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研究援华会

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支持和声援中国的众多国际民间援华组织中，援华会表现得最为突出，“最有势力”[4]，是当之无愧的抗战时期中国人民在西半球最忠实的朋友。援华会的轨迹也反映了英国三四十年代左翼团体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的演变过程。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至今仍是克莱格笔下的“被遗忘的运动”，西方学者中除了这位援华会昔日总干事的回忆录，至今只有布坎南等少数学者探讨了英国援华会对中国抗战的贡献[5]。布坎南还对比了英国民众对援助西班牙内战和中国抗战的回应[6]。其他数位学者在提及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左翼运动和反法西斯史时，对援华会要么一笔带过，如波特在《英国与共产主义中国的崛起》一书的附录中简单提到了援华会[7]，要么置之不理。更有甚者，不惜诋毁援华会对中国人民的支持。克莱格称弗莱的传记作者琼斯（Enid Huws Jones）的《玛杰里·弗莱：不可或缺的外行》（Margery Fry，the Essential Amateur）一书对援华会和助华联会之间关系的理解便有失偏颇[8]。里科比对艺术家国际的研究[9]及刘易斯[10]对左翼书社的评价都贬低了这两个团体和援华会的作用。

国内学者提及援华会的大多从国际援助的角度加以讨论，如沈庆林的专著《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11]。为数不多的论文成果包括：《论抗战初期英美民众援华制日运动》[12]《论抗战初期英国民众援华的几个问题》[13]《被遗忘的运动——李约瑟与英国援华会及其成员的交往与活动》[14]。关于抗战期间民间外交的研究成果颇丰，如韩国庆的《抗战时期中共的民间外交》[15]、朱蓉蓉的《试析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民间外交》、《宋庆龄在抗战时期的国民外交述评》[16]等，然而援华会与中国之间的民间外交活动并没有被提及。

援华会的活动在国际援华组织中表现最为突出，坚持时间最久，是研究中英民间外交的典范，也是对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作用的认可，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研究。然而在全面抗战爆发八十六周年同时也是援华会成立八十六周年的今天，英国援华会仍然没有摆脱被遗忘的命运。本书旨在对援华会兴起及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对其历史地位做出更全面、客观的评价，并抛砖引玉，希望能够推动关于英国援华会的学术探讨和学理分析，破除“欧洲中心”的传统史观，丰富抗日战争史和中英关系史的研究。

研究援华会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作为同盟国中首个与轴心国交战的大国，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社会集体遗忘，至今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中国拒绝被遗忘，首先应该落实在对自己历史的尊重上，英国援华会自成立之日起就与中国人民展开了全方位的交流。作为民间组织，援华会在经济上援助中国，政治上为中国呼吁，道义上宣传，文化上通过演出、展览等形式开展交流。援华会是国际社会最早清醒认识和强调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的组织，对其历史的研究是提醒世界“正视那段历史”，认可中国一直是“负责任的大国”的有效途径之一。

对援华会历史的追溯和梳理可以使我们以史为鉴，为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提供启示和借鉴。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因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17]，经过十四年的浴血奋战最终赢得了胜利。在世界舞台上，中国人民以己为本抗击侵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重大牺牲和贡献的同时，也吸引、团结了各国崇尚和平的人民一起投身战争，构建了国际范围内的命运共同体，援华会正是这样一个范例。在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面临外敌入侵、国际社会面临法西斯威胁时，援华会能够以一己之力，长期面对本国政府的疑虑和限制，联合各种进步组织和力量，通过英国国内或国际团体，极具前瞻性地为中国的和平与独立呼吁，与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谋而合。八十多年前援华会先是支持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继而反对国民党战后在中国推行的独裁统治，其宗旨是对世界和平和民主的追求，其活动是对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进步事业的贡献。当今世界虽然面临的是层出不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构成的严峻挑战，但同样需要的是以国际共识为基础、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的形成。历史永远是教科书，研究援华会运动的历史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告诫和启示。

对援华会的研究可以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英关系面临新挑战的背景下，探究促进中英关系的发展、加强两国间的民间交流的新思路。援华会存在的十三年，是中英国民外交高度发达的阶段。援华会的骨干人员如克莱格、伍德曼，中方人士如王礼锡、熊式一等为促进中英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不遗余力。援华会通过宋庆龄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和中方保持密切联系。援华会和艺术家国际协会等进步团体合作，在英国举办中国艺术展等活动宣传中国抗战，为救济中国筹款。援华会及其传承者英中友协、中英了解协会一样为中英两国的友好关系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做出了重大贡献。

援华会还推动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人文交流，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尼赫鲁和梅农多次参加援华会的活动。伍碧虹（Irene Ng）在新加坡前副总理信那谈比·拉惹勒南的传记中，也谈到了他与援华会伍德曼的接触以及和萧乾的友谊[18]。新西兰女诗人罗宾·海德在中国战火纷飞时抵达，离华后辗转抵达英国，彼时其身体状况极为糟糕，几次入院治疗，还是积极参与援华会的工作[19]。援华会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的人文交流搭建了平台，对其历史的研究也将促进当下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

对这段历史的发掘和系统研究，关注援华会的活动及主要历史人物的轨迹，可以深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英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史、国际共运史等有关研究，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更好地发展中英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