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巴蜀文学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特征[1]

摘要：巴蜀古今文学具有较为鲜明的地域特征和个性。作为中华文化大传统的构成部分，巴蜀文化为巴蜀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温床。本文简要叙述巴蜀文学从汉代到现代的发展历程，重点分析巴蜀古今文学的七个重要特征。认真分析巴蜀文学的特质和特征，有助于促进当代巴蜀文学创作的发展。

关键词：巴蜀文学；发展历程；主要特征；巴蜀文化

中国地域辽阔，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多样，由此形成了风格多样的中国区域文化。仅就长江流域而言，就有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荆楚文化、下游的吴越文化。尽管“共饮长江水”，但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吴越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更不用说与黄河流域的秦陕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等相比，其间的差异则更大。作为中华大文化传统中的小文化传统，巴蜀文化有着自己独立的始源和发展路向，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发展和特色。本文仅就巴蜀文学的基本历程和简要特征进行分析。

一 巴蜀文学发展简史

在秦并巴、蜀之前，巴蜀地区的书面文学缺少记载，只能从流传于后世的口头传说、神话开始。巴蜀古代传说和神话集中在《山海经》《蜀本纪》《华阳国志》等书中。根据吕子方、蒙文通先生的研究，《山海经》中的《海内经》四篇，即《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和《海内东经》可能是蜀的作品，《大荒经》五篇为巴人的作品，即《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和附在其后的《海内经》，时代大约在西周。[2]

巴与蜀神话传说内容及其表现出的个性颇不同。蜀神话传说主要集中在民族祖先、蜀道开辟、治水等方面，如传说蜀族祖先为黄帝后裔，大禹生于汶川。古蜀先王蚕丛、鱼凫、杜宇、开明等人之中，杜宇的传说尤多，如杜宇的出生、杜宇化为杜鹃；蜀道开辟中的五丁力士传说以及李冰治水的故事流传甚广。巴地神话传说包括巴族祖先神话，如巴人祖先廪君得位、迁徙以及化为白虎。巴地另一英雄传说是巴蔓子割头保土。此外，巫山神女的神话也在巴楚之地广为流传。

从巴蜀的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不管是蜀地的望帝化杜鹃还是巴地的神女神话传说，都充满了浪漫奇谲的特色。这两个神话传说不仅成为后世中国文学的有名典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巴蜀特有的地域文化特色。

巴蜀书面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在两汉时期。两汉之所以成为巴蜀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巴蜀在周秦时代已经和中原文化，特别是与秦陕文化和荆楚文化有较多接触，加上秦并巴蜀之后，移民入巴蜀地区，这种文化的融合、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巴蜀地区文化的发展；其次，汉代一统天下之后，特别是文翁在蜀地兴学，迅速推广儒家文化以培养人才，这对汉代巴蜀地区出现众多学者和作家有直接而重大的影响；第三，整个汉代时期，巴蜀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汉代巴蜀文学发达的最重要的根源；第四，巴蜀地区丰富深厚的文化积淀也是巴蜀文学在两汉大放异彩的重要原因。晋代左思在《蜀都赋》中提到的司马相如、严君平、王褒、扬雄等人是古代巴蜀文学的第一代作家，他们的创作形成了巴蜀文学的第一个高峰，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大赋和散文的创作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政治混乱，巴蜀地区也同样如此。此期内巴蜀文学较为沉寂，没有出现影响全国的大作家。三国蜀汉时期，巴蜀文人中秦宓、谯周二人较为著名，秦宓现存诗歌一首、散文四篇，与当时秦宓的大名很不相称。总的说来，秦宓知识渊博，文采很好。谯周主要是经学家和史学家，著有经学和史学论著多种，并培养出陈寿这位著名的史学家。巴蜀文学史上因为一篇雄文而名垂青史者为晋朝李密，其《陈情表》千百年来广为传诵。该文情真意切、文字简练畅达，不仅为中国孝道的典范，也是公认的散文佳作。如果说此期内巴蜀的散文和诗歌创作显得单薄，那么史志文学则蔚为可观。巴蜀好史志，尤其地方史志，渊源有自。这与巴蜀这一独特的地域培养出的特有的乡邦意识有关。据晋代常璩说，在他撰写《华阳国志》之前，巴蜀地区记载巴蜀历史的著作就有八种，著者分别是司马相如、严遵、扬雄、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3]除此之外，来敏著有《本蜀论》（已佚），李尤有《蜀记》，谯周除《蜀本纪》外还有《三巴论》《巴中异物志》，陈术和陈寿都有《益部耆旧传》。这么多巴蜀地方史志的出现，不仅说明巴蜀之人对巴蜀之地的热爱，更是一种自觉的乡邦文化意识的反映。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史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陈寿，二是常璩。陈寿所撰《三国志》不仅完整、忠实记录了三国历史，而且对《三国志演义》的出现有直接影响，也为今天四川境内三国文化旅游的打造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常璩的《华阳国志》为中国第一部地方史志，不仅记录了巴蜀一地的历史，也开创了地方史志的先河。

