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本体研究

陆游与陶诗的离合

莫砺锋

（南京大学 文学院）

陆游的一生，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唐宋诗醇》云：“少历兵间，晚栖农亩，中间浮沉中外，在蜀之日颇多。”[1]准确地说，以他四十五岁以前为第一阶段，自四十六岁入蜀至六十五岁被劾罢官为第二阶段，六十六岁以后在山阴农村闲居为第三阶段。与之相应，陆游的诗歌创作也有鲜明的阶段特征，其中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是他与陶渊明诗的离合关系。

一

陆游幼逢兵乱，年甫三岁就跟着父母避乱南奔，回到山阴家乡。不久金兵渡江南侵，陆游又随父母逃至东阳山中避难。直到绍兴三年（1133）陆游才随父返回山阴故宅，此时他已是九岁的学童了。陆游晚年回忆说“儿时万死避胡兵”，[2]可谓慨乎言之。绍兴年间，陆游父亲陆宰一直奉祠家居，读书治经。陆家藏书万卷，少年陆游得以博览群书。陆游的读书范围极其广泛，有趣的是他少时即爱读陶渊明诗。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往往是人到老年时才会喜爱内容平凡、风格平淡的陶诗。即以北宋最喜陶诗的苏轼、黄庭坚二人为例：苏轼五十七岁知扬州时始作《和陶诗》，五十九岁后贬至惠州、儋州方遍和陶诗，且作书予其弟苏辙云：“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3]黄庭坚则于五十四岁谪居戎州时跋陶诗云：“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知决定无所用智。每观此篇，如渴饮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饥啖汤饼。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乎？但恐嚼不破耳。”[4]少年陆游却是一个例外，他晚年回忆说：“吾年十三四时，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隐，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因取读之，欣然会心。日且莫，家人呼食，读诗方乐，至夜卒不就食。今思之，如数日前事也。”[5]黄庭坚晚年读陶的感受是“如渴饮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饥啖汤饼”，而少年陆游读陶竟至“至夜卒不就食”，两者的境界何其相似！值得注意的是，苏、黄人到晚年才深喜陶诗，陆游却在十三四岁时就有此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

那么，为什么少年陆游就能欣赏陶诗呢？

首先，这与陆氏的耕桑家风有关。在陆游的高祖陆轸于北宋真宗朝以进士起家之前，陆氏世代务农。陆游诗中屡屡及此：“家风本韦布，生事但渔樵”，[6]“为农幸有家风在，百世相传更勿疑”，[7]“韦布”意同“布衣”，“渔樵”意类“农桑”，这都是指其家族的耕桑传统。陆游还孜孜不倦地以此教育儿孙：“每与诸儿论今古，常思百世业耕桑”，[8]“仍须教童稚，世世力耕桑”，[9]可见他对耕桑家风有清晰的承上启下的意识，这当然会使他对多写田园生活的陶诗有天生的亲切感。其次，这与陆游父亲陆宰的言传身教有关。陆宰其人，虽曾入仕，但志在归隐。陆游对此有亲切的回忆：“先君初有意居寿春，邑中亦薄有东皋矣。宣和末，方欲渐葺治之，会乱，不果。晚与客语及淮乡渔稻之美，犹怅然不已也。”“建炎之乱，先君避地东阳山中者三年。山中人至今怀思不忘。有祠堂，在安福寺。方先君之归也，尝有诗云：‘前身疑是此山僧，猿鹤相逢亦有情。珍重岭头风与月，百年常记老夫名。’”[10]绍兴年间，陆宰因不满朝廷的苟安国策，正当壮年就绝意仕途，决心退隐。陆宰在山阴城西南购筑小隐山园，园中的“赋归堂”“遐观堂”“抚松亭”等建筑皆取名于陶渊明诗文，[11]可见其慕陶之诚。毫无疑问，陆游“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隐，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那本陶诗正是陆宰阅读后暂时搁在那里的。当然，更重要的是陆游的人生态度、诗学观念等内因，否则的话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是不会对陶诗如此着迷的。至于具体的情形，我们将在下文中进行论述。

