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研究

“京雄保”协同发展与文化建构[1]

刘勇 汤晶[2]

摘要：以中心城市的引领形成多个城市的协同发展成为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格局，与此相关，文化的发展也不得不回应这种新的历史化进程。在京津冀地区中，北京作为首都处于核心地位，雄安新区作为党和国家的“千年大计”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保定作为首都“南大门”，有着天然的发展优势。“京雄保”三地的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核心和示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系统工程中的有机体。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格局下，对“京雄保”的区位条件进行历史的考察，梳理其文化资源和文化发展谱系，提取其共同的文化基因，凝练其文化建构的重要角度，揭示其作为京津冀文化协同的重点和典范的历史意义，将在文化认同方面助力其成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中高质量、高水平现代化协调发展示范区。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京雄保”；区位优势；文化资源；前景展望

现在一省、一地独大的发展态势在减弱、消退，而呈现出多地区融合发展的新态势。以往我们有长三角、珠三角，现在又有了粤港澳大湾区、横琴新区，还有南京文学都市圈，其中尤其是京津冀的一体化，包括雄安新区的建设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以往那种局限于某个城市的文学，固定于某个区域的文学都将得到深刻的改变，文学的地域性将形成新的格局。较早发展起来的长三角、珠三角，仅仅因为它们的地缘优势吗？经济的发展与竞争归根到底还是文化的传承与较量。其中珠三角是发挥了岭南文化的作用；长三角则受到无所不在的上海文化影响，不少学者也注意到江南文化对长三角深刻的浸染。当下，京津冀一体化全面展开，教育一体化、生态一体化、医疗一体化，更重要的是要文化认同、文化互渗、文化协同发展。

大战略，需要有大格局、大思路。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国务院已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该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足以体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特殊地位。京津冀要想协同发展，根本在于文化上要达到认同。一个经济政策、政治制度的实施可能几年就能取得成效，但文化上的磨合和认同却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协同发展，文化先行。京津冀三地文脉的疏通、文学资源的整合、文化身份认同的建设是一盘错综复杂、历史纵横的大棋，在三地文脉的梳理方面，对“京雄保”三地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建设，可以成为京津冀文脉整合的先行和抓手，对进一步探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新时代大京派文学的建构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一 “京雄保”协同发展的区位优势

京津冀，人口超过1亿人，土地面积超过21万平方千米，三地彼此相连，协同发展意义重大。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同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又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明确指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广袤的京津冀大地开启了大变革、大发展、大跨越的历史性一步。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指出：“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3]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是要探索优化国家发展区域布局、优化社会生产力空间结构、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之路。经济学家于光远认为，未来国际竞争的主体既不是国家，也不是企业，而是具有多种功能的大城市群或者大城市圈。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高质量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布局，在京津冀的发展大圈中，北京、雄安新区、保定所构成的核心三角区域，更是要打造成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中的示范和典型。“京雄保”一体化发展对于展现中国经济发展区域空间布局优化的巨大潜能和美好前景有重大意义。“京雄保”协同发展不但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且极具理论价值。

北京作为首都，处于“京雄保”协同发展的核心位置，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将起到全面的引领作用。对于北京而言，历史和现实的区位优势已经毋庸置疑，作为世界级城市，北京要解决发展难题，必须跳出北京，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以打通发展的大动脉，更有力地彰显和发挥北京的优势，更广泛地激活北京要素资源，从而加强区域经济发展的领头作用与核心地位。

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处于“京雄保”协同发展最突出的定位高点上。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7年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设立。“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如今，我们可以将展望的目光放在雄安新区。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雄安新区将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必须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理念，努力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4]雄安新区从设立方式、根本定位到战略目标与以往任何一个新区的建设都不同，这是一个全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顶级新区，因此，雄安新区一经宣布设立，就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关注。雄安新区绝不是建设一个简单的经济发展特区，而是要开辟一种全新的建设模式和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建设雄安新区要有一种‘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5]可见，雄安新区建设目标之高、决心之强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雄安新区最大的发展机遇就在于高配置的政策条件和历史定位，因此，在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融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人民中心的最新、最优的发展理念；在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等方面要走在创新发展示范的前列。