隋朝国祚短暂，没有来得及全面展开文化兴建，但为唐代文化的兴盛发展奠定了基础。巴蜀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在唐代。“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4]，陈子昂自蜀中入长安，高举革新大旗，力倡汉魏风骨，并以其突出的创作实绩，力扫齐梁诗风，奠定盛唐之音。代表唐诗两座高峰的李白、杜甫，前者虽不生于蜀，但长于蜀，至二十五岁始离川；后者旅居巴蜀达九年，其绝大部分诗歌创作于巴蜀。其他如薛涛、苏涣、雍陶、李远、符载、朱湾、唐求等，都以诗擅名。

五代时期，四川先后为地方政权割据，但文学创作不衰，特别是前后蜀时期，西蜀成为词文学创作的中心。《花间集》所收录的词作家十八人，除了温庭筠、皇甫松、和凝外，全与蜀中关系密切，或为巴蜀本地人，或在前后蜀为官。词文学与巴蜀有密切联系，不仅因为李白被公认为词的首创者，还因为五代时期成都成为词创作的繁荣之地。巴蜀文学的很多特质在五代西蜀花间词的创作上得到鲜明体现。

宋代是中国封建时期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也是巴蜀文化发展的顶峰。蜀学独标于世，作家蔚然蜂起。宋代巴蜀文学的繁荣，不仅体现在出现了全国一流的领军人物，更在于大量巴蜀作家创作了极其丰富灿烂的作品。据《四川通志·经籍志》记载，宋蜀人有别集者达156家，这个数字比宋代之前所有史有所载的巴蜀作家加起来还要多。祝尚书先生在《宋代巴蜀文学通论》中专门论述的作家就有：田锡、何亮、陈充、李建中、薛映、罗处约、苏易简，宋初九僧中的释希昼、惟凤、怀古，张俞、僧重显、陈尧佐、梅挚、石扬休、王琪、文同、范镇、李畋、孙抃、王珪、鲜于侁、苏洵、苏轼、苏辙、范百禄、范祖禹、冯山、张商英、唐庚、韩驹、郭印、冯时行、张浚、王灼、史尧弼、冯澥、任渊、喻汝砺、程揆、唐文若、赵逵、宇文虚中、李石、李流谦、释宝昙、员兴宗、张栻、李占、宋若水、冯诚之、阎舒苍、黄裳、任尽言、虞允文、何耕、李舜臣、李焘、释居简、程公许、魏了翁、吴泳、杨泰之、许奕、张方、刘光祖、牟子才、度正、阳枋、李心传、李壁、李埴。[5]可见，宋代巴蜀文学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涉及地区的范围也比前代广泛得多。宋代巴蜀文学不再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区域，也涉及重庆乃至三峡地区。

元明清时期为巴蜀文化衰落、文学衰颓的时期。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原，巴蜀文教衰微，唯虞集最擅名，但其终生未到四川。此外，绵州的邓文原、华阳的费著、成都的宇文公谅也是当时的著名学者。

明清两代，蜀中文人众多。据《四川通志·经籍志》载，明蜀人有别集者232家，清蜀人有别集者236家。明代最著名者为杨慎，黄峨、安磬、来知德等也有一定成就。清代的彭端淑、张问陶、李调元被称为四川三才子，为蜀中文学的代表，此外还有费密、唐甄、刘沅、王怀曾、王怀孟、张邦伸等。

