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调元研究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研究现状综述

自清代乾嘉时期开始，很多学者就对李调元生平的学术、文学作品等作过评论和研究。200多年来，有不少评论文章和论著产生，这些珍贵的研究资料为进一步研究李调元奠定了良好基础。本节拟对李调元的学术研究现状进行粗线条的梳理，以期能对李调元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些有益的参考。

18世纪至今，学者关于李调元学术的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18世纪至20世纪前（萌芽期）；20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起始期）；20世纪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沉寂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勃兴期）。下面就对其学术研究的成果按时期分述如下：

1.18世纪至20世纪前（萌芽期）

李调元生前就享有盛誉，时人对其作过很多评价。少时便以《疏雨滴梧桐》一诗名振乡里，有“神童”之目。授业恩师“东南二老”、乾隆“五词臣”之一的钱陈群谓其少时诗歌“奇气蓬勃，骎骎乎！沂汉魏而上，而古歌行在其乡先哲中亦几直接大苏”，“昔欧阳公令晁叔美与东坡定交，谓‘老夫须放此人出一头地也’。余何敢然乎！顾雨村必有合矣”[1]。袁枚称赞“伏读《童山全集》，琳琅满目，如入波斯宝藏，美不胜收”[2]，“童山集著山中业，《函海》书为海内宗。西蜀多才君第一，鸡林合有绣图供”，“蓬岛仙人粤岭师，栽培桃李一枝枝”，“醒园篇什随园句，兰臭同心更有谁”[3]。赵翼在阅读《雨村诗话》后，赞其“动笔千言，如万斛泉不择地涌出”，“著书满家，传播四海，提唱风雅，所至逢迎”[4]。朝鲜副使徐浩修读过《粤东皇华集》之后认为其“超脱沿袭之陋，一任淳雅之真，非唐非宋，独成执事之言；而若其格致之苍健、音韵之高洁，无心山谷、放翁而自合于山谷、放翁，亦可谓欧阳子之善学太史公。不复之余，不胜惊叹”[5]。王懿修称其诗歌“英辞绚烂，壮气腾骞。以西蜀之渊云，为南宫之冠冕”[6]。符保森认为《童山诗集》中的《南宋宫词五百首》“可媲唐之王建，而与樊榭之《南宋杂事诗》并垂不朽”[7]。时人吴树萱、张怀淮、余秋室等人也都将李调元与袁枚相提并论，认为两人如华、岳双峰，齐名相峙。这些评论足以映照出李调元的文学成就以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

然而，这一时期对于李调元持訾议的也大有人在，如潘清《挹翠楼诗话》谓：“李雨村调元诗颇有性灵，而局于边幅，即其《诗话》，亦囿于帖括而头巾气，不及随园多矣。”[8]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认为：“罗江李雨村调元著《词话》四卷，其于词用功颇浅，所论率非探源，沾沾以校雠自喜，且时有剿说，更多错谬。”[9]黄培芳《香石诗话》云：“雨村诗有三字诀曰：响、爽、朗。此亦未尽诗发乎声，结响贵高，响字固不可少也，然专向此三字索解，但得句调爽朗即以为工，未有不浅薄者，古之爽朗，孰如青莲何尝不由酝酿深厚而出耶。雨村时有辨正子才处要之，其心摹手追，只在子才宗旨同也，而所撰诗话则又逊也。”[10]孙桐生《国朝全蜀诗钞》认为其“少作多可存，晚年有率易之病，识者宜分别观之”[11]。朱庭珍在其《筱园诗话》中指斥：“若李雨村调元，则专拾袁枚唾余以为能，并附和云松，其俗鄙尤甚，是直犬吠驴鸣，不足以诗论矣。”[12]林昌彝《射鹰楼诗话》认为：“雨村诗话搜罗颇多，未免有滥收之弊。”[13]

可以说，从这一时期开始后世对李调元的诗、词、词学、诗学等方面的贬抑，甚至是尖锐的批评不乏其人，但是上述批评意见也给我们指明了一条研究李调元的线索，那就是李调元确实是清代性灵派中的重要一员，因此我们在研究李调元的诗歌和诗学时如果能将其置于性灵派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并且比较其与袁、王、蒋、赵等清代性灵派诸人的异同，这将不失为李调元文学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

