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尤利西斯》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0.2.1 国外《尤利西斯》研究现状

《尤利西斯》被誉为意识流小说开山之作，自 1922年出版以来，一直倍受文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关注。早在1933年12月6日，美国地方法官约翰·乌尔赛在法庭上对《尤利西斯》进行裁决时就做出了这样掷地有声的评价：

《尤利西斯》是一部令人惊异的杰作，不是一本很好读的书。它既精彩又枯燥，既可以理解又十分晦涩。许多地方让我觉得恶心，但是尽管它包含许多通常认为污秽的字眼，我却不认为它们是为了污秽而污秽的。书中的每一个字都像镶嵌在一幅画作上的细节，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近年来，乔学专家艾尔曼（1975）、阿特瑞吉（2000）对乔伊斯作品的价值和影响有这样的评价：

我们至今仍在学习如何成为他的同时代人，的确他似乎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我们要赶上他还有很远的距离。（Ellmann，1975：3）

在最近20年，许多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家的观点已经渗到成千上万的学校课堂里，这足以证明在他们思想的成熟过程中阅读乔伊斯的重要性。（Attridge，2000：24）

《尤利西斯》是乔伊斯意识流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其研究大致经历了早期的文本阐释、考据与评述，以及现在的综合性、专业性、跨学科研究两大阶段。20世纪30—70年代，批评家们借用经典的文学批评理论，如传记批评、心理分析、语言学批评、新批评、神话与原型等理论，从主题、文体、形式、结构、语言、政治、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的角度对这部作品做了全方位的、深度的评析，如理查·艾尔曼（Ellmann）的《詹姆斯·乔伊斯》（1959）以编年史的顺序详细介绍了乔氏的文学生涯，至今仍是众多乔伊斯评传中无出其右的经典之作，唐·吉福德和罗伯特·萨伊德曼（Gifford & Seidman）的《〈尤利西斯〉注释》（1988）为读者扫清了语言、文化、神话、文学、政治、宗教等方面的阅读障碍。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艺理论界出现的一些新理论、新视角，如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性学、后现代主义，甚至是巴赫金理论、后殖民理论、量子力学等，也被应用到乔学研究之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尤利西斯》研究呈现出综合性、专业性、跨学科性的特点。拉康和德里达分别在1975年和1984年两次乔学国际学术交流会上做了主题发言，随后，福柯、克里斯蒂娃和巴尔特等著名现代、后现代主义学者也相继撰文研究《尤利西斯》的艺术价值。哈特和海曼（Hart & Hayman）合编的《〈尤利西斯〉批评文集》（1974/2000）选收了18位一流乔学家的专题论文，从文体、色调、视点、叙事结构、象征意义等角度，论述了这部作品在形式、技巧、结构等方面的成就。乔伊斯的影响与日俱增，乔伊斯的遗产历久弥新。

20世纪以来，国外乔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相继问世。莱瑟姆在其主编的《剑桥文学指南：〈尤利西斯〉》（2014）的序言里列出了研究《尤利西斯》的六大理由：第一，因为它的存在（because it is there）；第二，因为它是一种智力上的挑战；第三，因为它赞美普通生活；第四，因为它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棘手而紧迫的问题；第五，因为它把我们与世界上不同的阅读爱好者联系起来；第六，因为它永远都是一种非凡的想象资源（Latham，2014：XIV-XVI）。赖斯的《乔伊斯研究指南》（2016）全书共390页，分三大部分介绍了乔伊斯研究成果和简要的评介，涉及乔伊斯著作、自传、书信、访谈、专著、论文、论文集、学位论文等，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系统的乔学研究成果汇编，对乔伊斯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充分说明了乔学研究潜在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其他重要学者还有：阿特瑞吉（Attridge，2000），纳什（Nash，2002），布尔逊（Bulson，2006），普兰特（Platt，2007），赖斯（Rice，2016），等等。

0.2.2 国内《尤利西斯》研究现状

国内对《尤利西斯》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呈现出快速发展之势，但尚未有从认知诗学的角度研究《尤利西斯》的成果。最早把《尤利西斯》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是茅盾先生，他于1922年在《小说月报》第13期11号上介绍了乔伊斯的新作，但在《尤利西斯》发表后的半个世纪里，国内的乔学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笔者通过“中国知网”关键词检索发现，有关“乔伊斯”和“《尤利西斯》”的研究成果分别多达1823条和239条[1]，但鲜有从认知诗学的角度研究《尤利西斯》的成果。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乔学研究在中国大致经历了从初步介绍、宏观描述、微观剖析到全面深化的过程，代表学者有金隄（1986，1998），萧乾（1994），李维屏（1998，2002），戴从容（2003，2011），王江（2016），等等。但总的来看，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国内乔学研究都不容乐观，“到90年代在翻译上真正有大面积的收获，但研究缺少有分量有独创性的成果”（王友贵，2000）。

