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变迁[1]
考察中日两国之间互相认识的过程，分析中国人日本观与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是日本研究和中日关系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课题。这个认识过程是与中日两国之间关系以及两国自身政治、经济、文化以至思想观念的变化息息相关的。同时，它又反过来给予两国历史和两国关系的发展以重大的影响。
本文试图根据笔者在中国和日本收集的大量历史资料，着重对1840—1919年中国人对日本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即晚清民初中国人日本观的变迁，作一番比较系统的考察和剖析。
一 从轻视到重视
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一方面中国是最早认识日本的国家。早在1世纪写成的《汉书》中已对日本有明确的记载：“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而3世纪成书的《三国志》中的《魏志·倭人传》，更对日本列岛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习俗作了近两千字的描述，至今仍为研究二、三世纪日本历史最权威的文献资料。以后历代中国史书中对日本的记载连续不断，自《三国志》到《清史稿》，有16部官修正史中专门列有日本传。
然而，另一方面古代中国对日本的认识进展却很缓慢，其主要原因是古代中国人轻视日本。也许是由于中国古代文明高于日本的缘故，加上中国知识分子浓厚的中华文化优越感和“华夷意识”，一般中国士大夫把日本称为“蕞尔三岛”的“东夷小国”，不愿意花力气对它作认真的了解研究。中国古籍中往往把日本描写成虚无缥缈的仙岛神州，任意涂抹神秘色彩。历代正史中的日本传也大多因袭陈说，较少有深入的研究。尽管明代为对付倭寇的需要，出现了一批介绍日本的著述，但总的来说，直到清代中叶，中国人关于日本的知识仍相当匮乏。例如乾隆年间查禁私钱，在沿海某地发现一枚日本的“宽永通宝”铜钱，满朝文武及各省大吏竟无人认识。朝廷还以为是有人私铸货币图谋不轨，严令追查，闹得“守令仓皇，莫知所措”[2]。可见，当时对日本的无知。
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研究介绍世界各国史地，寻求“制夷之策”。但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主要是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而对于东方邻邦日本，却仍然未给予重视。不过在某些著述中已经开始把日本放在世界全局中加以考察，这毕竟是个进步。如福建巡抚徐继畬1848年编的《瀛寰志略》（10卷），其中第一卷就是东洋二国，即日本和琉球。书中写道：“东洋浩渺一水，直抵亚墨利加（阿美利加旧译）之西海数万里别无大土，附近中国者，止有日本、琉球两国，盖神州之左翊也。”徐继畬还指出“西洋人海图将日本三岛列朝鲜以北，系属错误”。可是，他自己对日本地理也没有正确的认识，书中竟然把日本说成由对马、长崎、萨峒马（即萨摩）三岛组成。实际上长崎、萨峒马在九州岛，对马是朝鲜海峡中的小岛。作者承认自己对日本的了解很不够，原因是日本乃“海外远夷，轺车罕至，往来者皆商贾之流，无由探悉其原委耳”[3]。
魏源的名著《海国图志》的50卷本和60卷本中均无日本，直到1852年增补为100卷本时才添上日本。他在“日本岛国录”部分，引用了《明史》《海国闻见录》《坤舆图说》等十几种中外文献，然而作为最主要资料用大字全文抄录的却仍是上述《瀛寰志略》中关于日本的叙述，并据此批评了英国人的世界地图，结果也犯了与徐继畬同样的错误。[4]因而，后来薛福成批评徐继畬与魏源道：“于西洋绝远之国尚能志其崖略，独于日本考证阙如。或稍述之而惝恍疏阔，竟不能稽其世系疆域，犹似古之所谓三神山之可望而不可至也。”[5]
可见，直到近代初期，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仍十分模糊，黄遵宪的两句诗：“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6]，恰是这种状况的写照。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引起中国人注意日本的是连续发生的三件事：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1871年中日建交和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推翻了德川幕府，建立起来的明治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革，同时也试图建立与中国的外交贸易关系。1870年柳原前光等来华谈判订约，清政府总理衙门最初以“大信不约”为借口加以拒绝，但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却力主订约，他说：“闻该国自与西人订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术，其志固要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并建议派外交官驻日，“借以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7]。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和《通商条约》，并决定互派外交官，中日的建交遣使为中国人认识日本创造了有利条件。