二

在陆游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即他入蜀之前，陶渊明及其诗文主要是以成语典故的面目出现在陆游笔下。例如陆游集中最早涉及陶诗的作品《和陈鲁山十诗以“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为韵》，作于绍兴二十四年，是年陆游三十岁。上年陆游应锁厅试，初擢举第一压过秦桧之孙秦埙，触怒秦桧，此年春应礼部试遂至落第。此诗有句云“樱酪事已过，角黍配夏熟”，可见作于仲夏，时已落第，诗语颇怨，风格不类陶诗。但全诗十首，逐首以陶诗《读山海经》二句为韵脚。又如作于乾道二年（1166）的《寄陶茂安监丞》云：“征士虽思赋松菊，隐居未可挂衣冠。”上句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松菊犹存”句意（陶渊明谥“征士”），下句用陶弘景辞官挂朝服于宫门之故事（陶弘景自号“华阳陶隐居”），分别用两个姓陶之人的典故以切陶茂安之姓。上述两端都是宋人作诗的惯用技巧，并非陆游独创，但说明他对陶诗非常熟悉。可是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陆游对陶渊明及其作品是相当疏离的。原因很清楚，此时的陆游正在狂热地追求从戎杀敌、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其慷慨激昂的心态使他不能静下心来读陶、学陶。

陆游少时随父闲居，亲见其父与爱国士大夫谈及国事时慷慨流涕之状，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及至晚年仍记忆清晰：“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12]“李庄简公泰发奉祠还里……每言及时事，往往愤切兴叹，谓秦相曰‘咸阳’。”[13]前一则中的士大夫指傅崧卿，卒于绍兴八年；后一则中的“李庄简公”即李光，其“奉祠还里”事在绍兴九年。可见陆游是在十四五岁时得闻其父辈之爱国言论，从此确立了抗金复国的人生理想。他日后回忆说：“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14]可见他在青年时代就决心以自己的文才武略为恢复中原的事业做出贡献。到了三十八岁那年，宋孝宗即位，朝中的主战派得到重视，陆游也被召见且赐进士，他积极地向朝廷提出许多关于抗金复国的建议，且坚决支持张浚北伐。虽然好景不长，朝局的主流仍是主战派受到压制，陆游本人也在四十二岁时因“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被罢黜归乡，但他依然坚持夙志，并未转向消极。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诗歌创作中，忧念国事、志在恢复显然成为最主要的内容，慷慨激昂、沉郁悲凉显然成为最主要的风格。例如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南侵遭挫，宋军乘胜收复北宋陵寝所在的洛阳，陆游得闻捷报，赋《闻武均州报已复西京》以志喜。次年，陆游仲兄陆浚赴江北前线幕府，陆游作《送七兄赴扬州帅幕》一诗送行。前者欢呼意外得来的胜利，情绪高涨。后者回首大敌压境的危难时局，意境沉郁。无论是何种情感倾向，都产生于关心时局、志在天下的人生观，与回归山林的隐逸志趣南辕北辙。

乾道六年陆游入蜀，任夔州通判，开始了他第二个创作阶段。乾道八年三月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辟赴南郑，任干办公事兼检法官，襄赞军务。虽然他当年年底即离开南郑，在南郑其实只停留了不足一年，而且并未经历真正的战斗，但是亲临抗金前线的戎马生涯毕竟使他初偿夙愿，心情激动，其诗歌创作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如清人赵翼所云，“放翁诗之宏肆，自从戎巴蜀，而境界又一变”。[15]陆游对此也有深刻的自我认识，他晚年回忆说自己是在“四十从戎驻南郑”时发生了“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的巨大变化。[16]笔者曾指出，这种变化并非诗歌题材的转变，而是指他受到紧张、豪宕的军营生活的激发，领悟到应该改变早年专求“藻绘”的诗风，从而追求宏肆奔放的风格。笔者还注意到，这种变化的标志是陆游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写出了一系列风格雄放的七古名篇，例如《金错刀行》、《胡无人》、《长歌行》（人生不作安期生）、《关山月》、《秋兴》（成都城中秋夜长）和《五月十一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等。[17]这些作品皆以抗金复国为主题，皆呈雄浑豪壮之风格。这个创作倾向也体现在陆游的其他诗体中，而且贯穿了其第二个创作阶段。显然，这样的创作倾向是与陶诗大异其趣的。

