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诗人科哈诺夫斯基

——纪念诗人逝世四百周年

1984年8月22日，是波兰文艺复兴时期杰出诗人扬·科哈诺夫斯基（1530—1584）逝世四百周年。这位诗人虽然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至今还不很熟悉，他的作品在中国也没有大量地介绍过来，可是他在波兰文学乃至整个东欧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独特地位，却是早已为世公认的。我们今天纪念他，是因为他以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与中世纪反动教会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为人类的正义和美好的未来、为被压迫者获得自由和解放奋斗了一生，他以他的杰作教育人民热爱祖国，分清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为人类文化和思想宝库，增添了一颗独放异彩的明珠。

诗人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复杂的时代。中世纪的波兰，教会和大贵族掌握国家政权，在国内有很大的势力。在他们所控制的学校里，只向学生讲授神学和各种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宣扬蒙昧主义，排斥一切科学和新的思想。与此同时，在农村，由于劳役制庄园的发展，中小贵族地主的社会地位也提高很快，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了国家事务的管理；在城市，资本主义的萌芽逐渐以工场手工业的形式出现，市民阶层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波兰正是在这种新的阶级的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同时也在当时蓬勃发展的西欧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下，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出现了改革派。这种改革派不仅存在于统治阶层中，也存在于民间；他们的改革不仅针对教会的政治和思想统治，而且涉及国家机构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因而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当时波兰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还有许多改革派的领袖和学者，都为波兰科学文化的发展，为自由、平等理想的实现，进行了长期的奋斗。

科哈诺夫斯基1530年出生在腊多姆附近齐岑村的一个贵族家庭，家里拥有相当数量的庄园和土地。他父亲曾在桑多梅日任律师，诗人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他从小和各阶层农民生活在一起，对他们的富于宗教和民族特点的风俗习惯以及贫苦农民遭受压迫的情况十分熟悉。中学毕业后，他于1544年去当时驰名欧洲的克拉科夫大学攻读人文科学。当时克拉科夫作为波兰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是旧的天主教教会和改革派斗争十分激烈的地方。科哈诺夫斯基在新的环境中，开始对波兰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有了深刻的了解，并且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表示拥护波兰改革派的进步纲领。1551—1552年，他曾去立陶宛的克鲁莱维耶茨，并在那里居住了一段时间。克鲁莱维耶茨是当时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极为热烈的地方，科哈诺夫斯基除了和这里的活动家有过密切交往之外，还悉心阅读了当时波兰著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安杰伊·莫杰夫斯基（1503—1572）的著作，这对他的进步世界观的形成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1552年，科哈诺夫斯基去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在帕多瓦的大学里深造，他在这里学习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学以及希腊语、拉丁语，同时也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艺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来他去巴黎，又结识了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龙萨和他的七星社，在它的宣言《保卫与发扬法兰西语言》的影响下，科哈诺夫斯基更加明确作为一个波兰诗人，应当摆脱教会和拉丁语的束缚，为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进行创作而斗争。随后他还去过罗马、那不勒斯、马赛和尼德兰王国，除了中途短期因父母相继逝世回家两次之外，直到1559年，他才永远地回到了波兰。

科哈诺夫斯基回国后，有一段时间，他居住在首都克拉科夫，和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各种人物有过许多接触和联系，甚至还短时期任过国王的私人秘书。他这时虽然拥护和支持改革派，但在组织上没有加入任何一派，有时由于生活需要和为了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还不得不和一些保守派人物进行周旋，这种状况对于他来说，显然是不能长期忍受的。

1570年，科哈诺夫斯基毅然离开了克拉科夫，回到了他家的黑林村领地上，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谈到他来黑林村的原因时说：“我可以简单地告诉你，这里的收入虽然菲薄，但我的思想不会遇到危险，我的心也自由些。”在这个僻静的乡村里，他参加田间劳动，领受着大自然的美，并和勤劳朴实的农民生活在一起，获得了新鲜的创作灵感，写出了不少优美动人的杰作。1578年，他又曾去立陶宛、克拉科夫；再回黑林村后，就很少外出了。一直到1584年，他来到了卢布林，并逝世于此。

