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选题缘起

商鞅变法使得偏于一隅的秦国迅速富强，从而奠定了秦国统一中国的基础，秦朝的创建为中国古代社会奠定了政治制度基础和政治文化基础。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社会始终实施儒法互补的治国原则，其中尤以法家思想为治国的实用原则，而这种思想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制度的奠基者正是商鞅。商鞅变法发生于战国时代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是“儒法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而《商君书》作为法家的重要著作，尽管不尽是商鞅的著作，但还是集中体现了商鞅的治国思想，可以说是对商鞅变法的思想总结[1]。《商君书》成书于战国时期“军国战争”兴盛之时，“军国战争”的发动与持续依靠的是新兴君主官僚郡县制国家的集中动员能力，而这种君主官僚郡县制国家的成立实在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目前学术界虽然对这些历史现象有较多的关注，但却忽视了对产生于当时的文本的详细研究，在这些文本当中，《商君书》是最重要的一部。通过研究《商君书》这一文本所展现的国家建设思想，我们可以发现“新型国家”成长的轨迹，可以窥知其基本政治制度成长的发生机制及其维持机制[2]。

《商君书》尽管不全是商鞅的著作，但却符合商鞅在变法时体现的思想，因而可以看作是商鞅治理国家、创建“新型国家”的建国大纲。本书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全面分析《商君书》的政治思想：首先，有助于扩大研究领域，弥补中国古代国家理论研究的不足，深化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其次，有助于增强对中国古代国家建设思想的理解，挖掘国家建设思想的本土资源，扩充国家建设思想的知识资源；最后，有助于为多元现代化提供论证，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路径何以异于西方思想的原因，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术话语体系。

现代国家建设是一个历史性的动态化的长期过程，具有较为明显化的阶段性和复合式的兼容性，它对处于不同状态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要求，其面临的挑战、自身的能力状况及其承担的义务都是不同的。中国正面临着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双重任务：既需要加强国家能力的建设，又要求国家权力受到制度化的约束而不能肆意侵犯公民的权利；既需要尊重公民基本权利，又要求保证国家有权力和能力去履行增进社会福利的职责，也就是说需要在国家和社会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以使两者协调发展。

当下中国的国家建设发生在中国社会由传统步入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其内涵及其表现形式与战国秦汉时期中国的国家建设都会是不同的，但这种时代背景的不同、国家建设内涵及其表现形式的差异，并不排斥二者之间的共同特点，即它们都致力于国家富强、都深入进行国家政权建设、都谋求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以确保政治稳定、国家财源有效供给、兵员充足供应以及人民对国家的认同。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要依据国情，不仅要借鉴西方国家建设的有益经验，还应参考中国古代国家建设的可取之处。

在此背景下，研究《商君书》的国家建设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首先，有助于追根溯源，以弄清楚当今中国在历史上的制度源头和治道之根，增强文化自信，探索国家建设的中国道路。其次，有助于辨析古今异同，为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提供历史资源和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