日本明治维新这样的大事，最初并没有马上引起中国朝野应有的注意。直到1874年，日本公然派军队武装侵略台湾，才使中国的士大夫们大吃一惊，居然连“东夷小国”日本也敢来欺侮中国了，究竟日本国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于是他们开始睁眼看日本，注意了解分析日本的近况。目前所见中国人对日本明治维新最早的评论是1874年浙江海宁人陈其元所写的《日本近事记》。作者把明治维新看成是一次篡权夺位的改朝换代，而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把幕府将军误认为日本国王，却把天皇重新执政斥为“篡国”。文中写道：“往昔日本国王不改姓者二千年，国中七十二岛，岛各有主，列为诸侯。”“自美加多（即日语天皇之译音）篡国，废其前王，又削各岛主之权。岛主失柄而怀疑，遗民念旧而蓄愤，常望一旦有事乘间蜂起。”他对明治政府学习西方进行变法改革尤为反感，“使国中改西服，效西言，焚书变法。于是通国不便，人人思乱”[8]。作者甚至异想天开地鼓吹乘明治政府尚未巩固之机，派兵渡海征日，帮助幕府旧政权复辟。
然而，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同的见解。如嘉兴人金安清的《东倭考》就对明治维新给予了较高评价。他对明治维新“大政复古”的认识比陈其元清楚，指出这是“今之倭王驱将军而自主其权”。他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可以与中国古代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习胡服骑射的变法相比，应予肯定。明治天皇“焚诗书，易服色，其远大之志，如赵武灵王之类，虽国中不尽驯服不顾也”[9]。因此，他坚决反对“征日论”。
1874年12月10日，李鸿章在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表达了他对明治维新的认识。奏折中写道：“该国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初闻彼颇小哄，久亦相安。其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开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10]，说明李鸿章认识到日本敢于侵略中国台湾是明治维新后富国强兵的结果。他从洋务派的立场出发，赞成明治政府积极学习西方军事和工业技术，以及借洋债、派遣留学生等措施。但是对日本进行政治制度以及服装、历法方面的变革，则表示反对。并对日本企图“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感到担忧。
二 从走马观花到深入调查研究
“百闻不如一见”，近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随着对日本的实地考察而逐步深化。
明治维新后到日本进行实地观察的第一位中国官员是浙海关委员李圭。他于1876年奉命赴美参加美国建国百年纪念博览会的途中访问了日本，游览了长崎、神户、大阪、横滨等地，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新气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环游地球新录》一书中记载：“大小塾房、邮政局、电报局、开矿局、轮船公司，皆仿西法，而设官为经理，举国逾遍。而于电报、邮政两端尤为加意，几堪与泰西比美。”他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由弱变强的转折点。“窃为日本一国，当咸丰初年仍是大将军柄政，君位几同虚设，国势极不振。”通过明治维新，“近年来，崇尚西学，效用西法，有益之举，毅然而改者极多。故能强本弱末，雄视东海，而大将军遂不专国政”[11]。1877年，清政府正式派出了第一个驻日使团，首任驻日使臣是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他在赴任日记《使东述略》中叙述了出使日本的见闻，肯定了明治维新的成绩，同时也预料变法必然会遇到很大阻力，因而对维新能否成功抱有怀疑。他说：“强公室，杜私门，废藩封，改郡县，举数百年积弊，次第更而张之如反手，然又何易也！”他根据实地考察，对日本的地理作了比较确切的描述，说明日本四大岛是本州、九州、四国与北海道。九州岛“西有长崎”，“西南曰萨摩”，“对马岛则近朝鲜数十里矣”[12]。这样就纠正了徐继畬、魏源等人的错误。
自从中国在日本设立公使馆、领事馆，有外交官长驻日本之后，中国的官员、文人联翩东渡。他们游览日本各地，广泛与日本人交往，写下了不少游记与诗歌。他们耳闻目睹日本维新后的进步，在著作和诗文中大多对日本明治维新表示赞扬。如王韬的《扶桑游记》和王之春的《东游日记》都描写了日本维新后兴建铁路、电报、电话等带来的便利，“斗巧争奇，令人目眩”。还盛赞日本的教育制度“诚善法也”。
也有一些中国士大夫顽固地站在守旧立场上，戴着有色眼镜观察日本，对明治维新处处看不顺眼，尤其对日本学习西方十分不满。如江西官员李筱圃1880年访日时写的《日本纪游》，指责日本维新改革后，“非但不能拒绝远人，且极力效用西法，国日以贫，聚敛苛急，民复讴思德川氏之深仁厚泽矣！”[13]另一位访日人士的《日本杂记》也认为日本因学西方实行维新改革而贫困。作者甚至连日本仿造西洋机器与用西法训练军队也加以非难，“自以为富强可以立待，殊不知慕西法而无生财之道，适足以自耗其财。今日通商改用西法之后，国用不断，不得不苛敛于民”[14]。他们把日本当时的财政困难都归罪于学习西方，实行改革，无非为了说明祖宗之法不可变，一切只能墨守成规。
