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议论和对话为主的文学形式

近年出土了不少内容丰富的古籍文献，这些书在形式上有一定的规律和体式，有的记载人物话语语丛，有的记载人物问对，有的记载事件中人物话语，有的记载人们就某个问题进行观点论述，有的是讲一个寓言故事。当然有些篇章并不完整，如有的论语并没有记载说话人和事的因果，而只记载了人物的论话部分，只保留最重要、最有特色的语的部分。

《礼记》内容上不少是经过儒家老师和弟子整理的官学文献遗存。其中语丛类《礼记·坊记》《礼记·中庸》《礼记·表记》几篇长短不同，体现了由短到长的发展过程，也有一些儒家的话语记录。《礼记·曾子问》记载曾子和孔子对礼仪制度内容的问答，《礼记·礼运》是记载孔子和子游的对话，此外还有《礼记·礼器》《礼记·哀公问》《礼记·仲尼燕居》《礼记·孔子闲居》《礼记·问丧》《礼记·服问》《礼记·三年问》《礼记·儒行》《礼记·哀公问》《礼记·孔子儒服》。不少题目就叫作“··问”，针对某一问题进行问对的体式在当时比较多。《礼记·檀弓》是事件中问对和对话，有孔子的评论话语也有语丛，句式整齐，其模式是事+问对+评论，或者事+对话+评论，也可以无评论，前后的叙事也有长短不同，可以在话语之后有叙事，也有无对话的纯叙事，还有概括的话语；其中论断的话语，以及问对和对话可重叠增加，主要是孔子和弟子言论。《经典释文》说：“《礼记·坊记》记六艺之义。《祭义》，郑云：名祭义者，以其记斋戒荐羞之义。《乐记》，郑云：名《乐记》者，以其记乐之义。”语的内容要体现道德义理。

语丛的一种发展演变是纵向延长，如《老子》和道家的一些作品。它们由语丛演化来，因为原来是语丛，所以思想并不连贯。一种是在语丛基础上丰富内容，如儒家语体文学作品，这类语丛演变成了长篇问对和事语。事语是在语丛的基础上前后简要交代叙事以及因果，其中语被修饰得比较整齐。《国语·晋语》比较接近这类，但各卷的差异要大一些，开头三卷形制类似篇幅也较长，后面变得简短。一个人的话语变成了两个人的对话，但一般还是能看出主次，主要那个就是作者着意的语丛。后又在此基础上加了一些圣贤的评判话语。

上古时期的文学作品是通过话语表达，往往是在典礼仪式、外交周旋、日常生活的对话之中，有一些后来记录于竹帛或是成为创作的素材。但从语的角度来看，对文本的形成也产生一定影响。这时候的论语结构主要是顺序的，没有与前文呼应和重合，思维上平行但不相交。与道家相比，儒家论语要显得相对短小精练。

钱穆《西周书文体辨》记载：“《春秋》为体，始重记事。”记言发展在前，记事发展在后。而记言者，亦仅摘要记述当时某人对某事所言之大旨。似乎在史官载笔者之心中，尚未有如后世缀文造论之意想，必将所记之言，修剪熔铸，前后贯串，独立为篇，自成一文，必曰如是为诰，如是为誓，体裁各别。而其先固不如是，记言则仅是记言。”[40]曾枣庄《中国古代文体学》说：“《论语》的文体源自史官文献中以 ‘王若曰’、‘君子曰’为特点的语体，不过改为 ‘子曰’而已，成为后世一种流行的语录体文体。”语本就指的是言说，后来渐渐变成散文的一种。《国语·周语》、《国语·楚语》以论语为主，《国语·晋语》《国语·吴语》、《国语·越语》记事性很强，《国语·齐语》和《国语·郑语》是问对谋议。《国语·鲁语》比较零散，侧重义理教化，故事性比较强，体制近于《国语·晋语》，思想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比较接近儒家思想。原本语的规模结构应该很大，如《国语·齐语》、《国语·郑语》、《国语·吴语》、《国语·越语》，以及《晋语》中的重耳流亡、骊姬之乱等故事。《国语·晋语》晚期变成了家语，最长的是《周语》的论语。

