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宗教神谕

人的智慧是有局限的，面对自然和社会中的各种的问题，有时会显得无所适从，古人通过卜筮等手段寻求神的帮助。苏格拉底对伊安说，在古希腊宗教中，神谕是一位祭司或女祭司，人民通过他们询问上帝问题并得到解答。神谕是智者的预言，以只言片语构造的意象来预言未来，其话语简短而富有诗意。神谕通常是隐秘的，要通过人的媒介传达，以话语来启迪人们。柏拉图说：“古希腊人认为诗歌是神明馈送的故事，用以点缀和愉悦凡人痛苦的生活。”“早期的诗人不仅是民众的 ‘先生’，而且还是最早的巫卜，创立希腊神学的先师。”“诗篇的词语来自神的馈送”，诗人是传话人和侍者。“所有出色的史诗诗人，他们之所以能讲诵动听的诗行，靠的不是技艺，而是因为受到神的摄迷和感惑。同样，优秀的抒情诗人只能在神的催使下工作，像你一样……他们不凭技艺吟诵，只是听凭神的怂恿……神明夺走了诗人的心智，使他们成为自己的传声筒。”（《伊安》533E—534D）诗的魅力不仅在于本身，而且在于它还具有神性的光辉。在希腊、雅典神话中，神谕被认为是神所下达的律令，在不同的领域中，神依靠神谕制定自己的规则，诸规则完美契合，使世界秩序向前，而诸神的领域也往往会有冲突。诸神的信徒与神并不是直接的沟通，而是通过至高无上的神下达神谕的方式给予信徒以指引。杨希枚认为神就是指太阳神。《尚书·微子》《释文》引马融注“天曰神”,《周易·丰卦》荀注“神谓天”,《孔子家语·问礼》注“上神天也”,《周易·系辞》虞注“在天为神”,[72]《说文》说“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万物的主宰和创造者。神，从申”,《庄子·天下》说“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73]《诗经·大雅·大明》说“赫赫在上，明明在下”。《太一生水》说：“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神被认为是一种虚无的存在，就像是由地下向天的烟气、连接两岸的河流都是物质形态媒介。马王堆《名理》说：“道者，神明之原也。神明者，出于度之内而见之外者也。”费尔巴哈说：“神是人的本质的投射——自我意识”。《周易·说卦》里讲“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周易·系辞下》记载“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国语》在思想上崇信巫术，有浓重的宗教思想，柳宗元《非国语》已经作了批判。《国语·周语上》记载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临在莘，惠王询问内史过，内史过将国之兴亡归为神的庇佑，夏商时期就是如此，兴起和灭亡都有神降。 《国语·周语上》记载武王能发扬前代的光荣传统，“事神保民”，神民没有不欣喜的。芮良夫说一国之君，应当开发财利给神明和百姓，使得神明和百姓没有不满意的。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劝谏说：“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鲁侯肃恭明神而敬事耆老。内史过说：“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国语·周语中》富辰谏说：“祥所以事神也。”[74]《国语·周语下》有“不度民神之义”过错，认为“和于民神而仪于物则”,“度之天神，则非祥也”。要“于是乎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听”。《国语·鲁语上》记载长勺之战时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牺牲玉于神。”对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不优，神弗福也。将何以战？夫民求不匮于财，而神求优裕于享子也。”《国语·吴语》《国语·越语》中神的观念变得淡薄，《国语·吴语》只有两次提到“神”，一次还是否定意义，《国语·越语》完全没有提到。

《尚书·洪范》说：“谋及卜筮”，从原始社会到殷商奴隶社会，人们采用甲骨进行占卜，即取牛羊或野鹿的肩胛骨，在火上烧出裂纹，然后根据文理之不同，判断所占卜事件的前景，同时以简洁的文字将占卜结果契刻在卜骨上。周人们改取书蓍草进行占卜，这是根据筮草的长短和排列方式，以预测未来事件结果的占卜。朝廷设置专门的卜官，凡重大的军事政治婚姻生产事件都要占卜。占卜不仅仅可以用龟甲兽骨、蓍草，也可以通过其他的事物，日、月、星、风、雨、云、树、木、山、骨、声音等，甚至可以脱离具体的事物征兆而完全变成思想范围内的思考活动，进而不断哲学化。人们找其他的物质材料来代替，既然其他的物质材料可以代替，那么也可以用一个画出来的一个龟来占卜，甚至把这个画出来的东西再进行简化结构，用各种符号来代替，符号默认之后又被语言代替。

