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翼双飞在人间：波兰文学和汉学研究文集
- 张振辉
- 13504字
- 2025-04-25 18:00:49
《齐普里扬·诺尔维德诗文选》中译者序
齐普里扬·卡米尔·诺尔维德（1821—1883）是波兰19世纪浪漫主义后期占有重要地位的诗人和作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文学理论家、画家和雕塑家。他出生于华沙附近的拉哲明县的拉斯卡—沃格乌赫村一个小贵族家庭，父亲是个机关职员，但他很小就失去了双亲，由祖母抚养长大。诺尔维德在华沙上中学时就开始写诗，不仅表现了他的文学才能，而且也反映出作为一个初出茅庐者对于事物敏锐的观察。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中学没有读完就辍学了，因此他又回到了故乡拉斯卡—沃格乌赫村，在一些亲戚家里住了几年。这期间，他阅读了许多波兰古代的文学作品，尤其喜爱波兰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诗人扬·科哈诺夫斯基（1530—1584）的诗歌。后来他在华沙学过绘画，并在一些宣传部门工作，负责监督一些贵族出身的人的地位的迁升。
1840年，诺尔维德在华沙一些报刊上开始发表他的文学作品，他一生发表的作品主要的有论诗歌的文集《除夕》（1848），诗集《社会四方的歌》（1849）、《奴役》（1848—1849），散文《黑花》（1856）、《白花》（1858）、《一把沙土》（1858—1859）、《言论自由的事》（1869）、《沉默》（写于1882年，1902年发表），长诗《悼念贝姆的诗》《致公民约翰·布朗》《波兰的犹太人》和《肖邦的钢琴》（1865—1866），剧本《被召唤者》（1948—1949）以及短篇小说集《辛格沃思勋爵的秘密》（1883）等。我在这里选译了他的一部分诗歌、散文和书信，都是他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并特意按它们发表的先后次序作了排列。这些作品充分地表现了他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也真实地反映了他一生的经历。诺尔维德早期的作品就表现了他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尊重和热爱，受到波兰诗坛的好评，有人当时就称他为“诗歌之鹰”。1842年夏天，他和他的一些友人走遍了波兰的马佐夫舍地区，后来还去了克拉科夫，通过这些地方的实地考察，他对波兰的民间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这也充分表现了他对社会下层被压迫者的同情，因为他从小失去双亲，也曾是个孤儿，所以他对社会上孤儿的痛苦十分了解，在《孤儿们》这首诗中，诺尔维德看到了这些孩子本来是“美丽的花朵”，但他们失去了父母，贫困至极，无人关照，这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他对他们坦诚地说：
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手里拿着一盏明灯，
给你们说真话，
面色苍白、眼皮发肿的穷孩子们！
你们在那些悲戚的人群中是那么孤单，
但不得不永远面对这眼前的一切。
你们的心跳是那么急促，
这世上的一切都和你们隔绝，
你们是美丽的花朵
被疯狂的命运撕碎，撒在一座新坟上，
或者被编织成苦难的花环，戴在你们的头上。
还有那被遗弃的私生子，他因为“不合法”，生下来就被人歧视，“总是被这些目光盯着”，“感受到了那数不清的伤痛”，可是他有什么罪过？“他有自己的父母，但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最后：
他像一只蝴蝶掉进了蚁窝，
本想张开被撕破的翅膀，
在流浪中去另觅生路，但这一切都白费了。
因为他又遇到了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凶神恶煞，
在他的身前身后，把他又拉又扯，
要砍杀他，这个可怜的躯体，
要吃掉他，这条可怜的生命。
可是，
那些百无聊赖的贵人就可以
不受责罚地嘲笑他们。年长的为他们辩护，
说这很好，“谁叫那些傻孩子哭呢？”
面对社会的不公、以强凌弱，诺尔维德产生了不满的情绪。1842年，他在友人的资助下，开始去西欧各地旅行，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华沙和他的故乡拉哲明县。在告别他的故乡拉哲明县时，他写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诗《告别》，描述了他多年来在家乡见到的一切，依依不舍，十分感人：
别了，亲爱的墙垣！
这里有我儿时呵护过我的小床。
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灵光
迎来了五彩缤纷的朝阳。
可今天，在它的周围，
却长满了寄生的小草。
那个用小草编织的褐色十字架
为我的离去在给我祝福，
这是我能与之告别的
仅有的遗物。