2.20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起始期）

这一时期有关李调元的研究开始全面铺开，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李调元的传记性研究。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四种：其一，姜华1925年发表于《京报·民众周刊》上的《李调元的生平》一文[14]；其二，蔡冠洛编著，上海世界书局民国二十五年出版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中载有《李调元传》[15]；其三，民国十七年（1928）《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文苑传三》录《李调元列传》；其四，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起、A.W.恒慕义（Arthur W.Hummel）博士主编的大型人物传记辞书《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书分上下两卷，于1943年至1944年在美国出版，其中载有J.C.杨（J.C. Yang）撰写的《李调元》。1970年该书由台湾成文书局英文再版[16]，1990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翻译，包括上中下三卷，约130万字。[17]

二是李调元著作的著录。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其一，民国十七年（1928），《清史稿·艺文志》收录李调元著作39种321卷，其中经部7种17卷，史部9种75卷，子部13种67卷，集部10种162卷。[18]其二，王云五主编的《丛书集成初编》收入了《函海》（道光版），这套丛书由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出版发行，共收《函海》中的书籍60种486卷，其中李调元自己的著作22种292卷。丛书集成初编本《函海》的出版，为当代学者研究李调元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也促进了李调元学术的推广与传播。其三，李调元《粤风》一书1927年被钟敬文重新编印，由朴社出版，1936年被罗香林收录进《粤东之风》，由北新书局出版。

三是关于李调元民俗学著作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歌谣学运动和中国民俗学的兴起，李调元的《粤风》和《粤东笔记》这两部记录岭南民族歌谣和民俗的书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最先是顾颉刚在民国十年（1921）冬翻阅李调元刊刻的《函海》时在第二十三函发现了《粤风》，1923年其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1期上向人们推介这本小书，认为它是“一部重要的歌谣”[19]。接着钟敬文1924年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上发表《读〈粤东笔记〉》一文[20]，此文对李调元以及其《粤东笔记》一书作了简单介绍，并选择书中的几首歌谣以及李调元模仿创作民歌体诗歌作了简要的注解和赏析。该文是20世纪以来研究《粤东笔记》（又名《南越笔记》）的第一篇论文，但遗憾的是其后并未受到重视，也无继起之作。在顾颉刚等老一辈民间文艺研究者影响下，大批学者开始对《粤风》一书的歌词、成书、语言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一度形成20世纪30年代“粤风”研究的热潮。这方面后继的作品主要有：其一，钟敬文的《重编〈粤风〉引言》一文称赞《粤风》为“具有很高价值的艺术品”[21]。其二，左天锡的《刘三妹故事与〈粤风续九〉及〈粤风〉》[22]、《校点粤风后记》[23]考证李调元《粤风》一书的编订，一方面与其对民歌的爱好与关心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吴冉渠（笔名睢阳修和）的《粤风续九》有很大关系。其三，顾颉刚的《〈粤风〉序》[24]、《〈粤风〉的前身》[25]。前者对李调元搜辑《粤风》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认为《粤风》为“李调元从民众口中写录出来”，“他一任歌谣的自然，不加任何索隐，而所录的以情歌为特多，这很可能给予读者一种看歌谣的正当眼光。而且他分了民族去搜辑，使人约略窥见猺獞诸族的文化，他又不因言语的隔膜而束手，引起读者研究方言的兴趣：这都是极可佩服的事情”。后者引用王士禛给陆次云的信内“此书为浔州司理睢阳吴湛所撰”一语，遂误认为《粤风》前身的《粤风续九》的作者是“吴湛”，由此引发关于《粤风续九》作者问题的讨论。其四，王鞠侯的《关于“粤风的前身”》[26]和《再说“粤风的前身”》[27]通过史料分析，考证《粤风续九》的作者为吴淇而非吴湛。其五，乐嗣炳的《粤风之地理考察》[28]一文认为《粤风》全是广西歌谣。