当然，陆游在这两个阶段中也曾数次回乡闲居，但他人在江湖，心怀朝廷，这在其诗作中有明显的表露。绍兴二十四年陆游赴礼部试被秦桧黜落，旋即返回山阴故里，闲居三年。次年，陆游作诗明志：“孤灯耿霜夕，穷山读兵书。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18]第三年，陆游作诗吟咏朝政：“崖州万里窜酷吏，湖南几时起卧龙？”[19]他何曾忘却国事？乾道二年，陆游罢官回乡，闲居两年有半。将归之时，陆游作诗抨击士气不振的局面：“中原乱后儒风替，党禁兴来士气孱。”[20]次年，陆游作诗讥刺误国权奸：“但余一恨到千载，高阳缪公来窜名。老奸得志国几丧，李氏诛徙连孤婴。”[21]是年又作诗感叹岁月迁徙、壮志难销：“慷慨志犹壮，蹉跎鬓已秋。……夜阑闻急雨，起坐涕交流。”[22]这哪里是一位归隐之士应有的心态！淳熙八年（1181）至淳熙十年，陆游奉祠在山阴闲居三年，此期所作诗词，多抒爱国情感，态度激切，如淳熙八年所作诗中云：“平生搴旗手，头白归扶犁。谁知蓬窗梦，中有铁马嘶！”[23]淳熙九年所作诗中云：“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24]淳熙十年所作诗中云：“书生老抱平戎志，有泪如江未敢倾。”[25]这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报国热情，也与隐逸情趣相去甚远。总之，在第一和第二两个创作阶段中的陆游即使在故乡闲居，其心态也距离陶渊明甚远，其诗作与陶诗很少相关。前文所举的“征士虽思赋松菊，隐居未可挂衣冠”那联诗，虽然上句运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之典，但是细绎诗意，是说虽有怀乡之念，但不可辞官归隐，其实是对陶渊明隐逸志趣的否定。淳熙二年，陆游在新都的一个驿站独酌，作诗云“行遍天涯身尚健，却嫌陶令爱吾庐”。[26]他竟然对陶渊明喜爱村居的生活态度公然表示嫌弃！

三

淳熙十六年二月，孝宗内禅，光宗继位。岁末，六十五岁的陆游受监察御史弹劾，罢职放归故里。此后他七十八岁时一度返朝为孝宗、光宗两朝编纂实录，第二年即返山阴。总的来说，从六十六岁直到八十五岁去世，陆游在山阴故乡度过整整二十个春秋，这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阶段。陆游被劾，罪名中包括作诗“嘲咏风月”，这让他啼笑皆非。事实上，无论是发起弹劾的谏议大夫何澹，还是受到弹劾的陆游，都明白“嘲咏风月”只是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陆游一贯力主抗金，深受朝中主和派的忌恨。孝宗颇有恢复之意，故对陆游尚能优容。光宗则是个颟顸无能之君，他登基后便任由主和派操纵，罢免陆游。陆游返回山阴后不久，便以“风月”名小轩，且作诗云：“放逐尚非余子比，清风明月入台评！”[27]真乃慨乎言之。心态如此愤激的陆游当然不可能诚心诚意地归隐林下，抗金复国的雄心壮志仍然时时出现在他的诗中。仅以名篇为例，《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作于六十八岁，《枕上偶成》（放臣不复望修门）作于七十一岁，《陇头水》作于七十二岁，《书愤》（白发萧萧卧泽中）作于七十三岁，《三山杜门作歌》作于七十四岁，《观运粮图》作于七十六岁，《追忆征西幕中旧事》作于七十七岁，《书事》（鸭绿桑干尽汉天）作于八十岁，《老马行》作于八十二岁，《示儿》作于八十五岁，不胜枚举。可以说，抗金复国的主题贯穿了陆游诗歌创作的全过程，绝笔诗《示儿》就是其光辉的终点。