它不仅是家里的遗物，
也是墓地里的遗物。
我还要和你们：窗玻璃和
彩虹的光芒告别，
你们就像我家里必不可少的
一幅幅彩画，一张张圣像。
在你们身上，我首次
见到了这里的乡村和天空，
我相信你们画的都是乡村和天空，
就像我见到了它们一样。
在国外期间，他首先去过德国的南部和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对这些地方的艺术作品特别感兴趣。在佛罗伦萨，他还继续了他对绘画和雕塑艺术的深造。后来他又去过罗马、柏林、当时属于波兰普鲁士占领区的西里西亚和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848年，他沿地中海去过希腊和地中海上的克里特岛。这期间，他参观欧洲各地，写过许多怀古的诗，如在《白色的大理石》中，写他参观希腊的古迹，想起了古希腊的战争和传世的文明：
美丽的古希腊，你那大理石的肩膀令人惊异。
你心地善良……我要问，荷马现在怎么样？
他是否还在叫你对他的合唱组唱星星之歌？
他的坟地或农舍在哪里？说吧！就小声地说吧！
埃格的海浪冲击着岩石的海岸，奏响了诗的韵律！
人人都喜爱的古希腊！菲迪亚斯怎么样了？
他是不是教过你让那些观众的身子都适当地歪着，
像上帝一样缓慢地前行，把躯体当成是灵魂？
他是不是被关在监牢里？米齐亚德斯是不是在打仗？
特米斯托克莱斯、图齐迪德斯、齐蒙……难道都是罪犯？
古希腊啊！那个甜蜜蜜的亚里士多德现在怎么样了？
是不是有人学会了原谅别人，
而他自己就像流放者那样受尽折磨？
老福西翁什在争夺荣誉，
你是不是给他下了毒……苏格拉底又怎么样？
啊！女士！
蓝眼睛，雅典娜的侧身像，雕得很匀称。
这是你的神庙的废墟，就像你一样，很俊美。
见到它很高兴，告别它依依不舍，
露水浇灌的小堇菜流下了眼泪，
只有它在流泪，它长出来就是为了流泪。
后来，诺尔维德在巴黎住过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谋生，他不得不在这里从事各种职业，一直生活在贫困中，但他和当时侨居巴黎的波兰积极浪漫主义代表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尤利乌斯·斯沃瓦茨基以及著名的钢琴大师肖邦有密切的联系，对他们表示无比的敬仰，这些都写在他的散文《黑花》中。后来他还去过美国，在纽约为一家杂志当过一名插图画师，以绘画和雕刻为职业。1854年，他又回到了巴黎，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他在巴黎也写过一首著名的怀古诗《苏格拉底，你给雅典人做了什么》，诗中提到了他所景仰的许多为促进世界历史和文明向前发展，做出伟大贡献的名人，除古希腊这位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外，还有意大利文艺复兴诗人但丁，第一个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葡萄牙文艺复兴时期杰出诗人卡蒙斯、拿破仑、密茨凯维奇以及在1794年曾发动和领导波兰抗俄民族起义，后来又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兰民族英雄塔杜施·科希秋什科等。
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1855）不仅是波兰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诗人，而且也是波兰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和波兰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士，诺尔维德当时和他交往很深，对他非常敬仰。1855年夏天，英国和法国在土耳其反俄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这两个国家表示同意在土耳其建立一个波兰师，为波兰的民族独立而战斗。当年9月22日，密茨凯维奇曾经来到土耳其，10月6日，他又去过保加利亚的布尔加斯新港，见到这里已有一个波兰的流亡者建立的军团，他希望在这里再建一个犹太军团，和波兰军团并肩战斗，但11月27日，他在土耳其因染上了霍乱而死去。1856年1月9日，他的遗体被运回巴黎，1月21日，巴黎圣抹大拉教堂为他举行葬礼，遗体葬于蒙特姆仑乔墓地。直到1890年7月4日，密茨凯维奇的灵柩才被运到克拉科夫，重葬于瓦维乌城堡的地下圣堂里。诺尔维德根据这个历史背景，在《苏格拉底，你给雅典人做了什么》这首诗中，表达了对这位为波兰民族独立而牺牲的诗人和战士的无限怀念：
至于你在一个什么样的骨灰盒里歇息，
它放在哪里，是怎么放的，这不重要。
因为你的坟墓还会重新打开，
人们都要再次宣扬你的无限功德，
过去因为没有对你表示敬仰，
大家都很感到愧疚
现在会向你第二次流泪，
流下更加伤心的热泪，
虽然大家都见不到你了。