四是关于李调元戏曲活动和创作的研究也出现了相关论文。如黄芝冈的《川梆子的导源人——李调元先生》[29]一文对川梆子的历史以及李调元的戏曲活动等问题作了探讨，认为川梆子是李调元带到四川来的，入川的时期在清乾隆五十年，即李调元归里后，他热衷课僮演戏，川梆子就是他从京携来的京腔里的梆子腔；卢前的《明清戏曲史》一书第七章对李调元的戏剧创作成就作了论述。

五是这时期也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李调元逸闻和故事的作品。这些作品主要发表在《京报》副刊之一的《民间文艺周刊》上。该刊创办于1924年12月9日，后又陆续改名为《民众文艺》、《民众周刊》、《民众》等。值得注意的是，这本期刊曾在1925年9月后，陆续推出了一期“故事的专号”和两期“李调元故事专号”[30]，先后发表了姜华的《李调元的故事》、《李调元的生平》、《李调元的故事（二—三）》、《李调元的故事中的文学》，谷凤田的《李调元的故事》、《李调元的故事（三）》，宁光江的两篇《李调元的故事》，白昆的《李调元的成功和失败》，刘谊之的《李调元的故事》，陈光尧的《李调元的故事》、甘泉的《关于李调元故事的我知》等，该刊第45、46号上又分别发表了陈光尧、鲁毓太的《李调元的故事》，第36号上发表了金满成的《李调元的失败》，一本期刊在短时间内如此高密度地推出李调元故事实属罕见。后来这些故事被汇编整理，由绍兴民间出版部以《李调元故事集》的书名出版。[31]这一时期，除上述李调元故事的研究作品外，还有《墨园补白：李调元故事》[32]和《野老闲谈——李调元轶事》[33]等，其内容均为讲述巴蜀名士李调元巧对折服讥讽者的民间逸闻。

总之，这个时期的李调元研究成果是比较丰富的，其中的一些研究话题，如关于《粤风》和《粤风续九》关系的探讨，以及李调元戏曲创作思想和成就的讨论都对后来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影响。

3.20世纪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沉寂期）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近30年，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这段时期是李调元学术研究的沉寂期，发表的成果寥寥无几，择其要者有以下几种。

第一，关于李调元文学的批评。代表性的有：其一，1950年，日本著名的汉学家青木正儿博士所著的《清代文学评论史》由岩波书店出版，后经陈淑女翻译成中文，于1969年在台湾开明书店重新出版。该书第十章戏曲评论部分，主要围绕李调元的《雨村曲话》一书，对李调元的戏曲学思想进行了简要分析，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该书在中国大陆发行得比较晚，直到1988年，才由杨铁婴翻译成中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现，使国人看到了李调元学术在国外的巨大影响，同时也使国人找到了自己与国际以及台湾学者在李调元学术研究间的差距，这对于改革开放后的李调元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其二，195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书，其中第八册收录了李调元的《雨村曲话》和《剧话》，并于每部书前撰写了提要。这为研究李调元的戏曲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其三，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张舜辉的《清人文集别录》一书，其中卷七载有作者撰写的《童山文集别录》一文，该文对李调元的学术研究特色和成就作了高度评价。[34]

第二，民俗学方面，一些学者继续围绕《粤风》与《粤风续九》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学术讨论，代表人物及作品主要有：游国恩的《东园漫笔·〈粤风续九〉》[35]和《东园漫笔（二）·再谈吴淇与〈粤风续九〉》[36]，两篇文章认为《粤风续九》的作者为“吴淇”，《粤风》一书为《粤风续九》的改编和删减之作，原书并无分卷，李调元根据民族和采集人的不同将此书分为四卷。谭正壁的《〈粤风续九〉即〈粤风〉辨》[37]、马里千的《〈粤风续九〉与〈粤风〉》[38]，两篇文章征引大量材料，并以文本细读的方法，分别认为《粤风》就是《粤风续九》的足本或翻版。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李调元民俗的研究多为已有成果细微补充，特别新颖或有重大价值的新见不多。

4.20世纪80年代至今（勃兴期）

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李调元的研究在多个领域再次勃兴，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论著，李调元研究驶入快车道。

