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思路内容

清末时期，四川、云贵、东三省的省域特色鲜明，加之清政府治边政策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制约，锡良在上述省份实施的新政改革举措皆有明确指向性，在改革内容、改革方向上与内地省份相比有着显著差异。特别是，锡良边疆新政既有与内地新政共同面临的普遍性难题，同时又经受特殊性的考验，以致新政构想和改革落实之间形成统一和矛盾并存的复杂局面。

本书即立足于内外两方面的省情特点，注意考察锡良秉性作为、中央与边疆关系、中外纠纷、人际关系等因素对省域新政走向的影响，揭示锡良新政决策的曲折和隐情，探析新政落实效果及历史得失，尤其注意还原其面对改革困境时思想理路的具体呈现，力求既能从空间广度视角对其新政规划不同层次和实践不同侧面进行横向审视，亦能从历史脉络视角对其不同阶段的规划和实践进行纵向比较。进而，注意分析锡良边疆新政举措与此前治边政策的异同，从个案角度展示近代边疆治理观念和实践的变迁。此外，注意将与锡良新政密切相关的问题，如督抚格局、清末政情等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以拓展学术视野，增强历史感和学术厚重感。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作为一项实证研究，注意文献考据、资料分析排比、比较研究等方法的使用，把相关史实放入当时政治、社会、文化语境中予以考察，以求真求实为第一要义，尽量做到知人论世。同时，参考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方法。

关于本书的篇章结构。目前学界有关督抚与清末新政研究的写作布局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打通督抚任职省份的时空界限，探讨某类改革之始末，优在前后贯通、整体呈现；一类是重在探讨督抚在某省域内的改革全景，优在展现督抚省域改革的整体运思。考虑到锡良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生平履历亦不为人所熟悉，因此本书在谋篇布局上，以锡良职任变迁为经，以其行政作为为纬，将史传性纵向书写方法和以问题为基本导向的专题研究相结合，力图动态展现锡良生平轨迹，凸显施政规划与实践的发展演化，以及其对政局的态度和情感的转移变动。具体结构设置如下。

绪论包括选题缘起、学术前史、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资料概述。

第一章，探讨锡良的早年仕途经历。光绪二年始，锡良相继在山西、山东县府任职。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先后任职山西、湖北、河南巡抚及热河都统，任期皆短，最多不超一年。本章旨在概括锡良早年政声及其对社会变迁的认知，总结锡良的性格秉性及施政特色。总的看，庚子前锡良对州县苛政及列强侵扰、清政府无能深有体认，展露王朝衰败之象和覆亡端倪，有助于认识州县社会矛盾以及新政开启的时代背景。

第二章和第三章，探讨锡良督川时期对四川及川边地区的治理。光绪二十九年七月至三十三年正月，锡良在川督任上长达三年半，其四川施政涉及编练新军、筹办铁路、发展教育、振兴实业诸方面，总体来看成绩与不足并存。在研究视野上，特别注意考察省域间的复杂关系，比如锡良在筹办川汉铁路过程中与鄂督张之洞的矛盾纠葛。尤值得关注的是，锡良督川时期川边藏区恰逢多事之秋，其川边施政在很大程度上开辟了川边历史进程的新纪元。由于川边缺乏专阃大员，锡良坐镇成都遥控指挥有着诸多不便，对川边形势的认知和判断存在迟滞甚或不实之处，在边务策略上也与川边官员存在重大歧异。而派办边务者则普遍怀有畏葸心理，以致推诿卸责乃至龃龉迭生。上述内容，反映出清末边疆治理的典型困境所在。锡良四川新政和川边施政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着重大差别，因此本部分内容分上篇、下篇分别论述。

第四章，探讨锡良督滇时期对云南的治理。光绪三十三年正月，锡良调任云贵总督，他对云贵西南门户的地位深有认知，任职两年间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包括厉行禁烟、编练新军、发展教育、改土归流、收回路权在内的多种施政举措，将边疆开发和巩固边防联系起来。整体看，锡良滇督期间，厉禁鸦片和编练新军最具有代表性且产生全国影响。之所以锡良云南施政成效较之前滇督有较大推进甚至走在全国前列，与锡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有直接关联。就厉禁鸦片而言，中央、督抚、州县有着不同态度，从中央决策、督抚政令、州县执行等多角度着眼，考察锡良如何沟通上下、因地制宜，是本章重要的切入点。再就编练新军而言，云南面临才财两乏的困境，锡良则多方筹维，较好地解决了相关问题，使云南新军编练走在西南各省前列。总之，本章重在从锡良个人主观能动性角度探讨其云南施政，以期进一步说明督抚作为是影响省域新政改革成效之关键因素的这一认识。

第五章，探讨锡良督东时期对东三省新政的推进。继徐世昌之后，宣统元年四月至宣统三年三月间锡良任职东三省总督。东北为满族发祥之地，清末受到日本、俄国的严重侵扰，外交环境恶劣，边防形势严峻。锡良强烈意识到东北地区“一切内政皆成外交”，更加明确地将开发边疆和巩固边防统一起来，将东三省建设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实施移民实边、编练新军、整顿吏治、借款筑路、改革旗务等一系列举措，推动了东三省新政改革进程，但东三省危迫局势并未得到扭转。此一过程坎坷曲折，各种矛盾纠集并扰，以锡良督东后竭力筹维的借款修筑锦瑷铁路为例，不仅遭到来自俄国、日本的直接干预和外交讹诈，清廷各枢部之间在借款修路问题上亦策略不一，严重的内耗同样构成东北路事的重大阻滞因素，此则反映出清末政情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