近现代以来，巴蜀文学与全国文学一样，为了保种救国，有志之士倡导维新变化，学习西方。从张之洞主持四川学政、开办尊经书院作育人才开始，宋育仁、杨锐、刘光第、赵熙等人的诗文，充满维新救国之心，黄吉安的川剧创作为川剧的兴盛起到了巨大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现代巴蜀文学迎来了巴蜀文学又一次辉煌。诗歌方面有郭沫若、何其芳、吴芳吉等，小说方面有李劼人、巴金、沙汀、艾芜、罗淑等，散文方面有郭沫若、巴金、何其芳等，都有极大成就。

二 巴蜀文学的基本特征

与其他区域文学相比较，巴蜀文学具有如下特征：

（一）巴蜀文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具体说就是巴蜀文学的发展有四盛二衰。“四盛”为汉、唐、宋、现代（20世纪）四个时期。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说，而在汉赋、唐诗、宋词当中，古代巴蜀作家可谓独领风骚。“二衰”指魏晋南北朝、元明清。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诗歌、散文创作兴盛，出现了三曹七子、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陶渊明、谢灵运，而蜀中却无一知名诗人；于元朝，北方戏剧大盛，蜀中不仅没有著名戏剧作家，连诗文作家也极为罕见。明清为小说的繁盛时期，但蜀中无一小说名家，只有部分地方史志。

形成这种发展阶段鲜明的原因是汉、唐、宋三朝既是全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也是古代巴蜀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期。汉朝是凭借成都平原这一天府的优越环境和发达的经济而建立起来的。诸葛亮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6]汉时巴蜀也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加强同蜀中及西南夷的联系，这对巴蜀的发展有极大影响。汉之前，巴蜀一直被看作“西僻之国”，与中原文化有较大距离。汉景帝时，文翁治蜀，大力兴学，巴蜀好学成风，很快成为可以媲美齐鲁的地区。唐时有“扬一益二”之说，巴蜀再次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加之有唐政治开明、文教昌盛，所以巴蜀地区人才辈出，享誉全国。两宋之时，巴蜀成为中央政府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主要支柱地区，宋代的重文轻武国策以及唐末五代大批文人入蜀，使四川成为仅次于江西的人才渊薮。现代巴蜀文学之所以享誉全国，虽然不能说是因为20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在全国领先，但相比起元明清时期的大战乱、大衰退来讲，经过三百余年的大移民运动，四川的经济、文化、教育得到复苏，由此人才逐渐兴盛。到了近现代，巴蜀文学得以重振雄风，成为与浙江、湖南并列的文学发达之区。按照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列，四川占了两位；从文体名家看，诗歌有郭沫若、何其芳，小说有李劼人、巴金、艾芜、沙汀，散文有何其芳、巴金、范长江，戏剧文学有郭沫若等。现代巴蜀文学不仅出现了众多优秀作家和作品，也在文学思潮方面引领了时代思潮，如吴虞、曾兰夫妇、康白情、郭沫若、李劼人，以及浅草沉钟社的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等。

（二）巴蜀作家绝对数量不多，但多一流作家，他们往往代表着其时代之文学乃至整个文学门类的最高成就

赋为两汉之时代表性文体，它是在司马相如手里定型的。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完成了从骚体赋到大赋的转变。司马相如的后继者王褒、扬雄，也是汉代最著名的赋作家，他们在赋文学题材、内容乃至风格的开拓上有很大贡献。在汉赋四大家中，蜀人就占了两位，并且扬、马（扬雄和司马相如）代表着汉大赋的成就。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李白不仅是盛唐气象在诗歌方面的代表，也代表着盛唐诗的成就。比李白稍早的陈子昂，是唐诗由初唐向盛唐转化的关键人物。陈子昂的创作成就使他毫无愧色地进入唐诗大家之列。薛涛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有影响的著名女诗人。虽说她尚不能列入唐诗大家之列，但薛涛无疑是唐代最出色的女诗人。唐代时期大批文人入蜀，对巴蜀地区文学的繁荣有着重要的影响，形成了“天下诗人皆入蜀”的奇观。