河北保定紧邻北京、环抱雄安，区位优势突出，保定是“京雄保”一体化发展的先行区和环京津核心功能区的发展排头兵，也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第二战略支点”。西起太行、北抵京城、环抱雄安、东临津门，冀中平原上的保定，是一座有23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至今也是河北省人口第一大市。保定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在明代，京津冀地区属于京师管辖，当时称为北直隶，领9府、2直隶州、17属州、116县。保定即为明代京师所领8府之一。明清时期，保定拱卫帝都的军事意义日益凸显。清康熙八年（1669），保定开始以直隶省省会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清雍正二年（1724）直至清末，保定一直是直隶省省会，承担着直隶省的行政管理、征收赋税和司法审判等职能，是北京重要的政治军事辅助城市。如今，保定成为“首都南大门”、京津冀地区重要节点城市，“‘十四五’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和国家大事深入实施，为保定市带来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带来的承接疏解机遇、雄安新区大规模建设带来的辐射带动机遇、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新引擎带来的临空经济和开放发展机遇、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带来的创新发展和城市经济发展机遇’四大机遇。”[6]围绕构建“京雄保”一体化发展格局，在用好“京雄牌”，打好“协同牌”方面有着京津冀地区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优势条件。有着数千年历史底蕴的文化名城保定，将着力打造一个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中的现代化品质生活之城。而在保定市品质之城的顶层设计和主体战略中，其主导和核心就是紧紧扭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牛鼻子”，打造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第二战略支点”，既要高水平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也要高标准对接雄安新区，与雄安新区协同联动。

“京雄保”三地各具独特的区位优势，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处于示范地位，三地进一步深度融合，一体联动、共建共享的新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二 “京雄保”协同发展的历史底蕴与文化资源

“京雄保”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核心与示范区域，在京津冀文脉梳理与文化协同发展上，更应起到典范的作用。“京雄保”地区历史文化悠久，拥有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一方面依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京津冀地区共享的燕赵文化；另一方面着力凸显三地的红色文化资源，结合新的历史机遇和条件，构筑新的“京雄保”文化有机体，打造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的奠基性和示范性文化圈。

“京雄保”文学协同扎根于京津冀的历史文化圈层中，拥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是人类在漫长的社会活动中流传下来的文明成果，有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历史材料，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内涵，能够体现当地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京津冀具有深厚而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京雄保”三地自古以来就唇齿相依，互融共通。三地共处华北平原北部，北靠燕山山脉，南接华北平原。北宋文人范镇在《幽州赋》中写道：“是邦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7]古时幽州自先秦时期既已存在，大致是河北北部至辽宁一带，“京雄保”三地皆在其核心地带，无论是先秦时期的燕文化，隋唐时期的幽州文化，还是元、明、清时期的京畿文化，以至于当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建构的大京派文化，“京雄保”三地从古至今都共享着共同的文化根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京津冀还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个性和特色。北京长期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在以“皇城文化”为核心的发展方向下，气韵宏阔、底蕴深厚；天津则依托运河港口塑造了“漕运文化”；河北在长期的皇城辐射下，形成了“直隶文化”。三地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氛围，虽然各自独立，但相互依恃，彼此之间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缘关系：天津“漕运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北京作为首都的丰富需求；河北“直隶文化”的底色更是源于北京长期的首都地位；而北京“皇城文化”的养成同样离不开津、冀二地的支持。“京雄保”作为“京津冀”大文化圈中的核心圈，在把握“京津冀”大文化圈的历史脉流与现实特色的基础上，拥有可供借鉴与依托的充分的文化资源，京津冀三地的文化是建构“京雄保”文化圈的重要依托和必不可少的支撑。