（1）关于李调元的民俗学研究

由于《粤风续九》依旧未湮没，因此有关《粤风》和《粤风续九》之间关系仍是这个时期研究者所关心的热门话题。杜士勇的《试论〈粤风〉》一文认为《粤风》为《粤风续九》的删节本，而《粤风》主要是明末清初广西桂平一带各族人民的歌谣选集，其具有朴素纯真的特色和深刻的社会内容，对研究广西以至我国民歌的发展都是一份珍贵的资料[39]；陈子艾的《〈粤风续九〉与〈粤风〉的搜集、传播和研究》[40]和《李调元及其与民间文艺》[41]，前者对两书的成书时间作了考证，对《粤风》的版本和研究情况作了梳理，后者对李调元生平著述、民间文艺活动、民间文艺观点、民俗学贡献以及民俗诗歌创作等作了全面的论述和评价。日本学者西胁隆夫的《关于〈粤风〉俍壮歌的使用文字》[42]对《粤风》中俍壮两种歌谣所使用的土字土音情况作了详细考察；商壁的《粤风考释》一书对《粤风》中的歌谣逐首翻译，虽难免存在一些谬误，但对《粤风》一书在当代的传播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43]；白耀天的《〈粤风·俍歌僮歌〉音义》[44]一文选取《粤风》中的12首俍歌、6首俍人扇歌、1首俍人担歌、8首僮歌，对其发音、字义进行了翻译，并对部分壮语方言词汇作了详细的考释和订误。罗洪权的《我对〈粤风〉研究中一些问题的认识》[45]、梁庭望的《〈粤风·壮歌〉的社会价值》[46]、《岭表之风——〈粤风〉》[47]、欧宗启的《〈粤风〉中俍歌与壮歌的审美比较》[48]、石丽芳的《浅谈〈粤风·瑶歌〉的文化价值》[49]、孙文刚的《〈粤风·粤歌〉初探》[50]等文分别对《粤风》一书的俍歌、壮歌、瑶歌、粤歌等具体内容做了研究。此外，值得引起足够重视的是扬州大学王长香的硕士学位论文《〈粤风续九〉研究》[51]，该文以齐鲁书社2000年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影印的清康熙刻本《粤风续九》为主要研究对象[52]，对清代吴淇等编纂的《粤风续九》一书的由起、体例、结构，以及语言、修辞手法等艺术特色和后世传播状况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该文在占有和细读新资料的基础上，对《粤风续九》与李调元重辑的《粤风》进行详细比较，揭示了两者的文本差异，为近百年来探讨两者关系的集大成之作。

（2）李调元文学作品的研究

李调元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学家，其文学创作则广泛涉及诗歌、词、曲、赋、文等各种体裁。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其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和研究的论著不断出现，这中间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严迪昌的《清史诗》一书认为李调元是袁枚的追随者，诗歌亦多写性灵，具有“潇洒有致，清朗多趣”的特点；[53]詹杭伦的《李调元咏薛涛诗述略》[54]、《李调元六游杜甫草堂诗考述》[55]等文对李调元《童山诗集》中的“咏薛涛诗”和“游杜少陵草堂诗”作了考究，这对研究薛涛在清代的影响，以及草堂文物古迹和历史沿革等有着一定的资料价值；谢桃坊的《论李调元的词学思想与创作》是近百年来兼论李调元词及词学的第一篇专文，该文结合《雨村词话》和《蠢翁词》，着重论述了李调元关于词的起源、词话的兴起、词的创作等思想，并挑选不同时期创作的代表性的词作了分析和评价，作者认为，虽然李调元的词学观念有很多是重复前人和落后的，但其在词的具体创作中却“真正把握了词的艺术形式，领悟了词体的奥秘，克服了浙西词派意旨枯寂和取径狭窄之失，自抒性灵，形成了自己的个性”，“李调元的词是有真性情和艺术个性的，如果我们要探求清词独创的艺术境界，李调元的词是不容忽视的，它应在清词史上占有一席合理的地位”[56]；孙文刚的《李调元诗歌创作述论》一文认为，按照内容和风格的不同，李调元一生的诗歌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乾隆二十八年前其求学于川、浙时期，诗歌多为写景抒怀、讴歌田园之作；乾隆二十八年到五十年其步入仕途，诗歌多写仕宦坎坷、民生凋敝和岭南风俗；乾隆五十年后其归隐乡里，诗歌多为抒发性灵的闲适之作。李调元的诗歌思想内容丰富，风格、体式、语言等独具特色，在清代乃至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此外，作者还在注释中提出“乐府歌行体”诗在李调元诗歌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其诗歌成就的典型代表这一观点。[57]