还有人在1879年写的《日本琐志》中列举了一些统计资料，分析日本现状，得出了明治维新可能要失败的结论。作者认为日本潜伏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自效西法，废封建为郡县，前后旧职去爵去禄者不知凡几，此乱萌隐伏也。且国计日蹙，不得不多取之于民，而民怨，此亦乱萌隐伏也”。他列举了日本内债外债的统计数字，并警告滥发纸币会造成货币贬值。还指出日本严重的入超、金银外流、人多地狭、社会治安等问题，断言：“乱必在二十年间。”[15]这位作者虽然对明治维新的分析过于悲观，但他能透过表面现象，看到日本社会潜伏的各种问题，认识颇有独到之处。上面介绍的一些看法，多数是来自短期访问日本的士大夫写的游记中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印象，这仅是表面肤浅之识。从19世纪80年代起，一些中国驻日使馆人员和专门派赴日本考察的官员，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比较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写出了一批较有分量和价值的著作，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进步。
曾任驻日使馆随员的姚文栋，看到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刊行《清国兵要地理志》发给日本军人，几乎人手一册。可是中国人对日本地理却茫然无知，很受刺激，便根据日本的地理书，并参考近人航海记录等有关资料，编成10卷8册《日本地理兵要》，1884年由总理衙门刊行，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版的一部详细的日本地理书。
另一位驻日使馆随员陈家麟，通过调查研究，于1887年编成《东槎闻见录》4卷，对日本事情分成十几个类目加以介绍。他认为明治维新各项改革有利有弊，要区别分析。如“立学校、整矿务、开铁道、设银行，以及机器、电线、桥梁、水道、农务、商务各事，此利政也”。而“易服色、废汉学、改刑罚（刑律近效泰西，无笞杖名目，故国中盗贼之事近亦屡见）、造纸币（广造纸币，故民间大小交易俱无现镪）、加赋税以及用人（凡曾赴外国及能外国语言者无论贤否皆用之，故官场中流品殊杂）、宫室（大小官署皆改造洋房）、饮食（亦行西式）、跳舞之属，此弊政也”[16]。这种认识恐怕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对日本明治维新较有代表性的看法。
对日本研究最全面深入的当然还要数首届驻日使团参赞官黄遵宪。他于1877年随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在日本的5年间，他广泛结交日本各界人士，并到日本各地深入考察，还大量收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资料，尤其是各机关发布的公报、法令、统计表等第一手材料。他在日本期间写作了200多首关于日本的诗歌，编成《日本杂事诗》一书。并从1879年起，花了8年工夫，至1887年完成了巨著《日本国志》。全书40卷50万字，分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12种志，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内容十分丰富。《日本国志》堪称中国近代研究日本的集大成代表作，也是近代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里程碑。该书被“海内奉为瑰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人认识日本最重要的参考书。《日本国志》重点是研究日本的制度，总结明治维新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的维新变法提供借鉴。实际上，黄遵宪本人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据他自己说，1877年到日本，“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废草创，规模尚未大定。论者或谓日本外强中干纷纭无定论”。他所交往的日本人大多是些不满维新的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叹息，充溢于吾耳”。故而起初黄遵宪对明治维新也抱怀疑态度。然而随着对日本了解和研究的深入，他逐渐改变了看法。他说：“及阅历日深，闻见之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以后黄遵宪出使欧美，又见到西方国家，“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而且西方人士谈起日本也“辄敛手推服无异辞”，使他真正信服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赞叹日本“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17]。
1887年，清政府通过考试选拔了12名官员，分别派遣游历日本和南北美洲及欧洲诸国。游历使团中最勤奋的是获得选拔考试第一名的兵部郎中傅云龙，他每到一个国家，即收集资料并撰写文章，绘制表格与地图，编为“图经”。仅《游历日本图经》就有30卷，包括天文、地理、考工、兵制、职官、外交、文学、风俗等部分，可谓一部日本问题百科全书，为中国人认识日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另一位游历使刑部主事顾厚焜考察后也编成《日本新政考》一书，共分洋务、财用、陆军、海军、考工、治法等9部90目，记载相当具体，对中国人认识日本也很有帮助。但是他对日本改革政治制度却大加批评，指责“日人乃好异矜奇，竟一变而无不变也，是诚何道也？”“一旦举法度典章一一弃若弁髦，岂得谓是邦之福哉！”[18]
这段时期，中国的封建知识分子中，指责嘲笑日本维新的还大有人在。如1885年一位自称“四明浮槎客”的守旧儒生访问日本时，写了若干首竹枝词，讥讽日本学习西方：“国法纷纷日逐更，究依何国没权衡。昨天美法刚刚换，今又匆匆奉大英。”并指责日本改革是“暮令朝更，如同儿戏”。还嘲笑日本变法“移风易俗太荒唐，正朔衣冠祖制亡”，“文明开化说常夸，真是吴牛井底蛙”。[19]