从根本上讲，“京雄保”的文化资源根植于京津冀三地同根同源的燕赵文化，燕赵文化的根底滋养了“京雄保”文化的历史底蕴。这三地身处相似的文化环境，传承相同的文化理念，先天地享有三地共通的文化基因，密切的地缘关系凝聚了“京雄保”的文脉根底。从夏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燕赵地区的文化不断突破单一化、封闭化，到秦朝建立，燕赵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融合中不断孕育着较为统一的“燕赵文化”。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燕赵文化不断发展与裂变、融合与更新，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包容性、丰富性和创造性。

燕赵文化留下的历史基因是“京雄保”文化建构的重要历史依托。燕赵文化主要具有以下三种特征：勇武慷慨的英雄气概；明德体大的心胸格局；变革进取的奋斗精神，其精神内涵可供当下文化发展借鉴与共享。首先，燕赵文化具有勇武慷慨的英雄气概。燕赵大地自古以来战争不断，西汉时期，汉朝与匈奴的多次交锋就发生在这里，楚汉之际的巨鹿之战、韩信破赵、太平天国的北伐、义和团运动，还有豫让复仇、荆轲刺秦都发生在燕赵大地，使这个地方形成了尚武的风气和慷慨悲歌的文化性格。司马迁最先给燕赵大地冠以“悲歌慷慨”的概括。《史记·货殖列传》对燕赵大地经济特征和文化风貌有这样的记述：“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8]“慷慨悲歌燕赵文化特质可概括为四个主要基本要素：在价值理想上，它表现为一种知恩图报、舍生取义的高尚追求；在人格表征上，它表现为大处着眼、凛然难犯的豪迈气概；在行为心理上，它表现为一种情为恩使、命缘义轻的情感触动；在价值践行上，它表现为一种一往无前、不惜付出生命的坚毅执着。具体而言，可用义、气、情、力四字加以概括。”[9]南朝梁刘勰称建安时期邺下文人集团的作品“慷慨以任气”（《文心雕龙·明诗》）；韩愈赞颂“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钱起诗：“燕赵悲歌士，相逢剧孟家”（《逢侠者》）；韦应物诗：“礼乐儒家子，英豪燕赵风”[《送崔押衙相州（顷任内黄令）》]；黄宗羲言：“彼知性者则吴楚之色泽，中原之风骨，燕赵之悲歌慷慨”（《马雪航诗序》）。文学与历史共同见证了燕赵文化的崇高风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传统、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成为燕赵文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成为燕赵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

其次，同样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上的战火，游牧民族与汉族的交流与融合也发生在燕赵大地，文化的深入融合赋予了燕赵大地崇尚德义、顾全大局的整体意识和处事精神。蔺相如完璧归赵、廉颇负荆请罪的“将相和”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风雨，至今依旧为美谈。在现代文学中，老舍写北京，以鲜活生动的京腔、京韵描绘了北京的风俗意趣，孙犁写白洋淀、滹沱河、冀中平原的乡村生活，深深植根于河北农村的厚土之中，无论是北京文学还是河北文学，它们既各有风味，又在根本追求上一脉相通，那种对传统的依恋，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共同汇聚在京津冀的文学风味之中。

再次，燕赵大地还孕育了勤劳淳朴、励精图治的精神品格。燕赵文化中自有变革进取、自强不息的历史血脉。燕赵地区西部山高水深，遍地荆棘，古时又战乱频繁，农耕环境恶劣，生活在这里的人艰难维生。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励精图治，倡导变革图存，采取了许多进步的改革措施，把赵国推向强国地位；燕昭王广招天下英才，改革内政，与百姓同甘苦的作为被载入史册。对于燕赵地区的人们来说，则是个人与家庭的紧密团结，讲究乡谊和睦，不断增强凝聚力以获得共生和共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史》记载：“北土重同姓，并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有一人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邑所容。”[10]燕赵文化的精神谱系，是漫长历史中人们普遍崇尚的一种社会风尚和精神追求，成为燕赵地区得以兴盛的思想基础。深入挖掘以燕赵文化为特色的“京雄保”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资源和特色，并结合新的历史机遇和条件，构筑新的“京雄保”文化有机体，是“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的奠基性工作。