五代时期，西蜀成为词文学创作的中心之一，蜀人占有重要地位，《花间集》所收十八位词人之中，除了三位与巴蜀无直接关系之外，或在蜀为官，或为巴蜀本地人，如欧阳炯、孙光宪、李珣等都是当时最著名的词人。西蜀花间词和南唐词成了五代时期文学的奇葩，其中花间词人影响后世尤为深远，它对宋词的兴盛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宋文、宋诗和宋词的代表——苏轼，不仅是宋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而且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人物。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被认为是唐宋散文的代表作家，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诗歌方面，后人普遍认为苏、黄代表着宋诗的风格和特色，而黄庭坚为苏轼门人和朋友，因此，可以说宋诗是在蜀人手中体现了特色；词被推为有宋一代的代表性文体，婉约词和豪放词大放异彩，其中豪放词是在苏轼手里发展起来的，当然苏轼不少婉约词也为宋词增添了光彩。可以这样说，词文学的出现和成熟与巴蜀作家有密切联系：传说最早最有影响的词是李白创作的《菩萨蛮》《忆秦娥》，五代时期西蜀花间词人的创作可以说将词文学大大推进，而苏轼对词的改造和革新，又给词文学带来了新的生命和活力。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之中，四川作家在诗歌、小说、戏剧文学三个方面成就特别突出，郭沫若的诗歌、戏剧文学代表了“五四”新文学的成就，巴金、李劼人的小说取得了全国公认的成就。至于其他著名的作家还有很多，此不一一列举。

当然，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苏辙、郭沫若、巴金等取得的成就都是在离开四川之后。也就是说，巴蜀作家的成名往往是在跨出蜀中之后。袁行霈先生说：“这些文学家都是生长于蜀中，而驰骋其才能于蜀地之外。他们不出夔门则已，一出夔门则雄踞文坛霸主的地位。”[7]虽然是针对古代作家而言，但对现代作家也同样适用。袁先生没有解释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我们认为，如果这些作家一直生活在偏处一隅的西蜀，要想获得全国性的声誉，不离开西蜀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京城作为全国中心，其传播的渠道和辐射力都远非边远地区能够相比。这些作家也只有离开西蜀才可能在更大舞台上发挥他们的作用。问题不在于他们离开西蜀之后才出名，关键在于为什么他们能够在离开西蜀之后出名。其具体缘由，后面将会继续分析。

（三）巴蜀作家富创新精神，多异端色彩，他们往往是文学革新的倡导者

翻开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史，我们很容易看到巴蜀作家往往是在革新之际跻身文坛、扬名后世的。汉代的司马相如是在由骚体赋向大赋的转化过程中奠定其地位的；唐代的陈子昂、李白是在诗歌革新运动中确立其地位的；宋代的苏舜钦、田锡、三苏是在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中脱颖而出的；明代的杨慎也是在前七子宗唐复汉之际以倡汉魏诗风而享誉文坛的；清代的张问陶是在宗唐、宗宋之争中强调独抒性灵而扬名的；而现代巴蜀文学更是中国面临大变革、大转换以及五四精神的感召下出现的产物，这是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何其芳等能够冲出四川盆地，走向中国和世界的根本原因。

巴蜀作家之所以能够在革新之际大显身手，是因为他们有极强的创新精神和富有异端色彩。这种人格个性、文化个性与古代巴蜀文化生成的地理环境及人文环境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四）巴蜀作家多富浪漫气质，作品风格往往偏向壮美一面，但又不乏优美

巴蜀作家多富浪漫气质，因此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偏向于浪漫主义，在文学风格上偏向崇高。这其实是跟巴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理条件分不开的。巴蜀处于南与北、东与西的交会地带。北方临近秦陕，巍峨雄壮的秦岭山脉成为川陕分界线；再加上巴蜀早为秦国兼并，因此，巴蜀文化深受秦陕文化的影响，故有雄壮的一面。巴蜀地区四面环山、多大江大河的地理环境，也有利于培养巴蜀人的崇高和壮美意识。巴蜀的东面和南面，临近所谓蛮夷文化之区，当然包括巴蜀在内都被认为蛮夷之区。靠近楚国以及和楚国的密切往来，也使巴蜀文学具有与楚文学一致的特色，即具有浪漫和秀美的一面。至于处于蛮夷之地的巫风色彩又为巴蜀文学笼罩了奇谲诡异的色彩。从作品审美风格来看，汉大赋是最能显示出壮美特征的。鲁迅先生评司马相如说：“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8]明王世贞也说：“《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9]司马相如所开创的汉大赋的特点，在王褒、扬雄身上得到继承和发扬。王褒撰《洞箫赋》，《汉书》本传载：“其后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10]王褒的赋若非有强烈充沛的感情、震撼心灵的冲击力，断然不可能治好太子的病。这说明了王褒的赋作具有崇高的审美特征。扬雄对司马相如倾心敬佩，“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其创作风格近似司马相如是容易理解的，因此后人一直以“扬马”并称。