《大戴礼记》中不少曾子语录，《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是曾子的语录和引发的议论，《曾子大孝》记载弟子与曾子问对，《曾子事父》是曾子的问对，几个篇幅形式题材各不相同，体现了从语录到语体文学演进的趋势。可以看出有明显体式划分。语录、语录和议论集合的语，还有一些历史类故事，在子书类会有引用。《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篇是几种语基本题材组成的一种复合形态，语论+论语+问对+论辩（驳难）,《墨子》重要的几个论文都是这样的模式，只不过有时中间和尾部再以语录申论和总结。《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中篇和下篇是类似《国语》的论语篇章，前面加一个曾子语录。子学作品和官学之语不同，子学注重家学渊源。《大戴礼记·曾子疾病》记载曾子论语，明显特征是“语如”表示要开始论述。《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是问对加上论语（单纯论语）由“吾语汝”领起。论语有两种，一种是单体的一个人论语，气脉连贯，一气呵成，有的是正反多种角度论述，常有“夫”“是故”“昔”等旁征博引，最后就事论理、联系实际。《礼记正义·曾子问》说：“曾子，孔子弟子曾参也，以其所问多明于礼，故着姓名以显之。”[41]结尾有“子夏曰”一段，与整篇曾子问曰不同。《礼记·文王世子》是古代典故的记载，“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42]《礼记·檀弓》是话语加上简单叙事组成的一个小论述，语录是最基本构成要素，论语是语体文学的一种高级形态，官学有丰富的语录和传闻可供采取，诸子必须依靠自己的语录和文献收集和整理。从《春秋事语》来看，这种小论语发展成为《国语·周语》《韩非子》《墨子》那种大论语，而后到一定的程度又有简化的趋势，《春秋事语》在语录基础上加以评判，以话语评话语实现语的整合。由故事变成一个意蕴丰富的词语，而后意蕴不断的弱化形成一个循环。《大戴礼记》曾子八篇和《孝经》《小戴礼记》中的部分篇章都是曾子学派作品。古文《孝经》，常用“子曰”“曾子曰”两种语录模式，有的是小形制论语，和《礼记》中的《檀弓》《坊记》类同。《大戴礼记》是曾子后学的语体文学作品，还有一些世系文献典故，以及《周书》《月令》等文献，是语的内容和材料。《大戴礼记》比《小戴礼记》粗糙古朴，内容更为狭窄，文笔也不如《小戴礼记》，后者的原创性比前者好。春秋时期语体文学主要是史官事语和儒家话语。康有为《康有为全集·教学通义·言语》说：“文章至孔子后而成矣。古者唯重言语，其言语皆有定体，有定名。其欲为言者，皆有学也。四科有言语。惠施、公孙龙陈坚白，论马指，皆以言语。宋钘，墨翟游说人国以言语，今考其辞气，皆可按也。”[43]出土文献中很多文学作品都有一定的体式，但是用现在的文体难以分类。其实，这些被应用于礼仪典礼上的文章在创作之初并未成体，而是在成文之后被固定为某种体式。[44]先秦时期话语为文章的体式打下了基础。上博简《昔者君老》《礼记》“君子曰”的模式讲述礼仪，“于是乎始语天地人民之道”[45],《容成氏》事语是以人物世系加上治国话语和文献的汇编，其中记事和议论较多。

