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已经是四月了，青山村外的山坡上才零星冒出些嫩绿。姜晓兰坐在拖拉机的拖斗里，紧紧攥着自己的行李，手指关节都泛了白。她望着远处连绵起伏的青山，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到了，到了！“同车的几个知青兴奋地喊起来。
姜晓兰抬头望去，只见一片灰扑扑的土坯房散落在山脚下，村口一棵老槐树刚刚抽出新芽。拖拉机“突突“地喘着粗气，停在了槐树下。十几个村民已经等在那里，有男有女，都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脸上刻着风吹日晒的痕迹。
“同志们辛苦了！“一个五十来岁、皮肤黝黑的男人走上前来，他是青山村的生产队长赵大柱，“我是赵队长，代表青山村全体社员欢迎知识青年来我们村插队落户！“
姜晓兰跟着其他五个知青下了车，腿坐得有些发麻，差点没站稳。她悄悄打量着这个即将生活的地方——土路两旁是低矮的土坯房，墙上用白灰刷着“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几只瘦骨嶙峋的土狗在远处吠叫。
“这位是姜晓兰同志，从省城来的。“赵队长照着名单念道。
姜晓兰赶紧上前一步，声音有些发抖：“大家好，我是姜晓兰，今年十八岁，高中毕业。我一定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好好劳动改造思想...“
她的话还没说完，就听见人群里传来一声轻笑。姜晓兰脸一热，循声望去，看见一个高个子的年轻男人正捂着嘴。那人见她看过来，赶紧放下手，露出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眼睛亮得像星星。
“程卫东！严肃点！“赵队长呵斥道。
那个叫程卫东的年轻人立刻挺直了腰板，但眼睛里还带着笑意。姜晓兰低下头，感觉耳朵根都烧了起来。
分配住处的时候，姜晓兰和另一个女知青王丽被安排在了村西头的李婶家。李婶是个寡妇，儿子在部队当兵，家里就她一个人，空着两间厢房。
“这间给你们住，虽然简陋了点，但遮风挡雨没问题。“李婶推开厢房的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房间不大，泥土地面，靠墙摆着两张木板床，窗户上糊着发黄的报纸。
王丽皱了皱鼻子，姜晓兰却笑着说：“谢谢李婶，这比我们想象的好多了。“
收拾行李的时候，王丽抱怨道：“这破地方，连电都没有，晚上怎么过啊？“
姜晓兰正往墙上钉钉子挂毛巾，闻言停下动作：“既来之则安之吧。我爸说农村虽然条件差，但乡亲们都很朴实。“
“你爸当然这么说，他又不用来。“王丽撇撇嘴，“我听说这里连吃水都要去井里挑，我可干不了重活。“
姜晓兰没再接话。她从小在省城长大，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纺织厂工人，家里虽不富裕，但也从没为吃穿发过愁。这次下乡，她确实是抱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态来的，但真到了这里，心里还是忍不住打鼓。
晚饭是在李婶家吃的，玉米面窝头和咸菜，还有一碗看不见油星的野菜汤。王丽吃了几口就放下了，姜晓兰却硬着头皮把分给自己的那份吃得干干净净。
“好闺女，不挑食。“李婶笑眯眯地说，“明天开始你们跟着妇女队下地干活，早上五点就得起。“
“五点？“王丽惊呼。
姜晓兰在心里叹了口气，看来艰苦的生活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