1893年访问日本的黄庆澄曾对这种陋识加以批判。他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仿行新法，甚至改正朔，易服色”，乃是“急急于新耳目振国气者”，“虽贻千万邦之讪议而不之顾”。他赞扬日本维新领导人，“洞烛外情，知己知彼，甘以其国为孤注，而拼付一掷”。黄庆澄认为这才是“豪杰谋国”，“其深思远虑，非株守兔园册子者所可与语”[20]。
三 从全盘仿效到初步批判
历史的发展往往富于戏剧性。古代一千多年间日本人一直恭恭敬敬地尊中国为师，处处向中国学习。然而，进入近代还不到半个世纪，中国人却迫不及待地要向日本求教了。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关键在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而转折点则是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清帝国竟然被新兴的日本一举击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愤怒谴责日本的侵略，把《马关条约》视为奇耻大辱而痛心疾首。另一方面，他们痛定思痛，首先要想一想为什么日本能够打败中国？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少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把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的原因完全归结于维新变法。1895年他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指出：“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能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21]他们从中得出结论：要救中国，只有变法维新，而要维新，就要学习西方。既然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成效，成功地进行明治维新，实现了富国强兵，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向日本学习呢？为了救亡图存，变法自强，哪怕卧薪尝胆，也要认真地向昨天的敌人日本学习。因此，康有为明确地提出了“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22]
要学习日本，便需要进一步认识日本。中国近代维新思潮的兴起，推动了对日本的研究，而对日本的研究，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中国维新派人士几乎人人谈日本，个个推崇明治维新。他们还力图通过宣传明治维新来为中国变法运动制造舆论。康有为在1886年就开始研究明治维新。1897年编写了《日本书目志》，并在女儿康同薇的帮助下编撰《日本变政考》。梁启超则在1897年写了《记东侠》一文，歌颂日本维新志士的献身精神。康同薇也在1898年春出版了《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一书，介绍日本维新志士在明治维新中的作用。湖南维新派骨干唐才常则鉴于“世罕知日本，罕知日本变法之难”，特地编写了《日本安政以来大事略述》，扼要地介绍日本维新的历史及其中之艰难曲折。此文在《湘学报》上连载，对推动湖南的维新运动起了一定作用。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诏“明定国是”，开始了“百日维新”。为了向光绪提供日本维新的具体经验，康有为进呈了经过补充润色并加大量按语的《日本变政考》13卷，它以编年史的形式，详细叙述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措施，评论其得失利弊，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中国变法的建议。康有为把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重要性归纳为：“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23]他在该书跋语中还宣称：“日本变政备于此矣。其变法之次第，条理之详明，皆在此书。其由弱而强者，即在此矣。”他主张全盘模仿日本甚至断言：“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尽管光绪皇帝得到此书如获至宝，仿效明治维新，发布了一系列改革诏令，但是中国封建顽固派的势力远比日本维新时幕府的力量大得多，新旧力量悬殊，百日维新只是昙花一现。不久，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光绪遭软禁，康、梁仓皇出逃，那部集中反映维新派日本观的《日本变政考》也被打入冷宫，长期未能公之于世。
戊戌变法的失败，并未减弱中国人了解日本、学习日本的热情。尤其是在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亦以日本为榜样，派出不少官员赴日本考察取经。还有一些官员和学者文人自费东渡游历。他们写出了一大批游记、考察记或调查报告，仅笔者所见就有近百种之多。如考察农工商业的有刘学洵《游历日本考查商务日记》、黄璟《游历日本考查农务日记》、潘学祖《考察东瀛农工记》等，考察教育的有李宗棠《考察日本学校记》、吴汝纶《东游丛录》、项文瑞《游日本学校笔记》等，考察政治的有载泽《考察政治日记》、逄恩承《日本最近政学调查记》、刘瑞璘《东游考政录》等，考察军事、司法的有丁鸿臣《游历日本视察兵制学制日记》、雷延寿《日本警察调查提纲》、王仪通《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报告书》，等等。