密茨凯维奇的代表作长篇叙事诗《塔杜施先生》充分地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观点，真实反映了许多波兰优良的传统习俗，深受波兰读者的喜爱，是波兰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经典，诺尔维德于1866年5月中在巴黎写给和他同时代的著名作家尤泽夫·伊格纳齐·克拉谢夫斯基（1812—1887）的信中也说：“什么作品最有价值，当然是我们最热爱的祖国和民族的史诗。《塔杜施先生》就是这样一部民族史诗。……这当然是一首最有民族特色的长诗，诗中描写了人们的吃喝，采集蘑菇，等待法国人来为他们的祖国做点什么。它当然是一部杰作，它所描写的风光比雷斯达尔最迷人的风景画都要高超。”
诺尔维德在国外期间，经常想到的是他当时在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三个占领者压迫下遭受苦难的祖国，以及那许多为波兰民族独立而战斗和牺牲的爱国者，在《我的祖国》这首诗中，他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写道：
我的祖国的脚印沾满了鲜血，
头发中撒满了沙土。
我虽然倒了，但我认识她、她的面孔和王冠，
这是阳光。
我的先辈从来不知道有别的祖国，
我用手触摸了她的双腿，
我吻过我的先辈们身系的
粗制的皮带。
请不要告诉我，祖国在哪里，
因为田地、村庄、战壕，
还有鲜血、身躯和她的伤痕，
这就是她[1]的印迹或脚步。
《首都》一首是诗人在巴黎写的，他目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的突出表现，对它作了真实的写照：
这里有两群人，是那么心神不安、浑身颤抖，
一群人盼着巨额利润和财富从天而降，
另一群人虽辛勤劳动，却连一片面包都得不到，
胸中充满了义愤。
他还看到了工人的罢工，尽管遭到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但罢工仍取得了胜利：
这里采取了两种行动，表现了两种态度，
一方面是工厂主在拼命地追击什么，
另一方面是工人们证明
他们已经把活干完，
并且在罢工中取得了胜利。
在《沉默》这篇散文中，他对巴黎的社会黑暗、资产阶级一味追逐个人利益的庸俗作风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他认为巴黎的人群整天发出极大的喧闹，“他们除了一心一意追求个人的利益之外，任何别的东西，任何值得尊重的想法都不知道，他们也没有别的感受”。“他们的肺和嘴不管说什么话还是变成什么样子，除了表现他们热衷于对利益的追求外，不会去做别的事情。”“一个人的这种追求利益的热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表现出来，与此同时，不管是什么事，什么利益或者什么思想在他的自白中都会说出来。他对所有的一切的看法，都是以他个人为出发点。”“这个形象从不放弃自己的出发点，在他自己的这个位置上，他会有一个光鲜的幻想，他的幻想除了和他自己有关的事物外，所有别的一切都不会想到。这种倾向没有也不可能揭示一个绝对的真理，他在他的表述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大公无私，没有提到知识和感情。”但是“除以上外，这些人群和这种喧闹还有一种表现，这就是他们对他们所在的那个时代人们最喜爱的时髦的追求，他们一张开嘴就会说出他们对什么的看法，表现他们对别人的感觉，把自己的想法和他们想到的别人的想法联系起来。如果说第一种表现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个人的出发点的话，那么这两种表现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出发点”。
但是诗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看到了那里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因为他自己长年流浪在异国他乡，也遭受了同样的苦难，所以他在《我们的土地之歌》中，表白了他对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真情实感：
我把人民看成是我的兄弟，为它的痛苦流尽了眼泪，
因为我知道，它拥有的一切，
就是我不得不忍受的苦难。
因为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诺尔维德在他的作品中还极力讽刺西欧各国那些资产阶级的执政者只知道高谈阔论，对人民的疾苦一点也不关心：
我想，如果老百姓无法维持生活，
病得连说话都喘不过气来
可预言家却弹出了最高的音调，
那么这个世上的空气又怎能令人感到舒爽。
诺尔维德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他的诗歌都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这尤其表现在他在外国流浪的艰难岁月中，如他在《我的歌（二）》中写道：
我来到了这个国家，
有人从地面上拾起一块面包，
是为了对上天的恩赐表示敬仰。
主啊！我多么想你。
我来到了这个国家，
只因为捣毁了白鹳的鸟巢，
我犯了大错，要为所有的物种效劳。
主啊！我多么想你。
我来到了这个国家，这里对我的第一个礼遇，
就表明了人们对基督永远的信仰，
