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危机四伏的政治局面

其次，两宋时期复杂多难的政治局面也是朱熹史学思想形成的原因之一。

赵宋是继五代而来的封建王朝，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阀跋扈的历史教训，宋初自太祖开始，陆续采取了解除禁军高级将领的军权而归殿前、马、步“三衙”，分离统兵权和调兵权、选拔和补充禁军，实行更戍法等一系列集中军权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唐末五代“方镇太重，君弱臣强”[13]的武人骄横逞强的局面。然而，由于军权过于集中，兵将分离，“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14]，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基于宋初统治者抱有“可以利百代者，惟养兵”[15]的思想，大量招募农民为兵，致使禁军从宋初的19万3千人激增到仁宗时的82万6千人，加上厢军，军队总数达“一百二十五万”[16]，养兵之费猛增。军队人数虽多，但缺乏严格的训练，加之兵将分离，因而素质较差，战斗力不强，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屡屡战败，赵宋不得不用大量的绢帛银帑来换取暂时的安宁。况且，宋代科举之滥，选官无有穷极，“恩荫”之法又使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子弟大量进入官僚行列，官吏之多实为前代罕见。仁宗时宋祁深叹：“天下有定官无限员……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17]，如此，人浮于事，俸禄有增无减，国家财政岂有不困乏之理！加之宋初立下“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统治者认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18]这种过度纵容官僚地主的政策，必然导致兼并的狂潮，形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贫富尖锐对立的状况。显然，冗兵、冗官、冗费的“三冗”矛盾导致北宋艰窘多难的政治局面，也造成国库困乏的财政状况。

农民负担沉重，在难以生存时，不得不脱离户籍，成为浮民，甚至遁入空门。据统计，仁宗景祐年间，全国僧尼达到43万4千余人[19]。因此，北宋一代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自王小波、李顺起义后，各地农民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一夫倡乱百夫从之，百夫倡乱千万人从之”[20]，这种局面于北宋一代始终没有改观。而南宋统治者苟且求安，偏安江南一隅，积弊日重，更使国势每况愈下。再加上两宋时期各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观点不同，朋党之间的斗争也十分激烈，这种内讧也削弱了赵宋王朝的实力。生于南宋初年的朱熹，对当时弊政耳闻目睹，深有感触，因而在宣扬理学思想的同时，也期望以史为鉴，力图寻求一条挽救危亡的路径，这是朱熹史学思想形成的政治原因。

朱熹对宋朝弊政批评很多，如对北宋过于集中兵权一事，指出：“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21]平心而论，朱熹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来评述北宋弊政与集权关系，不能不承认有其合理之处。他批评宋代科举“误人知见，坏人心术，其技愈精，其害愈甚”[22]。他清醒地看到科举制度带来的冗官之弊，因而也加以针砭：“国家官爵布满天下，而所以予之者，非可以限数也”[23]，提出“不若且就今日之官罢其冗员，存其当存者，亦自善”[24]。显然，朱熹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当然，朱熹是为了挽救南宋危亡，为统治者提供历史经验教训而阐述历史的，他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编纂《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的原因也就在此。不过仍须指出，作为一个学者，能够看到当时的弊政，并且进行抨击，力求改变现状，其进步性是无可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