这些著作除了极少数只谈游山玩水、异国风情或敷衍交差外，多数还是对日本社会实际进行了一番具体的调查考察。不少人都在认真思考中国究竟向日本学习些什么？怎么学？并力图探讨日本的维新之要和富强之道。他们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观察描述日本，大大加深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下面略举数例说明。如1898年到日本考察商务的中国政府特使刘学洵，受到日本朝野尤其是财界和工商界的隆重欢迎。他通过与日本各界人士会谈和参观各种工厂、商店，对日本资产阶级提出的“富国必以振兴商务为本”“裕商即以保国”[24]等观点，十分欣赏，认为这就是日本富强的原因。而1901年罗振玉赴日本考察两个月后得出的结论则是：日本强盛的关键，“首在便交通，继在兴工业，三在改军制”，“军政修明而又加之以兴教育，国力乃日臻强盛”[25]。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张謇1903年应日本大阪博览会之邀请赴日参观后，特别强调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他说，根据日本维新的经验，如果按其重要性排次序的话，应是：“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他还认为，“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26]。有的人还把日本描绘成桃花源式的乐土。如1902年赴日考察农业的黄璟写道：“入其境，见夫田畴井井，厘若画图，男妇勤能，风物都美。古所谓野无旷土，国无游民者，不图得于今日遇之。”他还说：“遍国中学校如林，铁轨如织，无人不学，无学不精。凡商业、工艺、武备、警察、开垦、矿产诸大政，靡不悉心筹计，不稍留缺憾于纤微宜乎。”[27]
日本果真是这样尽善尽美吗？20世纪初，大批中国留日学生却有不同的感受和认识。他们大多是抱着向日本学习以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热情东渡留学的。中国留日学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来到正在进行资本主义近代化建设的日本，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他们看到日本工业的发达，教育的普及，对比自己祖国的落后，不禁感慨万分。湖南留日学生周家纯说：“自入长崎以来，流连异土，百感交并，及达东京，益怦怦不能自持者。”[28]可是，对中国留日学生刺激更深的却是由于祖国的贫弱而遭到日本人的歧视和侮辱。有的留学生经过马关中日订约之处，或是看到东京靖国神社陈列的甲午战争“战利品”不禁痛哭流涕，愤不欲生。有时穿着中国服装留着长辫的留日学生走在街上，竟有日本小孩跟在后面嘲骂“豚尾奴”。还有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实行的种种歧视限制政策，如1905年颁布的所谓取缔规则等。这一切都强烈地伤害着留日学生的民族感情，激发起他们的爱国、革命热情，同时也使他们对日本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认识。留日学生主办的各种刊物，经常登载关于日本的评论和见闻，报道日本内政外交最新动态，并翻译日本报刊上的言论。他们还大量翻译日本书籍，介绍日本各方面的情况，加深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逐渐克服全盘肯定的片面性，而开始对日本社会存在的问题和侵华政策进行初步的揭露和批判。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一边发展资本主义，一边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统治集团一直以中国为对外侵略扩张的重点，并制定了以侵华为目标的政策。甲午战争后日本逐渐成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更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如积极参与八国联军侵华，在中国土地上进行日俄战争。辛亥革命时也企图趁火打劫。1915年更利用袁世凯称帝之机，提出把中国变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这一切事实，都教育了中国人，日本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日本的迷梦。一些进步的中国人逐渐擦亮了眼睛，抛弃幻想，重新认识日本，揭露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目前所见近代中国人对日本帝国主义较早的公开批判，是留日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报》1907年11月刊登的刘师培所写的《亚洲现势论》一文。该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政府是“亚洲之公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与西方列强相勾结，在亚洲侵略扩张。“故欲保亚洲之和平，以谋亚洲诸弱种之独立，则白种强权固当排斥，即日本之以强权侮我亚人者，亦当同时排斥。盖帝国主义乃现今世界之蟊贼也。”他还认为“帝国主义实政府压制民庶之先声”，“军国主义无非用多数人民之性命以保卫少数有权力之人，复戕害境外无数之同胞，以增少数有权力之先宠”[29]。他主张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和日本人民的革命运动互相配合呼应。