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赵学勇

新时期以来，陕西文艺家们以“陕军东征”的群像式姿态再次奋起于当代文坛，引起人们的广泛赞誉，他们以坚实丰厚的创作实践，在文学与艺术领域均取得了不凡的实绩。陕西作家既关注广大民众日常的物质与精神世界，又肩负起对城乡变迁、传统赓续及家国同构等时代主题的历史担当与现实反思，他们的创作也因此进一步凸显了周原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秦人兼收并蓄的人文精神。与此同时，有关当代陕西作家的文学与文化批评也由此取得长足的进展，而其相关研究大多是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乡土文学的写作风貌、地缘文化的独特优势、长篇小说的史诗性价值及社会性功用等方面入手，并对当代陕西文学创作做出及时的回应和研究。可以看到，陕西文学研究的大多成果在进一步强化陕西地方性特色的文学批评价值的同时，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固化倾向，因此不断呼唤着新的批评视野与方法的出现，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当代陕西作家的研究格局及整体语境中，韩蕊的这部专著创造性地将比较研究的方法与地域文化的视野相结合，既专注于以贾平凹、张艺谋为代表的陕西文艺家及其作品的再解读，又不失将陕西特殊的历史文化、民风礼俗、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纳入其间作综合性考察，从而使得其研究视角兼具较宽阔的文化视野与较为深刻的美学价值的判断，因此在同类研究中呈现出相当程度的跨学科性与学术创新性。

文学研究中，作家与作家的比较研究比比皆是，但作家与影人的比较研究却似不多见。作为文艺陕军的领军性人物，贾平凹、张艺谋不仅代表了新时期陕西文艺所获得的高成就和高赞誉，更作为当代中国文学与影视界发展的某种标杆性人物，引起国内外广泛瞩目。该著吸引我的注意力的亦即其最突出的特色在于著者首次以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创造性地将二者置于同一论域的范畴之中，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地理空间与作家创作的互通、互文及互辨之处，从而凸显出三秦文化之于其人其作的独特性意义。应当注意的是，这样的比较并不是简单与随意的牵强比附，而是缘于对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地缘关联的认识，诚如作者指出：“陕籍艺术家更是深受陕西地域文化的熏染与洗礼，传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渗透于每一个作家艺术家内心，进而以各自擅长的艺术形式传达出来，可谓表述各异，心意相通。”正是从这一独特的“在地”性的文化背景为基本出发点，作者借以文学地理及历史学的实证性研究路径，从秦地形胜丰茂的自然地理条件、王朝更迭的历史文化形态出发，考察其对于贾平凹、张艺谋及同时代作家在创作中所共同呈现出的硬倔气质、史诗情结、忧患意识、悲壮精神及浩大声势等方面的影响，并由此进一步延伸，发掘二者以其具有独创性意义的长篇小说、国际化价值的个人品牌而对三秦文化所进行的扬弃与超越，从而勾勒出了一幅艺术家与故乡故土间血脉相通、珠联璧合的整体性轮廓，从中不难发现著者自觉的历史意识与宏通的文化视野。

小说与影视作为不同类型的媒介手段，诉之于自成体系的信息传递载体，由此所生成的文本的文字化与影像化形态，在传播过程中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接受效果。当从论述主体的身份构成角度检视著者的比较研究时，不难发现作为作家的贾平凹与作为导演的张艺谋二者间文化身份的较大差异性。而该著则选择将二者置于地域文化视野之中进行直截的比较，这对于固有的陕西文学的研究框架无疑具有突破性意义，也显示著者强烈的创新意识。正如书中在对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时所指出的“学界对贾、张各自的多层次多侧面综合性研究尚显薄弱，将二人对比并提就更是付之阙如。”“补阙”的批评意识，让著者敏锐地发现了当前陕西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薄弱之处，并针对这一现状，从贾平凹、张艺谋作品社会价值的展现、民俗事项的运用、人物形象的塑造及艺术风格的兼备等方面，联结并对照二者的相同与相异之处，其比较方式也表现得多种多样：比如将贾、张二人的个体成长经历置于变动的时代背景之中加以观照；或将二者的作品根深于秦地文化的空间环境之中发掘其异同；又或者将二人的构思习惯及创作经验与日常生活世界相关联进行考察。在该著第二章中，著者即完整地呈现了其开合自如的比较研究路径：首先回溯了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老秦人性格中开放与保守共在、务实与虚荣并存的集体无意识，又具象地观照至贾平凹、张艺谋二人历经苦难困顿、看遍人情冷暖的个人成长环境，从而为二者共同的内向语讷、低调伏小却坚韧不拔、务实勤奋又志存高远的反差型性格特质归因。此外，著者还不忘从陕南与关中文化的细部差异入手，兼及贾、张二人性格中的个体差异，以“灵秀鬼才”“大器晚成”为关键词，提炼出二者创作经历中的主要区别。在深度开掘中，著者紧扣贾、张二人的创作实际，对其个性养成、创作倾向、家国观念以及美学追求等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比较与阐发，从而使整个论证有的放矢，令人信服。而驾驭这种切入式的研究本身，也要求著者自身必须具备相当的复合型知识体系。因此从全书游刃有余、条分缕析的相关论述中，不难看出作者在文学和艺术的贯通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可观进展。