“你将受到赞美！”
主啊！我多么想你。
但在这些作品中也表现了宗教人道主义的精神，在《祈祷》一诗中，他说：
这是乐趣，这是逗笑，
七重天上散发着夏天的气息，
因为你给了大地最美好的恩赐
当人们伤心流泪，两眼看不见的时候，
你为他们恢复了光明，
使整个天空都闪耀着光彩。
但是诺尔维德对那些西方国家的教会和僧众不关心人民的疾苦，特别是俄罗斯的教会不关心波兰人民遭受沙俄民族压迫的痛苦深恶痛绝，他于1850年11月写给友人奥古斯特·切希科夫斯基的信中说：“我多年来，都想到过教堂，我在那里也工作过。但我今天不能到那里去，因为我如果是那里的僧众，明天就可能变成异教徒。我不能去那高深莫测的教堂。我在那里待过，也曾是那里的工作人员，可是它在英国不知道爱尔兰人的痛苦，在俄国也不知道波兰人的痛苦。它是那么不关心人们的痛苦，自己也会走向灭亡。”可见诺尔维德的信教是不脱离欧洲和波兰的现实的，他永远站在社会中被压迫者一边。
诗人也很注重一个人的伦理道德的修养，他认为，一个人首先不能失去诚信的品德：
你的诅咒和欺骗都没有用，
因为这是对你自己的背叛
你非得找回你的诚信，跨过这道门槛，
但你也许又找不到，为什么？
《为什么》
因此诺尔维德对他所见到的社会现实中的人们道德水平的低下，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这是过去那个世纪的光明正大，
可是现今这个世纪标出的是粪土。
《思想和真理》
但诗人认为，他热爱的祖国波兰无论是过去的民主政体，还是波兰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精神面貌，在他所见到的欧洲都是最好的，虽然波兰当时在西方受到一些人不怀好意的攻击，但波兰民族的民主传统是不容否认的：
没有一个波兰国王上过断头台，
因此有个法国人对我们说：你们都是暴动分子！
没有一个波兰的僧人亵渎过品德，
因此有个异教徒对我们说：你们也是异教徒！
没有一个波兰的犁犁过别人的田地，
因此我们会被看成是盗贼。
没有一个波兰的灵魂抛弃过自己的人的精神，
因此会有人教我们，什么是历史。
《诅咒》
他在1862年11月14日致友人米哈利娜·扎列斯卡的信中更是十分明确地指出：“这就是波兰的社会，一个民族的社会。我不否认，这是一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别的社会都没有这种精神。”“所有表现了民族的爱国主义和继承了民族的历史传统的思想感情都是伟大和高贵的感情，所以我在华沙的街上如果遇到一个流浪儿，也会脱帽向他致敬。如果不是爱国主义，不是民族和社会的感情，那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渺小的，甚至是可耻的，一想起它就可怕。要向上帝呼唤正义，要解决农民问题。有三个教皇曾先后向波兰提出要解决农民问题，认为这是一个民族问题，而不是一个基督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祖国是这么一个社会，它[2]对每个人在各方面都很负责；是这么一个民族，它对每个波兰人都很有感情的话，那么我们的两条腿就可以站立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受到尊敬的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诺尔维德不仅在他的诗歌创作和书信中与祖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十分关心在波兰和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长诗《悼念贝姆的诗》《致公民约翰·布朗》《波兰的犹太人》和《肖邦的钢琴》（1865—1866）等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
《悼念贝姆的诗》是一首献给波兰著名爱国者贝姆（1794—1850）的长诗，尤泽夫·贝姆参加过1830年11月在华沙爆发的抗俄民族起义，后来又领导了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1850年在与奥地利和沙俄前来镇压革命的侵略军的战斗中牺牲。长诗主要写贝姆牺牲后为他举行葬礼的情景，这当然是诗人的想象。在送葬的队伍中，有人举起了缀饰着月桂的宝剑，有人捧着一支支点燃了的蜡烛和军功章，灵车由一匹战马拉着，随后是一群年轻人敲打着斧钺和盾牌，就像给中世纪的骑士举行葬礼一样，这是诗人对这位波兰民族英雄表示的敬仰，但贝姆不仅为波兰民族的独立，而且也为匈牙利人民的解放而战斗，他身体力行波兰爱国者提出的“为了我们和你们的自由”这个国际主义口号所提出的要求。来到坟地后，送葬的队伍中又有人用矛刺那匹拉着灵车的战马，要它继续往前走去。作者用了许多象征的手法，表现了这支送葬的队伍感天动地的恢宏气势：
影子啊！你的手在铠甲上已经折断，战士高举的火炬
照亮了你的膝盖，可你为什么要离去？
宝剑缀饰着绿色的月桂，烛火在田野里哭泣。
隼鹰展翅高飞，战马奋蹄起舞，
这里所有的一切都飞到了天上，
就像士兵带着他们的营帐，在天空中流浪。
军号在凄厉地哀号，这哀声越来越大，
军功章在天上展开了宽阔的翅膀，
就像一些被长矛刺中的巨龙、火怪和飞鸟，
