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升攥着六条哥给的二百块钱，指尖在钞票边缘摩挲出褶皱。绿皮火车的铁皮在阳光下发烫，他把钱叠成小块塞进贴胸口袋，那里还放着母亲留下的银锁片，冰凉的触感让他稍微镇定些。硬座车厢里挤满了返乡的民工，帆布包上的补丁层层叠叠，有人脱了鞋晾脚，汗酸味混着泡面桶里飘出的油花，熏得他右肩的伤口隐隐作痛——那是在上海箱包厂赶工时被机器划的，此刻正被汗水浸得发痒。
他望着窗外不断后退的景色，铁轨哐当声里，六个箱包样品在行李深处窸窣作响。方糖塞给他的两个小牛皮包带着工厂特有的皮革香，猪皮包的纹理像片微缩的稻田，人造革包泛着廉价却艳丽的光泽，而那个赊来的旅行箱，边角还缠着褪色的封箱带。唐小升用旧报纸把它们重新裹了三层，又套上印着“上海特产“的红塑料袋，仿佛捧着六枚随时会孵化的金蛋。
当火车驶入山东地界，杨树的叶子沙沙拍打着车窗。唐小升突然想起小时候跟着父亲坐牛车进城，车轱辘碾过石子路的声响，和此刻铁轨的震颤竟有几分相似。下了火车转长途汽车，又背着三十斤重的行李走了十几里山路，暮色爬上群山时，他终于看见村口那棵歪脖子槐树——树皮上还留着他用小刀刻的“唐小升到此一游“，字迹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
“小升，你咋回来了？不是在上海打工吗？“村口的王婶挎着竹篮，篮里的青菜还滴着水。
唐小升把行李换到没受伤的左肩，扯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婶，我回来做点小生意。“他不敢看王婶探究的目光，怕她看见自己磨破的袖口，还有藏在背后偷偷揉搓的、结着血痂的手指。
推开家门的瞬间，霉味混着陈年柴火味扑面而来。土坯墙上挂着的全家福蒙着灰，照片里父亲穿着中山装笑得拘谨，母亲怀里的他还留着鼻涕。唐小升用袖子擦了擦相框，突然发现母亲鬓角的白发比记忆里更多。他把样品塞进床底，掏出皱巴巴的笔记本，铅笔在“成本“和“利润“栏来回游走：上海卖八十的包，在老家标二十块，相当于城里人买根冰棍的钱，应该不算贵吧？
第二天鸡叫头遍，唐小升就背着样品出门。露水打湿了裤脚，他敲响第一户人家的木门：“张叔，您看这包，上海大厂做的，针脚比绣花还密！“张叔蹲在门槛上卷旱烟，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二十块？够买两袋化肥了。“他又敲开李婶家的门，对方正往灶台添柴火：“给孩子买书包？俺家娃用化肥袋子缝的也结实。“
暮色四合时，唐小升数着包里原封未动的样品，喉咙像被麦芒扎着。路过村头小卖部，电视里正放着《上海滩》，许文强戴着礼帽风度翩翩。他摸了摸口袋里的二百块，突然想起方糖说过的话：“做生意要脸皮厚，别学书生卖字画。“
第三天清晨，他在镇上集市抢到个角落摊位。用废木板搭起简易货架，红布条系着“上海新潮箱包“的纸牌在风里摇晃。唐小升扯开嗓子吆喝，沙哑的声音淹没在嘈杂的人声里。直到日头偏西，一个扎马尾的姑娘停在摊位前，指甲盖涂着剥落的粉色指甲油：“这包咋卖？“
“二十块一个，妹子，这可是城里人结婚才用的款式！“唐小升感觉后背的汗把衬衫黏在了伤口上。姑娘把人造革包翻来覆去看，拉链头撞出清脆的响声：“太贵了，十五块卖不卖？“
唐小升盯着姑娘手腕上褪色的红绳——和他系在行李上的一模一样。“行！妹子您拿好！“他几乎是把包塞过去，接过皱巴巴的十五块钱时，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这一单让他想起在上海箱包厂，为了多挣五毛钱加班费，在机器前站了十二个小时。
接下来的日子，摊位前渐渐有了人气。唐小升学会了察言观色：对背着孙子的老太太，就说包能装下整个菜园的菜；对放学的学生，便展示书包夹层里的小暗袋。他还把方糖教的“饥饿营销“用上，故意说某个款式只剩最后两个。可就在生意红火时，隔壁突然冒出个摊位，帆布上歪歪扭扭写着“广州新潮箱包，十元一个“。
那天傍晚，唐小升蹲在摊位前，数着少得可怜的收入。秋风卷起地上的传单，他突然瞥见人造革包侧面的暗纹——那是方糖偷偷告诉他的，厂里特有的防伪标志。当夜他在煤油灯下写广告，用红油漆在木板上画了个大大的“独“字，又翻出母亲的旧头绳，给每个包系上彩色流苏。
之后的每个清晨，他骑着二八自行车穿行在乡间小道。车铃叮叮当当，后座绑着的箱包随着颠簸发出轻响。遇到赶集的日子，他就在路边支起摊位，给围观的人讲上海外滩的霓虹灯，讲箱包厂里会说话的机器。有次骑了四十里路到邻村，正赶上暴雨，他把样品护在怀里，自己淋成了落汤鸡，却意外接到了学校采购书包的订单。
一个月后的清晨，唐小升数着厚厚的订单，油墨味混着露水的清新。最后一张纸上，村小学的王老师写着：“唐老板，孩子们说书包上的流苏像彩虹。“他抹了把脸，才发现不知何时已泪流满面。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这次他不再害怕，反而觉得那声音像战鼓，催促着他踏上新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