陈子昂对“文章道弊五百年”深致不满，大声疾呼，提倡汉魏风骨、风雅兴寄。其《感遇诗》三十八首和《登幽州台歌》，慷慨蕴藉，铮铮有金石声。卢藏用谓其“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11]。陈子昂的诗歌启盛唐之先声，本身就表现出浪漫的气质和崇高的风格。李白最能代表中国诗歌中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崇高的风格。其傲岸高洁的性格，突破世俗网罗、追求自由个性的精神，上天入地、天马行空的文风，无一不表现出盛唐气象。女诗人薛涛“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12]的雄壮之作，纪昀谓其诗“托意深远，有鲁嫠不恤纬、漆室女坐啸之思，非寻常裙屐所及，宜其名重一时”[13]。

宋元明清到现代的巴蜀作家也有着相同的特征。宋代的苏舜钦，欧阳修称赞他“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14]。苏轼是继李白之后蜀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的诗歌较多地受到李白的影响，表现出李白风神。其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埃之外”[15]，因而被后人推为豪放派词之祖。明代的杨慎，其创作“拔戟自成一队”。清代的李调元，袁枚评为“才力豪猛”。张问陶以文风奇杰廉劲近李白，被人称为“小李白”。至于现代诗人郭沫若、何其芳等人身上，同样体现出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特别是郭沫若的浪漫主义不仅吸收了包括司马相如、李白、苏轼、张问陶等蜀中先贤的浪漫奇谲，而且也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而具有狂飙突进的色彩。

巴蜀作家体现的富浪漫精神，偏向壮美崇高，这与巴蜀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人格个性有直接的关系。

（五）巴蜀文艺思想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重视情感的自由抒发

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是巴蜀作家一以贯之的态度。这在巴蜀第一代作家司马相如、扬雄的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相如作《子虚赋》《上林赋》，“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16]。扬雄可称为古代蜀中第一大文艺理论家，其明道宗经、文道合一的文艺思想，上承荀子，下启刘勰、韩愈，对封建时代儒家文艺思想影响甚巨。其对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的区分，以及所谓赋为雕虫篆刻之说，都是因为大赋没有实现他所倡导的讽谏作用。陈子昂、李白都是有意于当世、力求入世的人物。两人对齐梁诗风的否定和对汉魏风骨的提倡，正是不满齐梁及初唐诗人徒事藻绘、吟风弄月。他们认为诗歌应该既具有充实的政治内涵，又具有刚健的风骨，他们的诗歌创作也真正体现了他们的文艺主张。宋代的苏舜钦、田锡、三苏，皆身处宋代经世思潮兴起之时，继承蜀中文学的优良传统，非常强调文学的现实功利性。这在三苏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三苏文论固有很多不同之处，但也有很多共同之点，其中，重视文学的现实功利就是之一。他们都强调文学须“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17]

到了近现代，为了摧毁封建礼教，为了救国强民，郭沫若、李劼人、巴金、沙汀、艾芜、周文、罗淑、何其芳等人，无一不受时代的感召，希望文学为揭示人生、疗救社会发生作用。无论是郭沫若倡导革命文学还是何其芳走向延安，无论是李劼人、沙汀等人对近现代四川的真实书写还是巴金对封建礼教的控诉，都包含了启蒙与革命的因素在内。也就是说，现代巴蜀作家主要还是为人生而写作，当然这不排除郭沫若等早期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总的来说，包括郭沫若在内的现代巴蜀作家都很重视文学在现实、人生乃至革命中发挥作用。

