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不清那是何年何月了，只记得是个夏日的午后，蝉声聒噪得紧。那时我约五六岁，随父母回乡下不久。乡下的孩子与城里的不同，他们不怕生，见了生人也不躲，反倒围拢来，用黑亮的眼睛打量你，仿佛你是甚么稀罕物件。
那天，我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遇见一群孩子。他们正玩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游戏，用石子在地上划出格子，单脚跳来跳去。见我驻足观望，一个赤膊的男孩便招呼我：“来玩么？“他的口音很重，我听得半懂不懂，却鬼使神差地点了头。
他们教我游戏的规矩，唤那格子为“房子“，跳石子为“跳房“。我学得慢，他们也不恼，反倒笑得前仰后合。忽然一个扎羊角辫的女孩跑过来，冲着远处喊：“大纸，快来瞧这城里的娃！“
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见一个稍大些的姑娘正往这边走。她穿着褪了色的蓝布衫，裤脚挽到膝盖，赤着脚，却走得极稳当。后来我方知，这便是他们口中的“大纸“了。
“大纸“走近了，我才看清她的模样。她约莫十二三岁，皮肤黝黑，眼睛却亮得出奇。她盯着我看了半晌，忽然咧嘴笑了，露出一排白牙。“城里娃，你叫啥？“她问。
我支吾着答不上来。并非我不愿说，实是她的口音古怪，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她见我不语，便伸手摸了摸我的头，那手掌粗糙得很，却意外地暖和。
“他不懂话哩，“赤膊男孩说，“你慢些说。“
“大纸“便蹲下身，与我平视，一字一顿地问：“你—叫—啥—名儿？“
这回我听懂了，忙报上姓名。她点点头，又说了句甚么，我却完全不懂了。孩子们哄笑起来，七嘴八舌地解释，原来“大纸“是他们这群孩子中年纪最大的，大家都这般唤她。
“你也要叫'大纸'。“羊角辫女孩对我说。
我学着他们的发音，结结巴巴地叫了声“大纸“。话音未落，孩子们便笑作一团。“大纸“自己也笑了，却伸手制止了他们。“莫笑，“她说，“人家头回学，说得好着哩。“
后来我晓得，“大纸“实为“大姐“的乡音讹变。乡下人说话快，咬字又不甚讲究，“姐“字便说成了“纸“。这称呼在村中孩子们间流传开来，竟成了她的绰号。
自那以后，我常与他们玩耍。“大纸“待我极好，每每护着我，不让别的孩子欺负。她教我认田里的野菜，捉溪中的小鱼，还用草茎编出各种小玩意儿给我。我说话时，她总是耐心地听，听不懂便叫我再说一遍。渐渐地，我也能说上几句乡音了，虽然总惹人发笑。
记得有一回，我在田埂上摔了一跤，膝盖破了皮，血珠直冒。“大纸“见了，二话不说，扯下头巾给我包扎。她的头巾有股汗味，我却觉得好闻。她背我回家，路上还哼着小调。那调子怪腔怪调的，我却听得入迷。
夏日将尽时，父母决定搬回城里。临行前日，我去找“大纸“道别。她正在溪边洗衣，见了我，甩甩手上的水，在衣襟上擦了擦。
“明日要走了？“她问。
我点头，忽然鼻子一酸。她摸摸我的头，从兜里掏出个草编的蚱蜢给我。“拿着“她说，“城里没这个。“
我接过蚱蜢，想说甚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笑了笑，转身继续洗衣。我站在那儿看了许久，直到夕阳西沉，才慢慢走回家。
后来，我再也没回过那个村子。父母说那里早已变了模样，老槐树被砍了，小溪也填平建了工厂。“大纸“想必早已嫁人，或许已做了“祖母”。我时常想起她那粗糙的手掌和不成调的歌谣，想起她叫我“城里娃“时的神情。
如今我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乡音早已丢得干净。只是偶尔在梦中，还会听见孩子们笑着喊“大纸，大纸“，醒来时，枕上竟有湿痕。
乡音如风，吹过便散了。唯有记忆中的那声“大纸“，还时常在耳边响起，提醒我曾有过那样一个夏天，曾遇见过那样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