《古文字形发微·释王》说王权源自神权，王权神授和国家之兴衰，正在于“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尚书·多方》），实行的政尊祀天神，成为周代以来思想信仰体系的核心。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认为，虽然殷代已经有至上神的概念，但卜辞称至上神为“帝”“上帝”，绝不曾称之为“天”，以“天”指至上神的用法直到殷周交际之时才出现。[75]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说：“卜辞的 ‘天’没有作 ‘上天’之义的。‘天’之观念是周人提出来的。”[76]这时期的卜官有龟人、垂氏、卜师、太卜、占人等。关于卜筮的内容，胡厚宣将甲骨卜辞卜事项分为20类，包括“来源、气象、农产、祭祀、神明、征伐、田猎、刍鱼、行止、卜占、营建、梦幻、疾病、死亡、吉凶、灾害、诸妇、多子、家族、臣庶、命唤、成语、纪数、杂项等”。[77]中国真实的文化起源于殷代。[78]殷人之所以要卜，是因为自我的力量微薄不能判定一件行事的吉凶，要仰求更伟大的力量来帮助自己。[79]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记载：“卜辞是卜的记录，殷人最为迷信，无论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卜，一卜总是要连问多次。”[80]《国语》的书写模式仍然有很明显的甲骨卜辞遗留的痕迹，和甲骨卜辞的叙事结构一样，只不过突出了人物的话语部分。甲骨卜辞记录兆文、结果和王的评判话语，卜官负责占卜，王负责解释，往往能知神的旨意。《合集》137片王占曰：有祟有梦，果然应验了，卜官也有记言，还有一次记载，边地的将领告诉六月在边地发生的事情“昔甲辰方征于呶，俘人十又五人。五日戊申方亦征，俘人十又六人”。以人物的话语来表达应验记事。问对和甲骨卜辞格式一样，比如问下旬会怎么样？王看了卜兆会说有乱之事，边地之人来告应验。《合集》6834片许多占卜并列，这些都是不同日期的记录。语丛也是积累而后保存在一起。《国语》中的杂占种类很多，日书、占梦、望氛、闻声等，到处皆可起占，是对未来的一种思考，是社会生活的生动体现。占卜的方式多种多样，演变种类复杂，各个地区和不同时代都有变化，表现了古人联系渗透的思维方式和猎奇的心理，带有一定宗教迷信色彩，为了衬托其神秘言辞需要具有灵性，利用民俗歌谣的形式加以整理创造，所以既流利而又通俗。王小盾《中国的早期艺术与宗教·火历论衡》说：“物候历是指依据物候现象所作出的岁时安排，亦名自然历。从现存的资料看，物候历是最早的一种历法。”[81]之后才是星辰历法和日月历法。《尚书·尧典》记录星辰应该是比较早的星辰历法。物候历纪是以自然物候为标准的计历方式，如以花开、鸟叫、风起，缺点是不精确。《秦简牍合集》中《戊子风》记载戊子起风则军当归。[82]古代有候风之术，于风时禁忌行军。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说：“我们说甲骨文字已经具备了后来汉文字结构的基本形式，同样的卜辞文法也奠定了后来汉语结构的基本形式，周秦的文字文法，都继承了殷代文字文法并发展下去，显然不是和殷文殷语有着基本上的不同的。”[83]朱凤瀚《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说：“卜辞习见通过祭祀向祖先乞求 ‘御年’者，即免除灾祸，保佑年成。”[84]周作为殷商的属国，虽然与殷商经常发展战争，不完全臣服，但对于殷商的礼制文化，包括官方语言，还是认同并积极吸收。孔子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这个官方语言有一定的口语基础。西周继承下来，当然会随着时间变化而有所损益，但基本系统因其权威性和严肃性，是保持不变的。[85]陈梦家也说：“殷与西周文法之稍有差异，时代性大于地方性。”[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