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
身份错位：贾谊人生悲剧的内在冲突
李振宏
摘要：如何认识贾谊的人生悲剧，是自班固以来就争论不休的话题。或归之于文帝的原因而怀才不遇，或归之于贾谊自身志大而量小“不能自用其才”，两千年来围绕这样的基本思路，生发出诸多争议。其实根本的问题在于贾谊的思想家禀赋与政治家身份的内在冲突，这样的身份错位而造成了人生悲剧。所以，当贾谊被吴公举荐而荣登朝堂的时候，其悲剧性命运就被先在地决定了。
关键词：贾谊；汉文帝；思想家禀赋；政治家素质
无论是在汉初思想界，还是在汉初的政治舞台上，贾谊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他以深邃的思想力洞察当代社会，留下了《新书》这一思想史上的丰碑；他以强烈的使命意识无私无畏地进谏文帝，干预政治，虽远见卓识却终遭谪贬，年纪轻轻而殒命。贾谊像彗星一样在汉初世界里划过，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评论空间。两千年来，对贾谊的评价无论是褒是贬，共同的看法是都惋惜他的人生悲剧，不同的是对其人生悲剧根源的解读。一个富有绝世才华的思想天才，为何演化出令人扼腕的悲剧人生，的确是值得探讨的。
一 关于贾谊人生悲剧原因的不同解读
贾谊的人生悲剧，始于他的怀才不遇，这种看法是从司马迁为之作传时就埋下的伏笔。司马迁没有明说贾谊“怀才不遇”，但他将贾谊与屈原同传，并说“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1]，就已经表达了明确的倾向性判断。
晚司马迁七十年的西汉大学者刘向，公开表达了贾谊“怀才不遇”的看法：“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2]
但是，班固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不同意贾谊“怀才不遇”的说法。他在征引上边刘向的话之后说：“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3]
一个天才的思想家、文学家，一个堪比伊尹、管仲的旷世奇才，没有能建树盛功伟业而英年早逝，着实是一个人生悲剧。问题是“悲”从何来？如果是源自怀才不遇，这个人生悲剧的根源则自然要追踪到汉文帝身上，是不遇于文帝；而历史又把一个圣王的形象赋予了汉文帝。在一个圣王明君的治下，怎么会有命世之才的人怀才不遇呢？贾谊的人生遭遇引起了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持续关注，几乎各朝各代都有人发声，且评论大抵都是围绕着贾谊的“遇”与“不遇”，或者“不遇”的根源在于文帝还是在于贾谊的自身原因而展开。
在现当代的贾谊研究中，关于古人对贾谊人生悲剧的讨论，几乎被全数翻检，且大多没有跳出古人的基本思路。本文不再重复古代学人的评论，仅想指出，在古人关于贾谊人生悲剧原因的大量讨论中，最有价值或者说最值得关注的是宋代苏轼的评论。苏轼在短文《贾谊论》中说：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以有所为耶……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4]
苏轼认为，造成贾谊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贾谊自己，是他“不能自用其才”，不是汉文帝不用他，而是他自己不能用于汉文帝。完全从贾谊的身上寻找其人生悲剧的原因，并指出问题之所在（“不能自用其才”），是苏轼的重要发现，是其超越前人的地方。前人多是在重复班固的观点：文帝没有不用贾谊，反而采纳了贾谊的诸多主张，而只是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没有给贾谊以公卿之位。前人甚至是苏轼之后的人们，也多是沿着班固的思路，辩解何谓“用”与“不用”的问题，反复阐述不能以能否做官来判定是否重用。而苏轼提出的则是一个新的思考方向。不是汉文帝用不用贾谊，而是贾谊空有王佐之才而不能发挥作用，缺乏使用自身才能的素质或能力。苏轼申述自己的理由说：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雄雌。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5]
苏轼认为，贾谊的人生悲剧源自其“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性格缺陷，他力主政治改革，削弱旧大臣的势力，但这不是可以立刻做到的。以当时的情况看，文帝不可能也没有力量革除周勃、灌婴等旧大臣的势力，改变君弱臣强政治格局的时机并不成熟。周勃和灌婴等人，既是高帝打天下的旧将，又是拥立文帝的功臣，如果贾谊和周勃、灌婴等旧大臣发生冲突，文帝就只能牺牲贾谊这个文弱书生。所以，在苏轼看来，贾谊根本就不应该和旧大臣发生冲突，而应学会韬光养晦，学会和周勃、灌婴等人和谐相处，逐步站稳脚跟，并等待时机。所以，他说如果贾谊能够做到“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他的政治主张或政治理想，不过十年就可以实现。然贾谊气量太小，缺乏远见而不知权变，最后造成人生悲剧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整个古代学人的讨论中，苏轼完全从贾谊自身找原因，提出贾谊不能“自用其才”“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性格缺陷，是一个正确的思考方向。但是，贾谊的人生悲剧，是不是一个“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问题，则是可以讨论的。笔者之前研究秦始皇的统治思想问题时，提出过把政治家和思想家相区别的思考路径[6]，现在面对贾谊的人生悲剧，这一研究思路再次浮现出来。如果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去审视，贾谊是不合格的，他缺乏政治家的智慧，政治经验不足，或者说他根本就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和气质，而仅仅是一个颇有天赋的思想家，有着传统文人的书生气。而他的人生悲剧，可能就是思想家天赋和政治家身份的冲突，是身份错位所导致。
现当代的贾谊悲剧研究，有不少学者都在沿着苏轼的思考方向，从贾谊自身去寻找其人生悲剧的原因，并在自觉不自觉地接近着笔者所思考的身份错误问题，而只是没有凸显出这一问题意识而已。
笔者看到较早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陈玉屏的《贾谊人生悲剧的再认识》一文。作者论曰：
贾谊少年新进，虽满腹经纶却不知审时度势。一旦登上政治舞台，立脚未稳、根基未牢，时机尚未成熟，却迫不及待地要求王朝礼乐制度大更张，结果立即与朝中具有盘根错节之势的功臣集团激烈冲突，文帝不得不安排其出朝避祸。
文学之士中常见的狷介之性，在贾谊身上反映得也特别突出。贾谊志在安邦定国，却不具备“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苏轼《留侯论》）的政治家的气度，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去达到目的的毅力，受到一时之挫折就黯然自伤，以至痛哭流涕。如此胸襟气量，而又参加到最高统治集团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焉得不以悲剧告终？[7]
显然，陈玉屏就是从政治家的角度去审视贾谊的。从政治家的角度看，贾谊“不具备‘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政治家气度，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去达到目的的毅力”，满腹经纶而不知审时度势。贾谊弱冠之年登上朝堂，得文帝赏识而超迁，差一点没有登上公卿之位，当然是以政治家身份亮相的。从政治家的角度去看待他、要求他并不过分。然而，贾谊不具备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却又作为政治家“参加到最高统治集团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走出一条悲剧人生之路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陈玉屏的这个看法是深刻的，这比苏轼仅仅将贾谊的问题归之于“志大而量小”要更接近于问题的根本。如此说来，贾谊之悲剧的确不是苏轼说的气量大小的问题，不是苏轼设想的只要贾谊韬光养晦，培养一下城府，和周勃、灌婴之属搞好关系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陈玉屏写道：
东坡先生以为只要贾谊胸有城府，注意拉拢一下关系、联络一下感情，矛盾即可化解，政见即可施行。这是十足的书生之论。东坡先生根本没有看清贾谊是另一股正在崛起的政治势力的代表，围绕贾谊的矛盾斗争，是统治集团内部台上和台下的两种政治思想、两股政治势力在新旧交替过程中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难以调和的。[8]
的确，贾谊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斗争的政治旋涡中，需要的是政治智慧、政治眼光和政治手段，是政治家审时度势和坚毅果敢的基本素质，这不是一般的气量大小的问题。陈玉屏的看法在接近着笔者所提出的问题。
二〇一二年，夏毅辉和陈小健的文章，沿着这一思考方向，提出了贾谊的身份属性问题。他们在《贾谊悲剧原因之再认识》一文中说：
贾生一介儒生，凭自己的聪明才智顺利进入庙堂，可实际上，从他后来的各种表现来看，更多的时候他是一名诚实的学者，而不是一名成熟的政治家。政治家往往具备深沉、老练、冷酷、圆滑和左右逢源的素质，而这恰恰与学者的天真、幼稚、热情、单纯和自视清高形成强烈的反差。[9]