至近现代历史，京津冀三地创造了深厚的红色文化传统，给燕赵大地注入了红色基因，留下了丰富的革命遗产，成为“京雄保”文化协同的又一重要文化资源。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历程中，京津冀地区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活动中心，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阵地，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首要地区，从“一二·九”运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到平津战役，京津冀地区见证和参与了整个中国革命的进程，地位不可替代，成果灿烂丰厚。革命时期遗留下的文化资源：革命纪念地、历史文物、文献档案、革命故事、革命精神等是当下文化协同的红色血脉。1986年，保定市被国务院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定不仅有各朝各代的遗址文化，例如世界文化保护遗产清西陵、全国保存最完好的直隶总督署、中国十大名园之一的古莲花池等；还拥有六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定更是革命圣地，是北方革命运动的重要城市，近代先进思潮在此风起云涌，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保定创建，冀中平原上的白洋淀是抗日战争斗争中广为人知的地方，特别是水上神兵雁翎队打击日寇侵略者的历史，彰显了白洋淀人民坚贞不屈、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爱国精神；还有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处、冉庄地道战遗址等都是具有历史价值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样，雄安新区不仅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也拥有众多文化遗产。红色文化与爱国主义精神是“京雄保”文化协同发展的宝贵财富，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的典型代表。传承革命文化、弘扬革命精神、开展革命教育、开发红色文化产业、建构共享的文化记忆，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

三 “京雄保”文化建构的现实意义与前景展望

从历史入手，着眼未来，“京雄保”文化建构作为具有示范意义和典范价值的文化建设体系，在京津冀全面协同发展中发挥着示范性的作用。从历史来看，厚重的燕赵文化品格深深地融入“京雄保”三地的文化之中；而近现代以来，五四精神、抗战精神、赶考精神又凝聚起新的精神气质；时至当下，大京派文学的建构又将为“京雄保”的协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资源支撑。“京雄保”文化建构对于京津冀地区文化资源的整合，例如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非物质文化遗产组群、皇家文化遗产群落、红色文化脉络等文化圈和文化带进入更加广泛的文化接受圈层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京雄保”大首都文化圈对“京津冀一体化”的文化建构具有突出的价值。如今“京雄保”一体化战略的推行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三地的协同发展出现了新气象，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这无疑为“京雄保”文化协同发展提供了优厚的保障和新的机遇。目前，“京雄保”三地已经初步构建起铁路、公路、机场、港口互联互通的立体化交通网络。三地区域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尤其是产业迁移及产业融合带动了各种生产要素加快流通，“京雄保”三地的社会交往日益密切，各类人员的流动也日趋频繁。创新的发展新模式正促进教育文化资源产业的整合、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跨区域部署。“京雄保”三地的职能分工不断明确和清晰，产业、就业及首都人口的转移，激发了雄安新区与保定的发展活力。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在国家决策层面上的稳步推进，“京雄保”的文化空间也在加快重新勾连与榫合的步伐。

北京作为“京雄保”协同发展的核心，将在文化协同网络中发挥中枢的作用。北京作为世界闻名古都，拥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形成了大气、方正、雍容、正义、厚德、包容的精神血脉与正统、昂扬的文脉主旋律。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的城市建设时指出：“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11]文脉是一个城市通过其风俗、风貌、风格所传达的文化特质、文化传统，反映的是城市建设者、管理者特别是一代代生存在这里的人民所共有的生活态度、价值趣味和审美追求。准确把握文脉的内涵、研究文脉的传承方式，对于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最大的特点是具有丰厚的历史与文化，而且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不断延伸出新的时代内涵，时至今日仍然充满魅力，呈现活态文化的特点。北京的文脉犹如一汪活水，投射在历史、现在与未来中，辐射到京津冀整个区域。