但是，进入第三个创作阶段的陆游毕竟垂垂老矣，他清楚地意识到杀敌报国的理想已经不可能付诸实施，胸中的壮志也消磨殆尽：“壮志病来消欲尽，出门搔首怆平生！”[28]他只能将这个理想寄托在他人身上：“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快著鞭！”[29]他在目前处境中真正能做的不过是耕桑与读书二事：“老翁老去尚何言，除却翻书即灌园。”[30]他觉得老于农桑的自己与从前那个气吞骄虏的英雄已成隔代之人：“大散关头北望秦，自期谈笑扫胡尘。收身死向农桑社，何止明明两世人！”[31]他甚至怀疑从前的功名之念是否真有价值，试看一个有趣的例子：壮年时代的陆游对建功立业怀有热烈的希冀，他五十初度时在成都作诗慨叹“金印煌煌未入手，白发种种来无情”[32]，可是到了七十八岁，他的态度已有根本的改变：“每与诸儿论今古，常思百世业耕桑。危机正在黄金印，笑杀初心缪激昂。”[33]到了八十岁，他更是声称：“铸印大如斗，佩剑长拄颐。不如茅屋底，睡到日高时。”[34]显然，正是人生态度的这种改变将陆游的目光从梦中的大散关头拉回眼前的江南水乡，也将诗人的慕贤之心从捍卫国家的大将檀道济移向躬耕农亩的隐士陶渊明。请看他作于八十二岁的《悲歌行》：“读书不能遂吾志，属文不能尽吾才。远游方乐归太早，大药未就老已摧。结庐城南十里近，柴门正对湖山开。有时野行桑下宿，亦或恸哭中途回。檀公画计三十六，不如一篇归去来。紫驼之峰玄熊掌，不如饭豆羹芋魁。腰间累累六相印，不如高卧鼻息轰春雷。安得宝瑟五十弦，为我写尽无穷哀！”诗中以檀道济与陶渊明相比，檀道济是南朝大将，足智多谋，能用“三十六策”[35]，曾自比捍卫国家的“万里长城”[36]。陆游六十三岁所作名篇《书愤》中曾以檀道济自比：“塞上长城空自许”[37]，如今却说檀公纵然足智多谋，也比不上陶渊明的一篇《归去来兮辞》。此时的陆游，铁马冰河只是梦境，田园农桑才是真实的生活环境，于是久违的陶诗再次走近陆游。绍熙元年（1190）春，就在陆游刚回到山阴故居不久，他作诗说：“莫谓陶诗恨枯槁，细看字字可铭膺。”[38]六年以后，陆游作《跋渊明集》，回忆少时阅读陶诗入迷以至忘餐的旧事说：“今思之，如数日前事也！”[39]时隔五十多年，陆游对陶诗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轮回。“闲惟接僧话，老始爱陶诗。”[40]此语真是慨乎言之！

晚年的陆游经常阅读陶诗：“数行褚帖临窗学，一卷陶诗傍枕看”[41]，“柴荆终日无来客，赖有陶诗伴日长”[42]，“归舟莫恨无人语，手把陶诗侧卧看”[43]，几乎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由于陆游对陶诗烂熟于胸，只要遇到陶诗中描写过的某种生活情景，便会使他以五柳先生自居，例如六十八岁所作《秋晚岁登戏作》：“水落沙痕出，天高野气严。饼香油乍压，齑美韭新腌。裘褐风霜逼，衡茅醉梦兼。菊花香满把，聊得拟陶潜。”陶渊明《九日闲居》序云：“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其华，寄怀于言。”[44]陶诗名句“采菊东篱下”[45]更是塑造了这位千古隐士的不朽形象。陆诗写秋收丰登后身得温饱，且能采菊盈把，于是自比渊明。又如八十岁所作《砭愚》：“储药如丘垅，人愚未易医。信书安用尽，见事可怜迟。错自弹冠日，忧从识字时。今朝北窗卧，句句味陶诗。”陶渊明自云：“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46]盛夏酷热之时偶遇凉风，便自称是远古淳朴之人，这是喜爱平凡质朴生活的真情之自然流露。陆诗写自己从前误入仕途，老方归隐，如今像陶渊明一样享受夏日清风，便能细细品味陶诗的滋味。陆游还用整首诗的篇幅抒写读陶心得，例如作于六十九岁的《读陶诗》：“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退归亦已晚，饮酒或庶几。雨余锄瓜垄，月下坐钓矶。千载无斯人，吾将谁与归？”又如作于七十六岁的《读渊明诗》：“渊明甫六十，遽觉前途迮。作诗颇感慨，自谓当去客。吾年久过此，霜雪纷满帻。岂惟仆整驾，已迫年负轭。奈何不少警，玩此白驹隙。倾身事诗酒，废日弄泉石。梅花何预汝，一笑从渠索。顾以有限身，儿戏作无益。一床宽有余，虚室自生白。要当弃百事，言从老聃役。”二诗都对陶渊明的人生态度表示高度认同，但同中有异：前者的重点在陶渊明归隐后的自由生活，陆游希望像陶渊明那样保持平和、安宁的心情，从鸡犬桑麻的田园生活中寻得心灵的归宿；后者的重点在陶渊明对生命意义的体悟，陆游希望像陶渊明那样珍惜时光，从平凡朴实的日常生活中把握意义丰盈的生命流程。