（3）李调元诗学理论和美学研究。

李调元不但进行文学创作，而且还善于从具体的实践进行理论的总结和归纳，他为我们留下了《雨村诗话》、《雨村词话》、《雨村赋话》、《雨村曲话》、《剧话》五部理论著作，这些著作至今仍是研究其诗学理论和美学的主要文本。30年来，围绕以上著作产生了很多研究论著，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红的《雨村诗论初探》[58]，该文主要从“诗道言情”、“诗须陈言务去”、“诗以气为贵，而尤贵有色”、“诗贵锤炼”等几个方面，对李调元的诗歌本质论、形式技巧论等作了初步探讨；沈时蓉的《李调元文艺美学思想发微》[59]，该文对李调元文艺美学思想中的“古今一戏场”、“文章妙处，俱在虚空”、“立言先知有我，命意不必犹人”等几个重要的命题作了阐发，对当代李调元诗学研究具有抛砖引玉的作用；詹杭伦的《〈雨村赋话校正〉叙录》[60]《李调元和他的〈雨村赋话〉》[61]，两文对李调元《雨村赋话》的赋学贡献、《雨村赋话》的版本及其需要校正的问题等作了深入研究，认为《雨村赋话》是第一部以“赋话”命名的正式刊行的赋话著作，对赋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谢蕙蕙的《李调元〈雨村赋话〉研究》[62]分别对李调元提出的律赋创作技巧、律赋发展史、《雨村赋话》和《律赋衡裁》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研究；卿琪的《李调元〈剧话〉〈曲话〉研究》[63]，该文主要对《剧话》、《曲话》两书的结构体系、内容以及两书中的主要戏曲理论见解作了研究；孙文刚的《李调元戏曲美学研究》[64]，该文以李调元的《雨村曲话》和《剧话》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戏曲观念、戏曲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戏曲艺术的功用、“花部”戏曲的审美特征以及戏曲创作的美学原则五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李调元的戏曲美学思想；且志宇的《李调元诗学思想研究》[65]，该文主要对李调元诗学思想形成的背景、诗歌本质论和功用论、诗歌创作论、诗歌鉴赏论等方面作了深入发掘和研究，并对其诗学思想作了简要评价；赵艳林的《〈雨村赋话〉研究》[66]，该文主要对李调元《雨村赋话》中的赋史思想、赋论思想以及《雨村赋话》的价值与影响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王纪波的《〈雨村诗话〉诗学思想研究》[67]，该文主要对《雨村诗话》的版本，尤其是十六卷本《雨村诗话》著录情况，《雨村诗话》中的“性情论”，以及清代“神韵”、“性灵”、“格调”等流派的学说与《雨村诗话》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探讨，提出“从诗学流派上讲，李调元理应被归为格调一派”的观点。

（4）李调元的经学著作研究

李调元著有大量的经学著作，如《易古文》三卷、《童山诗音说》四卷、《尚书古文辨异》一卷、《周礼摘笺》五卷、《仪礼古今考》二卷、《礼记补注》四卷、《夏小正笺》一卷、《春秋三传比》二卷、《春秋左传会要》四卷、《左传官名考》二卷、《十三经注疏锦字》四卷、《逸孟子》一卷等共计十余种。当代有一些论文对其解经的特点和成就作了研究。如张力的《试论李调元的经学》，作者认为李调元的经学总体上看是站在古文经学派一边的，但其评论中并未对今文经学一律封杀。他习惯运用训诂、考据的方法进行今古文经学的互参，对两者中的讹脱予以订补。另外，李调元的经学也为经典的保存作出了贡献，如其《逸孟子》一书，即是“他在《汉书》《盐铁论》《法言》《后汉书》中，摘出众多孟子言论”辑成的，该书有补于《孟子》一书之不足，因此后来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68]杨世文《清代四川经学考述》一文则认为，李调元是清代乾嘉时期四川最重要的经学家，他的经学著作反映出一定的考据倾向，并且校补订误多有所得。但其经名终难淹其文名，其“治经虽有一日之长，较之同时吴、皖考据学家，尚未尽其精微”[69]。

