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华二代祖语保持研究综述

移民语言保持是当前人类面临的一大难题。为了减缓语言濒危的速度、遏制代际转移的步伐，多年来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方向——语言保持与语言转移研究（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Fishman，1964；Kloss，1966；Haugen，1972；Pauwels，2016）。在这个方向下，“土著语言、殖民语言、移民语言”因被统一纳入“继承语/祖语”（heritage language）范畴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Fishman，1964；张天伟，2014）。

面对困境，要保持祖语的活力，代际传承自然是最为有效和切实的途径。二代移民是祖语传承的开始，因此可以说，二代移民的祖语保持研究是一个关键突破口。

祖语传承是全球华人社会的共同关切。历史上，海外华人曾为保卫祖语文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创造了不朽的成就，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据统计，当前海外共有约2 000万新生代华裔、几百万在校生、几十万华文教师、2万所华文学校（裘援平，2017）。这是当前华文教育事业的基本盘。这个基本盘令人振奋，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华语传承现状存在着极大的地区差异。时至今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很多华人的后代正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放弃自己的祖语，完全转向学习和使用当地主流社会的语言，成为名副其实的ABC、BBC、CBC （美国华人、英国华人、加拿大华人）。并非全球范围内的华语传承都是成功的，足以称道的也只是部分地区，即使是在华人占比最高的新加坡，华语传承生态也面临着严重危机，已经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华文教育。

当然，这里面很多人是被动地选择，更多人则是出于现实的考量。语言是个人沟通的工具、认知的通道、升值的资源。在中国崛起、华语传播的当下，华人保留华语有了更多的底气。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认同的工具、族群的图腾。一旦华语在华裔身上流失，流淌在华人血脉里的文化、精神和灵魂无疑会一起流失，华人家庭和海外华人社会也将少了情感的纽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将受到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华二代祖语保持研究确是事关族群根本特征和未来命运的重大学术命题。

华语传承形势需要放在世界范围内加以客观评判，华语传承和保持研究也需要参考已有的相关成果。本章对现有华二代祖语保持研究进行综述，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第一节 海外华人语言转用状况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又一次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截至2008年，通过留学、投资商务、亲属团聚、劳务输出等方式，中国海外移民数量已超千万（李其荣等，2017）。仅2008年到2017年的十年间，就有460.5万余名中国人移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20个发达国家。根据美国联邦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截至2017年，华人人口508.1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3.28亿）的1.5%。在1990年到2017年间的各大移民族群中，来自中国的移民数量跃升到了第2位。华人主要聚集在加州（36.9%）、纽约州（16.9%）、新泽西州（4.2%）、华盛顿州（2.8%）等。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截至2016年，加拿大华人人口达到177万，约占总人口（3 446万）的5.1%；华人主要居住在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卡尔加里、埃德蒙顿、渥太华、温尼伯七个城市；全国约14.7万华人在工作场所讲普通话，讲粤语的约有12.7万人。

英国是欧洲最大的华人移民国。截至2018年，华人移民达60万以上，占英国总人口的近1%。历史上，华人移民到英国有三个高潮：一是“二战”后来自中国的劳工，二是20世纪60年代来自中国香港和越南的华人，三是20世纪80年代华人新移民，包括中国内地移民和1997年香港回归后产生的移民。目前，新移民总数已经超过老移民。据报告，201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华人共有393 141人，其中约有四分之一（26.1%）居住在13个市镇，包括曼彻斯特、伯明翰、巴尼特、塔村、南华克、利物浦、谢菲尔德等。大部分华人散居在英伦三岛各处。

根据澳大利亚华人总工会编纂的《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展报告》（2018）披露的数据，截至2016年，出生于中国的澳大利亚华人有655 886人，家庭使用华语人口有927 944人，家庭至少一方有华人祖先的人口有1 232 896人。华人人口占全澳人口比例达到5%，除英语之外，华语是澳大利亚使用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语言。

中国与日本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后，双方交往日益频繁，留日人员稳步增长。2000年以后，每年在日中国人数量的增长幅度超过10%。2011年底，在日中国留学生人数超过12万人，在日中国人总数达67万以上（鞠玉华，2015）。

华人新移民的快速增长，给原有的海外华人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华二代祖语的保持情况并不乐观。在移民的祖语保持问题上，Fishman（1964）最早提出了祖语的三代转移论。这个论断几乎成为学界共识，华人移民的祖语保持状况并不尽如人意。华人人口结构的变化，势必带来华语传承形势和华文教育对象的变化。

在华人新移民较多的国家和地区，可以看到一些祖语使用的相关数据。1996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约有45 000人自报华语是他们的母语，但他们却未在家里使用。到2001年，全国872 000人自报华语是他们的母语，790 500人表示会定期说华语（Chui、Tran＆Flanders，2005）。Li（1998）认为，1981年到1991年，36%的加拿大华人经历了祖语遗失。加拿大统计局2006年的数据表明，68.52%的华人在家中经常使用中文，而在所有年龄段中，7～17岁的青少年华裔使用华语比例最低，只有45.85%（王嘉顺，2019）。美国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19年有35%的加拿大华人在家里说粤语，23%说汉语普通话，40%的人说其他汉语方言（Goodkind，2019）。