作者认为，贾谊本质上是一介儒生，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他仅仅是凭借着一个文人的聪明才智而走进了政治的殿堂。而当他需要以政治家的身份去处理问题，在高层政治旋涡中立身行事的时候，其自身素质与政治家需要的素质之差异，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政治家所需要的“深沉、老练、冷酷、圆滑和左右逢源的素质”，“与学者的天真、幼稚、热情、单纯和自视清高形成强烈的反差”。作者此文分析了造成贾谊人生悲剧的三个方面的原因，这是其中之一。毫无疑问，此文的作者是注意到了贾谊的身份属性问题，儒生、思想家的身份，却要去担负解决复杂政治问题的政治家职责，这构成其人生悲剧的重要成因。
毫无疑问，前人的研究已经触及笔者所提出的身份错位问题，只是他们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个身份错位的概念，没有将此作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去加以阐述，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有更深入的开掘。而本文要做的，就是以贾谊身份属性之错位作为其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以此为问题意识而展开阐述。
二 履历苍白，不具备政治家的基本素质
真正成熟的政治家，既需要有政治家的先天禀赋，也需要有颇为丰富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在政治旋涡中摸爬滚打的经历，先天禀赋与人生经历、政治经验合为一体，才能成就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而贾谊，既无政治家的天赋，也无任何的政治经验，就被推到了庙堂之上，他是在毫无政治准备的情况下冲进了政治旋涡之中，最终被政治所吞噬。贾谊的人生悲剧，有其内在的逻辑可循。
（一）苍白的人生经历
“贾生娇娇，弱冠登朝。”（班固语）贾谊以弱冠之年荣登庙堂，走入皇家高层政治旋涡之中，而在此之前，却还没有一点从政的经历，如果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要求，其履历之苍白十分罕见。没有任何政治履历而直接参与高层政治，其悲剧命运几乎不可避免。按照《史记》本传的记载：
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徵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10]
贾谊在被文帝征召之前，没有过任何为官从政的经历。他仅仅是因为“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而被河南守吴公召置门下。贾谊在吴公门下有四五年的时间，其间与吴公应该是相互问学，探讨诗书义理，而没有涉入政事，起码是没有参与郡务而有什么出色的表现，所以，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对于他在吴公门下是否有政治作为，都一字不提。吴公向文帝推荐贾谊，也只有“颇通诸子百家之书”这一理由。
然而，贾谊一经被举，就立即进入了政治升迁的快车道。在文帝的七十余博士[11]中，贾谊最为年少，但却才华横溢，识见最为突出。“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12]按汉初官吏秩级，博士四百石[13]，太中大夫千石，所以谓之“超迁”。官秩超迁，不只是一个待遇问题，而是参与政事的地位变了。《汉官解诂》载：
光禄大夫，谏议大夫，揖让群卿，四方则之。光禄大夫，本为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谏议大夫为光禄大夫。世祖中兴，以为谏议大夫。又有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于古皆为天子之下大夫，视列国之上卿。
武帝以中大夫为光禄大夫，与博士俱以儒雅之选，异官通职，《周官》所谓“官联”者也。温故知新，率由旧章，与参国体，稽合同异，皆能分明古今，辨章旧闻。[14]
据此可知，太中大夫与博士之职在其职能上大体相同，属于“异官通职”，但秩级悬殊，为什么呢？自然是其地位、在皇朝政治中的重要性有了显著差异。对于国之大事，太中大夫参与的程度，说话的分量，都要远高于一般的博士。而当他升迁为太中大夫而有资格参与高层政治的时候，却还没有过任何的政治经验，对实际的政治运作，是没有任何感觉和体验的。他几乎是一下子从一个年轻儒生直接跨入政治高层，没有经历一个从思想家到政治家的转变过程，就被推入了王朝政治的中心。就一般情况而言，没有政治经验而直接参与重大政治活动是有极大风险的。
（二）缺乏政治家的基本素质
就贾谊的天赋说，似乎也不具备政治家的禀赋，只是一个很纯粹的思想家。一般而言，思想家和政治家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他们所需要的基本素质也很有差异。笔者在评论秦始皇的统治思想时曾经说过：
思想家是一群“无恒产而有恒心”的人，他们的历史使命是献身于真理的追求，无论其思考的结论如何，也都是真诚的思想探索；而政治家则不同。政治家的思考，是着眼于现实的利益追求，是确定的需要的反映。可以说，政治家是很少有信仰的，他是跟着利益走的。如果他是卓越的政治家，或者是优秀的政治家，他的思考是被国家、民族的利益所指引；如果他是卑劣的政治家，则可能仅仅是围绕着集团的或者家族的、个人的利益而行动。[15]
这段话讲的是思想家与政治家在根本属性上的区别。如果从其身份属性与职业素质的角度说，其区别则更加显而易见。以笔者之见：
思想家是思考者，政治家是行动者和实践者。
思想的特性是自由，思想家可以自由驰骋其想象力；行动者则是在客观环境中展开自己的创造性活动，他面对的是现实，需要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选择行动方式，找到达成政治目标的最佳路径。
思想家的精神创造活动，靠的是先天禀赋的思维个性和深刻的洞察力；而政治家除了先天的禀赋，最重要的是要靠在后天的政治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处事能力。
思想家的创造性需要有激情，激情澎湃是思维活跃的重要条件，任何思想家都需要有强烈现实情怀，他们往往是在澎湃激情中直觉到问题的本质；政治家也需要激情，激情澎湃可以催生胆略和勇气，但政治家却不能凭激情行事，其政治行为则要求其沉着冷静，任何政治决策凭借的都是高度的思维理性。
思想家的目标是追求真理，他需要有面对事实的诚实的科学态度，谨严的逻辑思维和锲而不舍的执着与坚毅；而政治家则是在追求或实现确定的现实利益，确定的目标或利益是其唯一追求，因此，行动的目的性既要求坚毅的意志品质，也要求行为方式的灵活和权变。
真理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养成思想家是非分明的思维特性；而政治家重视的是利益和目标，不甚顾忌问题的是与非，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目的论思想，甚至成为政治家的潜意识。真理的唯一性和排他性，要求思想家对不同思想主张的排斥和批判；而政治家为了达成目标，则往往需要与对手和环境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甚至妥协和让步是政治家走向成功的最重要的素质，最常用的手段。
思想家是纯净的，政治家是包容的。
思想家与政治家的确是大不相同的两个群体，在身份和素质方面的差异也不仅限于以上几个方面，但以上描述已大体可以说明其不同。反观贾谊，在以上各方面的对照中，他就只能是思想家，而不具备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素质。他的纯真，就像水一样纯净，甚至从政治的角度看，就是幼稚。他在高层政治旋涡中处理问题，依赖他所认为的是与非，而不知道包容和妥协；在朝廷上论议诏对时他力压群臣，孤傲超群，出类拔萃，却不知警惕木秀于林；他处理与朝臣同僚的关系，从来不考虑他人的感受，不考虑如何与同僚相处（“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他的各种上疏，也只是其政治主张的直接陈述，对问题的深入剖析，而缺乏处理问题的谋略或策略。
贾谊思想纯净而不知权谋，或者说不屑于权谋，处理与他人关系从原则出发而不计较恩怨，可以从他对待周勃的态度很鲜明地表现出来。他在文帝二年遭到贬谪而发配长沙，实际上是被周勃、灌婴之属所害，这就是《史记》说的：“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16]周勃是其被贬的主要推手。但是当第二年周勃被文帝免相就国回到绛地，并被人陷害受辱的时候，贾谊则上疏为周勃说话。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载：“岁余，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针对此事，贾谊上疏曰：
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氂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17]
当然，贾谊此论谈的是大臣有罪而被“侵辱”的现象，是针对这种现象提出“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的问题，希望大臣即使有了大罪，也只能赐死，令其“跪而自裁”，而不要对其动刑而使其颜面受辱。从字面上看，并不能从这段引文看出贾谊是针对周勃受到“侵辱”而发，而只是他维护传统礼制的一般性主张。
把贾谊此次上疏与周勃受辱两件事联系起来，并不是笔者的发明，而是班固为之。《汉书·贾谊传》在载录贾谊的《陈政事疏》文字之后，写道：“是时丞相绛侯周勃免就国，人有告勃谋反，逮系长安狱治，卒亡事，复爵邑，故贾谊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18]“故贾谊以此讥上”，道出了二者的因果联系。我们有理由相信班固的判断。