中国文学似乎有这样一个特点：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往往就忽视文学的艺术性。而这一点在巴蜀作家那里却没有，相反的是，巴蜀作家既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又强调文艺的艺术性。强调艺术性的突出表现是重视情感的自由抒发。司马相如虽然并没有明确提出缘情的文学主张，但从他琴挑文君、夤夜私奔的行为和称疾闲居的个性来讲，其人自是任情适性之人，故其所谓“赋家之心”亦应包含情感自由抒发这层意思在内。扬雄则明明白白地表述出来。他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18]这些话强调了情感乃文学创作之本原。“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梁陈以来，艳薄斯极”，这是陈子昂、李白对齐梁文学的评价。所谓“艳”，是指词采的秾艳，它与“清新”“自然”对立；所谓“薄”，指缺少情感真实度和厚重感。针对齐梁的“艳”，李白主张“清新”“自然”；针对齐梁的“薄”，陈子昂倡汉魏风骨、风雅兴寄——都是在强调情感的自由抒发。在创作上，陈、李二人放笔直言、唯我所欲，没有丝毫的忸怩作态，以其情真人真，故千百年来他们的诗作一直被后人喜爱。苏轼提倡真性情，他说：“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19]杨慎当前后七子力倡复古之时，主张“诗以道性情”。清张问陶论诗主性情，袁枚引为同道。有人说张问陶的诗学袁枚，他却说，“诗成何必问渊源，放笔刚如所欲言”“愧我性灵终是我，不成李杜不张王”[20]，表现了他独立不倚、重情感、重个性的特点。现代作家之中，无论是郭沫若为代表的诗歌，还是以李劼人、巴金为代表的小说，重视文学的艺术性，强调文学的真实性，特别是情感的真挚性可以是一以贯之的。像何其芳的散文具有诗的色彩，郭沫若的戏剧文学更近于诗剧，巴金的小说充满了抒情意味，都可以从巴蜀古代文学那里找到文学的原型。

上述巴蜀文艺思想特征的形成，既与巴蜀文化从根本上讲是农耕文明、受到儒家思想影响有关，又与巴蜀人多浪漫气质、富叛逆精神、受儒家传统影响不如中原那么深有关。

（六）古代巴蜀作家擅长诗文，而于戏剧文学、小说等叙事文学少有涉及，现代则与全国同流

巴蜀古代文学从两汉到清代，一直以诗文为主（赋是介于诗和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当然中国古代文学以诗文为“正宗”、以戏剧文学和小说为“小道”的观念是贯穿始终的，但是在元代形成杂剧的繁荣，明清两代出现了小说的兴盛，而四川在元明清时期仍然只有诗文为主要创作的文学家，这一点和全国是颇不一致的。为什么元明清时期巴蜀文学没有戏剧文学和小说作品，我们认为，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主要有四：一是宋末到清代，四川多次遭受大规模的破坏，人口急剧减少，经济衰退不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遭到重创，难以复原。二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地位从唐代开始即已朝中下游移动，到了南宋之后就更为明显，到了明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已向江浙和沿海地区移动。经济的衰退导致文教衰微、人才流失。这是元明清时期巴蜀文学难以辉煌的重要原因，也是戏剧文学、小说这两种文学体裁在巴蜀缺乏作家的原因，因为城市经济的欠发达和城市文化消费者的缺少是制约小说、戏剧文学发展的关键。三是跟古代巴蜀文学思想重抒情、轻写实有关。前面已经谈到，古代巴蜀文艺思想的重要特征就是重抒情。巴蜀作家一向是写情的圣手，而于叙事却缺乏关注。他们重视的是情感的自由抒发，重视天才的独创，却不愿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去摹写现实、再现现实。这一特点在现代巴蜀作家身上仍有明显体现，郭沫若的戏剧、巴金的小说都带有浓郁的抒情性。四是巴蜀重历史的传统也与小说、戏剧文学强调虚构很不相同。从汉代到清代，巴蜀地方史的写作一直为全国的前列，这说明巴蜀古代文人具有史才，如汉代扬雄的《蜀本纪》、晋朝陈寿的《三国志》、常璩的《华阳国志》直到宋代的范祖禹、李焘、李心传、王偁等众多史家，但是历史与小说、戏剧文学具有本质的不同，正如清代金圣叹在谈到《史记》与《水浒传》高下时说，前者是“以文运事”，后者是“以文生事”，即前者是历史的记录，而后者却是凭空虚构的产物。历史意识的发达恰好是虚构文学难以产生的重要原因。再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文学与历史的比较来看，亚里士多德说：“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21]中外理论家的这种说法都说明了历史与文学的差异，因此，巴蜀多史才却缺乏小说家和剧作家。