（5）李调元著作的出版

这一时期收录、点校、评注、再版的李调元的著作相继出版，主要有：1991年，巴蜀书社出版的何光清点校、李调元辑录的《全五代诗》一百卷；同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李谊辑校的《历代蜀词全辑》，其中收录了李调元的《蠢翁词》二卷，共109首，还出版了吴熙贵的《雨村诗话评注》（二卷本），德阳市中区罗江镇文化站编印了《李调元诗百首》（内刊）；1993年，巴蜀书社出版了罗焕章主编，陈红、杜莉点校的《李调元诗注》一书，同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詹杭伦、沈时蓉校正的李调元的《雨村赋话校正》；200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易君模、向世俊、高一旭选注的《李调元吟景诗选》；2002年，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校注并重刊了李调元的《梓里旧闻》线装书十卷；2003年，罗江县政协编印了李调元的《童山自记》（内刊）；2005年，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董大明注的《调元七绝三百首简注》[70]；2006年巴蜀书社出版了詹杭伦、沈时蓉校正的《雨村诗话》（三种共计22卷）。2013年巴蜀书社出版了赖安海、肖勇、陈士恩、米运刚、李宜家、李皙等校注的《李调元著作选》，其中包括《童山诗选》（248首）、《雨村词话》四卷、《蠢翁词》两卷、《雨村赋话》十卷、《雨村曲话》二卷、《雨村剧话》二卷、《弄谱》两卷。该书的出版为学界研究李调元的文学和民俗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6）李调元研究专著的出版

主要有四种：一是詹杭伦所著的《李调元学谱》，天地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该书为繁体横版，内容分上、中、下三编，依次为“纪年谱”、“著述谱”和“评论谱”，评论者认为，“本书内容翔实、丰富，就其完整、全面及系统性而言，于李调元研究及李调元全集之整理可谓具有伐山奠基意义及引导作用，其学术价值从可见矣”[71]。二是赖安海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的《李调元编年事辑》一书。书分卷首、正文、附编三部分。卷首对李调元生平、先祖事略等作了简要梳理；正文从其出生至辞世，分“求学”、“宦游”、“归乡”三卷对其事迹、著述、交游等作了详细的考订；附编收录了《李氏世系简表》、《李调元家世》，以及李氏家族“李化楠”、“李鼎元”、“李骥元”、“李本元”、“李朝凯”等人的生平事略，并对李调元故里的历史遗迹和李调元纪念馆的情况作了介绍。该书条理清晰，记述详备，为李调元年谱方面不可多得力作。三是赖安海著，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的《李调元文化研究述论》一书。该书提出了“李调元文化”这一研究命题，并将其界定为“以李调元的著述、思想与学说为主干，生平行事和民间传说的传播与演变、诸多衍生现象的产生与影响为分支，且自成体系的一种综合性的特色文化”[72]。该书作者认为，有效和充分利用这一文化遗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均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四是郑家治、尹文钱著，巴蜀书社2011年10月出版的《李调元戏曲理论研究》一书。该书从李调元的戏曲本质论、创作论、审美论、发展观、川剧声腔剧种考证、戏剧体制、戏曲实践等方面对李调元的戏曲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并对李调元与清代著名戏曲家蒋士铨的交游及其戏曲理论的历史地位等问题作了研究。