维科《新科学》说诗人们必然是各民族最初的历史学家，最初的历史必然是诗性的历史。人类早期的文化是一种诗性文化，这种文化具有混一性，哲学、宗教等意识形式，还没有从诗中分离出来。因此，维科说“诗”是历史。《语》是如何产生？语的积累也应该有一个从少到多的积累过程。这与人的思维有关，人对事物认识总是由简单到复杂，仰韶和马厂上陶器早期的纹饰要少得多，图文是如此，语言也是如此，都是人思维的反映，体现人对世界的认识。刘勰《文心雕龙·章句》记载：“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46]文字的积累也需要一个过程，文学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不是一开篇就出现体类清晰、文辞成熟的优秀完整作品。而是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很长时期的积累过程，这些优秀的作品，到了战国才著之于竹帛，至于之前那些过程中的作品，则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虽然是只言片语样式的语丛集合，但我们不能忽略其重要性，后代的长篇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些语丛很有生命力，在先秦文献中也很多，对后代影响也很大。先秦鸿篇巨著的创作经历了一个是由小到大的过程。开始是简单的话语记录和整理，现在我们看到的古文献，多是在汉代才大体固定下来，采用战国时期文献的顺序。这是语丛编纂过程的体现，语丛整理最初级阶段就是简单汇合，只是内容上有联系，然后发展到逻辑上连贯，而在初级阶段语丛内部单元无序。语类文献极为丰富，在一个我们从先秦文献的篇章安排上也看得出来。黄毅民《国学丛论（上册）》记载曰：“什么是语体文学？不用说，我们一望而知为言文一致的文学。然而我们所以冠义语体二字的用意，却有个缘故。我们知道，当文学刚和世人相见的时候，它是表白大众的真情实况的。胡适说：‘韵文是抒情的，歌唱的，所以小百姓的歌哭哀怨，都是这里发泄出来。所以民间的韵文发达的最早。’后来逐渐向上层传播，‘所以离开平民生活越远，所以渐渐僵化了，变死了’。这时，白话文学与古典文学干脆分成两事了。胡适以为 ‘战国时文体与语体已分开’，似乎语体是起于战国。而哪知远在战国以前早已有了民歌呢？哪知《诗经》时代，言文就有了分裂的破绽。”[47]张岩从《左传》、《国语》、《战国策》、《晏子春秋》及《春秋事语》等书和出土文献中，析出四种“典型文体”，即讥语文体、劝谏文体、赞语文体、问答文体。[48]正如李零先生所说，在当时语是非常活跃的一种书。[49]

古代先贤通过话语来传达他们的思想，希腊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语也就是话语，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需求，于是产生了很多分类。到了战国时期都被记录下来，概况的称呼为“传”“记”“书”等，而逐渐又以语体对其进行分类，但这时候的体式，主要还是由语体的发展变化所决定，如赋的出现和发展，逐渐变成了纯粹的文化，到了魏晋时期出现一些文论著作，正式把他们定为文体。

出土文献中有大量春秋时期的语体文学作品，主要是春秋时期的事语类文献和儒门对话两类。李零说《曹沫之阵》是一篇亡佚已久的鲁国兵书，而在形式上属于语录体散文，与《国语》的体制类似。[50]其实不一定是专门的兵书，语的内容很丰富，也可包含军事内容，此处前部分论政，后部分论兵。《从政》分为甲、乙两篇，提出从政应致力于“敦五德，固三誓，除十怨”，并作了具体解释。《三德》简文内容多言天地与刑德之关系。两者比较特殊，和《国语》类似。

