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朱熹史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朱熹学问博大精深，于哲学、史学、文学、美学、教育学、伦理学、考据学均有研究，有很高的造诣，因此《宋元学案·晦翁学案》称之“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评价不可谓不高。作为一代学术宗师，朱熹给后代留下了极为丰富、珍贵的思想遗产，其中，他的史学思想又很有特色，而过去学界对此研究颇少。[1]

黄震曾说，“世不患不见其（朱熹）明理之书，患不见其政论之书”[2]。此政论之书除其他内容外，也较多地反映了朱熹的史学思想。朱熹既有《伊洛渊源录》《八朝名臣言行录》《资治通鉴纲目》之类很有特色的史学著作，也在其著述中写下了不少专论史学或涉及史学的文章；至于黎靖德所编的《朱子语类》中，除散见各卷之外，专论历代和当代（两宋）史事的便有10余卷之多。正如邓艾民先生所说，“朱熹对于文学和史学的贡献，在《语类》中也有所保存。《语类》有关这方面的谈话虽然很散漫，但却极为广泛。其中片言只语，可能是他多年研究的结论，往往击中要害，发人深思”[3]；钱穆先生甚至说，“朱子理学大儒，经学大儒，抑其史学精卓，亦旷世无匹”[4]。

朱熹史学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两宋时期经济、政治、民族关系、史学以及其他史家学影响诸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