科哈诺夫斯基早在意大利求学期间就开始了诗歌创作，最初他用拉丁文写诗，回国后才用波兰文创作。他一生写下的作品十分丰富，主要的有长诗《旗》《诗神》《萨堤洛斯》[1]，又名野蛮的丈夫》《团结一致》《象棋》《旌旗招展》，又名《普鲁士的进贡》《圣约翰节前夕之歌》《挽歌》，诗集《哀诗》《短诗》《歌》和诗剧《拒绝希腊使者》等，此外他还写过一些散文作品，翻译过宗教赞美诗。这些作品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充分表现了他的艺术才华和对祖国事务的关心。诗人一生虽然直接参加的社会政治活动并不很多，可是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却涉及了波兰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斗争和生活，远远超出了当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诗人一般局限在反映他们反对教会的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崇尚科学和理性的范围。以题材而论，科哈诺夫斯基的诗歌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主要反映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方面的重大题材，这些作品有强烈的政治性，生动地展示了波兰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社会面貌；第二类是反映波兰社会各阶层的风俗习惯、描写祖国秀丽风光的作品；第三类则是诗人写他个人和家庭生活中遭遇的作品。这三类作品不仅取材和思想内容不同，而且在艺术上也各具特色，它们充分表现了波兰文苑这一时期的繁荣景象，代表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高峰。

在第一类作品中，科哈诺夫斯基首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波兰教会，如在《致圣父》这首诗中，他对那不勒斯教皇、波兰教会以及僧侣们的伪善、贪财、在伦理道德和生活作风上的堕落腐化，作了大胆和无情的揭露：

他们为了贪财，出卖了神圣的祭坛，

他们把永垂不朽的上帝送上了市场，

他们日夜酗酒，全不守人伦之道，

他们唯恐天下不乱，爱的是男盗女娼。

可是这些人都往往装得道貌岸然，他们自称是圣父圣灵的代表，看不起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农民的血汗，这不能不引起诗人的义愤。在《传教士》这首诗中，他写道：

有人问一个传教士：“牧师！

你为什么教人做的是一套，

可你自己做的却是另一套？”

在当时情况下，科哈诺夫斯基发表这样笔锋犀利的诗歌，是要冒风险的。他的作品不仅代表波兰的改革派，也代表社会下层的被压迫者，向最上层的统治者发动攻击。当然，科哈诺夫斯基并不反对宗教信仰，但他对上帝的看法和教会把上帝看成是具有无限权力、主宰一切的神是不同的。他说：“教会不能包括你，你到处存在，在深渊，在海中，在地上，在天上。”他认为上帝就是大自然，它创造了山川和大海，也创造了一年四季：春天百花盛开，夏天的雨水使谷物生长，秋天是丰收季节，冬天里万物得以休眠。它使人类能够生存，为人类造福。这种观点不仅反映了人们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走向美好生活的要求，也促使人们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它的出现，在当时波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充分表现了社会新兴阶级向上进取的精神，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揭露教会腐朽黑暗的同时，科哈诺夫斯基的作品还对当时包括世俗统治者在内的整个反动统治阶级和剥削者进行了各方面的抨击。诗人在克拉科夫居住期间，目睹封建官僚和大贵族拥有大量的地产和金银财宝，终日挥霍无度，从来不事劳动，他认为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不仅现在存在，而且早已有之，这是他们的祖宗给他们留下的一笔“可耻的遗产”。在农村，贵族地主用鞭子抽打农民，强迫农民在他们的庄园里进行无偿劳动，当牛做马。诗人出于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要求贵族老爷改变这种“野蛮的习性”，关心农民的疾苦，他在《一个农民的怨言》这首诗中，通过一个农民和老爷的对话，形象地表达了农民阶级要求社会平等的思想：

