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韦集团覆亡的原因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八月丁酉（初四），顺宗内禅，宪宗即皇帝位，随即下诏贬王伾开州司马，贬王叔文渝州司户（翌年赐王叔文死）；九月再远贬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等。王韦集团其兴也速，其覆亡亦速。原因何在呢？第一，施行“新政”的几个头面人物，包括他们罗致的几个新锐，人品多有可指摘之处。《资治通鉴》卷二三六，顺宗永贞元年：

伾寝陋，吴语，上所亵狎；而叔文颇任事自许，微知文义，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无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计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转相交结。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外党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主采听外事，谋议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奖，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僴然自得，谓天下无人，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与往还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数人。其党或言曰，“某可为某官”，不过一二日，辄已得之。于是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昼夜车马如市。客候见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饼肆、酒楼下……伾尤阘茸，专以纳贿为事，作大柜贮金币，夫妇寝其上。[21]

《实录》卷二还记载了王叔文初得志骄横跋扈的一段“细事”：

（三月）丁酉，吏部尚书平章事郑珣瑜称疾去位。其日，珣瑜方与诸相会食中书。故事，宰相方食，百僚无敢谒见者。叔文是日至中书，欲与执谊计事，令直省通执谊。直省以旧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惧，入白执谊。执谊逡巡惭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阁语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有报者云：“叔文索饭，韦相公已与之同餐阁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惧叔文、执谊，莫敢出言。珣瑜独叹曰：“吾岂可复居此位！”顾左右，取马径归，遂不起。[22]

杜佑、高郢、郑珣瑜与韦执谊同为宰相，而王叔文并不将他们放在眼里。以上两段记载或有夸大之处，但绝不致完全失实。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四月，册广陵王纯为皇太子；七月乙未，权勾当军国政事（监国）；八月丁酉，顺宗内禅，宪宗即皇帝位，壬寅，下诏贬王伾开州司马，贬王叔文渝州司户（翌年赐叔文死）；九月己卯，贬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为远州刺史，柳得邵州，刘得连州；十一月壬申，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朝议谓叔文之党贬之太轻，韩泰、韩晔及刘柳再贬为远州司马，当时不在朝中的陈谏、凌准、程异亦贬远州司马。其中，柳得永州，刘得朗州，时号为“八司马”。对八司马，“宪宗欲终斥不复，乃诏虽后更赦令不得原”[23]。王叔文赐死贬所，王伾、韦执谊不久病死。总之，以二王、韦执谊为首的顺宗东宫一党，无论从政治上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算是彻底垮了。

