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现代新儒家对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集成

现代新儒家活动的跨度很长，从广义上来说，现在仍在活动之中。但为了论述的方便，论述的下限止于20世纪。就大致的脉络来看，又可分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第一代新儒家，50年代以后的港台新儒家及大陆新国学。它们有一个大体的方向，前后有一定的师承关系，但是又有细处的差别，有相对的独立意义。如果论及兴起的学术渊源，则与东方文化派及学衡派关系较为密切。

一 梁漱溟：现代新儒家与东方文化派之间

“东方文化派”是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对文化保守主义一个笼统的称号，分野并不是很清晰，除一般认定的杜亚泉、钱智修、梁启超、章士钊等人以外，也有人将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也看作“东方文化派”。然而，梁漱溟往往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是第一代新儒家三大宗师之一；而张君劢在1958年，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共同署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常常被认为是港台新儒家的标志性文献，那么张君劢也应该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被当作“东方文化派”人物来讲，本身就说明现代新儒家与东方文化派密切的学术关系。

梁漱溟之所以被当作东方文化派的人物，首先是因为东方文化派的文化思想与现代新儒家本多有重合之处；其次是他们本身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和体认还并不深入。就第一个方面来说，肯定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反对科学万能论；重视生命哲学，认为中国心性哲学与西方生命哲学是相通的，甚至通过生命哲学来阐发儒家文化的价值。就这些思想来说，东方文化派与现代新儒家大体上有一种共识。就第二个方面来说，主要显示东方文化派与现代新儒家的差别。梁漱溟后来对自己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很不满意，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对“孔家的哲学”认识不深，用西方生命哲学中强调“意欲”的生命来解释儒家的心性，是根本的不对。后来他离开大学，到农村搞乡村建设，向内真正领会到孔子卓绝的生命精神，向外真正认识到中国的道德人伦礼教乃是维系中国社会的根本，才真正具备了“一代儒宗”的思想学术品质。

反对科学万能论，关注人的精神生命，本来是东方文化派与新文化运动的碰撞中涉及的重要论题，张君劢引发的科学与人生观大讨论，将这个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推动了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学派的产生。梁漱溟后来曾说，他这一生只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的问题，一个是“中国”的问题，这正是现代新儒家学术与思想的两翼。人生的问题从深处来说要解决人的生命价值问题，如何突破私心的狭隘，成就一个大写的“人”；而“中国”的问题，则涉及中国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综合起来，这两个问题就是儒家修己治人之学的“内圣外王”。

二 熊十力与汤用彤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开山大师之一。从进入北京大学的时间来看，从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来看，从熊十力当初佩服梁漱溟并跟随他从事乡村教育活动来看，梁漱溟似乎皆先于熊十力。但熊十力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年龄比梁漱溟长8岁，入世既深，学力与悟性皆优。二人皆由佛转儒，从转变的轨迹来看，梁漱溟是在思想深处经过了一场内质的转变，熊十力则只是理论方法的转变——因为他自始至终对王夫之的学术有深刻的领会，谈不上思想观念的大“变”，佛学在他那里仅是理论方法与思想进路而已。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相比而言，早年的梁漱溟更接近于清末思想家末年的心态，直以皈依佛门为心愿，熊十力却如康、梁前期在政治改革运动中的精神状态，他对佛教未必真有信仰，而试图在佛教中寻找文化救亡理论的建立。”[35]这样来说，熊十力与梁漱溟对于现代新儒家开山的意义难分先后。