虽然同样都是记言，但有的比较重视记事，一般没有大段的论述，只是简单的对话，但是对话和叙事紧密结合。事语是客观展现事件和人物对话，以人物的评价来体现义理，如郑伯克段于鄢和周郑交质。上博简有《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隼》，前者比较完整，叙述昭王新建成宫室后与大夫饮酒，有一位穿着丧服的人“廷而入”并诉说他父母尸骨就埋葬在新宫阶前，新宫建成后他就无法祭祀夫老，于是昭王令毁室。后者叙述昭王为瑶宝的事，大尹遇见龚之隼，由其衣着疑是隼为之，并告知昭王，于是昭王不愿见龚之隼，而大尹了解真情后又告知昭王，昭王遂见龚之隼。《柬大王泊旱》记载战国早期楚简王的两个逸事：大王病疖和楚国大旱。《相邦之道》记载孔子与子贡的问答。上博简五《兢建内之》隰朋、鲍叔牙与齐桓公的对话，二大夫向齐桓公进言，如日食虽是星事，借喻齐国要有兵祸之灾，而大夫以为要行先王之法，并劝谏桓公“废古行古作”，只有从善才能渡过祸患。《鲍叔牙与隰朋之谏》记述鲍叔牙和隰朋二大夫向齐桓公直谏，指出夏为殷所代、殷为周所代的原因，又指出对待百姓要有善心，对老弱不能用刑，处处要从国家利益出发，否则齐国会处于疲惫的状态。起用竖刁和易牙等人，“不以邦家为事，从公之所欲”，是国之灾难。《孔子见于季桓子》记载孔子和季桓子关于二道和兴鲁的讨论，是重要的儒家佚文，与儒家事语类似。《庄王既成》记载庄王与尹的对话，《申公臣灵王》记载王子回和申公的对话，《平王问郑寿》记载楚平王因国祸败事问于郑寿，《兢建内之》记述西彭、鲍叔牙与岐黄的对话，《鲍叔牙与隰朋之谏》记述了鲍叔牙与隰朋向齐桓公所行的直谏。还有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清华简七有《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赵简子》《越公其事》几篇春秋事语。从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出土到上博楚简发现，使人们意识到类似“事语”这样古书在春秋战国时代数量并不少。春秋战国时期语类或事语类古书非常流行，数量也很大，同一人物、事件故事版本有好多种。湖南慈利战国楚墓出土《国语·吴语》“基本见于今本者，所见史事包括黄池之盟和吴越争霸等”。[51]西晋时曾在魏襄王墓中发现了大量写在竹简上的古书，其中就有《国语》三篇。阜阳汉简《春秋事语》章题以及与《春秋事语》章题相关的部分竹简。其中阜阳汉简1号木牍正、背存篇题47条，如《子曰北方有兽》《卫人醢子路》等，多与孔子及门人有关。2号木牍正、背存篇题20余条，如《晋平公使叔向聘于吴》《吴人入郢》等，多为春秋、战国故事。[52]《容成氏》记载了中国远古时期的帝王二十余人，并述三代前后禅让、争位之风的故事。《良臣》主要记述黄帝以至春秋著名君主的良臣。英藏敦煌写本有《孔子家语》和《春秋后语》。