从官场政治的角度说，周勃是贾谊的政治对手，并且是其被贬的主要推手，周勃被告下狱治罪，正是贾谊报复政治对手的最佳时机，最正常的做法是落井下石，借机置周勃于死地。相信古今政治家、官场上，大抵都是这样做的。贾谊即使对周勃落井下石，也不会受到什么谴责。而贾谊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倒替其说话，是不是“傻得可爱”呢？借机报复、抒个人之怨气，不符合贾谊的思维逻辑。他本性上不是官僚，不懂得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不懂得什么谋略和权术，他思考的是纯粹的以礼制为核心的政治理论。他对“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的阐述，客观上是因周勃之事而引发，但实际上是他认为的礼制建设问题。所谓的周勃恩怨，是别人或后人的看法，与真正的思想家贾谊没有关系。
从个人性格上说，贾谊又是一个情感充沛、容易冲动的人，对什么事情都比较敏感。做梁怀王太傅期间，曾上疏陈政事：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19]
贾谊写这封奏章时，汉王朝刚刚建立三十年，在无为而治治国方针指导下，社会经济正在得到明显的恢复和发展，政治上异姓诸侯王的分裂势力刚刚被剪除，刘姓诸王的力量还没有太突出的发展，远没有造成对中央王朝的直接威胁，怎么就严重到了使人一再痛哭、流涕、长叹息的危机之势呢？任何时代，哪怕是真正的太平盛世，也会存在局部性、个别性的社会问题，但局部性、个别性的问题，是不应该被夸大到如此危言耸听的地步的。我们相信贾谊并不是要有意夸大问题的严重性，而是他的思想家的洞察力，忧国忧民的炽热情感，容易激动的情绪化气质，导致了他对问题的过度敏感。就现有的文献材料看，文帝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几乎还没有第二个人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忧虑到这样的程度。而这样的敏感和冲动，不是一个政治家所应有的素质。
（三）与前辈儒生政治家陆贾之比较
由儒生而站在庙堂之上，从事政治家的职业，在这方面，贾谊与其前辈陆贾颇为相似。但陆贾则具备政治家的才能和素质，将贾谊与陆贾相较，当更能帮助我们认识贾谊的身份错位问题。
辅佐高帝的陆贾，也是一介儒生，而他却做出了思想家兼政治家的辉煌业绩。从《史记》《汉书》的记载看，陆贾在汉初政治舞台上，是一个耀眼的明星，使他彪炳史册的有三件大事：一是完成刘邦的命题作文《新语》，为汉王朝总结秦所以失天下的历史借鉴，并奠定汉朝立国的政治思想基础；二是高帝十一年奉命出使南越，说服南越王赵佗臣服汉家王朝；三是在诛吕氏而安刘家天下的重大事变中作出特殊贡献。下边就以陆贾在诛吕氏这场历史事变中的表现为例，来看一下他杰出的政治家素质。
自从刘邦建汉之后，汉代政治史上第一次最剧烈的政治变故，恐怕就是在吕后死后吕氏兄弟欲危刘氏皇权的危急时刻，陈平、周勃联手诛吕氏而安刘家天下。此次政治事变的成功，后人一般都把其功绩记在了周勃名下。其实，在诛吕氏而安刘家天下的过程中，陆贾之功是不能忽视的。司马迁评论说：“及诛诸吕，立孝文帝，陆生颇有力焉。”[20]班固评论说：“及诛吕氏，立孝文，贾颇有力。”[21]可谓定评。在这一历史事变中，陆贾凸显了他的政治家风采：审时度势，待机而动，思维缜密，谋划周全。
刘邦死后，吕氏专权，陆贾是不满的，但他没有鲁莽行动。《史记》本传载：“孝惠帝时，吕太后用事，欲王诸吕，畏大臣有口者，陆生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家居。”当他感到对于吕后欲王诸吕反对也无济于事的时候，就主动蛰伏，称病辞职。但在其心中，始终抱有铲除吕氏而佑护刘家天下的强烈愿望，只不过是要寻找时机，待时而动罢了。
陆贾称病辞职，是出于对当时朝中力量对比状况的分析。《汉书·张陈王周传》说：“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左丞相平及绛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欲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对于吕后的所作所为，执掌兵权的周勃和左丞相陈平都选择了容忍退让，况且相传陈平和周勃二人还有嫌隙[22]，要组织起抗衡吕后的力量实不可能。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说：“高后崩。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吕产以吕王为汉相国，秉汉权，欲危刘氏。勃为太尉，不得入军门。陈平为丞相，不得任事。”[23]吕后死后，吕氏势力日益膨胀猖獗，陈平、周勃都被排斥而剥夺了实际权力，将相二人被倒逼而演变为铲除吕氏势力的积极力量，这就使陆贾看到了事情的转机。于是，他便因势而动，周旋于陈平、周勃及汉廷公卿之间，以促成政治局势的改变。陆贾劝陈平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常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陆贾为陈平谋划了如何联结周勃对付诸吕之事。“陈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太尉亦报如之。此两人深相结，则吕氏谋益衰。陈平乃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遗陆生为饮食费。陆生以此游汉廷公卿间。”[24]陈平接受陆贾的建议，摒弃与周勃的个人恩怨，用陆贾之计交欢绛侯，“两人深相结”，为最终铲除吕氏打下了基础。之后，陆贾又利用陈平送他的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作为财力基础，行走于公卿之间，联结反对吕氏的积极力量，并最终成就了铲除吕氏而安刘家天下的历史功业。
陆贾作为汉初政坛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其行事处世、政事实践有他很宝贵的思想方法。他在《新语》中说：“故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25]他认为，处世、做事要因循世事的变化而进行权衡、选择，一切以当世所宜而权度其行。可以说，“因世而权行”是政治家很重要的思想方法，政治家的一切作为，都需要审时度势，根据客观环境状况选择自己的政治行为。陆贾的政治家素质，一方面是其天赋，另一方面与他的政治经历有关，是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培育出来的。
按史书记载，从秦末的反秦战争开始，陆贾就追随刘邦左右。“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辩，居左右，常使诸侯。”[26]见于记载的，陆贾为高祖游说对手的事情有两次。一次是在反秦战争中，刘邦为了抢在项羽之前攻下关中，用张良计，先派郦食其和陆贾去游说秦将。《史记·高祖本纪》载此事曰：“及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啗以利，因袭攻武关，破之。”[27]此次取得了成功，为高祖袭攻武关先至灞上奠定了基础。另一次是在楚汉之争中，高帝曾派陆贾去游说项羽，请其释放被俘的父亲。“汉遣陆贾说羽，请太公，羽弗听。”[28]这次游说没有成功。
陆贾是先秦秦汉时期少数几个著名辩士之一。辩士、说客除了言辞善辩，在政治素质上是有特别要求的。他要说服对方接受一种政治主张或者选择某种重大的历史行动，需要有特别的谋略，有全局性的战略眼光，有在各种复杂关系中捕捉有利因素的敏感性和洞察力；而这些能力，又恰恰是官场中政治家所需要具备的。陆贾的辩士生涯，所培育锻炼的就是政治家的素质和能力。所以，陆贾在高祖统一天下之后，能在官场中风生水起、建功立业，是完全有其自身的内在条件的。而相比之下，贾谊从一个年值弱冠、没有任何政治经历的儒生，在没有任何政治训练的情况下被人举荐而贸然走上官场，落得悲剧性人生结局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四）和同龄人汉文帝的比较
我们还可以把贾谊和汉文帝相比较。文帝和贾谊是同龄人，但他在政治上的成熟与谨慎，处理问题的大局意识，审时度势、把控时机的能力等，都堪称是成熟的政治家。而和汉文帝相较，贾谊简直就是毫无政治策略意识的天真的少年书生。我们仅以汉文帝对贾谊问题的处置，来检视其政治家的才能。
贾谊在文帝初立、立脚未稳之时被举荐，所提出的一系列建议都有利于文帝巩固其皇权统治，很得文帝的赏识，一岁之中超迁之太中大夫。文帝也是年轻人，很有热血冲动，非常希望将贾谊擢拔到朝政的最高层面，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以便顺利推行其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举措，改变旧臣勋将控制朝廷的局面。但是，他很快看到，当时的政局并不容忍他做出重大改变。
他想提拔贾谊到公卿之位，受到了大臣们的抵制，“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他们诋毁贾谊“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周勃、灌婴都是拥立文帝的功臣，文帝在自己立脚未稳之时，是无力与他们对抗的。
文帝的诏令，如果不符合大臣的利益，则难以贯彻实行。文帝二年，接受贾谊的建议，令“列侯悉就国”。《史记·文帝本纪》载：
二年十月……上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馀，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29]