作品，总是观照作家其人其作的最佳也是最基本的切入点。在以作品为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准进行衡量的同时，著者还自觉地以“知人论世”的传统批评方法，着重论及贾、张二人精进不休的成长历程及道路选择。《孟子·万章下》有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由此不断阐发并成为古典诗学批评的不可或缺的专有路径。本著运用这一研究路径的优势之处，即在于对特殊的“这一个”的准确把握，从而实现基于地域文化探寻作家的主体性格、文化心理、精神气质及艺术趣味。比如考察从陕南到西安的空间迁移之间，陕西文化的“再次”灌注对于贾平凹创作转向的变与不变；再如从西安电影制片厂到北京奥运会，到遍布全国的“印象”系列再到各大国际电影节，张艺谋如何完成了由普通的工人、摄影师到举足轻重的“国师”身份的转变，以及从陕北的黄土地走向世界的创作历程等。此外，为了对研究对象的文艺生活进行全面的把握，著者还别有见地地扩及其论域。如为了论证秦地深厚的文化蕴藉对于贾平凹众体兼备的艺术才能的影响，其考察不再限于学界常常集中论及的贾氏的长篇小说以及早期散文等的主要创作，还观照至他的杂谈、诗歌、书信甚至旁及至书法、绘画、占卦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创作实践，从而更为详尽地展现出其在文学艺术领域求全求备的创作样态，由此也可见著者研究过程中全面开放的眼光以及自身综合性的艺术理论视野。

更进一步而言，本著十分可贵的地方还在于论述起于地缘关联却并未拘泥于地域本身，而是以此为支点，把目光投向作家、电影人的更为广阔的艺术世界，发现其之所以获得成功、超越地域甚至成就自身的创举之所在。所以，在对贾平凹、张艺谋二者的比较研究中，著者格外关注这两位文学艺术家是如何通过个体的艺术创造性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的具体过程，并由此生发出了许多带有独创性与启发性的观点，这其中尤以对贾平凹创作心路的相关论述更为精彩。同样作为三秦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陕西作家，贾平凹却因为受到荆楚文化精髓的染化，而在秦人朴讷的性格外多添一份灵秀之气。这种特别的气质反映在《秦腔》《带灯》《老生》《古炉》等长篇小说的创作之中，即体现为主体鲜明的情感投射、由内而外的心理描写、立体多面的女性塑造、风格奇诡的美学晕染等个人化的写作特征。在文学传播的过程中，贾平凹独特的个性化艺术风格又进一步反哺并增添了陕西地域文化的内涵，为其在传统的现代性转换进程中注入更为鲜活多样的生命活力。读者也由此能够借助其创作的特殊性，进而更加深入地感受到陕西地域文化自身的丰富性与可能性。如此，著者对于贾平凹文学创作与陕西地域文化的互动进程的整体性、综合性的动态考察与评析，完全符合文学创作的自然运行机制，并由学界常见的价值论而转向生成论研究，从而在整个探源过程中生发出了诸多新的认识与见解。

此外，从文学内部而言，语词章句既是文学创作的风格依托，也是文学批评的重要言说方式。纵观该书在遣词造句、鉴赏批评乃至谋篇布局等方面，都显示出了较高的学术水准，从而令论著本身如同一部生动流畅、辞喻横生的文学作品。就文学语言本身来说，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专著，著者能够将比较文学、文学地理学、文化生态学等理论知识融合兼用，化难为易，将作家艺术家们复杂的创作过程删繁就简，少有艰涩之语与斧凿之气，从而实现了以流畅通达的表述为贾平凹、张艺谋二人比较画像的目的。具体而言，著者自如的篇章驾驭能力更体现为独有个性的审美感悟能力，而这种能力则具化为平实却不失变化的语言表述，比如其总论汉唐文化精神时的高蹈大气：“杜甫的忧患、李白的洒脱、高适的浑雄、岑参的雄壮、王维的冲淡、孟浩然的亲切”“‘思接汉唐’成为每一个西安人无法消抹的情结，更熔铸为艺术家们进行创作的永恒追求”；又如其在对《带灯》《山本》《古炉》等长篇小说进行文本细读时所使用的诗化语言：“秦岭依旧的苍苍茫茫山高水长，任何人事不过是过眼云烟，终究成为大山中的一撮尘土或历史上的一个标点”；还有其对于《金陵十三钗》中色彩运用的传神描摹：“沦陷后的南京城里满目疮痍，教堂对面的纸铺有过两次爆炸，冲击出的烟灰中那五彩缤纷的纸片则不仅仅是视觉色彩上的调和，更是对于和平生活被破坏的控诉与叹息”。这样如笔底春风般的用语在该书中可谓不胜枚举，其表述不但强化了读者心灵的感应，也垫高了对作家认识的水平。

在此基础上，著者并没有仅仅满足于美文本身，而是在思想的深刻性上更加做足功夫。在论述张艺谋、贾平凹创作本身的同时，著者还不忘与文学史上所发生的各类文学现象进行比照，从而实现了同中有异、意趣相生的审美效果与思想价值。譬如在论证贾平凹创作的当下性价值问题时，著者对于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十七年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新时期的新历史小说等种种文学思潮及现象信手取用，更加凸显了作家自身对于民生的深入关切、当下的积极反思以及对于“超越”的强烈诉求，足见著者厚实的现当代文学学术根底与深厚的学术素养。

当然还应当看到，该书在部分内容上仍然存在一些提升与进步的空间。比如著者对于贾平凹、张艺谋二人间直接关联性的论述尚嫌不足；还有在对张艺谋相关影视作品与文化产品进行解析时，可以看出著者有关电影学理论的知识储备方面也有待强化。但是瑕不掩瑜，从整本著作翔实的材料、清晰的思路与细腻的分析上，可以看出著者对新时期陕西文学创作的洞悉程度。而从突破的创新视野、集中的问题意识与深沉的哲理反思之中，又能发现著者在经验性研究基础上所追求的理论深度。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韩蕊博士的这部论著都是一部有创新价值、有学术突破和推动意义的陕西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新著。

2021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