对语主要是人物之间的问对和应答。先秦时期国家大事的决策，君主要咨谋于重要的大臣。《国语·鲁语上》记载曹刿问战，《国语·晋语二》记载献公问卜偃，《国语·晋语四》记载文公问箕郑救饥何以，文公问元帅于赵衰，郭偃对文公问治国难易，文公问胥臣傅讙之效，《国语·晋语九》记载赵简子问贤，《国语·楚语下》子常问蓄货聚马斗。也有一些学术性质的讨论和问答，《国语·鲁语下》记载季桓子问仲尼穿井而获狗，《礼记·曾子问》主要是曾子和孔子的问对礼仪制度，还有部分子夏问答，上博简《仲弓》记载季桓子任命仲弓为宰，他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的问对话语。《崔东壁遗书》记载：“仲弓问政，孔子问答弟子问政多矣，而答仲弓的语为最精要。”[53]“子贡问政，其次则莫若答子贡问政。孔子答君大夫之问，《论语》前十篇文体之异。”[54]《论语》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的问对，皆变文而称“孔子对曰”者，朱子所谓尊君是也。君大夫问于孔子，《论语》前十篇记君大夫之问皆但言“问”不言“问于孔子”。还有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论语·宪问》《荀子·尧问》《礼记·曾子问》《礼记·哀公问》马王堆《二三子问》。上博简《孔子闲居》《缁衣》《武王践阼》、《曾子立孝》主要是记载问对、论辩言论。上博简五《弟子问》，上博简六《平王问郑寿》是儒家问对语录，《君子为礼》孔门弟子与孔子的问答，颜渊、子贡和孔子的问答，《弟子问》也是孔子与宰我、颜回，颜渊与子由，子羽与子贡的问答。《大戴礼记·四代》类似《礼记》无对话如训语。《融师有成氏》记载上古传说故事。《季庚子问于孔子》记载季康子以币帛归孔子后的问对。《墨子·鲁问》记载墨子和鲁君的对话。问体在先秦比较广泛，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通俗性，各个行业领域都有此体。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说：“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发问既可以是 ‘问问而已’，也可以是明确地提出问你。后一种的特点在于：只有问题的上述各构成都已经透彻之后，发问本身才成为透彻的。”[55]上博简《民之父母》子夏问孔子请教的五个问题，内容紧扣“民之父母”的主题。孔子回答充满哲理，回答严密有序。《礼记·孔子闲居》提到“五起”内容基本相同，但次序不同，最明显是最后一句，所序全是由内到外，范围由小到大，“内恕孔悲” “纯德孔明”“为民父母”“施及四国”“以畜四邦”相继，由“近亲”到“外族”，至“民之父母”，由四国到万邦，德业逐渐发扬，恩泽日益扩展。而孔子闲居已经失去了次序，没有严密的逻辑，不见循序渐进之意。庞朴说在《民之父母》篇中其“五至三无”之说，对礼乐之原有一番哲学的和诗学的论证，是我们深入认识儒家的绝好资料，有待仔细玩味，慢慢琢磨。[56]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记载鲁穆公问子思，清华简《尹至》和《尹诰》记载了伊尹与汤的对话，以及两人如何灭夏的过程记载。问对是主要的教学的方式，讨论政治的方式。《礼记》中记载问对有一些规则，圣贤、贵族问对、谈话的记录，为比较典型问对谈话，在战国时期形成了问体，问体是单独的一类语，如《银雀山·吴问》记载吴王与孙子关于晋国六卿军事、政治制度的答问。[57]问答形式更多，《孙膑兵法》前四篇记孙子与威王问答，第五至第十五各篇首都称“孙子曰”。[58]马王堆四《胎产书》方术中也有不少用问对的形式然后再加上论述。[59]马王堆《十六经》皇帝君臣问答形式，内容是讲“刑名”和“阴阳刑德之说”，还记载了一些有关皇帝的神话。问对形式是战国很广泛的一种语著作形式，内容几乎涵盖所有种类著作内容。清华简五体式一类是训语一类是问对，记载了商汤和殷高宗的问对话语，在先秦时期为一个比较广泛的文体类型，在题目上一般会有体现。《厚父》记载王和厚父的对话，《汤出于汤丘》《汤在啻门》记载汤和伊尹分别就政事和天人观的问答。《殷高宗问于三寿》是殷高宗和三寿的对话，通过一系列观念来阐释治国修身的思想，还有帛书《二三子问》《孔子家语·问礼》《礼记·哀公问于孔子》《大戴礼记·哀公问》《八廊角·哀公问五义》《荀子·哀公问孔子》。上博简九《史蒥问于夫子》《颜渊问于孔子》《彭祖》多为孔子和弟子问答。有的时候讨论学问，如马王堆《二三子问》 《昭力》《缪和》。有的讨论人生际遇，如郭店简《穷以达时》记载孔子困于陈蔡时候答子路对话。还有一些是孔子弟子的问答，以及一些孔子和君主和大臣的问答，《礼记·儒行》记载鲁哀公问于孔子。《孔子诗论》是孔子问答语录体，主要是答弟子问。从专题论文的概念出发，可以把散见于弟子及再传弟子手中的笔记语录中的诗论汇集起来。从这一观念出发，孔子《诗》论简为问答语录体更胜于鸠集于一篇的专题论文。[60]马王堆帛书《十大经》不少篇采取黄帝君臣问答的形式。[61]《墨子·耕柱》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也，而旧者新是哉？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以所智告之，故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也可能是二人、多人的讨论。[62]

