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不流血的政变

元寿二年春，也就是公元前一年，王莽回到长安已经一年了。从他离开京师到现在，差不多五年时间，朝廷的风云变幻也让他目不暇接。

先说外戚，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六月，丁太后死了；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正月，傅太后也死了。这下，外戚之间的权力主心骨全没了。

特别是傅太后，她一手掌控着孙子哀帝，直接影响了朝政，可惜她仅凭一时威势，注定难长久。她自己妄图与王政君“齐尊显贵”，多次要求自己封个尊号，还动不动就以丞相和御史大夫的名义训话，把“帝太太后”改成“皇太太后”，想让自己显得更有面子。可这结果只让她孤立无援。

宫廷内，她左右逢源，暗中拉拢赵皇后（飞燕），但又压制玉太后（政君）；甚至诬陷汉元帝时期的冯太后，让这位竞争对手死无全尸。她的性格小气暴躁，能做什么大事呢？

至于荣登大司马的丁明一派辅政集团，看似威风八面，实际上人心早已散了。外戚之间的权力斗争，忙得不可开交，却也没什么实质性的社会基础。

在朝臣之间，哀帝为了安置丁、傅家族，破坏了王莽曾经搭建的儒生班子。几年内，所有高官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更是混乱不堪。赵钦、赵诉、丁明、傅晏等外戚高官，任意被免职，丞相朱博甚至被逼自杀。

还有那些原本能担任重任的大臣，傅喜、孔光、彭宣、何武等，不是被贬了，就是被杀了，整个朝廷一片混乱。而哀帝所信任的那些“宠臣”，如赵昌、董贤、息夫躬，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才能，只有一身的拍马屁本事。

到了哀帝后期，他虽然在儒生的压力下调整了辅政班子，但依旧没有改变什么，反而让董贤更得宠，几乎掌控了三公之位，权力一度集中到董氏一族手中。

民众这边呢，朝廷争权夺利，百姓的苦难无人理会。贵族豪门却趁机横行霸道，奴婢成群，土地无限扩张，贫民更加痛苦。农民们除了交租，还得交更多苛刻的税，日子越来越艰难，饿死的情况屡见不鲜。

哀帝建平四年，关东的百姓就像惊弓之鸟，四处流亡，手持麻秆或者禾秆，一路狂奔，穿越26个郡国，到长安附近的街巷中聚集，歌舞祈祷西王母，狂热的民众甚至拿火把砸向屋顶，号哭震天。这场乱象一度蔓延开来，直至长安附近的武帝陵寝也被流民放火焚烧。

就在民心涣散、国家动荡之际，儒生们上书劝谏，鲍宣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民众苦难，天灾人祸不断，县官贪婪，豪强横行，农民苦不堪言。”他痛斥朝廷的不作为，可哀帝完全置之不理，甚至对鲍宣下令加以惩罚。

哀帝对此不闻不问，继续沉迷在自己荒唐的生活里。然而，儒生们已是绝望，部分人开始信奉起“五德始终”的学说，认为汉朝的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甚至有传言称“汉运将尽”，是时候改朝换代了。

各种自然灾害、天象异常，仿佛在预示着西汉的末日。眼看事态愈加严重，哀帝在恐慌中试图挽回局面。建平二年，他听信方士夏贺良的谗言，认为需要更改年号、重新受命于天，来“延年益寿”。他急忙改年号为“太初元将”，自封为“陈圣刘太平皇帝”，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企图安抚民心，想让汉朝从危机中复苏。但这一场自我安慰的丑剧只维持了一个月，夏贺良被作为替罪羊处死。

不过，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作为皇帝的哀帝，正值青春，却沉迷于同性恋，荒淫无度。国家的重大事务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儿戏。此时的朝政，已经完全失控。

公元前3年春，建平四年三月，哀帝突然注意到董贤的貌美，瞬间对他产生了好感。那时董贤负责在殿下值勤，负责奏报时刻，哀帝一眼便看中了他的秀美容貌，立即提拔他为黄门郎。从此，董贤步步高升，渐渐得到哀帝的宠爱，成了他最亲近的人。

哀帝不仅在他面前敞开心扉，甚至会在病痛折磨时让董贤在身旁陪伴。董贤比哀帝小两岁，既美貌又会投其所好，在休假时也坚守在宫中，贴心地为哀帝服务。他和哀帝同床共眠，有时累得在他衣袖上睡着，哀帝为了不打扰他，干脆割断了衣袖。这段特殊关系也让“断袖之癖”成为后来“同性恋”的代名词。

董贤不仅自己宠贵，家人也跟着水涨船高。妻子被允许进入宫中，妹妹被封为昭仪，地位不亚于皇后。而董贤的父亲升任了卫尉，弟弟也被提拔为执金吾，连岳父都升为将作大匠。这家族从此势力庞大，堪称“父子专朝，夫妻并宠”。