在诗歌艺术的方面，晚年的陆游也对陶渊明钦佩得五体投地。八十四岁那年，陆游作《读陶诗》：“陶谢文章造化侔，篇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疏句，还许诗家更道不？”诗中虽及“谢”字，当是连类而及，从篇名到诗意，均指渊明无疑。前文说过，陆游三十岁时选择陶诗“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为韵脚，至此已相隔五十四年。如果说青春年少的陆游只是熟悉陶渊明的诗句，那么半个世纪以后，垂垂老矣的陆游已将陶渊明视为诗歌史上登峰造极的伟大诗人。“夏木扶疏”之句见于陶诗《读山海经》之一，全文如下：“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此诗内容只是平淡无奇的乡村景物，与平淡无奇的日常起居，然而它意味深永，百读不厌，其奥秘在于诗中浸透着陶渊明对平凡生活的满腔深情。在陶渊明看来，风调雨顺的时令，欣欣向荣的草木，以及树上的鸟鸣，园中的菜蔬，杯中的薄酒，案头的闲书，无不使他感到由衷的愉悦。诗人在美好的自然环境中自由自在地生存，他平和安详，心满意足。简陋的穷巷隔绝了尘世的喧嚣，悠闲的心境摆脱了名利的纠缠，生活恢复了朴素纯洁的本来面目，从而充满着美感和诗意。晚年的陆游从内心深处与陶渊明的人生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从而对如此准确生动地体现这种人生态度的陶诗感到由衷的钦佩。

四

陆游与辛弃疾是南宋最杰出的两位爱国主义文学家，两人的人生理想都是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然而晚年的陆、辛同样衷心倾慕陶渊明，除了罢职归隐、闲居乡村的共同遭遇，还有其他原因吗？下文试从陆游的角度探讨其中的必然性。

华夏民族自古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这是个气温与降水量都适宜农耕的地区，以农为本便成为整个民族最重要的生存策略。先秦诸子论及国计时言必称农桑，便是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农耕生产必须有和平的生存环境和稳定的生存空间，所以华夏民族天生就热爱和平，价值观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不同。然而华夏民族始终面临着游牧民族的侵扰，为了保卫自身的农耕文明，就必须具有抵御侵略的力量。儒家反对战争，但并不轻视军事，而且强调增强国防的重要性，原因便在于此。所以孔子既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47]又曰：“不教民战，是谓弃之。”[48]“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49]孟子则既批判“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不义战争[50]，又歌颂“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的爱国精神[51]。陆游是受传统文化哺育的士大夫，且成长于一个以耕桑为家风的家族中。所以陆游论《诗》，最重《豳风·七月》之篇，他曾不胜仰慕地说：“我读豳风七月篇，圣贤事业在陈编。……吾曹所学非章句，白发青灯一泫然。”[52]又说：“西成东作常无事，妇馌夫耕万里同。但愿清平好官府，眼中历历见《豳风》。”[53]《豳风·七月》生动地描写了一年四季的农事以及农民的辛勤劳苦，汉儒的《诗序》释曰：“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54]陆游热爱农耕生活，且其集中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多达2000多首，显然与《豳风·七月》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不难想象，如果陆游生逢一个和平时代，他既可能为食禄养亲而出仕，也可能急流勇退而归隐，走一条与陶渊明相似的人生之路。只因陆游生逢河山破碎、国土沦丧的时代，故而中年投军、万里从戎，且终生渴望着杀敌雪耻、收复中原。但是在内心深处，他热爱和平，热爱安定平和的农耕生活。说到底，陆游之所以要坚持抗金复国的大业，其根本目的就是恢复华夏民族世代生息的大片国土，让人民在不受外族侵扰的和平环境里从事农桑。事实上陶渊明也是如此，他虽然重视农桑，且认为人们应该自食其力，但他并非天生的隐士。陆游的好友朱熹评陶渊明说：“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55]此语乃知人论世的名言。陶渊明少时胸怀大志，可惜身逢浊世，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无奈之下才走上独善其身的归隐之途。所以陶渊明的归隐不是退避，更不是放弃，而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坚守与抗争。陆游则生活在国难当头的时代，他虽有心许国，却壮志难酬，被迫退归乡里，亲事农桑，“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春耕”！[56]深沉的感慨之中，有多少无奈与失落！陶、陆二人都重视农耕，而且都是“带气负性之人”，这是陆游与陶渊明达成异代默契的两个深层内因。