（七）巴蜀自古多才女

这一点也可以说主要是古代巴蜀文学的特点。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男性创作史。中国古代女作家寥寥，但古代巴蜀却不乏女才子、女作家，甚至代有其人。下面本文只列出她们的名字，并就这一现象略作分析。

汉，卓文君；唐，薛涛；五代，李舜弦、花蕊夫人、黄崇嘏；宋，蒲芝、史炎玉、谢慧卿；明，黄峨；清，萧刘氏、欧阳刘氏、岳高氏、王淑昭、林颀、高浣花、沈以淑、左锡嘉及其二女（曾懿、曾彦）、梁清芬等；20世纪以来的罗淑、胡兰畦等。[22]

古代巴蜀多女作家这一现象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探讨。一是巴蜀地区的人格个性。古代巴蜀地处西南一隅，自古以来即为多民族聚居区。地域的封闭性和西南夷人的民族个性，使巴蜀自古以来即以强悍著称。这种个性表现于巴渝歌舞、饮食上好吃辣味等。巴蜀女性的大胆泼辣、精明能干是早已闻名的。早在秦始皇之时，巴寡妇清以丹砂致富，富冠全国，秦始皇为其筑怀清台。汉代的卓文君新寡之时，即和司马相如私奔。唐代的薛涛“容姿既丽，才调尤佳，言谑之间，立有酬对”[23]，“又能扫眉涂粉，与大族不侔”[24]，表现出她的叛逆精神。五代的黄崇嘏女扮男装，才能不凡，是一位花木兰式的人物。这些都说明了巴蜀女子的个性，而这种个性正是她们成为作家的极好条件。二是巴蜀历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相对少。儒家对妇女要求很严格，要求妇女守妇德、重节操，足不出户，笑不露齿。所谓“三从四德”，就是女人的金科玉律，妇女不得越雷池一步。自然，习文弄墨不是女人应做的事。古代巴蜀相对来讲儒家思想影响不是那么深，故而对妇女的要求也就不那么严格。三是古代巴蜀重文崇教的良好氛围为女作家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环境。自汉文翁兴学之后，蜀中文教向称隆盛，文化世家代有其人。巴蜀女作家多出生或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之中，或父母，或丈夫，或兄弟，都有作家。她们从小就受到文化的熏陶，爱好学习，为其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卓文君的丈夫司马相如是著名的辞赋家，李舜弦的哥哥李珣是五代著名词人，蒲芝的丈夫张俞是蜀中著名文人，黄峨的丈夫杨慎是明代著名的作家，林颀的丈夫张问陶是清代著名诗人，曾懿、曾彦的父母都是诗人。

从上述的简要介绍和分析中可以看到，巴蜀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既有一贯的传统，又因为时代的变迁而产生出不同的变化，但总体上来讲，巴蜀文化独有的文化精神、人格个性、审美范式、文艺思想等方面相同之处还是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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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载朱寿桐、白浩主编《大西南文学论坛》第二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版。

[2] 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载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891页。

[4]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5页。

[5] 祝尚书：《宋代巴蜀文学通论》，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版。

[6] （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2页。

[7]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8]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3页。

[9]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载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2页。

[10]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29页。

[11] （唐）卢藏用：《拾遗陈子昂文集序》，载（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02页。

[12] 张蓬舟笺，张正则、季国平、张雅续笺：《薛涛诗笺》（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页。

[13]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94页。

[14] （宋）欧阳修：《六一诗话》，载（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15] （宋）胡寅：《题酒边词》，载郭绍虞主编、王文生副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60页。

[16]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73页。

[17] （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3页。

[18] 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0页。

[19] （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97页。

[20] 转引自何崇文等《巴蜀文苑英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0页。

[21]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22] 上述诸人事迹可参见傅平骧等《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可参见李绍先、李殿元《古代巴蜀妇女的文学生活》，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年版。

[23] （五代）何光远著，邓星亮、邬宗玲、杨梅校注：《鉴诫录校注》，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251页。

[24] （元）费著：《岁华纪丽谱》，《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