汤用彤是学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1922年，汤用彤从哈佛大学毕业回到国内，由梅光迪、吴宓的推荐进入东南大学，任哲学系教授，致力于《学衡》杂志的事业。此时熊十力也在南京，入南京支那内学院随欧阳竟无钻研佛学，据钱穆《师友杂忆》中记：“锡予在南京中大时，曾赴欧阳竟无之支那内学院听佛学，十力、文通皆内学院同时听讲之友。”[36]汤用彤与熊十力皆鄂籍，只不过汤随父在父仕宦处长大，诸亲友仍在鄂，仍时时回家乡居住，据汤一介推测，汤用彤与熊十力的结识应该在此时。[37]二人的结识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见出两个学派之间的联络。熊十力不通西文，对佛学也只是当作学问研究，并不是皈依佛教；汤用彤精通英文，对世界文化有深广的了解，且精研佛教史，对中国文化儒道释融会贯通。但汤用彤对熊十力非常佩服，说他对西方文化的研究比众多留学生还要好；对于熊著《新唯识论》，他不见得很认同，但仍然很佩服。据钱穆记载：“自后锡予、十力、文通及余四人，乃时时相聚。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文通不谓然，每见必加驳难。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惟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作缓冲。”“除十力、锡予、文通与余四人，又有林宰平、梁漱溟时亦加入。”[38]这里可以约略看出现代新儒家这个学派形成早期的一些情况，这是一个大的学术共同体，细处的分歧也不少。在争论的当场，汤用彤对熊著《新唯识论》不加评论，并不代表他不重视，更不是不了解，而是对二人意见以皆能容纳、皆能理解的全能视角打开，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来看的。他曾经劝熊十力对《新唯识论》中的佛家名相加以解释，作为阅读此书的津梁，正是为了让读者能更好地读懂这本书，了解熊十力独特的思想系统。

熊十力《新唯识论》创建本体论，以陆王一系的心学为基础，吸收了程朱理学的精神，融会儒释，由释家涵容道家，再与西方生命哲学打通，而归本于《易》。以《易》的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彰显宇宙万物的精神，同时彰显本体的作用，这是个逐渐完善成形的过程。《新唯识论》经过几次修订，主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其一是融会各家成一体；其二是作用即本体，由作用而明本体。特别是第二点，以生生不息的宇宙人生作为本体的显现，其理论方向直通人文主义思想，显示出与学衡派共通的学术旨趣。特别是到了港台新儒家这一代，将熊十力本体论打开，致力于儒家人文主义思想的解释，以及中国人文学术的全方位建设，此文化学术工程，皆以熊十力本体论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为起点。而这个起点，则与熊十力、汤用彤的学术交流有关系，与学衡派的文化理想有关系。汤一介说，关于熊十力先生思想之转变，或是为用彤先生最早了解到，1930年1月17日《中央大学日刊》发表用彤先生演讲词提道：“熊十力先生著《新唯识论》，初稿众生多元，到最近四稿，易为同源。”[39]汤用彤对熊十力《新唯识论》的修改是极为熟悉的，如果综合他们留下的书信资料推测，他们对佛学的切磋，对文化问题的探讨，是熊十力《新唯识论》修改过程中的重要缘助。

三 集合的学术共同体

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是现代新儒家学术群体形成的重要时期。如果说熊十力、汤用彤在南京讨论佛学只是酝酿期的话，那么后来在北京大学的聚会则是重要的形成发展期。据钱穆的记载，当时参加聚会的有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蒙文通、林宰平、钱穆，如果严格来说，除梁、熊为现代新儒家没有争议外，其他或有争议或不视为新儒家，但这个集合起来的学术共同体意义是重大的。当时在北京还活跃着另外两个文化学术群体，一个是清华国学院的后期学衡派，一个是文学界的“京派”，因为各自学术文化的敏感点不同，但他们也有共同的倾向，所以学术人物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现代新儒家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解释研究，特别是对儒家思想的价值有深刻的认同，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有一定的集合性，但在人文精神、生命精神、宗教精神、社会政治关怀等方面，在不同的人物那里可能各有侧重，所以显出强大的内部张力。