论语常以“闻之曰”等论述发语。刘乐贤《战国秦汉简帛研究丛考·成之闻之》说：“第八号简的阙文，裘锡圭根据《礼记·表记》、《说苑·修文》补充说，（《说苑》）修文的文字引自《传》，疑此《传》乃是《成之闻之》或《表记》一类古书。《说苑》、《孔子家语》都称 ‘孔子曰’,《韩式外传》以臣闻的口吻引述，而《成之闻之》是直接说出，《志书乃言》是论语引论之辞。”[63]语是有体式的如论语有“夫”“古”“是以”“故”“凡”等词引发递进和转折话语，问对也是，而语丛则是少转折语。故，《墨子》的《经》篇记载：“故，所得而后成也。”《说》:“小故，有之不必然，无知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是论语，主要是对一个观点和概念问题的论述。论语是问对谋议的对话，以一人为主，常伴随有人物的论述，也可能只是简单的对话，在内涵上比论语更广。有的时候是针对某问题发生论辩，有时候是双方的论语，也可能只是简单的话语。周代有纳谏制度，卿大夫劝谏是重要的政治生活内容，其劝谏常常是论语，也有解释、推脱、拒绝的话语，在《国语》中常以“辞曰”出现。《易之义》记载孔子解释《周易》的话语，《鬼神之明》讨论有关鬼神有所明和不明的问题，《融师有成氏》叙述上古传说人物故事。论语是关于一件事或者一段言语之后的论述。郭店简《成之闻之》就像《国语》的论语，以“闻之”领起全文，引古事及君子之言、《尚书》等，多道德仁义之言。而《尊德义》则是道家论语。上博简《性情论》，上博简《孔子诗论》，马王堆和郭店简《五行》已经偏于哲学化，不如春秋时期的语内容丰富，更加注重内思和辨析，而不重视典故。郭店简《忠信之道》列举忠信的种种表现。郭店简《唐虞之道》论赞类的语比较有观点和意向性，赞扬尧舜的禅让，叙述舜知命修身的仁义孝悌品格，是儒家的论语。郭店简《性自命出》言性命乃战国时期儒家的分支所作论语，郭店简《六德》是儒家论语，话语逻辑上的顺接在一个层次上，“因为”“所以”，再次一等级，重复但是不交叉，在内容上是可以无限的延长，而不受时间和其他因素的限制，既具有文章的逻辑贯通特点，也像是语丛排列模式，呈现出一种同类活用文章创作模式，后来文献发展就打破这种模式，到《大戴礼记》中只是选取其中一部分，或者只是选取其意，顺序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也是一种沉淀和压缩。《内礼》以“君子曰”句式，“孝而不谏，不成孝，谏而不从，以不成孝”。文章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然后罗列一些语丛。《大戴礼记·曾子立孝》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大戴礼记》也有类似的话语。后代的文章的观点性和即时性很强，所以会有回环。

姚鼐《古文辞类纂·序》说：“论辩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类所学著书诏后世。”[64]《晏子春秋》中多是辩语，《墨子·三辩》墨子中有辩论，《荀子》说“君子必辩”,《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士庄伯不能诘”。[65]《文心雕龙·议对》记载：“迄至有汉，始立驳议。驳者，杂也，杂议不纯，故曰驳也。”[66]《说文》说“辩，治也”,《尚书·酒诰》记载“勿辩乃司”,《国语·齐语》记载“辩其功苦”,《周礼·乡士》说“辩其狱讼”,《礼记·曲礼》说“分争辩讼”,《韩非子·八经》说“辩者言之信”，徐师曾说：“按字书，辩文有二，一从言，治也；一从刀，判也。盖治其言行之是非真伪而判别之，则义实相须，故世多通用。”辩主于辩驳、辩论，剖析事物言行的真伪而论之。王构认为“别嫌疑而明之者，辩也”，陈绎曾说“辨，重复辨析，以绝是非之极致”。[67]

《庄子·秋水》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易·系辞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68]话语的表达有其局限性。描述一件事情，可能会有一些未知事物，或未见的景观，用熟悉的具体图像来解释，就能直观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八卦用图画来表达抽象难言道理，概括描述世界，而爻辞话语则是对其象的解释之辞，文字是由图画转化而来，在没有文字之前，人们是用图画和言语阐释和描述这个世界。