但哀帝还不满足，于是他为董贤封了高安侯，赐食邑两千户。董贤年仅二十二岁，从开始宠幸他到如今的权力巅峰，时间不过三年。

在朝廷的盛宴上，哀帝甚至打算效仿尧禅舜，把皇帝的宝座禅让给董贤。如此一来，董贤不仅贵不可言，权力几乎与皇帝相当，甚至让与他并列的三公孔光等人都不得不对他低声下气，态度恭谨。

这种局面引发了许多儒生的不满，觉得董贤不过是一个貌美的男子，凭什么享如此高位？他们认为这既违背祖制，也亵渎儒教。

其实，哀帝的举动并非单纯出于宠爱董贤。他正面临外戚的重重压迫，想摆脱傅家、丁家、赵家和王家的制衡，而董贤，作为一个与外戚毫无关系的人，恰好能成为他打破困局的工具。因此，哀帝才破格提升董贤，借此削弱外戚的影响力。

然而，董贤虽然得宠，却也因其不懂朝政、不善于应对大权的复杂局面，成为了朝臣们口中的“傀儡”。政权内部的矛盾也随之加剧，外戚和朝臣之间的斗争愈发尖锐。董贤的过度宠幸，招致了儒生和朝臣的愤怒，他们纷纷上书劝谏。

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王莽悄然站了出来。看似闭门不言，但王莽心里早就有了自己的打算。局势风云变幻，他的机会终于来了。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年仅二十五岁的哀帝因病去世。王太后急忙召集大司马董贤来安排丧事，可董贤这时显得慌乱不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王太后见状，便决定派王莽来辅佐董贤处理一切。于是，王莽很快被召进宫里，掌控了大权。没有一滴血流，政变就这样开始了。

王莽到宫后，立即开始行动。根据王太后的命令，他先是弹劾了董贤，指责他在哀帝病重时没有亲自派医送药，还把董贤给赶出了宫殿。年仅二十三岁的董贤完全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风波，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慌乱无措，最后选择和妻子一起自杀。

王莽怀疑董贤是假死，命令挖坟验尸，想要确认其是否诈死，最后又将其埋在狱中。

王太后当即立断，诏令全体公卿推选适合担任大司马的人。王莽迅速趁机上位，宣告自己接管大司马职位，顺利重返政坛。王莽这一手，既得到了朝臣的支持，又靠着自己的威望稳步上升。

这场“无血政变”也让王莽的东山再起成为了必然。时局推动了他重掌大权，朝中上下几乎全体推选他为大司马，恢复了朝廷的秩序。而王莽这场的升迁，也成为了他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点。

从哀帝突然去世，到王莽重回大司马之位，仅仅三天时间，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偶然的事件，蕴含着深刻的必然趋势；其中至少有三个关键因素。

首先，王太后稳固的“皇后”地位不可动摇，再加上她展现出的“铁腕”决断，赢得了民心。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正月，当傅家与丁家争权斗法时，王太后挺身而出，诏令外戚王氏田地不再享有特权，赋税全都用于帮助贫民，这一举动无疑为她赢得了民心，树立了威信。

其次，王莽展现了极高的应变能力和胆略，果断出手，令敌人措手不及。说他是“孤注一掷”的侥幸恐怕不公平，毕竟他在这几年的政治风云中，已经为这一刻做好了准备。早在丁傅夺权之时，王莽就选择了隐退，这个“激流勇退”的形象，赢得了民众的同情，也让他在之后的政坛中声势更盛。

最后，丁、傅以及董贤等人的一系列胡作非为，给自己树立了无数敌人。就在政局发生剧变时，他们无人可依，背后支持力量早已瓦解。在权势迷失的情况下，他们未能预测到政治风云的突变，结果轻易丧失了所有权力。

回过头来，王莽对这段历史有过独特的回顾。他后来曾回忆道：“臣以元寿二年六月戊午仓卒之夜，带领新都的力量进入未央宫；庚申那天，拜为大司马，充任三公之位。”

王政君在《九锡策》中也追溯道：“那夜匆忙，国家无继承人，奸臣充斥朝廷，局势极为危险。我唯有定国之策，就是依靠公引入朝廷，立即罢免高安侯董贤。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公果断出手，稳定了局势。”

回顾这段历史，事实显而易见。那时的朝廷政局混乱，宫中没有继承人，而位高权重的董贤掌控大权。再加上傅家女儿，也就是哀帝皇后的支持，如果董贤伪造遗诏，首先清除掉他们的敌人，迅速召回依附的势力，再另立刘氏皇族中的旁系亲属为帝，并非难事。

但从各方势力的角度看，若王莽不出手，丁、傅、赵及董贤等人的势力未必能在短短一刻内做出应变。

丁、傅无能，赵家平庸，董贤更是权臣中一个弄臣，与王莽的政治手腕和声望差距悬殊。相较之下，只有王政君和王莽姑侄，凭借丰富的政治经验，才能在风云突变的时刻稳住局势。

封建专制体制本身决定了权力再分配的本质——如果没有王太后的支持，王莽就无法崛起；而没有王莽的及时介入，政局也难以平稳。从当时的整体局势来看，王莽稳住政权的作用，绝对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