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正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代表中国留学生总会，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文章历数甲午战争以来日本的侵华罪行，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当民国初建立之际，挑兄弟阋墙之机，射影含沙，无所不至”。“今更恃强挟迫，无理要胁，大欲难填。”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于日本为自杀，于世界为蟊贼，于中国为吾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之仇”。[30]1917年，李大钊又著文批判日本帝国主义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他深刻指出：日本“假大亚细亚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31]1919年元旦，李大钊进一步剖析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大日本主义的复名”，“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32]。
中国的留日学生通过自己在日本的亲身体验和深入观察，对日本社会存在的贫富不均、阶级压迫、资本家的剥削、军阀的专制、统治集团的钩心斗角等问题给予了揭露批判。1919年4月，周恩来在结束日本留学生活归国前夕，游历了京都。“九天西京炎凉饱看”，使他对日本社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在《雨后岚山》一诗中写道：“登高远望，青山渺渺，被遮掩的白云如带，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此刻岛民心里，仿佛从情景中呼出，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从此后将何所恃？”[33]
1919年8月，戴季陶在《建设》第1卷第1期上发表《我的日本观》一文，可以说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一个总结。他认为以前中国人观察日本人的错误，大约有3种：第一，以为“大陆侵略主义是几个元老军人所信奉的，是当局的人自己特别主张的”。第二，“以为日本援助北方的军阀就是特别不好的，援助南方的似乎就是好的”。第三，“不加区别，不问理由，把日本对华政策的罪恶，当作日本全国国民的罪恶”。他深刻指出日本侵华政策的根源，“是在日本建国主义上”，“在日本统治者阶级的思想上，在日本政治社会的组织上”。因此在“军阀、官阀、党阀执政的时代”，要日本放弃侵华政策是“万万做不到的”。“侵华政策是政治上、产业上特权阶级的责任”，“并不是日本的农夫工人的责任”。大多数日本人，“到底还是中国好朋友”。这反映出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重大进展。戴季陶在该文开头还说：“我有一个希望，要想把‘日本’这个题目，用我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地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地装置起来。”[34]这说明了当时中国人已提出了更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剖析日本、认识日本的要求。
上述关于对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变迁过程的历史考察，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少历史经验和启示。例如，关于认识世界和研究外国的重要性。近代中国在历次对外交涉和战争中屡遭失败和耻辱，与昧于世界大势，不了解外国情况有很大关系。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清政府由于对日本认识的肤浅，对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和实力缺乏正确分析，导致与日本关于中国台湾、琉球、朝鲜问题交涉和甲午战争战略指挥中的许多失误。相反，对世界形势及外国历史经验的研究介绍，则有助于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近代化。如19世纪末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和研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成为维新运动的启蒙读物。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则成为光绪皇帝实行百日维新的蓝图。
还要重视认识世界和研究外国的态度与方法。近代一些中国士大夫妄自尊大顽固坚持华夷意识和守旧立场，或者不屑于正眼看日本，或者戴着有色眼镜对日本的改革和进步百般挑剔、嘲讽。还有些人虽然也到过日本，却只顾游山玩水或仅为敷衍交差，故而也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而像黄遵宪、傅云龙那样杰出的外交官和勤奋的游历使，则通过自己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和认真思考写作，编著了《日本国志》《游历日本图经》等巨著，为中国人认识日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种精神是值得继承发扬的。同时，还要克服认识中的片面性，无论是认识日本还是其他国家，那种盲目自大、一概否定，或者盲目自卑、全盘仿效，都不是正确的态度。应该对外国社会进行客观的、辩证的具体分析，才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获得全面科学的认识。