“雄安新区”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顶层设计，将打造成“京津冀”顶级文化的新区。雄安新区自设立之日起便一直是万众瞩目的焦点，这不仅因为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更因为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是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一极，是“千年大计”。因此，面对这样一个顶级的、崭新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新区，如何做好顶层设计尤其是顶层文化设计显得尤为重要。顶层文化设计并不是文化设施的建立、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资源的聚拢等单方面问题，而是说雄安新区所有的建设、所有的设计、所有的环节都应该浸润着一种顶层的文化理念。“无文化传承，无雄安未来”正是体现了新区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的决心。雄安新区的设立无疑给“京雄保”文化协同创造了全新的平台。寻迹历史文脉，是雄安文化建设的第一步，构建档案系统和博物馆体系；推进雄安新区文物保护工作；发掘文化资源、优化文化产业配置。在深厚的传统文化与历史文脉中，雄安新区正在开启一段崭新的文化创建之旅。雄安新区的建设目标是面向世界的国际化一流新区，这不仅意味要引进国际一流的技术、人才、资金、创意、管理经验，更重要的是要用一种国际的视野打造世界城市建设的典范。京味文化、津门文化、河北文化各有气象、汇聚而立，作为北京、天津、河北交会点的雄安，应该着重打通京津冀三地之间的文脉，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多元共生，让各项文化资源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下互通。

以保定“白洋淀”为纽带，扩大和推进河北文化的全面发展，使之成为“京雄保”中的文化一极，为京津冀文学协同打下坚实的冀文化基础。白洋淀文化底蕴深厚、意境独特，形成了白洋淀特色文化系列，尤其是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最为突出。这个现代小说流派的代表还有刘绍棠、从维熙等作家，他们以农村日常生活为题材，创作表现冀中农村水乡人民抗日斗争的故事，格调清新，语言明快，具有诗情画意之美和华北乡土的清新气息，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感染力。其中，孙犁是白洋淀文学流派中重要的精神内核，孙犁的去世被学界视为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与同时代的很多作家相比，孙犁是“土”的，同时代的西南联大、海归派、北大帮、清华帮、南开帮，都与他无关，他没有那些引人注目、富有情趣的奇闻逸事，也进不了所谓名人学者的视野。但这“土味”并不是一种闭塞的俗气，孙犁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很喜欢普希金、梅里美、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等外国文学大师的作品，“我喜欢他们作品里那股浪漫气息，诗一样的调子，和对美的追求”[12]，在这些外国文学大师的作品中，孙犁看到了热烈的感情和境界，而这种追求恰恰符合孙犁的气质与品位。白洋淀要感谢孙犁，是他使白洋淀闻名于世；而孙犁也是白洋淀孕育的，孙犁的创作风格是在白洋淀中产生的。白洋淀很少招摇，也没有多少美名，不像西湖、太湖、昆明湖，你只有走进白洋淀，进到它的深处，才能领略到一些它的风情。孙犁的作品也给我们这样一种感觉。孙犁的“土味”是一种平淡自然的流淌，是一种扎根民间的淳朴踏实。孙犁曾说过：“我最早接触的，是民间形式：河北梆子、各种地方戏、大鼓书。”孙犁始终扎根农村，塑造了很多农村妇女形象，勇敢，坚毅，默默地支持丈夫为抗战做出贡献与牺牲，如水生嫂、吴召儿、春儿、妞儿、九儿等，这些青年女性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文化教育，但是有着大自然的灵气与传统的美德。有一篇文章提到孙犁“是一面迎风也不招展的旗帜”[13]，这个评价令人震撼，它高度概括了孙犁为人为文的风格和本质。正因为这种从不凑热闹、淡泊名利的性格，构成了孙犁这个人，形成了他的本性，然后才有他的思考、他的视角、他的作品、他那含蓄内在的节制美与分寸感，总之，才有了他追求的极致和他追求到了的极致。孙犁的一切都是平平淡淡的，正如他的文字，“决不枝蔓”“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这正是孙犁达到的高境界、高品位，绝不是谁都能够做得到的。这也是孙犁的文学世界给“京雄保”文学协同留下的文学活水和精神宝藏。