这条诏令，以减轻吏卒徭役之苦和列侯教民的需要为名，要求“列侯之国”“各守其地”，离开京师回到自己的侯国。但诸列侯明白，所谓的“吏卒给输费苦”“教驯其民”云云，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的目的是要削弱他们在朝廷的力量，所以，他们对文帝的这一诏令置若罔闻，集体抵制[30]，使得具有独断权力的文帝也颇为尴尬而无能为力。这就是文帝初立时期朝中政治的现实状况。
虽然还在热血沸腾的青年时期，但文帝却没有仅凭着激情冲动而一意孤行，没有凭借他的绝对权力而强行推行，而是选择了对周勃、灌婴之属的妥协退让，表现了政治家处事冷静、统揽全局、权衡利弊、灵活权变的良好素质。他一方面暂时搁置令“列侯悉就国”的诏令，另一方面，对众大臣不能接受的贾谊，暂时贬谪为长沙王傅，使之远离朝廷。这一方面缓冲了朝廷上的矛盾，使借贾谊向文帝发难的旧大臣一拳打空，失去发力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是对贾谊的一种保护。
当时面对贾谊上疏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朝中的形势的确是严峻的。周勃、灌婴之属对贾谊的攻击，蔑视其“年少”，指责其“擅权”，实际上是对着文帝来的。在以往的讨论中，已有学者指出了这一点：
他们诬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一副长者兼太上皇的面孔活现于面前。其含义难道仅仅是指年轻的贾谊吗？“专欲擅权”，身为太中大夫的贾谊除了提提建议能有什么权可“擅”？这意思不是明摆着的吗？这个时候，汉文帝是公开表示“天子说焉”，支持贾谊，坚持“定制度兴礼乐”，冒与周勃等豪强势力公开决裂的风险，还是委曲贾谊，放弃“定制度兴礼乐”，采取不和周勃等正面冲突，以保大势的策略，显然，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选择，也是汉文帝政权道路上的一个关键点。[31]
笔者赞成这一分析。在如此严峻的政治形势下，文帝选择妥协，是政治成熟的表现。但是，搁置“列侯悉就国”诏令，贬谪贾谊，并不等于说文帝要收回自己改变政局的决心。在贬谪贾谊的第二年，在没有了贾谊的顾虑之后，文帝就很策略地劝退周勃，令其为列侯做表率，带头离开京师，“就其国”。《史记·孝文本纪》载：
三年……十一月，上曰：“前日诏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绛侯勃免丞相就国，以太尉颍阴侯婴为丞相。[32]
以周勃丞相之职也不能不“就其国”，其他列侯就只有选择执行汉文帝“列侯就其国”的诏令。这便削弱了列侯在京师的力量，减轻了文帝的政治压力，贾谊关于“列侯就国”的上书得到了贯彻落实。
以此来看，《史记》《汉书》所记文帝对贾谊“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并不是文帝真实意愿的表达，是文帝的权宜之计，是文帝的政治谋略。真正的政治家，都不是可以率性而为的，是要权衡利弊，根据实际的政治情况而行事的。谋略和策略是政治家的生命，必要的妥协退让是政治家达成政治意愿的重要途径。就此而言，文帝虽然和贾谊一样年轻，但他则是具备重要的政治素质的。
他比起贾谊来说，就是真正的政治家了。文帝的政治家素质，除了天赋条件之外，就是他的经历所赐。他生在帝王之家，从小就注定了与政治结缘。他八岁封立为代王，代国国小偏弱，且在吕氏专权时期处在极度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刘邦八个儿子封王，四人被吕氏所害，刘姓宗亲王室的身份，反倒为其增添了罹患灾难的成分。所以，代王身份本身，就使其处于残酷的政治杀戮环境中。从其少年开始，就必须关注朝中政治局势的发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求得自保和生存。政治警惕性，对政治局势的判断能力，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寻求生存发展之道的警觉和机敏，铸就了这个少年天子超人的政治素质。
所以，在突然有一天荣登皇位、大运降临的时候，他并没有欣喜若狂，忘乎所以，首先反映出来的不是高兴而是怀疑，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警惕性：
代王报太后计之，犹与未定。卜之龟，卦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绛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还报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33]
这段文字把文帝入住长安、继承大统过程中的疑虑与谨慎，写得十分清楚。文帝先是通过占卜知道了自己有天子之兆，增加自信，释去恐惧心理；继而派舅父薄昭到长安拜见绛侯周勃，最终确信其可靠性，然后才启程去入住大统。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敢完全放心，在车驾行至距离长安几十里地的高陵时，便停下来，派属下再进城探路，彻底释去疑虑才进发长安，入住未央宫。
仅就文帝入住未央宫这个简单的过程看，就知道文帝对于政治是有着高度警惕和敏感的，他不可能像思想家那样驰骋自己的想象力，并凭着纯粹的思考而率性而为。继承皇位之后，在功臣勋将的包围之中，他生活得更加不易。他明白问题之所在，所以贾谊的一系列上书才正中下怀。可以想见，他是那样的欣喜若狂，对贾谊寄托了无限的希望。不仅一岁之中把这个四百石博士之职拔擢为千石高官，还想把他推上公卿之位，委托以国家行政的最高权力。但当他面对无法逾越的功臣勋将的强烈反对的时候，便迅速冷静下来，其理性，其政治素质便发挥作用了。从政治理性出发，他知道政治的险恶，懂得审时度势，不能从感情出发，在政治问题上不能凭借激情冲动，很多事都需要做但急不得。解决政治问题，需要理性权衡，需要谋略和策略，需要时机，需要妥协，这是文帝在贬谪贾谊、劝退周勃一系列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基本素质。
文帝的政治家涵养和素质，贾谊是不具备的。吴公举荐贾谊主要是看重他的才气，吴公用贾谊时，贾谊才十八岁，是个天才少年，熟读诸子百家，吴公向文帝举荐贾谊时，贾谊也才二十二岁，算是个满腹经纶的热血青年吧。但是，读书代替不了经历和经验，二十二岁大概还是少不更事的年龄，没有复杂的人生经历，不能领悟政治的险恶，贾谊对于政治，也像对于真理的追求那样怀抱着满腔热情。对事物的敏感力和洞察力，不等于处理事物的能力，对政治的热情，更不能代替对政治的掌控。贾谊被政治所吞噬，似乎是注定的事。
吴公的举荐，改变了贾谊的人生轨迹。他是个读书人，如果关注现实，有政治热情，而又善于思考问题，有可能成为一个卓越的思想家，或曰政治思想家。但是，吴公举荐他踏入仕途，把一个儒生或曰思想家的身份，转变成一个政治家。而思想家与政治家，存在巨大的属性差异，二者对人的要求极其不同。思想家需要真挚真诚，需要致力于真理的追求；而政治家最重要的素质不是什么真挚和真诚，重要的是确立明确的政治目标，并以坚定的意志、高超的智慧，去达成其目标。目标的明确性、意志的坚定性、善于权变的政治智慧，是对政治家的基本要求。而这些，贾谊则都并不具备。
于是，当贾谊以一介儒生被吴公推向政治旋涡的时候，他的人生悲剧就被历史地决定了。他的人生悲剧，就是由这个天才思想家素质与现实政治家身份的矛盾所铸就的。
三 贾谊基本政治主张的空想色彩
古往今来，思想家都是最可称道的宝贵的知识群体。他们直面现实人类命运，探寻历史发展方向，“无恒产而有恒心”，执着于真理的追求，承担为人类描绘未来的使命。然而，也正是这种探寻未来的职业属性，也使得任何思想家的探讨，都带有两个固有的属性：一是思考的纯粹性，二是或多或少的空想性。因此，思想家的政治设计，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多带有理想化的倾向。作为思想家的贾谊也是如此。他对政治的思考是纯粹的，是不带有实践性或可行性思考的，但也正是如此，他的政治主张或政治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空想色彩。
（一）“改正朔，易服色”之不可行与师友之臣凌驾皇权之上的幼稚和虚妄
据《史记》本传，贾谊初登朝堂，就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34]重大的制度建设问题，虽然此举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在当时却未必是特别必要的，而且还可能打破文帝初立的权力格局，以破坏朝廷的政治平衡，危及文帝立足未稳的集权统治。
在古代中国，正朔和服色被看作国家政权的符号化象征，因此，“改正朔，易服色”，也是确定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举措：
《史记·历书》说：“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35]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注疏：“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36]
从这个意义上说，贾谊的主张并没有错，具有理论的纯粹性，无可置疑。但是，就当时的政治局势而言，从政治实践的角度看，立足未稳的汉文帝有没有立即着手“改正朔，易服色”这样如此重大政治变革的必要呢？这一变革的可行性如何呢？大概贾谊并没有做过认真的分析，甚至他也没有这样的意识。
首先说，汉文帝承继大统，并不存在合法性危机，不进行“改正朔，易服色”这样的重大礼制活动，并不影响他皇位的正当性。
按理说，汉政权的合法性论证，是应该由开国之君刘邦来做的事情。他为什么有理由代替秦的统治，如何显示他的天命之所在？这是刘邦应该回答的问题。但是，一来刘邦来不及解决这个问题；二来“天下苦秦久矣”，刘邦取代暴秦的统治明显地赢得人心，即使不从天命授受的角度进行合法性论证，也能够得到天下的认同。所以，即使刘邦不从理论上解决合法性问题，在各项重大制度性建设上仍然沿袭秦代制度，也并不影响其政权的稳定。