[1] 原载于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 （清）石韫玉：《吾妻镜补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吾妻镜补》抄本。
[3] （清）徐继畬：《瀛寰志略》卷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4] （清）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卷一七，光绪二十一年，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
[5] （清）薛福成：《日本国志序》，光绪二十四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
[6] （清）黄遵宪：《近代爱国志士歌》，《人境庐诗草》卷三，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2页。
[7]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卷一七《奏稿》，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8] （清）陈其元：《日本近事记》，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初编，第十帙，台北广文书局1990年版。
[9] （清）金安清：《东倭考》，《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初编，第十帙。
[10]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卷二四《奏稿》。
[11] （清）李圭：《环游地球新录》，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
[12] （清）何如璋：《使东述略》，载《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
[13] （清）李筱圃：《日本纪游》，《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初编，第十帙，原书署名“阙名”，经考证为李筱圃。
[14] 佚名：《日本杂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初编，第十帙。
[15] 阙名：《日本琐志》，《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初编，第十帙。
[16] （清）陈家麟：《东槎闻见录》，《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初编，第十帙。
[17] （清）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定稿本自序》，《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页。
[18] （清）顾厚焜：《日本新政考序》，慎记书庄石印本，1897年。
[19] （清）四明浮槎客：《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载王慎之、王子今辑《清代海外竹枝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20] （清）黄庆澄：《东游日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帙。
[21] （清）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53页。
[22] （清）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进呈本。
[23]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进呈本。
[24] （清）刘学洵：《游历日本考查商务日记》，香山刘氏上海石印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
[25] （清）罗振玉：《扶桑两月记》，教育世界社，光绪二十八年（1902）。
[26] （清）张謇：《东游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14—515页。
[27] （清）黄璟：《游历日本考查农务日记》，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本。
[28] 周家纯：《致湖南青年劝游学外洋书》，《游学译编》第4期（1903年2月）。
[29] 申叔（刘师培）：《亚洲现势论》，《天义》十一、十二卷合册，1907年11月30日。
[30] 李大钊：《警告全国父老书》，《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122页。
[31] 守常（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文集》（上），第450页。
[32] 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李大钊文集》（上），第609—610页。
[33] 周恩来：《雨后岚山》（1919年4月5日），《周恩来青年时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20页。
[34] 戴季陶：《我的日本观》，《建设》第1卷第1期，19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