老爷，过去我们在一起喝酒，

老爷对农民从不歧视，

可今天却已是另一个样，

一切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在科哈诺夫斯基翻译的一些宗教赞美诗中，也常常把上帝描绘成一个为穷人伸张正义的裁判官的形象，诗人的意图，与其说是劝说人们信仰作为一个神灵的上帝，还不如说他是希望人们把自己崇拜的上帝看成是一个正义的化身，而不是一个压迫者：

主啊！

你的名字叫作正义的法庭，

只要我的良心尚在，

定对你虔诚地信奉。

诗人不仅关心被压迫者的不幸命运，揭示社会的不平，他对当时的国家机构和议会中的黑暗以及内外政策上的许多弊端，也做了深刻的揭露，说明他在政治上具有不同凡响的卓识远见。诗剧《拒绝希腊使者》是波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戏剧。它虽以荷马史诗《伊利昂纪》中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在希腊拐走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海伦的故事为题材，可是通过诗人的再创作，就和波兰的现实联系起来了。当希腊派使者来特洛伊要求特洛伊王子归还海伦并以战争来威胁国王的时候，一些官吏被王子帕里斯收买，为他的强盗行为作辩护，另一些主持公正的人在政府里没有发言权，而国王的态度又不明确，他一会儿支持王子，一会儿又站在王子的反对派一边，使政府内部争吵不休。作者通过一个人物的独白，表面上抨击特洛伊的统治者，实际上揭露了波兰王国政府和议会中的真实情况，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啊！王国内部一片混乱，它的末日就要

来临，这里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正义，

这里的一切，都靠金钱收买。

后来波兰几个世纪的衰亡，完全证实了诗人的预见。

对于异族侵略，富有爱国思想的科哈诺夫斯基也从来都是十分警惕。16世纪中叶，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南方的土耳其人常进犯波兰，国王齐格蒙特·奥古斯特死后，在新的国王还没有选出来的时候，鞑靼人趁波兰国内政局混乱之机，入侵波多莱，土耳其人也强行插手波兰事务，而大贵族统治者则一味贪图享乐，置国家安危于不顾，这便引起了诗人极大的愤慨，他在这时期的诗作中，称侵略者为“强盗”和“豺狼”，说只要他们出现在哪里，哪里就再也没有牛羊和牧童，田园就变成了废墟；可是波兰人却要等到自己遭到损失后，才能变得更聪明点。他一再告诫统治者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而不要让敌人在祖国的土地上肆虐猖狂。

就是在离开克拉科夫后，科哈诺夫斯基也没有停止对国家大事的关心。继承奥古斯特王位的斯太凡·巴托雷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国王，当他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时，许多农民的耕马被拿去当了战马，贵族成天练习骑射，人民在战火中大量死亡，而国王却以为这可以使他名震天下。诗人对此同样十分不满，他在他的作品中深刻揭露和谴责了这种非正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给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他希望波兰能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

科哈诺夫斯基熟悉贵族宫廷的生活，写过一些反映他们娱乐活动的作品，著名长诗《象棋》就是一篇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写的是两个年轻的伯爵博热伊和费多尔为争夺丹麦国王塔尔塞斯的一位公主而进行的一场象棋比赛的过程。作品不仅细致地刻画了双方在比赛中如何施展计谋，他们的心情如伺随着他们每走一步的成败得失时而紧张、时而舒畅、时而感到懊悔等情况，而且通过旁观者们的各种表现，烘托出了比赛紧张激烈的气氛，使整个场面有声有色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这部作品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

诗人长期居住在黑林村，写过许多反映农民风俗习惯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圣约翰节前夕之歌》。根据波兰古老的民间习俗，姑娘们在圣约翰节前夕，要围在篝火旁跳舞，这时候，她们12人手牵手地围成一个圈，在音乐的伴奏下，一边跳舞，一边轮着唱歌，歌词内容大都反映农民丰收的喜悦以及他们生活中的欢乐和挫折。诗人是在波兰文学史上第一个将这种富于诗意的民间风习用波兰文写在作品里的，表现了波兰文艺复兴时期的创作家对于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关心和热爱。在他的笔下，读者不仅可以看到农民欢庆节日的热烈场面，而且也深深地体会到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了面包我们辛勤劳动，