从语丛到语体文学的发展过程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有机的循环过程，从语丛到语体文学，然后再从语体文学简化回到语丛，在这个过程中语丛与语体都处于一种发展变化之中。儒家语体文学作品很多，不仅仅是史书、诸子、论语、礼记，以及《儒家者言》和双古堆《孔子家语》，有些并未被记录下来。《说苑》除《谈丛》外，各卷的多数篇目都是独立成篇的小故事，有故事情节和人物对话，文字简洁生动。《语丛》是格言警句的丛编，从图版上看明显是话语的连编，而非语义连贯的文篇，一句话记录完毕，下一简记另外一句话，结尾如果未写满也另起一行，并且有符号示意结束。语丛文献到语体文学经过一个探索过程。语丛很多是对人生经验、政治等经验的总结，语言简洁，意蕴深刻广博，能给人深刻启示。兴引发事物特征近似思维的类比和关联，像是以抽象的图像来引发人们的思维类比。语丛以深意的话语象征来引发人们的生活经验和思想共鸣。

春秋时期出现语结集的高潮。最近一些年出土了许多语类文献，这些语类文献通常是语录编纂而成。需要对传统学术视角和方法作重新的审视和考虑，这些丰富多样的语类文献的出土，表明在先秦时期曾大量的存在语，而且受到当时社会上层的重视。春秋时期是语体文学发展繁荣时期。《国语》是春秋时期语书的汇编，[69]《左传》其书与《国语》关系密切，其中确实保存了丰富的语，而且作者也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整理。在语类文学繁荣之前有很长时间的铺垫和积蓄时期，存在大量零散的语丛。孔子以后，儒家的语体文学日益繁盛，后世弟子记录整理的很多，既是出于学术的传承也是教学的应用，而孔子之前很多时候都是通过问对、论辩和生活中的话语来进行学术交流。

语体文学间有一些差异。《子羔》为孔子答子羔关于尧舜大禹契后稷君王之事问对，《大戴礼记·五帝德》为宰我问孔子此类事。《鲁邦大旱》为鲁哀公十五年发生大旱，哀公以此请教孔子对策，孔子明确提出加强刑德，而不必埋圭璧玉帛向鬼神祈求雨之祭。问对会衍生出问对之后的人物评析。《从政》甲、乙听闻之曰：“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不行。”上博简《缁衣》则承袭之，子曰：“可言而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而不可言，君子弗行。”今本《礼记·缁衣》也有大概内容，只是句式略有差异。“听闻”，当不和闻之一样，听闻应该是有听到，而闻之则是转叙述。上博简《五德》思想内容和言语与《国语》比较接近。《昔者君老》国君自衰老至于亡故，太子朝见过程中的行为规范与礼制记录，和《礼记》不少的内容类似，应当是属于丧礼。“君子曰”开头，后面还有一个，应该是语丛两条。“内言不以出，外言不以入”,《礼记·内则》说“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礼记·曲礼》说“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公羊传·昭公二十年》记载“言不及外也”。上博简《容成氏》记载上古帝王传说，其中的典故也是《国语》中人物引用的典故。

从郭店简《语丛》到大、小戴《礼记》中语丛，再到《荀子》的曾子诸篇，到大段语体文学的出现，从墨家的《墨语》四篇到其他的对话和论辩，从道家的语丛到《老子》《太一生水》之类的语论之文，存在着一种语丛和语体文学的发展规律，以及语丛与语体文学的对应现象。刘凤泉早期议论文学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先秦谚语和格言，是早期议论文学的源头。它们从民间走向朝堂，形成了箴铭体和哲理诗的形式；它们从简单走向丰富，形成了民间寓言的形式。[70]为何古人既要作语录体也要作《论语》问对，类似内容既有语录也有问对或者论语。《国语·周语》多篇幅较大，其他民族史诗也多是长篇大论，语录可能是精华撮录的本子，因为有小巧便于携带保管的特点，而历史原貌的史书记录性质的很少。从语丛文献到语体文学，语体文学现在只剩下经过时代琢磨筛选的一部分，而我们可通过剩下的只言片语回溯与品味其整体思想。而有些语体文学内容上近似，是出于对语丛文献的发展所导致，《性自命出》与《乐记》的看法相近，认为“凡动性者，物也”,“及其见于外，物取之也”。这里“及其见于外”的“其”指性，性见于外便是情，见于外，也就是“好恶形焉”。与《乐记》不同处在于，《性自命出》是认为人虽有好恶之性，但只有物诱于外，好恶才表现出来。物是所好所恶，物使得好恶之性外化。一旦语丛固定下来，便又反过来滋养语体文学的创作。另外，语体文学和现在文献有重合而不能完全契合，可能处于同一语丛体系，或是两者在时间上有前后之差别。

