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秦孝公与卫鞅的对话：“三代不同礼而王”

秦国政治史中可以看到以言论影响国君，说服执政者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事迹。其论说方式，往往以古喻今，借用古来成功人物的影响进行鼓动。

如卫鞅支持秦孝公变法，就通过这种方式说服国君，辩胜论敌。《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记载，卫鞅初见秦孝公，“说公以王道而未入”，又“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再“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对方以为“久远，吾不能待”，于是“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卫鞅自述：“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似乎其判断衡比，内心依然采用古史为标尺。

秦孝公和卫鞅决策变法，为平息反对意见，有著名的与保守派代表人物甘龙、杜挚的论辩：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7]

卫鞅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宣传改革。反对派提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主张，卫鞅则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一个主张变革的政治活动家，在进行政论宣传的时候却要以历史人物的历史表现增强说服力。这是中国政治活动中变法改制而采取“托古”策略的早期表现。[8]这种在秦国政坛的有效的政论宣传的风格，以“汤武”、“夏殷”的历史得失来影响当时的行政方向。卫鞅的言行，在中国改革史、中国变法史进程中，或许表现出策略方式的创始性意义。而这种策略，也是有深层文化理念的背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