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治理”一词，中国古已有之。《荀子·君道》有云：“（君主）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1]此处的“治理”是指对国家事务的处理，也隐含有一定的价值判断，即好的、有效果、有效能的处理。

英文“governance”（治理）一词的词根是govern,govern源于拉丁文gubernō和更早的古希腊文κυβερνω（steer、drive、govern），它们有“驾驶”“操纵”“控制”之义，词义演变的最终结果是，无论是作为动词的govern，还是作为其名词形式的governance，传统上皆具有“管理”“统治”“支配”等含义。[2]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对“governance”（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3]自此，governance 突破了“统治”“管理”等传统含义，新含义的指涉范围更广泛，涉及的主体更多元，展示的原则更丰富，更加强调通过合作、自愿、协商与多向性方式开展管理活动。被赋予新内涵的governance开始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开来，被迅速用于各类语言世界中。中国学者曾用“治理”“治道”等作为governance 的中文译名，但最为广泛使用的还是“治理”，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社区治理”“国家治理”的新概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新概念后，治理研究迅速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门显学。

治理与统治、管理联系非常密切，三者都需要以权力、权威作为支撑。但与统治相比，治理更强调非强制、非暴力的因素，重视治理对象的主动性、参与性。与管理相比，治理更强调多元化主体、谈判协商原则和互动合作进程。在社会管理领域，使用“治理”这一新概念，有利于广泛动员多方主体的参与，积极推动各主体良性互动，有利于调动各方积极性，提高治理的有效性，避免以往社会管理中权力主体相对单一、权力运行自上而下、治理效能低下的弊端。“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是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政治管理变革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显然，治理是一个当代性的学术概念，它所蕴含的多元性、合作性、民主性原则与传统政治语境中以暴力和控制为本质特征的“统治”“管理”等是格格不入的，与皇权专制社会下的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统治或管理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本书之所以使用“乡村治理”而非“乡村统治”或“乡村管理”，并非是为了赶时髦或食洋不化，而是在当前治理概念、治理事务研究泛化的时代新背景下，建立共同知识沟通平台的需要。

众所周知，当前中国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关键词是“治理”，在各类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中，既有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亦有省域治理、市域治理；既有地方治理、基层治理，也有社区治理、乡村治理；还有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政治治理、安全治理，等等。“治理”概念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实务界，都已经被严重地泛化了，社会上时时处处言必称“治理”。“治理”概念的大众化、普适化决定了，凡是在论及与“管理”“统治”相关的议题时，无论古今，无论中外，人们似乎不得不以“治理”一词予以替代或更新，才能建立起学术对话或沟通的语境。在严肃的学术意义上，具有现代性指向内涵的“治理”一词并不能被运用于指称古代中国的国家统治或社会管理，但为了构建学术沟通语境，又实在不能不使用“乡村治理”这一概念。

农业是人类文明的母体，乡村则是社会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说：“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农业劳动不仅对于农业领域本身的剩余劳动来说是自然基础，而且对于其他一切劳动部门之变为独立劳动部门，从而对于这些部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说，也是自然基础。”恩格斯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4]对乡村和农业的治理构成了人类社会治理的基础。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固然是以皇权统治下的政府治理为主导，主要体现为国家力量在乡村社会行使田政、税政、户政、警政、刑政等统治功能，但同样有恤政、荒政等乡村公共服务领域的治理工作。同时，尽管古代中国没有形成制度化、系统化的乡村自治形态，但民间力量、社会主体仍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的功能性影响，在局部地区和特定时段，甚至成为决定性的乡村治理角色。

乡村治理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和物质依靠，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乡村治理体现国家治理效能，塑造国家治理走向，甚至决定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命运浮沉。研究古代乡村治理的本质特征、影响因素、变化规律、体系效能及其演进趋势是总结中国历代王朝治理的经验教训，理解古代国家治理逻辑，探索古今治国之道，破解治理密码，跨越治理陷阱的不二选择和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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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荀子》，方勇、李波译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99页。

[2]《新英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556页。

[3]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毛寿龙：《现代治道与治道变革》，俱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29、22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