0.2.3 研究动态：认知诗学研究

认知诗学/认知文体学是一门借用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理论，对文学文本进行较为客观、公正、系统的研究的文学批评流派，属于典型的跨学科研究。经过40年的发展，认知诗学批评在国内外呈星火燎原之势。国外一批认知语言学、文学批评、文体学等领域的学者纷纷向“认知诗学”转向，著书立说，代表学者有：斯克多韦尔（Stockwell，2002，2009），加文斯和斯蒂恩（Gavins & Steen，2003），西米诺和库尔佩伯（Semino & Culpeper，2002），霍根（Hogan，2014），詹塞恩（Zunshine，2015），哈里森（Harrison，2017），等等。斯克多韦尔的专著重点讨论了认知诗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如图形与背景、认知语法、脚本与图式结构、话语世界与心理空间、概念隐喻、文本世界等重要的基础理论。加文斯和斯蒂恩、西米诺和库尔佩伯主编的两部论文集各自邀请了12位国际知名的认知诗学专家，借用不同的认知诗学理论，对精选的小说、诗歌文本进行了富有创新的阐释与评价，较好地体现了认知诗学/认知文体学领域的新视野、新进展、新观点。斯克多韦尔的另一力作《文本性：阅读的认知美学》（2009）从认知文体学的角度阐释了一些文学术语或概念，如人物塑造、动机、声音、暗讽、感知、移情等，并借用认知语法对威廉·华兹华斯的“水仙花”、查尔斯·狄更斯《荒凉山庄》中的片段以及J.R.R.托尔金的《指环王》进行了样例分析，很有启发意义。詹塞恩出版的论文集《牛津手册：认知文学研究》（2015）可谓认知诗学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包括：一，叙述、历史、想象；二，情感与移情；三，新无意识研究；四，文学的实证与定性研究；五，认知理论与文学经验，收录了32位国际著名的认知文学研究专家的30篇论文，涉及认知历史学、认知叙述学、认知酷儿理论（cognitive queer studies）、神经美学（neuroaesthetics）、认知后殖民研究、认知残疾研究（cognitive disability studies）、决策理论等多门分支学科，彰显了认知诗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和广阔的研究前景。哈里森的专著《当代小说中的认知语法》（2017）借用认知语法理论对伊恩·麦克尤恩的《爱到永远》、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尼尔·盖曼的《卡洛琳》等作品进行了颇有见地的阐释；纳托尔（Nuttall，2018）的专著《思维风格与认知语法：推理小说中的语言与世界观》对推理小说中的语言特征进行了详尽的认知解读，并就认知语法与系统功能语法的批评方法进行了较深入的对比分析，也讨论了识解与思维风格之间的关系。

乔学专家帕特里克·C.霍根的专著《〈尤利西斯〉与认知诗学》（2014）是目前唯一一部运用认知心理学、认知叙事理论研究《尤利西斯》的叙事风格的力作，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认知诗学界的权威皮特·斯托克韦尔在该书的扉页评论道：“这无疑是一部精彩的著作：势必成为《尤利西斯》研究的经典之作，也是目前用认知科学研究文学作品的完美范例。” 霍根聚焦《尤利西斯》中的人物心理活动、人物情感态度、个体与集体身份、心理叙事、伦理与政治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令读者耳目一新。他在该著作的序言中评论道：“《尤利西斯》对人类思维运作方式给予了无与伦比的关注，因此评论家对作品的心理分析就不足为奇，但是几乎没有学者借用认知科学去研究小说中的思维和情感。”（Hogan，2014：4）由于霍根借用的是认知心理学、心理叙述学等相关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有关认知的、心理的、情感的、主题的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其理论性、学术性较强，对普通的读者而言，理解他的著作难度较大。研究故事文本还可以从认知语言学、认知诗学等角度切入，重点关注语言或话语层面的文本阐释与评价，而后者则是本书研究的对象和重点。

国内的认知诗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笔者通过中国知网关键词检索[2]，关于“认知诗学”的论文约有497篇（包括硕博论文、会议报道等），代表作者有张敏（2007），马菊玲（2007，2017），熊沐清（2008，2012），胡壮麟（2010，2012），赵秀凤（2010，2012），司建国（2014），程瑾涛（2014），邹智勇、薛睿（2014），汪虹（2016），等等，涉及认知诗学的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探讨、国内外文学文本的阐释与评价。由四川外国语大学熊沐清教授任会长的中国认知诗学研究会已成功举办了三届认知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多场相关高层论坛，出版了4期《认知诗学》辑刊，对推动认知诗学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杨建的《乔伊斯诗学研究》（2011）以批评史研究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较全面系统地考察了乔伊斯文论，在此基础上发现、梳理、整合乔伊斯的美学、诗学思想体系，但其研究并非从认知诗学的角度切入。刘文、赵增虎的《认知诗学研究》（2014）借用认知诗学的相关理论，对多个中外文学文本进行了认知解读，着重比较了认知诗学与传统文学批评的异同，但其理论介绍较多，文本阐释较少，且其研究对象为多个中外文学文本，并非某一特定文学作品。

“《尤利西斯》在本质上是诗歌，实际上它是小说，最新的认识它是‘文本’。”（Levine，2000：137）的确，《尤利西斯》呈现出跨语类的文本属性，涉及诗歌、小说甚至戏剧等多种体裁的文本属性。总的来看，乔学界从认知诗学的角度研究《尤利西斯》的成果寥寥无几，在国内几乎还是空白，其原因是认知诗学是一门新兴的文学批评范式，加之，熟悉认知诗学和《尤利西斯》作品的学者相对较少，因此，从认知诗学的角度研究《尤利西斯》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