（7）李调元学术研讨会的举办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关李调元的学术研讨会已举办三次。最早的一次是1988年由绵阳市政协和安县政协举办的“李调元生平与著述研讨会”，会后举办单位合编了《李调元生平与著述研讨会论文专辑》（内刊），共收论文21篇，其中：李调元生平方面的3篇、成就与贡献方面的4篇、诗歌方面6篇、戏曲方面4篇、趣对与逸闻、传说方面3篇、方志1篇，另附清代杨懋修的《李雨村先生年谱》于其后。此次研讨会虽取得了上述成果，但由于参会人员规模小，因而影响有限。[73]第二次是2006年12月四川省民俗学会与罗江县人民政府合办“四川省李调元学术研讨会”，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省川剧研究院、成都市川剧研究所、四川省高等烹饪专科学校、北京化工大学、四川省民俗学会、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以及重庆、成都、德阳、绵阳、广元、乐山、宜宾等地市的专家学者受邀参加了此次会议。2007年10月，巴蜀书社出版了收录此次会议33篇论文的论文集——《李调元研究》，该书内容涵盖李调元研究的各个方面，其中：李调元在四川文化复兴中的作用、成就与地位2篇，李调元研究综述1篇，李调元生平及其人生观3篇，李调元戏曲理论方面2篇，李调元诗词创作、赏析及理论方面5篇，民间文艺、民俗等5篇，民间传说2篇，李调元与川菜3篇，李调元文艺美学、书法、小学、交游、行踪、遗迹等研究7篇。[74]2014年9月23日至25日，四川省民俗学会、中共罗江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的“四川省第二届李调元学术研讨会”在罗江县成功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上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成都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以及四川省民俗学会的学者、四川省民俗学会罗江李调元研究专委会的学者等近100名代表出席了此次研讨会。这次学术研讨会共收到参会论文38篇，论文主题主要集中在《函海》版本研究、李调元与文学、李调元与民间文艺、李调元与川菜、李调元与川剧和李调元故里文化建设6个方面。此次会议和第一届学术研讨会相比，李调元研究已经由四川省走向全国，参会者的学科背景涉及历史、文学、文献、旅游、民俗、艺术、饮食等多个领域，研讨的内容更丰富，主题更集中，讨论更深入，学术水准更高。[75]会后，四川省民俗学会、中共罗江县委、罗江县人民政府的相关研究者又对提交的论文进一步编选和修改，最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以《李调元研究》（第二辑）书名出版。[76]

（二）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李调元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诗人、文艺理论家、民俗学家和全才大学者。李调元一生著述等身，涉及领域极为广泛，其中主要包括文学（包括诗歌、词、赋、文）、艺术（包括戏剧戏曲、书画）、民俗学（包含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和游戏）、经学、语言学、音韵学、史学、科举学、考古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目前在上述领域的研究中已产生了一些成果，但总体上看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有关李调元诗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已比较丰富，但对其诗歌的具体内容仍缺乏深入研究。李调元属于清代性灵派的重要一员，与袁枚、赵翼、王文治等人并称“林下四老”、“乾隆四子”，然在目前的研究中，对于李调元和其他三位大家的诗歌创作、诗学理论等还缺乏横向的比较研究。其二，到目前为止，李调元诗歌全集的点校（或校注）本还尚未出版。这是导致研究者对李调元诗歌的具体内容研究未能深入的一个客观原因。现有的丛书集成初编本《童山诗集》和《粤东皇华集》，由于不易获得或刻板模糊等原因，亟须重新整理出版。对于散佚于《雨村诗话》等其他各处的李调元的诗歌也应当予以补入。其三，李调元与韩国诗人李德懋等人多有交流，李德懋的《清脾录》被收入李调元所编的《续函海》丛书，《清脾录》和《雨村诗话》两本诗学专著在诗歌本质、诗歌发展等问题上多存在相似的论述，然而目前还缺少对《雨村诗话》和《清脾录》两部著作的比较研究。其四，对李调元的戏曲创作和理论还缺少进一步发掘，对其民俗学著作中的民俗文化内涵，以及李调元个人的民俗观念等还缺少一定的阐释和分析。其五，对李调元诗歌、戏曲、民俗等方面衍生的诸多文化现象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文化产业，如民俗旅游、文化演出、影视动漫、体育竞技、健身娱乐、图书出版、教育培训、广告品牌、网络文化、饮食家宴等还缺乏一定的应用性论证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