从澳大利亚历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可以略窥华人祖语保持和转用情况。199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华语转用比例很高：在家说普通话转换到说英语的人口，占在澳大陆移民的37%；在家说粤语转用到说英语的人口，占在澳香港移民的35%。到了2006年，约67万华人中有22万人自称在家里说普通话，约24.5万人说广东话，还有少数人说其他汉语方言，发生语言转用的人数少了一些（Clyne，2011）。2011年澳大利亚统计局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语言代际损耗的情况是：第一代澳大利亚华人在家中使用英语之外的语言（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LOTE）比例最高（53%）。第二代使用祖语的比例要低得多（20%），三代以后使用祖语的比例已经极低（1.6%）。

在美国，2000年的调查显示，第二代华裔儿童在家里只说英语的占29.4%，但是到了第三代只说英语的已经达到91.4%（Alba，et al.，2002）。Pan（2002）调查发现，纽约市的大多数华人不会说普通话，最常使用的汉语方言是福建话（36.6%），包括闽南话和闽北话等次方言，其次是粤语（31.7%）和吴语（20.3%）。从曼哈顿唐人街和法拉盛唐人街收集的200个样本中，普通话仅占10.4%。加州大学社会学家Rumbaut（2007、2009）完成了两项美国跨代移民儿童的语言能力和语言偏好的纵向调查。这两项研究的样本都由不同世代（第一代至第四代）的5 000名受访者组成。调查结果发现，几乎所有族裔的英文能力都得到了提高。但是，在传承语能力上，只有华裔与其他族裔形成鲜明对比，年轻华裔对祖语的理解和熟练程度从33.3%下降到19.6%。中文是最快速丢失的语言之一，实际上，它的预期寿命只到第二代（Rumbaut，2007）。这个调查结果要比Fishman（1966）的祖语三代转移论更令人忧心。Fillmore（2000）认为美国移民儿童失去祖语的危险要远远大于不能习得英语。语言承载着族群文化，失去语言也就意味着失去这种族群文化价值观，削弱了华人家庭代际语言交流。

第二节 家庭语言状况代系特点研究

对华二代祖语保持状况的趋势判断，主要是通过对祖语使用、语言态度等方面的代系差异研究来进行的，因此家庭作为最小的社会单位成为多数研究的观察对象。研究的内容一是发现祖语保持的代系特点，二是对观察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

英国最早研究家庭与华语传承关系的是李嵬和米尔罗伊等学者。作为社会语言学“网络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框架，调查了英国华人三代家庭的语言维持情况。调查发现，旅居英国数十年的老年人只会讲汉语（粤方言），不会英语，而到了第三代华人，他们基本失去了中文读写能力，个别人连听说都有困难，已经转用英语。作者认为英国华人社团这么快的语言转用是很少见的。英国华人社会语言转用过程相当复杂，而这一过程与其社会网络的演变密切相关。李嵬（1994）延续了这项研究，报告了英国东北部Tyneside地区华人家庭三代语言使用变化情况。20世纪90年代这个地区居住着5 000多个华人，大部分从事餐饮业。80%来自香港，说粤语，25%是英国本土出生的华三代。他采用民族志和问卷方法，调查了10个家庭。研究主要发现有：汉语单语急速地转向以英语为主的双语；老年妇女保持使用粤语；年龄作为预测语言转移的重要因素，不是自然的生命周期概念，而是通过社会机制起作用。华人网络关系逐渐向非华人网络转变；“我们的语码”从祖辈的粤语转向子代的英语。

张东波（Zhang，2008）通过对美国费城18个华人移民家庭的民族志调查发现：华人父母和子女双语能力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他们的语言技能和语言偏好存在代际差异，而且不同家庭背景的父母或子女群体在同一代之间也存在差异。说普通话或福建话的父母在英语习得和双语技能方面的差距尤其显著，受过良好教育且讲普通话的中产阶级华人明显偏好华语。

梁若玲（Genevieve Yuek-Ling Leung，2011、2012）采用Fishman的语域分析法，以问卷和访谈形式调查了美国加州北部93名台山籍华人的语言使用情况。结果显示，祖辈和父辈最常使用台山话，而年轻一代更常使用粤语和英语，普通话在三代人群中的使用频率都不高。

Linda Tsung（2015）报告了澳大利亚两个华人家庭的语言使用情况，分别是来自广东斗门的陈先生和来自福建厦门的李先生，其均为四代之家。陈先生家到了第二代之后都是多语多方言，华语出现在第四代的语库当中；而李先生家到了第三代之后都是英语单语，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就在于祖辈不同的语言意识。作者推断，培育家庭多语会成为保留祖语最重要的措施。

姜文英（2015）采用问卷调查和YCT测试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了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两所社区学校10～12岁儿童的华语保持情况，结果发现华二代的汉语水平参差不齐、差异极大，他们对待华语也是被动学习的状态。