抗日战争时期，现代新儒家的学术力量聚集于大后方，以西南联大为中心，集合了冯友兰、钱穆、吴宓、陈寅恪、汤用彤等大批学者；在重庆，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创办书院，集中发扬中华文化教育的精神。在民族危亡面前，他们空前团结，民族文化精神成为抵抗侵略者的精神支柱，也成为他们学术研究共同的敏感点。这是现代新儒家又一次大聚会，纵然他们作为学派与“外界”的分野仍然不够清晰，学术上内部的分歧仍然存在，但是，学术史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真切地存在着。1949年以后，港台新儒家主要以台湾东海大学、香港新亚书院为基地，感于战争造成的国家分裂，中华文化花果飘零，不禁发愤用功，立志返本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大陆的儒学家则牵于政治运动，传统文化受到抑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新儒家以及文化保守主义学术重新开展，各种相关的研究机构和民间团体纷纷成立，汇集成民族文化复兴的强劲势头。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是从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发端的，它的主要目标在于回应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的激进思想。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将源于洋务派的思想系统化，提出了循序渐进的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具体策略和方法，在晚清新政运动中得到一定的实现，对中国社会变革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国粹派正是在中体西用派“保国、保教、保种”的大方向下的一种延伸，也是一种歧异。东方文化派、学衡派作为文化保守主义派别，回应的皆是新文化运动，将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当作一种激进思潮来回应，东方文化派与国粹派有关联，而学衡派与中体西用派的关系更加紧密。现代新儒家本与东方文化派思想有一致性，由其致力于中国文化学术的深入研究，对儒家心性之学有一种特别的体认，成就了一种特殊的学术个性。同时，他们吸收学衡派人文主义思想，与众多认同传统文化价值的“国学”大师沟通交流，形成既核心鲜明又包容广大的学术群体，成为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集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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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逢祥：《试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一种是封建的文化保守主义，它不但主张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固守一切传统，拒斥各种异端和外来文化因素的加入，还极力要求在政治上保持旧有的封建制度或其主体。……另一种是近代式的文化保守主义。他们虽然也对传统怀有强烈的依恋感，并且十分强调文化变动的历史延续性，始终倾向以传统文化为根底或主体的近代文化建设进路，但却并不因此盲目维护传统社会体制。”

[2] 俞祖华、赵慧峰：《戊戌思潮：中国三大现代性思潮的共同源头》，《学术月刊》2009年第11期。以上诸说见本文的引述及中心观点。

[3] 龙潜：《百年中国保守主义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4] 《辜鸿铭文集》上卷，黄兴涛等编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

[5]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 马建忠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

[6] 辜鸿铭《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投身运动的学者们缺乏生机勃勃富有活力的思想，也没有真正思想家那种坚定不移的精神信念，因为他们的思想从未触及到自身道德本性的本根之上。这就是投身牛津运动的学者们极易发生转变的原因所在。纽曼博士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格莱斯顿和张之洞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自己的政见。”《辜鸿铭文集》上卷，黄兴涛等编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315页。

[7] 参见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按语并注引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

[8] 参见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引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

[9] 参见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10] 参见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11] 参见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页。引“上谕”。

[12] 参见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0页。

[13] 《张之洞全集》第3卷，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259页。

[14] 《张之洞全集》第3卷，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页。

[15] 《张之洞全集》第3卷，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页。

[16] 参见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7页。

[17] 《康有为全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18] 辜鸿铭：《中国牛津运动故事》，《辜鸿铭文集》上册，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页。

[19] 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叙》，《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标点为引者所加。

[20] 参考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21]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9—100页。

[22] 《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0—241页。

[23]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9—100页。

[24] 章太炎：《黄晦闻墓志铭》，《章太炎全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页。

[25] 辜鸿铭：《呐喊》，《辜鸿铭文集》上册，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493—511页。

[26] 章士钊：《论遣生出洋不如整顿大学》，《章士钊全集》第2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页。

[27] 沈卫威：《“学衡派”编年文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从文化精神上看，‘学衡派’内承‘南社’、‘国粹派’的余脉，外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28] 吴宓：《吴宓诗话·空轩诗话·十七》，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1—202页。

[29] 《学衡》1922年第1期。

[30] 吴宓：《吴宓诗话·空轩诗话·十五》，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0页。

[31] 吴宓：《吴宓诗话·空轩诗话·十八》，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4页。

[32] 胡先骕：《哭沈乙庵师》，《胡先骕文存》上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544页。

[33] 胡先骕：《读张文襄广雅堂诗》，《胡先骕文存》上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

[34]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7页。

[35] 辛凉：《现代新儒学的佛学诠释——概论儒佛互通与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建构》，《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36] 钱穆：《师友杂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1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82—183页。

[37] 汤一介：《我们三代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页。

[38] 钱穆：《师友杂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1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83页。

[39] 汤一介：《我们三代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