当然，归耕后所处的自然环境是优美宁静的，农村的风土人情是淳朴敦厚的，所以归隐后的陶渊明总是保持着平和、安宁的心情。躬耕生活尽管艰苦，在陶渊明眼里却是充实、愉快的。他用优美的诗句描写了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劳动的艰辛，也有收获的喜悦；既有贫穷的烦恼，也有亲情的可爱。陆游也是这样。陆游一生中闲居山阴长达三十年，当他在家乡看到安宁、平静的农村生活时，不由得感到由衷的喜爱。比如作于四十三岁的《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又如作于六十七岁的《江村初夏》：“紫葚狼藉桑林下，石榴一枝红可把。江村夏浅暑犹薄，农事方兴人满野。连云麦熟新食，小裹荷香初卖鲊。洲蓬艇疾如鸟，沙路芒鞋健如马。君看早朝尘扑面，岂胜春耕泥没踝。为农世世乐有余，寄语儿曹勿轻舍。”鸡犬桑麻的乡村风光，古朴淳厚的风土人情，宛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罢职后的陆游虽能时断时续地领到一份菲薄的奉禄，但他家口众多，生活比较清贫，有时还得亲自参加劳动，陆诗中常有描写，例如五十七岁所作《小园》：“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柘阴阴一径斜。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又如六十七岁所作《晚秋农家》：“我年近七十，与世长相忘。筋力幸可勉，扶衰业耕桑。身杂老农间，何能避风霜？夜半起饭牛，北斗垂大荒。”如果说前一首所写的还是“半耕半读”的隐士，那么后一首就俨然一位亲事稼穑的老农了。