汉初与秦统一后的情况截然不同。秦始皇统一关东六国之后，面临的是六国贵族以及六国文化的严峻挑战，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使他必须找到一种可以为关东六国人民所认可的解释，使其心甘情愿地接受其统治。所以，当有人迎合他的政治需要而奏上“终始五德之运”说的时候，他欣喜若狂，立即采纳。[37]“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38]用关东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论证其获得天命的政治合法性，对于秦的统治来说，则确有紧迫的必要性。
而汉初就不同了。汉家代秦而起，结束暴秦统治，解万民于倒悬，赢得了政治上的赞成票；从高祖到吕后，二十多年的无为而治，赢得了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赞成票；吕后废除“挟书律”，赢得了知识精英的赞成票；陈平、周勃铲除吕氏集团，割除刘家王朝机体上的政治毒瘤，拥立文帝，又化解了汉家立国以来唯一的政治危机。可以说，汉文帝初立之时，根本不存在任何的合法性危机。所谓“改正朔，易服色”“获天命”的皇权合法性论证，在当时并不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就文帝初立的朝廷政治格局看，也不存在“改正朔，易服色”这样重大制度性变革的可能性。文帝为周勃、陈平之属军功集团所拥立，就当时的情况看，文帝要巩固自己的皇位，处理好与军功集团的关系是当务之急，是其一切政策的基础。如果实行“改正朔，易服色”这样重大的礼制变革，首先就会造成文帝与军功集团的严重对立，而使其陷于危险的境地。
军功集团起于草莽，尚武少文，不可能胜任改制的重任，若要“改正朔，易服色”，必然要起用儒生，而使得军功集团大权旁落。况且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大规模的改制运动，还意味着对二十多年来遵循的无为而治治国方针的放弃，能否为创伤未愈的社会所接受，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
所以，贾谊“改正朔，易服色”的建议不合时宜，并不具有实践的可能性，明显带有政治空想的成分。显然，贾谊的这一动议，只是一个政治理想化的追求，而不是一个成熟的善于审时度势的政治家的选择。
如果说“改正朔，易服色”只是带有不合时宜的空想成分的话，而贾谊关于官僚政治的某些见解，则就是完全的暗于时势的空想了。时代变了，而他的想法还停留在过往，这就是他关于皇权时代君臣关系的设计。《新书·官人篇》：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师，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知足以为源泉，行足以为表仪；问焉则应，求焉则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国足以重人之国者，谓之师。知足以为礲砺，行足以为辅助，仁足以访议；明于进贤，敢于退不肖；内相匡正，外相扬美者，谓之友。知足以谋国事，行足以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欢；国有法则退而守之，君有难则进而死之；职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托者，大臣也……故与师为国者帝，与友为国者王，与大臣为国者伯，与左右为国者强，与侍御为国者若存若亡，与厮役为国者亡可立待也。
取师之礼，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礼，以身先焉……[39]
贾谊对于君臣关系的设计是，师的人格地位在君王之上，友则与人君处于平等的地位。徐复观评论说：“统治权在皇帝一人手上，而行使统治权的意志，则出于师友，这实际上是人君与士的共同统治，甚至可以说人君是处于虚位，以持政治之统；而实际代人君来统治的，是品德才能在人君之上的师或友。在以前的儒生及贾谊，认为这才是理想的统治方式。”[40]
“为王者师”是战国时人的梦想。孟子曾明确提出士人“为王者师”的思想：“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41]他自信只要达到了“明人伦”的境界，就会有王者来取法，即可“为王者师”。《孟子·万章下》中孟子转述子思与鲁缪公的对话，鲁缪公向子思询问古代国君与士人交朋友的情况，子思对鲁缪公所提的问题表示不满。子思对鲁缪公说，如果论地位，你是君，我是臣，我不敢与你交朋友；但如果论道德，那你应该是向我学习的人，我是老师，你怎么可以说是朋友呢？“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42]子思与孟子，都认为国君应该以士人为师，“王者师”是他们对自己身份的基本定位。
“为王者师”，在诸侯林立的战国时代或许是可以实现的梦想。那个以力相胜的时代，富国强兵的需要，突出了聪明才智的价值，招贤纳士是各国君主的普遍性选择。正是这样的时代，造就士人与国君分庭抗礼的勇气或底气[43]，梦想“为王者师”并非绝对的空想。但是，到了秦统一之后，历史选择了绝对皇权一统天下的政治体制，士人在绝对皇权面前变得无关紧要，也失去了选择政治力量的自由空间，战国士人的王师情结，在秦汉大一统之后，已经没有了生长的土壤。
可以说，对于士人来说，秦始皇所开辟的是一个想做王师而不能的时代。但是，在贾谊的君主专制体制设计中，还要把士人安排到王者之师友的位置，幻想让帝王和师、友共治天下，并且师、友在人格和地位上都高居于人君之上；拜师之礼，要求国君要离开朝廷而亲身前往朝拜；择“友”之礼，要求国君亲身迎接。这大概无异于痴人说梦了。笔者在一篇文章中讲过这个问题：
历史就是那样地不照顾人们的情感，专制皇权的至高无上，是不允许有超越于他之上的力量的存在的。从秦始皇开始，“士人”这个称号，在帝王面前就永远地失去了昔日的荣光。“无可奈何花落去”，不管儒士的希冀是多么强烈，皇权对他们已不再眷顾，这就是秦汉之际士人一腔热血拥君报国所面对的严酷现实。已经取得大一统天下的帝王，已非昔日的诸侯国君，“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普天下之各色人等都必须匍匐在皇权的脚下。在至上至尊的皇权面前，昔时可以和国君分庭抗礼的士人必须低下高贵的头颅。当然，皇权控制天下不可能无所依傍，士人也是他们需要利用的，但这种利用似乎不凸显儒士的价值，反倒是皇权对儒士的恩宠。秦汉帝王所能够给予他们的最高礼遇，也就是封个博士官以“掌承问对”，做个顾问而已；不景气的时候，也就是“具官待问”，完全的无足轻重了。[44]
从秦统一中国确立皇权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开始，源自诸侯割据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自由争鸣，士人游走于诸侯之间、凭借其独到的思想主张而获得政治权力人物认可，甚至畅想为王者师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读书人的好日子历史地消失了。贾谊连这一点都不能明白，对历史趋势的感知是那样迟钝，也就只能在旧时代的幻想中徜徉了。
（二）关于民本思想的理想化
民本思想是贾谊政治思想的最大亮点，《新书·大政》篇也无疑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传诵千年的名篇。贾谊论道：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故夫灾与福也，非粹在天也，又在士民也。呜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呜呼！戒之戒之！
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45]
夫民者，万世之本也。[46]
故夫民者虽愚也，明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焉。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故士民苦之，则明上察之，见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后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后随之。[47]
研究者在评论贾谊的民本思想时，最看重的是三个方面：一是其思想的系统性，判定其是对先秦民本思想的全面继承和发展；二是其深刻性，贾谊强调的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是对民本思想条分缕析地深入发挥”，“比南朝萧梁学者刘勰从宽刑罚、省徭役、轻赋敛、不夺农时等方面关心民生、民瘼的民本思想更全面深入”[48]；三是贾谊特别强调了民众对政治的参与问题，“明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焉”。这后一点特别有新意，也特别具有思想理论价值。对贾谊的民本思想，当代学者无不由衷地称赞：
贾谊提出的“民者万世之本”命题标志着民本思想的重大理论进展。[49]
贾谊的民本思想内容很丰富，既有对以民为本重要性的论述，又有民为何能为本、如何做到以民为本等许多方面的论述。[50]
贾谊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重民思想的顶峰”。[51]
（贾谊）更加强调了“民无不为本”的思想，而且有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其次，他提出民参与来选择官吏，认为民虽然卑贱愚昧，却是不可轻视欺骗的，不是可以任人随意摆布的。[52]
“民本”问题，是贾谊思想的核心……他以为，民无不为本，为政以此为要为大，应当厚民、安民，切戒薄民、害民……其论不仅是空前的，也是古代几千年历史上很突出的。[53]