但这杆长矛却显示了许多战略的思想。
说明贝姆虽然死了，但他的战斗并没有结束：
他们再往前走，当快要走到坟前的时候，
他们看见了路边有一道深渊，深渊里漆黑一片，
人类没有办法把它挪到别的地方去，
但他们仍用长矛刺那拉着灵车的战马。
他们就是遇到有可能陷进去的最危险的深渊，也要奋不顾身地往前走去。诗中这个送葬的队伍最后变成了一支军队，因为∕一个民族麻木的心终于觉醒，它眼中的霉菌被清除了∕他们在为争取波兰民族独立的战斗中，终于取得了胜利。
《致公民约翰·布朗》中的主人公约翰·布朗（1800—1859）是美国19世纪著名的废奴主义者，1859年在美国曾领导黑人进行了一场反对白人的奴隶制压迫的起义斗争，斗争失败后被敌人绞杀。在诺尔维德看来，由华盛顿和波兰的民族英雄塔杜施·科希秋什科[3]创建的美利坚合众国到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了它过去的民主精神，有色人种依然遭受压迫和奴役：
我的王冠上的火焰熄灭了
夜已降临，黑人脸上的黑夜。
这首诗是以作者写给英雄约翰·布朗的一封信的形式写成的，它就像一只白色的海鸥，要飞越重洋，飞到牺牲者的绞刑架下，这时候英雄的头发也变白了，可是他要拯救的黑人的脸却更黑了。这里似乎表现了某种悲观的情调，但诗人要人们重新认识像约翰·布朗这样的美国人民的儿子，英雄虽然死去了，可他的精神是长存的：
因为我的诗歌已经成熟，一个人可能牺牲，
但诗歌不会死去，人民会站起来。
整个作品不论形式还是内容都表达了诗人对英雄由衷的赞美，相信他所代表的自由平等的民主精神终将取得胜利。今天我们看到，黑色人种在美国依然受到歧视，他们仍在为他们的人权和自由进行不懈的斗争，这也足以证明诺尔维德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洞察深微和富于远见。
《波兰的犹太人》这一首诗的产生是因为在1863年一月起义爆发前，在1861年某一天，波兰人在华沙为一些被沙俄宪兵枪杀的波兰爱国者举行隆重的葬礼，有一个在死者们的棺材前高举着十字架的波兰人被沙俄宪警枪杀。在他倒下去的时候，旁边有个年轻的犹太人米哈乌·郎迪马上跑上来，接过了死者手中的十字架，继续往前走去，表示他在波兰反对沙俄占领者压迫的战斗中，永远和波兰人站在一起。诺尔维德因此写了这首诗，表示他对当时在欧洲和波兰受到歧视的犹太人的敬仰。在他看来，不论在北美被奴役的黑人，还是欧洲的犹太人，都具有舍己为人的高尚品德，他们和包括波兰在内的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一样，都要获得自由和解放。同时他也表示他对沙皇的侵略“本性早已知晓”。这个侵略者“骑在马上会像牧童一样，再也没有牲畜”，只是孤身一个，最后必然遭到失败。
此外，诺尔维德在1862年5月19日写给友人孔斯坦齐娅·古尔斯卡的信中，还联系到当时在欧洲和北美发生的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以更大的社会面，揭露了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对革命人民的血腥镇压，他认为这些革命者的死，都是为了“在他们死后让别人比他更高贵和幸福一点”。他说：“1851年——这是好些年前——要走过这些平坦的石板路，经过街心公园去马格达莱拉，就不得不小心地踩在从这里流过的红色的血上，这血是从外交部那边往下，经过这条宽阔的街道流过来的。这是一些死去的人的血。这些死去的人以为这血从他们的血管流出来，能使那些因为他们的牺牲而活下来的人，有更多的自由，变得更加高贵和幸福。”“几年前，在索尔菲里诺附近的一个广场上，就有五万个人的心停止了跳动。他们在遭受了极大的痛苦而死后，内脏又被挖了出来，撒满了整个广场的地面。由于日光的暴晒，都腐烂了，一些野狗都跑过来舔食着这些死者的遗体。他们都是一些人啊！享有过他们的母亲和兄弟姊妹对他们的爱。他们的死，是为了别人在他们死后，能够活下来，比他们更高贵，也更幸福。几个礼拜前在美国，也有八万具尸体在一个广场上，一天之内被挖出了内脏，流了红色的血。这也是为了在他们死后让别人比他们更高贵和幸福一点。”诺尔维德对于这些革命者为了被压迫者的自由和解放而牺牲的伟大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仰。
诺尔维德作为波兰浪漫主义后期的诗人也很看重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他认为品德的力量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即使对社会下层的被压迫者来说也是这样，在《告别》一诗中，他还写道：
他们都是穷苦人，
一些最普通的老百姓，
对大世界表示厌恶，
如果没有痛苦便是快乐，
这都在午前的睡梦中，
他们在梦中高兴地见到了自己的童年，
没有想要算计什么，
对仇恨也能够分担，
可怜的人们！希望他们的品德
能够照亮他们生命的夜晚。