此外，陆游诗中深情地歌颂了家人之间、邻里之间的深厚感情，也与陶诗、陶文一脉相承。例如陶渊明有《责子》一诗，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儿辈的慈爱。更为感人的是他自觉病重时作《与子俨等疏》，对诸子谆谆嘱咐，平白如话，感人至深。陆游集中有数十首咏及儿孙之诗，也都流露出深沉的舐犊之情，例如作于七十七岁的《送子龙赴吉州掾》，诗中先说明家境贫寒是父子分离的原因：“我老汝远行，知汝非得已。……人谁乐离别，坐贫至于此。”然后惦念着儿子途中的艰难：“汝行犯胥涛，次第过彭蠡。波横吞舟鱼，林啸独脚鬼。野饭何店炊，孤棹何岸舣？”诗的主要篇幅用来训导儿子到任后应该忠于职守、廉洁正直，最后嘱咐子龙勤写家书：“汝去三年归，我倘未即死。江中有鲤鱼，频寄书一纸！”读了此诗，恍如亲闻一位慈祥的老父亲对儿子的临别赠言，絮絮叨叨，至情流露。虽然诗文异体，但这首陆诗所蕴含的天伦之情很像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又如陶诗中写到他与邻居亲如家人，他移居时希望得到佳邻[57]，家中断粮时自欣得到邻居接济[58]，朴实的诗句里洋溢着真挚的邻里之情。陆游也与家乡的农夫渔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由衷喜爱山阴农村淳朴纯良的风土人情，他笔下的绩女、牧童待人善良亲切：“放翁病起出门行，绩女窥篱牧竖迎。酒似粥醲知社到，饼如盘大喜秋成。归来早觉人情好，对此弥将世事轻。”[59]他的邻居对老诗人经常表示关爱：“东邻膰肉至，一笑举新醅。”[60]“野人知我出门稀，男辍锄耰女下机。掘得茈菇炊正熟，一杯苦劝护寒归。”[61]诗人也诚心诚意地投桃报李：“东邻稻上场，劳之以一壶。西邻女受聘，贺之以一襦。”[62]陆游还常至邻村施药，与村民们亲切交往：“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欢欣夹道迎。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多以陆为名。”[63]由此可见，天性敦厚、感情深挚，是陆游与陶渊明共同的性格特征。而用亲切细腻的笔触描写亲情、友情，则是陆诗与陶渊明诗文共同的创作倾向。对于以农耕为主要生产形态的华夏民族来说，儒家主张的仁爱精神既是每个个体获得安稳、幸福的人伦关系的道德保障，也是确保实现整个社会和睦亲善的总体目标的基石。孔、孟大力揄扬“孝悌”精神，其深层动机便在于此。陶、陆二人既重视农耕，又服膺儒学，他们在作品中深情歌颂以孝悌为核心的仁爱精神，可称理所当然。

如上所述，陆游与陶渊明的关系经历了合、离、合的复杂过程。开禧三年（1207），八十三岁的陆游作诗说：“学诗当学陶，学书当学颜。正复不能到，趣乡已可观。……汝虽老将死，更勉未死间。”[64]这既是其诗学思想的晚年定论，也是其创作旨趣的最终表述。那么，晚期陆诗在主题倾向上既以陶诗为学习典范，它在艺术风格上是否也受到陶诗的深刻影响呢？清人赵翼评陆诗云：“及乎晚年，则又造平淡，并从前求工见好之意亦尽消除，所谓‘诗到无人爱处工’者，刘后村谓其皮毛落尽矣，此又诗之一变也。”[65]言下之意，晚期陆诗的风格已近于陶诗。笔者则认为平淡是宋诗的总体风格倾向，自从苏轼“发明”陶诗以来[66]，宋代诗人对此已有集体的自觉，陆游学陶有得也应在这个宏观背景下予以观照，才能得其肯綮。限于篇幅，笔者将另外拟文予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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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御选唐宋诗醇·陆游》卷一，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页。

[2] 《戏遣老怀》之三，《剑南诗稿校注》卷六五，钱仲联校注（下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680页。

[3] 见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栾城后集》卷二一，《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2页。

[4] 《书陶渊明诗后寄王吉老》，《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第八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57页。

[5] 《跋渊明集》，《渭南文集校注》卷二八，《陆游全集校注》第10册，钱仲联等编（下同），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页。

[6] 《自贻》之二，《剑南诗稿校注》卷七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182页。

[7] 《农家》，《剑南诗稿校注》卷七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219页。

[8] 《高枕》，《剑南诗稿校注》卷五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9页。

[9] 《村舍》之一，《剑南诗稿校注》卷四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867页。

[10] 《家世旧闻校注》卷下，《陆游全集校注》第13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

[11] 《归去来兮辞》：“时矫首以遐观”“抚孤松而盘桓”，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卷五，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61页。

[12] 《跋傅给事帖》，《渭南文集校注》卷三一，《陆游全集校注》第10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89页。按：此跋作于嘉定二年（1209），陆游八十五岁。

[13] 《老学庵笔记》卷一，《陆游全集校注》第11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页。按：《老学庵笔记》撰于淳熙末绍熙初（1189—1190），陆游六十五六岁。

[14] 《观大散关图有感》，《剑南诗稿校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57页。

[15] 《瓯北诗话》卷六，《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21页。

[16] 《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剑南诗稿校注》卷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2页。

[17] 详见莫砺锋《陆游诗家三昧辨》，《莫砺锋文集》第三卷，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493—512页。