原本是官学制作的长篇大论，在流传过程中只剩下精华部分。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语也在纵向地发展。这个蜕变最终结果是成语和俗语、谚语的消失，在这之前的状态是语丛，再之前是类似出土简帛中的样子，诸子的论语也是如此。官学的记言多是长篇，而这些短小的只言片语当然经过人整理，而之前春秋时期人物嘉言善语虽然多也是整篇，到了春秋后期篇幅越来越短小，春秋时期人物的谈话中也有一些只言片语，被称为“志”“记”，还有“有言曰”之类话语。《论语》专门整理孔子和弟子的语录，《国语》是国家的上层贵族的贤者的语录，虽然有的家族的人多一些，有的少一些，已经呈现出由“国语”向着“家语”转变的趋势。

从语丛文献到语体文学的发展过程，只言片语不断积累和丰富，在长度上越来越长，在技巧上越来越复杂，形式也变得多样化，但大体还主要是事语、辩语、论语、对语、寓言几种，只不过有的有所简化和组合。语体文学是语丛以及问对、论语等语体基本形式的组合而形成文学作品的形式。上博简《孔子诗论》是一诗一句论语话语组合。上博简《缁衣》采用连续“子曰”的形式，成文是语丛集合。上博简《性情论》以多个“凡”引言的形式，郭店简《缁衣》和《性情论》也是。文献中的《礼记》的《檀弓》《坊记》《表记》《大戴礼记》中曾子语录集合，还有明显的语丛痕迹，当然这种整齐格式不是简单的拼合，也有内在逻辑和作者的巧思。

《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载卫将军文子问子贡，其中子贡之言融合多个孔子的语录，由论语和语论集合，引出来子贡和孔子对话，然后又引出来晋平公问祈奚事语，形成一个组合体。《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宰我问对孔子。《大戴礼记·劝学》孔子语录已经被延展，其中包括子贡和孔子的问对。问对和对话变多，对答的论语变长。《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加上孔子的论语就事论理，对道德义理进行解释，而不是旁征博引，下篇《圣德》也是论语但并不相同，引古者天子之道和凡人之事理，故意引申观点，而后论述道理，再引古得出一个浅层理论，然后再把理论深化，又加了一个制度记载。《大戴礼记·千乘》这三个都是通过一些问话来引出论语，而后又是问对并引出论语，论语包括征古、联系实际、就事论理三方面。《大戴礼记·四代》主要是对话，也有一些小的论述，不太规整，融合在对话之中，这也是一种体式，每个论述并不长，类似《礼记·檀弓》《礼记·坊记》之类组合。“故”“是故”逻辑上层层深入，这种多语的融合，更加注重整体意识，语的单元则被弱化，如《大戴礼记·虞戴德》。问对+论语+问对话语组成全文，本来在上面论语结束，但已然说了后面的一段对话。《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把文王话语联合在一起，都是关于任用人才的论语，其中最后说：“三戒然后及论，王亲受而考之，然后论成。”《大戴礼记·诸侯迁庙》内容是礼制记录，记载诸侯衅庙。辩论之语一般有否定词语，虽然也会有问，但不是问方法，而是问观点，会有较长的对话和反复问对，一般论述之语不长，长的也只是二三句而已，如《大戴礼记·小辨》。《大戴礼记·用兵》由三个问题组成，最后以君主一句话点出题，问对复合化而且以精巧的结构连为一体。《大戴礼记·少闲》论辩也是一种对，有驳难和劝谏的作用，还有情态描写，有一定故事化的趋势，庄公论述自己的观点，其中有几个论语，孔子以一个大论语结束了争论，而后是一些对话和感慨之辞。《大戴礼记·朝事》论语结合了制度的记录，就像是礼仪记录，《大戴礼记·投壶》《大戴礼记·公冠》都是礼制记录。《大戴礼记·本命》是杂记和论，《大戴礼记·易本命》体制和论语模式与《国语》类似，语言更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