仔细考察王韦一党之作为，其迅速垮掉的原因之二是：将执政寄托在一位病入膏肓的皇帝身上即大错。顺宗即位前（贞元二十年九月）即“风病，不能言”[24]，亦即通常说的脑出血、中风不语。《实录》卷四：“上自初即位，则患疾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时扶坐殿，群臣望拜而已，未尝有进见者。”[25]王韦集团决事的方式是：“叔文入至翰林，伾入至柿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计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转相交结。每事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26]顺宗的失语表示封建国家的中枢停滞，也使王叔文、韦执谊企图长期执行“新政”失去依赖的可能性。原因之三是：反对立太子、反对太子监国，将自己置于与新帝对立面地位，更是大错特错。因为顺宗中风不能语，立太子、使太子监国即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也是维持封建国家基本秩序的必然之举。不能因为首先上表请皇太子监国的是几个方镇[27]，不能因为最先提出立广陵王纯为太子的是几个宦官[28]，就否定在当时情况下立太子、太子监国的重要性。广陵王纯（即位后为宪宗）为嫡为长，立为太子既符合舆情，亦合封建伦常。纯当时二十八岁，政治上业已成熟，有作为，即位后以“刚明果断”称，在位十五年，“慨然发奋，能用忠谋，不惑群议”[29]，号为“元和中兴”。宪宗的英明有为是让后来的刘柳感到难堪的事，让他们晓得自己当年合力拥戴病体沉绵的顺宗是多么不值得；而王韦在立太子、太子监国等重大举措中，皆另有别图，站在了宪宗的对立面。后来招来王叔文杀身之祸、刘柳等“八司马”远贬、纵逢恩赦亦不得复用的原因，皆缘于此。《唐会要》卷八〇《朝臣复谥》载李巽（时任兵部侍郎）之言曰：“当先朝之日，上体不平，奸臣王叔文擅权作朋，将害于国。”[30]李肇（贞元进士，长庆时为左司郎中）《唐国史补》卷中云：“顺宗风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异志。”[31]朝政安危，到了千钧一发之际。《新唐书·郑絪传》：“顺宗病，不得语。王叔文与牛美人用事，权震中外，惮广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絪草立太子诏，絪不请辄书曰‘立嫡以长’。跪白之，帝颔乃定。”[32]自是唐王室始获安定。所以宪宗一即位，即着手处分王韦等；“八司马”相继被贬，且制书有“逢恩不原”之令；王叔文被贬并被赐死。他们的获罪应皆与反对宪宗有关。在唐代律令中，这是可以以“谋逆”论处的。原因之四是：王韦集团力单势薄，在朝廷远没有形成坚实力量，亦缺乏舆论支持，与多数朝官形成脱离、对立局面。据《新唐书·宰相年表》载，顺宗时期的宰相有杜佑、高郢、郑珣瑜、郑余庆、韦执谊、袁滋等，在同列中，韦执谊不但孤立无援，且树敌甚多。韦执谊为杜黄裳子婿，翁婿同朝，但杜黄裳在立太子、太子监国的立场上，即与执谊不同[33]。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王涯等亦不与王韦等同心。朝官中，除宰相、翰林学士外，尚书省六部尚书、侍郎，御史台御史大夫、中丞，以及卿监百司的长官，皆是大员，而未闻何人与王韦为政治同盟。王韦此前罗致了一批新锐，当王韦掌朝政时，李景俭在洛阳居丧，陆质已卒，吕温使吐蕃未归，陈谏为河中少尹，不在京，程异为盐铁扬子院留后，不在京。在京者，唯柳宗元、刘禹锡、韩泰与韩晔。其位仅为郎中、员外郎，属中下层官员，虽皆称干才，骤参国事，易引起百僚非议，适得其反。原因之五：王韦由合而分，最后彻底决裂。王叔文一意孤行，迫公议，韦执谊或已预见到一切顺从王叔文，自己将陷于覆亡之路，故在诸多施政问题上与王叔文有意异同，表示与王叔文切割，保持距离，终成仇怨。叔文母死，“伾日诣中人并杜佑请起叔文为相，且总北军（神策军）。既不得，请以威远军（禁军）使平章事，又不得。其党皆忧悸不自保”[34]。至山穷水尽地步，王叔文还欲总揽军、财、政大权以自保，其自不量力与权力欲望，都达到顶点。事终不成，王叔文归第，王伾无所作为，遂佯狂称中风，舆归，不出。王韦党人自叔文居丧［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六月］，可以说已经垮了。

如上所说，王韦党核心人物（二王、韦）的个人品行都谈不上高尚，甚至相当低下。王伾、韦执谊不必说了，即如刘柳特加赞赏的王叔文，时有深谋，亦时有跋扈之气，然一旦临小利害，即卑卑无足道。两《唐书·王叔文传》俱载其母死前一日，王叔文以五十人担酒馔入翰林宴宦官李忠言、刘光琦、俱文珍及诸学士等请谅解；母已死，王叔文匿而不报，托王伾代谋起复。这在封建社会皆属为人不齿、大逆不道之事。如此“革新派”，如此“新政”集团，焉有不败之理？

《新唐书》编者在王叔文、韦执谊等传后史臣有赞曰：“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与阳虎取大弓，《春秋》书为盗无以异。”[35]“沾沾小人”即小人得志；阳虎即《论语》中的阳货，名虎，字货，春秋时鲁国大夫季氏家臣。季氏掌鲁国朝政，而阳货又掌季氏家政。“大弓”喻国之重宝。史臣以阳虎拟王叔文，还是很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