，其主要特征是口述文献资源的书面化，以及根据文献内容将其类型化与系统化。”[62]韩氏的这段话对理解儒家乐教文献的生成很有启迪。孔子论乐，多为口述文献，散见于《论语》《孔子家语》等文献中，这是七十子后学在“听课笔记”之基础上整理、结集的结果。后儒如公孙尼子者，又在此基础上，以乐教理论的阐发为核心，并“将其类型化与系统化”，于是，就有了《礼记·乐记》这一儒家乐教经典文献的产生。

---

[1] 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

[2] 祁海文：《“乐教”释义》，《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春之卷。

[3] 魏石成：《乐教正义》，《中国音乐》（季刊）2012年第4期。

[4] 魏石成：《乐教正义》，《中国音乐》（季刊）2012年第4期。

[5] 参见拙文《“广博易良，乐教也”——儒家“乐教”题解》，《前沿》2011年第16期。

[6]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7] 江林昌：《甲骨文与〈商颂〉》，《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8]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9] 刘宗迪：《古史、故事、瞽史》，《读书》2003年第1期。

[10] 黄绍箕：《中国教育史》（卷四），转引自张良才《原始儒学与齐鲁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11] 李山：《〈商周书〉的编纂年代》，《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1期。

[12] 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释中国》（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2页。

[13]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7页。

[14] 陈元锋：《乐官文化与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15] 江林昌：《由先秦历史文化的承传论清华简〈保训〉有关问题》，《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16]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

[17] 李零：《中国方术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18]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19] 过常宝：《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20] （东汉）赵晔：《吴越春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7页。

[21]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04页。

[22]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23] （春秋）左丘明著、（三国）韦昭注：《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10页。

[24] （春秋）左丘明著、（三国）韦昭注：《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19页。

[25] （春秋）左丘明著、（三国）韦昭注：《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99页。

[26] （三国）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27] 李镜池：《周易通义·前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28] 傅道彬：《〈周易〉的诗体结构形式与诗性智慧》，《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29]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绪论》，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页。

[30]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页。

[31] 转引自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3页。

[32]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卷3，《商、周青铜器铭文及注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308页。

[33] （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页。

[34] 江林昌：《〈商颂〉作于商代的考古印证与〈虞颂〉〈夏颂〉存于〈天问〉的比较分析》，《考古发现与文史新证》，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15页。

[35] （汉）公羊寿传、（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

[36]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9页。

[37] 刘信芳：《孔子诗论述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38] （春秋）左丘明著、（三国）韦昭注：《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10页。

[39]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363页。

[40] （汉）孔鲋：《孔丛子》，收入《百子全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79页。

[41] （清）严可均辑：《全汉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15页。

[42] （汉）公羊寿传、（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

[43] （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页。

[44] （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页。

[45] 李山：《礼乐大权旁落与“采诗观风”的高涨——“王官采诗”说再探讨》，《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12期。

[46]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460页。

[47]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2页。

[48] [法]格拉耐：《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张铭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202页。

[49] （春秋）左丘明著、（三国）韦昭注：《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31页。

[50]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151页。

[51] 朱熹：《四书集注》，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

[52]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53] 马银琴：《论孔子的诗教主张及其思想渊源》，《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

[54] [法]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杜小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0页。

[55] 杨伯峻：《孟子译注》（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2页。

[56]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72页。

[57]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6—617页。

[58] （春秋）左丘明著，（三国）韦昭注：《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1页。

[59] 参见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24页。

[60] 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01页。

[61] 江林昌：《由先秦历史文化的承传论清华简〈保训〉有关问题》，《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62] 韩高年：《春秋卿大夫的文献整理及其文化意义——从元典生成看民族精神的确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