对诺尔维德来说，美不仅表现在有爱心这个道德的层面上，还表现为大自然的美和艺术的美，他的《肖邦的钢琴》就表现了艺术的崇高和美，这是一首著名的诗，它是根据1863年9月19日在华沙发生的一个政治事件写成的。这一天有人在华沙扎姆伊斯基宫暗杀镇压1863年一月起义的刽子手——沙俄驻波兰王国的总督贝尔格将军，但未成功。沙俄占领者当局为了进行报复，派兵烧毁了这座宫殿，把里面一架肖邦的钢琴也抛到了街上。诺尔维德是肖邦的好友，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感慨，因而写下了《肖邦的钢琴》这首诗，诗中表达了他对这位伟大的音乐家真挚的友谊和无比的敬仰，诗人以许多生动的比喻不仅指出了肖邦和他的音乐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也由衷地抒发了他对波兰祖国的热爱。作品一开头，诗人就回想起了他在巴黎最近几次会见肖邦，他对这位波兰最伟大的音乐家和他的音乐表示了由衷的赞誉：
这些日子我在你的身边，弗雷德雷克[4]！
你的手，一双石膏一样白净的手，
一双誉满全球的手，
不时触着鸵鸟的翅膀。
我看见那牙骨键盘
在不停地跳动……
你，就像一尊大理石雕像，
但你身上没有雕琢的痕迹，
巧夺天工，旷古奇迹，
天才啊，不朽的比格玛里翁。
在诗人看来，肖邦的音乐和比格玛里翁这个神话中的人物的艺术都是最美的，就像天堂一样：
就像古老的德行，
走进了村子里的松树林，
她自言自语地说：
“我在天上已经获得了新生，
天堂的大门就是我的竖琴，
林中的小道变成了我的彩带
我在白色的庄稼中看见了一块圣饼，
艾玛努埃尔已住在军营。”
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景象，诗人还说：“这里就是波兰”，因为肖邦的音乐植根于波兰，来自波兰的故土，诗人感叹地说：
这里就是波兰，
她在历史上的鼎盛时代
曾经享誉四方，
就像彩虹一样地辉煌，
可她现在变成了车轮制造匠。
由于今天的波兰已经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瓜分，这位可以和古希腊著名雕塑家菲迪亚斯[5]以及基督的门徒大卫的业绩媲美的伟大艺术家的“钢琴在花岗岩马路上已被人抬走”，这是沙俄刽子手对这位波兰的天才和世界文明的践踏，诗人最后十分痛心地说：“理想失落在马路上，花岗岩在低声地哭泣。”充分表达了他对肖邦的敬爱和对刽子手们的憎恶。诺尔维德的作品不仅表现了他对他的祖国波兰和享誉世界的波兰艺术和文化的无限热爱，而且他对世界上所有的被压迫民族的苦难寄予深厚的同情，希望他们获得自由和解放，他还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基督的仁爱之心，从此不再有纷争，他的诗歌就是他在这些方面最真诚的表达。
在诺尔维德的散文中，最重要的是《沉默》，它实际上是一篇学术论文，集中地表现了诺尔维德的哲学观点。他在《沉默》中写道：“由于时间的飞逝，我们终于感受到了这种特殊的完美（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的完美），但这种完美也不说明索福克勒斯之前的悲剧，或者说最早出现的悲剧艺术就要低一等，因为那些最初出现的悲剧也是很完美的，它已经获得了它那个时代的信仰的认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知识水平。”
他认为这种“完美”应当成为一个体系，一个艺术和思想的体系，甚至是一个伦理道德的体系，像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那样，它会“显示更多的光彩，带来更多的好处”。诺尔维德认为：“不管怎样，一个人总是在衷心地期盼着那种完美的出现，因为它会向我们展示进步和更加美好的境界。”在他看来，“完美”一是包括对真理的追求，例如那个正直的第欧根尼对那些在柏拉图学园里努力工作的人们表示的关爱，他见到他们在寻找真理，便理所当然地大声问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将他们发现的真理的要求实现？”另一方面，“这种完美也需要不断地创新和充实（不断地充实，没有止境）”，因为追求真理也是没有止境的，真理根据现实情况的不断变化，更需要发展。
一个人如果期盼着完美的出现，或者在追求真理，他也不能脱离实际，他要“积极参与到这些每天都有的戏剧的表演中去，他对这是负有使命和职责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是对这些每天发生的事或者人类最初的劳动状况和他们的期盼也能多少有一些了解，即便是并不重要的了解”？诺尔维德还明确地指出：“我不认为，一个人什么都知道就够了，因为我想的是，一个人总是不断地需要知道更多的事情……怎么回事，比所有的还多吗？一个人要知道（我这么说）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昼夜、每一个时刻发生的每一件事。他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一定要知道在这么多的情况下，这么多次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也就是说，既不能脱离现实，还要不断了解社会现实中出现的新的事物，也要了解历史，这样也能找到真理，做到完满。