[18] 《夜读兵书》，《剑南诗稿校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19] 《二月二十四日作》，《剑南诗稿校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按：上句指秦桧党羽曹泳徙崖州事，下句指张浚奉祠居湖南郴州事。

[20] 《寄别李德远》之二，《剑南诗稿校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页。

[21] 《题十八学士图》，《剑南诗稿校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按：此借唐人许敬宗事以讽刺秦桧。

[22] 《闻雨》，《剑南诗稿校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

[23] 《书悲》之二，《剑南诗稿校注》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2页。

[24] 《夜泊水村》，《剑南诗稿校注》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6页。

[25] 《夜步庭下有感》，《剑南诗稿校注》卷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8页。

[26] 《弥牟镇驿舍小酌》，《剑南诗稿校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21页。

[27] 《予十年间两坐斥罪虽擢发莫数而诗为首谓之嘲咏风月既还山遂以风月名小轩且作绝句》之一，《剑南诗稿校注》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2页。

[28]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之一，《剑南诗稿校注》卷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4页。按：此诗作于六十八岁。

[29] 《书事》之三，《剑南诗稿校注》卷五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0页。按：此诗作于八十岁。

[30] 《种蔬》，《剑南诗稿校注》卷四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586页。按：此诗作于七十五岁。

[31] 《追忆征西幕中旧事》之一，《剑南诗稿校注》卷四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6页。按：此诗作于七十七岁。

[32] 《长歌行》，《剑南诗稿校注》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67页。

[33] 《高枕》，《剑南诗稿校注》卷五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9页。

[34] 《不如茅屋底》，《剑南诗稿校注》卷五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6页。

[35] 南齐王敬则云：“檀公三十六策。”见《南齐书》卷二六，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87页。

[36] 《宋书》卷四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44页。

[37] 《书愤》，《剑南诗稿校注》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6页。

[38] 《杭湖夜归》，《剑南诗稿校注》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5页。

[39] 《跋渊明集》，《渭南文集校注》卷二八，《陆游全集校注》第10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页。按：此跋作于庆元二年（1196）。

[40] 《书南堂壁》之二，剑南诗稿校注》卷三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0页。

[41] 《初夏野兴》之三，《剑南诗稿校注》卷四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802页。

[42] 《二月一日作》，《剑南诗稿校注》卷五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6页。

[43] 《冬初至法云》，《剑南诗稿校注》卷五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229页。

[44] 《陶渊明集笺注》卷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1页。

[45] 《饮酒二十首》之五，《陶渊明集笺注》卷三，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47页。

[46] 《与子俨等疏》，《陶渊明集笺注》卷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29页。

[47] 《论语·卫灵公》，《论语注疏》卷十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48] 《论语·子路》，《论语注疏》卷十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49] 《论语·子路》，《论语注疏》卷十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50] 《孟子·离娄上》，《孟子注疏》卷七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页。

[51]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注疏》卷二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52] 《读豳诗》，《剑南诗稿校注》卷七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019页。

[53] 《村居即事》，《剑南诗稿校注》卷八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486页。

[54] 《毛诗正义》卷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9页。

[55] 《朱子语类》卷一四零，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327页。

[56] 《小园》之三，《剑南诗稿校注》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2页。

[57] 《移居二首》，《陶渊明集笺注》卷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30页。

[58] 《乞食》，《陶渊明集笺注》卷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03页。

[59] 《秋晚闲步邻曲以予近尝卧病皆欣然迎劳》，《剑南诗稿校注》卷二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912页。

[60] 《舍北摇落景物殊佳偶作》之五，《剑南诗稿校注》卷三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5页。

[61] 《东村》之一，《剑南诗稿校注》卷四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594页。

[62] 《晚秋农家》之四，《剑南诗稿校注》卷二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5页。

[63] 《山村经行因施药》之四，《剑南诗稿校注》卷六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4页。

[64] 《自勉》，《剑南诗稿校注》卷七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8页。

[65] 《瓯北诗话》卷六，《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21页。

[66] 宋人张戒云：“陶渊明、柳子厚之诗，得东坡而后发明。”见《岁寒堂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