这些评价都没有问题，也并非过誉，在两千年前提出民众对政治的参与问题，的确是富有天才的洞见。但是对贾谊这一思想的空想性则少有分析。提出民众参与选择官吏的政治过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参与。实践性是任何理论最可宝贵的品格，如果一种理论不能拿来进行实践，或者说不去思考其如何实践的问题，这种理论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而变成一种空洞的幻想。
贾谊思想的空想性是显而易见的，也的确有学者指出过：“所谓‘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中，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空想。”[54]问题是要认识这种空想性是贾谊的个性问题，还是作为思想家的共性现象。笔者想指出的是，空想性是思想家思想属性的基本属性，一个纯粹的思想家，其思想主张是无法逃脱空想之桎梏的。特别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更是如此。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有一个共同性的缺陷，就是习惯于坐而论道，而疏于对道的实践性的思考，不去考察把思想变为实践的路径。贾谊关于“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的想法就是如此。对于官吏的选择，需要民的唱和，如何唱，如何和，如何落到实处？无论当时的政治制度是否允许，你提出这一主张的时候，起码得有自己对落实问题的具体建议吧？没有，一点也没有，实践性，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主张的重要盲区，而这个盲区，则更加重了思想的空想性。
（三）“三表五饵”民族对策之疏阔
文帝初年的汉王朝，处于对匈奴侵边的极度恐惧之中，这是自从汉高祖平城之围以来，几代君臣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汉文帝虽然依然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屈辱的和亲政策，但也还是不得安宁。深受儒家民族观影响的青年贾谊，严重地不满于当代朝廷的对匈政策，但也深知汉家国力并不足以改变眼下的局面，于是在传统儒家“夷夏之辨”观念的基础上寻求对策，提出了一套自认为可以克敌制胜、消除匈奴威胁的良方，这就是著名的“三表五饵”对匈政策。
“三表五饵”对策的根本点是“战德”。贾谊说：
臣闻伯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故汤祝网而汉阴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汉帝中国也，宜以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则舟车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莫不为畜，又且孰敢愤然不承帝意？[55]
贾谊认为，帝者是靠圣德信义来威服天下的。他以虞舜和商汤的故事为例，强调汉文帝也应该“以厚德怀服四夷”，如此则可以使“舟车之所至，人迹之所及”的整个天下，都尽为臣服。而德服天下的途径，就是“建三表，设五饵”。何谓“三表”，贾谊写道：
陛下肯幸用臣之计，臣且以事势谕天子之信，使匈奴大众之信陛下也。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梦中许人，觉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诺，若日出之灼灼。故闻君一言，虽有微远，其志不疑；仇雠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则信谕矣。所孤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势谕陛下之爱，令匈奴之自视也，苟胡面而戎状者，其自以为见爱于天子也，犹若子之遌慈母也。若此，则爱谕矣，一表。臣又且谕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视也，苟其技之所长与其所工，一可当天子之意。若此则好谕矣，一表。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仁道也；信为大操，帝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将至。此谓“三表”。[56]
贾谊所谓“三表”，一是与匈奴通言，“以事势谕天子之信”，通过做到言而有信，使匈奴大众建立起对文帝的信任；二是“以事势谕陛下之爱”，爱匈奴人的状貌，不厌弃他们的胡面戎状，使匈奴人感到亲切；三是喜好他们的技能，让匈奴人感觉到自己所擅长的技艺，也可为大汉天子所欣赏。因汉讲究德义和人道，表示信而友好，就可使匈奴前来亲近相处。如此，爱其状貌，喜其技艺，又表达出充分的信义，就一定会赢得匈奴人的信任。“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将至。”其实，贾谊所言“三表”，也就是孔夫子的老办法，“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57]，德义广播，怀柔远方，以使匈奴臣服。
所谓“五饵”，第一饵是赐给“匈奴之来者”锦绣盛装和豪华车驾，让其他匈奴民众羡慕不已，“人人冀幸”，都想前来臣服而享受优渥的物质待遇；第二饵是“赐食”，赐匈奴来使以丰盛的美味佳肴，使匈奴人闻听此事“垂涎而相告”，利用人们贪图美味的心理，引诱其归附；第三饵是对匈奴重要人物的来降，以众多美妇陪侍，“为其胡戏以相饭”，连吃饭都安排胡戏、倡乐、歌舞相伴，以声色犬马之乐，诱使匈奴人“希盱相告”，争先恐后地前来归附；第四饵是对于来降者，天子要亲自召幸，并“必有时所富，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善厨处，大囷京，厩有编马，库有阵车，奴婢、诸婴儿、畜生具”，使其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享受到超过其在故土的待遇，在内心安于以汉为家，以此诱惑“匈奴一国倾心而冀”；第五饵是厚待匈奴贵族及其子弟，对于来降者皇帝要时时召幸，经常抚慰并授以官爵，让其侍从及其子女都能够享受花攒锦簇般的奢华生活，诱使匈奴闻见之者争先恐后而来。这五饵说白了就是五种引诱匈奴人归附的手段，带有计谋权术的成分。
针对贾谊的这个“三表五饵”对策，班固评论说：“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班固认为贾谊的对策是疏阔之论，不切实际，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后世也有不赞成班固此说的，像宋代的程颐就说：“贾谊有五饵之说，当时笑其迂疏，今日朝廷正使著，故得着许多时宁息。”[58]程颐认为贾谊之论也还是有可以施行的实践价值。当代学者对贾谊的“三表五饵”对策，也存有不同看法。肯定者如：
（文帝时期）尽管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但还不具备反击匈奴的经济军事力量，一旦发生战争，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既定方针就会被打乱，不符合汉王朝的长远利益。加之汉初国内诸侯王问题又是汉王朝必须着力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贾谊提出的“三表五饵”及设立属国的思想是一种合乎时宜的思想，是一种理智地选择。[59]
《新书·匈奴》提出了对匈奴“三表”“五饵”的策略。其中体现的政治智慧，值得研究国际政治学、外交史和民族关系史的学者关注。
“三表”和“五饵”，是以非军事手段争取人心的征服方式，是一种和平战略。[60]
贾谊论汉朝对匈奴的政策，有“三表五饵”论，这在当时实是崭新的民族观。历来学者或忽视之，或轻视之，或鄙弃之，至今犹然。其实他是主张文明较高的民族，以先进的经济文化积极主动地施行和影响文明较低的民族，使两族趋同，进而达到以我为主体的民族融合，很有实际价值和历史意义。[61]
这些论者都肯定贾谊之论是合乎时宜的，是一种理智的选择，是有实际价值和历史意义的。但批评或者指出其空想的也不乏其人：
贾谊提出三表、五饵，主张“德战”降伏匈奴的策略，从表面来看，至少是非常不合时宜的。而且与同时期其他政治家对匈主张相比，贾谊似乎对汉、匈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缺乏清醒的认识，他提出改造匈奴的想法过于理想天真。比较一下贾谊和晁错对匈主张，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62]
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所设计的许多方案，都明显地带有不切实际的空想成分……从“三表”和“五饵”的方案来看，贾谊的理想主义色彩更为浓厚，其空想成分更多。[63]
总括以上诸说，（1）认为贾谊之论合乎时宜、有实际价值的，主要是看到他是一种“和平战略”，不是通过战争手段解决当时的民族问题；而在当时，汉王朝完全不具备以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国力，所以“和平战略”是合乎时宜的；（2）认为其有实际价值，是强调文帝之后，景帝、武帝、宣帝诸朝，都有使用类似“五饵”手段而诱降匈奴内部分化出向汉王朝臣服力量的历史证据，如景帝时期就有以封侯的手段招徕匈奴降者的成功例子，武帝时期有匈奴上层贵族昆邪王率众四万人降汉，宣帝时有匈奴呼韩邪单于率众归汉的著名事件，这些确证着贾谊之论的实践价值；（3）认为贾谊之论有空想性的，主要是讲尽管“五饵”的某些手段可以奏效，但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匈奴问题，贾谊严重忽略了汉匈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些说法都有讨论的余地。