诺尔维德认为：“沉默”是一种很重要的意识表达的方式，他这里说的“沉默”实际上是一种暗示，一个人说话，不要把他要表达的意思在话中都清楚地表达出来，其中有的语句可以提供一种暗示，诺尔维德称为沉默，他说：这种沉默“无疑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也是说话人“一种心理作用”的表现。那么为什么“不要把所指的对象讲得很清楚”呢？诺尔维德认为：这是因为“每一个客体的自身都有一定的亮度，它也能够作一番自我表白”。因此在这里表示沉默“就是要让这个对象作一番自我表白，让沉默变为表白，在事物的自我表白中，其内涵会变得更加充实”，“能够正确无误地展示它的全部内涵”。诺尔维德说：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有时候，沉默远比说出来能够表达更多的意思”。从一篇讲话的整体来看，沉默无疑“是讲话中最生动的一部分，它在每一个句子中都有表现，它也是一个句子连接下一个句子和讲话中的另一个意思的纽带。第二个句子往往就是第一个句子的暗示，第三个句子是第二个句子的暗示，第四个句子也是第三个句子的暗示”。“既然沉默和每一个单独的语句以及包含着这些语句的一个讲话的整体结构有这么紧密的联系，那么它当然是很有表现力的。”例如，“如果你说：‘你好吗？朋友！’这里的沉默[6]表现在我很久没有遇见你，或者没有见到你，所以你要问：‘你好吗？朋友！’因为这个沉默的表示，下面还可能有别的话，这就是：‘你好吗？朋友！我好久没有见到你哪，是不是该主动地问你一下？’”“一个讲话中的语句如果不能表示一种沉默，不能有所发挥，那它们就是抽象的和苍白无力的。一个讲话中的语句如果都是这么苍白无力，那么这个讲话就不可能显得生动活泼。”
诺尔维德认为，“沉默”在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那里，是一个哲学概念”，但是“这个概念不是产生于埃及，它最早也不是希腊和毕达哥拉斯的一个概念，它是产生于亚洲的一个最古老的宗教和哲学的理论概念，曾用于实践，毕达哥拉斯流浪到古巴比伦，在那里当了奴隶，才接受了这个概念”。人们可以长时期地保持沉默，“两年、三年、五年和七年保持沉默”。可以一个时代保持沉默，这个时代没有说出来的东西，甚至要到未来的一个时代才把它说出来，并且表示对它的看法。诺尔维德要问：“那么这么做是不是要坚持真理？是不是要对真理进行检验或者对它有所表示？但不管怎样，这么做是有好处的，它既可以阐明正确的事物，也可以指出一些错误的东西。这种做法为什么和在什么地方能够得到更新和补充，从而代替过去的做法？或者说它是不是已经在发挥作用？我认为不是这样，因为要形成一个体系就要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它的内部因素处于融和的状态，能够表现出一种既面面俱到，而又有适度和突出的亮点的思想观点。这就是它要具备的一切。”因此在诺尔维德看来，“沉默”既然是一个哲学概念，就应当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诺尔维德在《沉默》中还谈到了寓言，他认为：“寓言都不能证明什么的存在，但尽管这样，它却能说明一个理所当然的道理。一个寓言能够说出这样的道理，所有的寓言加在一起，就能证明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的存在，我甚至不敢想这是什么”，但寓言总是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以拟人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在诺尔维德看来，这“说明了这个世界事物发展的规律和精神发展的规律是很相似的”。寓言和“沉默”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被认为不合逻辑的自白往往就成了寓言，它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一个人的自白和沉默的表示，能够说明他和别人是疏远还是亲近。在毕达哥拉斯很久以前，自白者们的沉默就有这种表示。在他很久以后，有的人就根本不用口语来表示，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作一个很普通的手势，在地上拣一个小石头扔了出去，树叶在风的欢拂下嗖嗖作响，用手指碰一下身边的一个东西。这里可以看到，他们是多么想用这种表示寓意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心中所想，虽然他们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这种表面上看来很不明确的表达方式和一些事物深藏的秘密正是毕达哥拉斯的荒诞学说的特征。”