不仅孙犁，其影响下的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荷花淀派”的创作，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道亮丽风景。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白洋淀诗群，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文化现象。白洋淀是当年知青下放点之一，地处河北，离北京较近，在白洋淀知青点中产生了许多知青诗人，例如多多、根子、芒克、林莽、方含、宋海泉等，他们自发地组织民间诗歌文学活动，逐渐形成了白洋淀诗群。白洋淀不仅是自然地理上的水域，更是文化资源的活水，是“京雄保”文化协同、文化认同重要的文学艺术纽带。

雄安作为一个新区，拥有京津冀文化发展的新的契机；保定作为河北历史文化名城，可提供资源丰厚的历史文化；两个地方对于河北文化的整合发展要起到带头的作用。在京津冀文化资源中，河北在燕赵文化、长城文化带、白洋淀文化圈等资源上，处于京津冀三地中领先地位。根据国家文物局对各省市长城资源比例进行的调查，其中河北占18.89%，北京占5.38%，天津占0.63%，河北省境内留有明代和明以前的燕、赵、中山、秦、汉、北齐、金等长城4000多千米，仅明代长城就有2000多千米。如何建设好长城文化带是当下京津冀文化发展，特别是河北文化振兴和建构中值得挖掘的重要部分。

就历史资源来讲，“京雄保”文化建构的前景是广阔的；就现实情景来说，“京雄保”的文化建构又是充满挑战的。三地之间文化的差异和不平衡、文化人力资源的不均衡、文化发展机制和体制上的障碍等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完善文化政策、盘活文化资源、打造文化品牌，更重要的是建构文化认同，对于“京雄保”和京津冀文化发展更具长远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区域协同发展的重点和示范，要在高质量协同发展模式上发挥带动作用，成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成为未来城市群创新发展的主要策源地。无论是处在全国协同发展核心地位的“京津冀”，还是处于京津冀重要地位的“京雄保”，都是国家具有前瞻性的重大战略，随着京津冀文化协同政策的进一步推进，“京雄保”三地既要厘清现状，又要看到发展的前景，明确各自的优势，找到连接文化基因的相似点，在区域文化共同体框架下实现新的立体化拓展、交互式发展。

我们今天谈国家战略，尤其要将文化放在需要充分考量的地位。文化考量是否到位，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能否走得远、走得长。当今世界思想文化交流频繁，在各种价值观的交锋和博弈中，没有统一的精神价值“内核”，就难以形成强大的发展“合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想要成功实施，想要得到切实有效的发展，背后一定要有人性的考虑和文化的考量。文化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手段，文化也许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立竿见影的作用和效果，但它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基础。文化是潜移默化、深入血脉的一种素养，它长期浸润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形地形成我们的素质。是否能在国家战略中注入文化的考量和人性的关怀，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能力，更是一个国家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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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京津冀文脉谱系与‘大京派’文学建构研究”（18ZDA281）。河北大学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重点研究项目“京津冀一体化视野下‘京雄保’文化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21Z06）。

[2] [作者简介]刘勇，男，河北大学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鲁迅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化研究；汤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代文学专业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鲁迅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河北大学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重点研究项目“京津冀一体化视野下‘京雄保’文化建构研究”课题组成员。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47页。

[4] 王浦劬等：《新时代的政治与治政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0页。

[5] 《奋进新时代 建设雄安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指导〈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编制纪实》，《人民日报》2018年4月27日第1版。

[6] 《保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7] 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总第34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5页。

[8] 司马迁：《史记》（第10部），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264页。

[9] 周振国、向回：《燕赵慷慨悲歌基本内涵及历史传承》，《河北学刊》2014年第6期。

[10] （唐）李延寿：《南史》（卷25），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43页。

[11] 《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重要论述综述》，《人民日报》2022年3月20日第1版。

[12] 孙犁：《孙犁选集·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3] 滕云：《我所理解的报人——孙犁》，《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