肯定贾谊之论的实际价值者，多是抓住某些手段措施的具体有效性，而没有从贾谊民族思想的整体上、根本性质上去分析问题；而如果是就“五饵”具体手段说，在某种情况下起到一些实际的作用是完全可能的，“五饵”也是对人性中某些弱点的利用，但这些并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出路，最多可以奏效于一时一事，而且也是历代政治家都擅长的谋略或策略，并不是贾谊之论的根本之所在。指出贾谊之论空想性的学者，也多没有从根本上谈论问题，而只是笼统地谈“三表五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汉匈战争问题。但为什么不能，贾谊之论的根本问题在哪里，论者也没有明晰的答案。笔者以为，贾谊之论在本质上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无论是从理论的本质上讲，还是从他所描述的理论前景上看，都是如此。
从本质上看，这种理论完全没有从当时历史状况的实际出发，或者说贾谊完全不了解当时的民族发展状况，其理论没有一个扎实的历史基础。从当时中国境内的民族状况看，早已进入民族形成的历史阶段，已经不是尧舜禹那个“协和万邦”的时代了，不仅汉民族已经基本形成，具有了明显的民族特征，就是匈奴族也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民族特性。而面对这样的民族状况，贾谊的思维还停留在传统儒家天下一统、没有民族差异的观念上，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看待以汉族为主体的汉家王朝与不同民族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先验地将其当作一个社会共同体之内的事物去处理。正是这样他才那样激愤地写道：“天下之势方倒县，窃愿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蛮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是倒县之势也。”[64]在贾谊看来，匈奴侵边不是民族间的问题，而是以下犯上的政治问题，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根据传统儒家的办法，就只能是用“德义”去解决，“修文德以来之”，这就是其“三表”主张的逻辑出发点。
然而，“文德”如何能解决民族问题呢？就民族的生存而言，你有德有信有义，我们可以和平相处，而为什么一定要臣服你呢？这才是事物的逻辑。所以，“文德”和“信义”是不可能使一个民族俯首称臣的。设想汉王朝以德义信义征服匈奴是个彻头彻尾的空想，这种理论完全忽视了民族性问题。“五饵”中的具体做法，在某些条件下所以可以奏效，恰恰是因为它并不是“德义”和“信义”，而仅仅是一种诱使对方的手段或权术，真正的德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民族心理、民族观念、民族意识和长期形成的民族习俗，贾谊所崇尚的信义本身，匈奴族就不一定认同，你还想以此去打动、吸引对方，是不是有点迂腐或天真呢？完全忽视民族性问题，把不同民族间的问题当作同一个共同体内部的政治问题，是贾谊之论失去可靠的历史基础，于是它就只能是一种美妙的幻想。
可能会有些论者不赞同笔者的看法，以为笔者要求两千年前的贾谊有民族意识，有悖于历史主义的基本精神，其实不然，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人看到了民族性的差异问题。譬如《左传·成公四年》季文子与鲁成公的一段对话中，就涉及这个问题。季文子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65]不是我相同的族类，其心意必然不同。这个“心意”，就可以很正常地理解为不同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和民族观念，这就是讲的民族性的问题。这是在公元前六世纪（早贾谊四百年）人们已经达到的关于民族差异性的认识。不同民族的差异性，是个很外在的很直观的问题，是很容易观察到的历史现象，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不困难。贾谊对这个问题全然不察，是被他所笃信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天下观念所遮蔽。
正是因为他不认识民族性的问题，把民族问题当成国家共同体内部的政治问题去处理，认为人们信奉的是同一种意识形态，儒家所推崇的文德信义对所有的族类都会有同样的感召力，所以才会产生用“三表”法这种“修文德以来之”的古老说教去征服匈奴人心的幻想，并盲目自信，陶醉于盲目乐观、虚无缥缈的幻想中。他预期，“三表已谕，五饵既明，则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单于寝不聊寐，饭失其口，裨剑挟弓，而蹲穹卢之隅，左视右视，以为尽仇也。彼其群臣，虽欲毋走，若虎在后；众欲无来，恐或轩之，此谓势然。其贵人之见单于，犹迕虎狼也；其南面而归汉也，犹弱子之慕慈母也；其众人之见将吏，犹噩迕仇雠也；南乡而欲走汉，犹水流下也。将使单于无臣之使，无民之守，夫恶得不系颈稽颡，请归陛下之义哉！”[66]只可惜，幻想就是幻想，他所期待的状况，即使在后世某些君王践行“三表五饵”之法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过。
以上我们以较大篇幅讨论了贾谊政治思想的空想性质，这不是对贾谊的批评和指责，而是一个事实层面的讨论，旨在说明思想家属性的一个被忽视的方面。从思想家所担负的社会使命的性质说，其思想的空想性是其无可逃遁的属性，越是纯粹的思想家越是如此。贾谊是纯粹的，且是仅仅适合做思想家的一个人，思想的空想性需要重视，却也无可厚非。
四 余论
总括全文，贾谊的天才条件，他的苍白的人生经历，以及对于政治理想的执着和纯粹，是不适合做政治家的，然而却在弱冠之年被推进高层政治旋涡，以思想家的天赋和素质出现在政治家的舞台上，造成了明显的身份错位。当现实政治需要他以成熟的政治谋略面对复杂的汉初政局的时候，他却只能献出一片思想家的激情和坦诚，这就构成了一种可怕的矛盾冲突，最终被险恶的政治所吞噬。贾谊的悲剧性命运，在其被吴公所举荐的时候，就被这种身份错位所带来的矛盾冲突所内在地决定了。思想家的禀赋与政治家的身份，二者的矛盾构成贾谊人生悲剧的内在原因。
本文的观点，自然涉及如何看待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属性差异问题，文中已经粗略地谈了一些初步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简单谈谈这两个群体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从天赋条件来说，或者是就具体某个人的情况来说，有不少人是兼具思想家与政治家才能的，或者他同时既是政治家也是思想家，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但从逻辑分析的角度说，思想家与政治家毕竟是承担不同社会使命的两个群体。我们的分析，是就其逻辑层面而言，来说明二者的关系，以便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
思想家为现实人类寻找出路、设计未来的使命，使得其思想创造活动无可避免地带上对未来的憧憬和猜测，而使其思想成果无法摆脱或多或少的空想成分，也正因如此，任何思想理论成果，都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承认思想家自由思考的权利。可以很直白地说，思想家却无须对所谓“空想”负责，毋宁说施展自己的天赋条件，展开思想的驰骋，大胆地独立思考、设计未来，则正是他们的天职和使命，何错之有？
思想家的任何思考都是不可能危害社会的，其理论的社会实践后果不能由他们来承担，因为，任何思想理论介入重大的社会实践，都是通过政治家去实现的，思想或理论只有通过政治家的选择并借助于政治权力才可能走向社会实践的场域，这期间是政治家在发挥作用。
政治家是掌握公权力的人，是社会实践的指导者和设计者，这种指导和设计的思想理论依据，有些是他自己的思想创造，那些兼具思想家与政治家才能的政治家就是如此。但绝大部分政治家，或者说是就一般的情况而言，政治家的思想理论依据，则是从思想家那里拿来的，他们本身并不负有思想创造的使命。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就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是自然地历史地形成的。
政治家从前人或他人的思想创造中汲取理论资源，是政治家的历史主动性的表现，也是其主体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式。但同时，政治家选择什么样的思想理论，却需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自己的选择对社会实践造成好的或坏的结果，那是要自己来负责的问题。就如秦统一之后选择以法家思想为主要国家思想，最后造成社会的极大破坏，其责任就在秦始皇而不能怪罪于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是不可能为秦王朝的二世而亡担负任何责任的！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点，就是政治家选择思想理论的主动性，也包括他对所选择的思想理论的个性化改造，这是政治家的天然权利。政治家是从自身的思想理论素质和自己的天赋条件，特别是从他要实现的政治目标和政治利益出发，去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理论体系的，并且是在选择和实践的过程中，对所选定的思想理论做了个性化改造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政治家所选择的思想理论，也就是他自己的理论，他是必须对自己所推行的理论负责的。