在诺尔维德的哲学思想中，还有一个“亲近”的概念，在我们今天看来，它就是指事物的对立统一，他说：“如果说到亲近，我以为，这是人的精神状态所表现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我不知道我们的这种亲近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因为我们的每一种感觉和每一个思考虽然都清楚地表现了我们的思想观点，但这一切都是我们在脑子不清醒的状态中表现出来的。还有我们不管做什么，都是从亲近开始，然后对它进行增补，使它更加亲近。在这个旋转得比我们的脉搏还快的行星上，我们也一直处于这种状态。可以说，亲近不是我们一时的需要，而是由我们的生存条件所决定的。这种亲近能使两大智慧的宝石，即明白事理和属于人的本性的不明白事理结合在一起，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这就是说，不管什么事物，包括人在内，都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的各种因素，相互之间都必须处于融和即“亲近”的状态。
在谈到各民族文学创作的历史时，诺尔维德认为人民的文学“是一个以自己逐步取得的成就表现人类的成长和走向成熟的过程，它的第一批作品就是喂给孩子的食物，一直到许多年之后，它才成为男人的食品。在最初出现的文学作品中，并没有那种意味深长的颂歌和宣传伦理道德和押了韵的严肃的语句，也没有早先出现的那种宏伟的史诗”。“这些给孩子们写的书可能写得很幼稚，但这不是孩子的幼稚，而是因为它和神的宗亲关系，继承了神的性格。”诺尔维德这里说的是古代的神话，以西方文学为例，古希腊神话当然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诺尔维德说这是给孩子写的书，说明了人类在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对于大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有许多方面因为达不到科学认识的水平，就只好寄托于对神的想象和神话故事的创作了。诺尔维德还形象地说，在神话时代，希腊人崇奉的最高天神，也就是他们认定的奥林波斯山上的主神，“宙斯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都是第一个在场，也是最后一个和站在中间的一个，他带着燃烧的闪电站立起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他是大地的地基，是明亮的天空的轴心，他是一个君主，他既是一个破坏者，也是一个创造者”。
但是这种神话不仅产生于古希腊，在世界各国历史的早期，也都出现过神话故事和传说，有的见之于民间口头文学，有的有文献记载，例如中国古代的典籍《山海经》《庄子》《楚辞》和《淮南子》等中都有神话传说的记载。这些神话故事不仅展示了先人极为丰富的想象，而且也表现了他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理想的追求，以及他们高水平的艺术创作的能力。
诺尔维德认为，文学创作的最初阶段，是没有散文的，“一个人进入世界的第一步，他的智慧就表现出他是一个诗人。即便是另外一个富于理智的人，我们通过对历史的最初阶段的研究，也能够证明他是一个诗人”。不管是神话传说，还是早期的诗歌，虽然是“为孩子”写的，但都是“表现了崇高和伟大的情感的作品”，“为了展示理性的事物”。所以诺尔维德认为：“就是古代的智者中最明智的孔夫子在他的几乎是官方的文献中，也吸收了最初出现的颂歌和歌曲的营养。”
诺尔维德在谈到古代的史诗作品时说，“在第一个神话和神奇的省略时代之后”，便产生了史诗，例如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是在希腊神话的基础上产生的。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踏着他们的奥林波斯的脚步前进，但他们没有出现在历史题材的散文中，也不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没有反映政治和经济问题。历史题材的散文沉默不语了，因此便产生了既美丽而又丰满的史诗形象，但是这种史诗反映历史内容的水平并没有降低。史诗必然让历史题材的散文沉默不语，照我们的看法，如果说史诗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成为文献，那么在它的时代过去之后，在它的腹中曾经沉默不语的历史著作就要露面了”。“神话（神奇的）、史诗和历史，这就是我们在人的思想的发展和对时代的表述的过程中看到的东西。”
诺尔维德的这些作品不仅种类和艺术形式多样，内容涉及面广，也表现了他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对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过程以及他所处的那时代许多现实问题的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认识。
[1] 这里把祖国拟人化，所以我用了“她”这个人称代词。
[2] 这里说祖国是一个社会，所以我用了“它”这个代名词。
[3] 因为塔杜施·科希秋什科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
[4] 即肖邦，肖邦的全名是弗雷德雷克·肖邦。
[5] 希腊雅典雕塑家，活动于约公元前490年至公元前430年。
[6] 这个“沉默”的意思也是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