什么困难我们都不害怕，

美好的光景一定要到来，

苦难的岁月将到此终了。

科哈诺夫斯基的景物诗大都采取了田园诗式的描写手法，“牛羊在溪边饮水，牧童吹着他们自制的笛哨，和煦的春风轻轻地吹来，鸟儿在枝头歌唱”，一幅使人感到愉快和悠闲自在的景象，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对尘世生活的热爱，与教会宣扬的禁欲主义和宗教哲学针锋相对。在《在菩提树下》这首诗中，作者对景物不是进行单纯的素描，而是运用拟人化的手法，把景物写成一个活的、能表达感情的生灵，这样便使读者于诗中描写景物而言不再是旁观者，而是能够和它在感情上产生共鸣，从而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朋友！请你坐在我的叶子下面！

请你来我这里休憩一番！

我向你保证，

这里永远晒不着太阳。

凉风从庄稼地里徐徐吹来，

夜莺和椋鸟呢喃细语，

蜜蜂从我的花中采集花粉，

它们将在你的餐桌上，

送来一样上等的食品。

我要悄悄地告诉你，

你在我这里乘凉，

可以睡得十分甜蜜，

十分甜蜜。

在第三类作品中，以诗人在他的刚满“三十个月”的二女儿乌尔舒拉死后写的长诗《哀歌》最为著名。这首长篇抒情诗共分十九段，写得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在表达作者失去他的爱女后的感情变化时缠绵悱恻，十分真实感人，是波兰文艺复兴时期不可多得的佳作。诗中作者首先以简练的笔触，写出了由于乌尔舒拉的突然死去给他带来的极大痛苦，接着马上转到他对乌尔舒拉生前的回忆：女儿在世时最爱唱歌，唱得像夜莺一样动听，当父母有烦恼时，她总是给他们带来欢乐；现在，她吃过的点心仍在，她睡过的小床仍在，她到过的所有地方仍在，她的歌声仍然回荡在父母的耳中，而她却不在了。写到这里，作者把笔锋一转，感到乌尔舒拉似乎没有死，她在向父母做最后的告别：“我的妈妈，我再也不能侍候您了，我再也不能坐在您的桌旁了。”在这些生动的笔触中，不仅形象真实地刻画出了诗人此时此刻感情起伏变化的每一个细节，而且也反映出了作者所处环境笼罩着的凄凉气氛，达到了寓情于景的艺术效果。最后，诗人面对残酷的现实，只得无可奈何地喊着：“乌尔舒拉！你在哪里？你是否飞上了那无际的蓝天，和那些小天使一起飞翔？你是在天堂里，还是在幸福岛上？”“不管在哪里，都要怜悯我的痛苦？”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因为感觉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女儿极为悲痛；另一方面，又幻想女儿即使死了，也会像她在世时那样的纯洁并得到幸福。作者这样来宽慰自己，并在他的感情激动达到高潮之际，结束他的长诗，给读者留下强烈的印象。

科哈诺夫斯基的诗歌在波兰文艺复兴时期不仅最广泛地反映了时代的面貌，表现了时代精神，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思想感情，而且在诗歌的表现艺术上也进行了很大的革新。他的创作在许多方面都大大丰富了波兰诗歌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他是波兰第一个用十四行诗的形式进行创作的诗人。在16世纪的波兰，绝大多数诗人和作家都用拉丁文创作。科哈诺夫斯基的大部分作品是用他的民族语言文字——波兰文写成的，这些作品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达到了波兰文艺复兴时期的最高水平，对当时和以后波兰社会和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这种影响表现在用波兰文创作的本身，它不仅能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反映波兰人民的生活，也促进了波兰民族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许多世纪以来，以科哈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波兰民族文学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密茨凯维奇等伟大诗人和作家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波兰文学的优秀传统。

（原载《东欧从刊》第五辑）

[1] 或译萨梯里，希腊神话中最低级的林神，司丰收的精灵，酒神狄俄倪索斯的随从。神话把他们都描写成一群酒色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