思想家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丰富多彩的思想成果，政治家则从思想家的创造中汲取思想资源，并在汲取思想资源和政治实践的过程中附加个性色彩，为历史时代打上个人的印记。思想家无罪，政治家有责，公权力的执掌者可不慎乎！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闵祥鹏）
[1]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92页。
[2] 《汉书·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65页。
[3] 《汉书·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65页。
[4]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5—106页。
[5]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6页。
[6] 参见李振宏、张玉翠《关于秦始皇统治思想属性的判断问题》，《古代文明》2020年第3期。
[7] 陈玉屏：《贾谊人生悲剧的再认识》，《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
[8] 陈玉屏：《贾谊人生悲剧的再认识》，《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
[9] 夏毅辉、陈小健：《贾谊悲剧原因之再认识》，《学海》2012年第5期。
[10]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91页。
[11] 卫宏《汉旧仪补遗》：“孝文皇帝时，博士七十余人，朝服玄端，章甫冠。”（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9页）当然，在文帝初年，博士的规模是不是有七十余人，也是一个待考的问题。
[12]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91页。
[13] 有些论者以为贾谊之博士官秩六百石，实是有误。《后汉书·百官志二》载：“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国有疑事，掌承问对。本四百石，宣帝增秩。”据此，汉初文帝时，博士应该是秩四百石，而只有博士祭酒才秩六百石；到宣帝时，博士秩级才调整为比六百石。
[14] 王隆撰，胡广注：《汉官解诂》，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14页。
[15] 李振宏、张玉翠：《关于秦始皇统治思想属性的判断问题》，《古代文明》2020年第3期。
[16]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91页。
[17] 《汉书·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57页。
[18] 《汉书·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60页。
[19] 《汉书·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30页。
[20]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第2701页。
[21] 《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第2115页。
[22] 陈平和周勃之间小有嫌隙。周勃曾在刘邦面前讲过陈平的坏话，说陈平居家时曾与其嫂有染，出外谋事也不讲信义，朝秦暮楚，收受部属贿赂，引起刘邦怀疑，由此而造成二人之间的嫌隙。事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23]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裴骃集解，第2072页。
[24]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裴骃集解，第2700—2701页。
[25] 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
[26] 《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第2111页。
[27] 《史记高祖本纪》，第361页。
[28] 《汉书·高帝纪上》，第46页。
[29] 《史记·孝文本纪》，第115页。
[30] 文帝三年十一月诏曰：“前日诏遣列侯之国，辞未行。”见《史记·文帝本纪》，第119页。
[31] 杨邦国：《“贾谊之不遇，罪在汉文帝”辨——兼与龚克昌、李大明同志商榷》，《江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32] 《史记·孝文本纪》，第424—425页。
[33] 《史记·孝文本纪》，第414页。
[34]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92页。
[35] 《史记·历书》，第1256页。
[36] 《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37] 《史记·封禅书》：“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第1368页）
[38]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37—238页。
[39] 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92—293页。
[40]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41]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8页。
[42]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7—248页。
[43] 孔子弟子子贡就做到了这一点。《史记·货殖列传》：“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44] 李振宏：《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1期。
[45] 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38—339页。
[46] 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41页。
[47] 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49页。
[48] 朱绍侯：《贾谊民本思想浅析》，《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5期。
[49] 张分田：《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上），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
[50] 李景明：《中国儒学史》（秦汉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51] 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52] 周桂钿：《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53] 施丁：《贾谊的“民本”思想》，《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3期。
[54] 王兴国：《贾谊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
[55] 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5页。
[56] 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5页。
[57]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2页。
[58]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页。
[59] 梁安和：《试析贾谊的民族思想》，梁安和、徐卫民主编：《秦汉研究》（年刊），2007年。
[60] 王子今：《论贾谊〈新书〉“备月氏、灌窳之变”》，《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61] 施丁：《贾谊新的民族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年第4期。
[62] 孙静：《贾谊民族思想探析》，《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63] 马晓丽：《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烟台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64] 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7页。
[65] 《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4页。
[66] 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7—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