除了代系差异，有学者研究表明，性别差异也是祖语使用的一个特点。Holmes（1993）研究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女性移民和语言维持之间的关系，其中涉及汉语维持的方面。该文基于普查数据、问卷调查和访谈资料，发现澳大利亚、新西兰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群体中，女性保持民族语言的时间比男性长。对此，文章认为，女性的社交网络鼓励她们更多地使用民族语言，重视民族语言所表达的独特的社会和情感功能。这项发现似乎跟一般社会语言学研究结论相反，即女性总是处在语言变化的前沿。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也证明，女性有着更为强烈的语言不安全感，当社区中两种语言代表不同的阶层时，女性往往更容易“人往高处走”，转用主流语言。李嵬（2012）指出，这些含混和矛盾的结论其实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例如，女性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习得主流语言，是单语者，也就谈不上发生语言转用。

华二代家庭不同代系在语言态度方面同样存在差异。子代和父代的想法出现分歧几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这也同样体现于祖语传承一事上。Zhang和Slaughter-Defoe（2009）发现父母的语言态度和努力与子女语言态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他们结合对费城两个华人社区的参与观察和18个华人家庭的民族志访谈，得出结论：虽然父母将祖语视为一种资源，并采取积极行动来维护下一代的祖语，但子女却没有意识到祖语学习在生活中的相关性，经常抵制父母在祖语维持方面的努力。

张东波、李柳（2010）进一步考察了讲福建话和普通话的两个华裔移民群体：父代的不同语言轨迹、社会阶层和定居方式，塑造了第二代对祖语和英语的不同理解。福建话儿童保留了最低限度的祖语交际，而普通话儿童则抵制祖语。

父母对待祖语的态度往往还受到其他客观因素的左右。例如，父母移民美国的经历、融入美国社会环境的过程、父母的职业背景和受教育情况等，不同的家庭背景会产生不同的“语言忠诚度”。Jingning Zhang（2010）研究了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中国移民父母对维持普通话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调查结果表明，这些父母通常对普通话持积极态度。父母之间的态度差异，取决于他们的融入方式和未来规划。由于人力资源有限，父母们对公立学校推广普通话的作用持消极态度。此外，从移民儿童的个人语言接触网络来看，家庭所能提供的人际、教育、媒体资源都可能是有限的。

更深入的研究发现，父母的语言努力对于子女的祖语维持只在一些语言技能上发挥效应。Dongbo Zhang和Keiko Koda（2011）研究了美国华裔青年的家庭识字环境对华语词汇知识发展的影响。调查显示，父母的语言使用与学习者的祖语词汇广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但只是在跟功课相关的阅读实践上起作用，而在与功课无关的独立阅读和共享阅读上则不起作用。华裔青年这种功课导向的华语能力发展倾向，提示学校应该注意家校配合，在阅读材料的选取和指导上与家庭做好衔接。

第三节 影响华二代祖语保持的因素研究

一、家庭因素

近年来关于华二代祖语保持的微观研究，相当一部分聚焦于家庭因素。陈雪（2001）介绍了英国华文教育与华人社会情况，指出英国华人社会的华文教育前途不光明，原因是华人居住分散，且家长负有最大的责任。

语言使用是决定华二代祖语水平的主要因素。Jennifer Joy（1995）通过对美国华二代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华二代保持祖语的水平，与祖辈、父辈是否对他们使用华语密切相关，而中文指导、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的英语能力和邻居族群构成对祖语保持都没有显著效应。

陈粤华（Yuet-Wah Cheung，1981）研究了加拿大城市中五个华人社区父母对儿童祖语保持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对儿童使用和教学祖语这些直接举措，是儿童保持祖语的重要原因，这表明家庭是语言保持的重要路径。父母采取保持祖语的直接举措，跟他们参与族群社区的程度相关，与他们对英语/法语的了解没有关系。研究还发现，父母的族群认同及其在加拿大的时间长短与祖语保持没有显著关系。族群弱认同并不意味着在祖语保持上就缺乏努力，要融入加拿大主流社会也并不一定就要放弃自己的祖语文化。

父母态度在祖语维护中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张东波、李柳，2010）。不少针对美国华裔儿童汉语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表明，父母对祖语维护的态度影响着子女对祖语维护的态度，继而影响他们日常生活中汉语使用的频率，并最终影响祖语维持效果（Luo＆Wiseman，2000；Lao，2004；Yang，2007）。

C Raschka、Wei Li、S Lee（2002）在李嵬（1994）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从社交网络角度调查了英国第三代华裔语言选用情况。结果发现，正常的家庭互动模型有利于支撑祖语维护。Xiaoxia Li（1999）通过自我观察和12岁女儿在夏威夷家里的日常语言实践，发现父母对两种语言和文化都持积极态度，在家庭中良性的亲子互动和情感支持，对孩子的双语教育和身份认同非常重要。此外，He（2016）的研究发现，家庭中子代对父代的话语模式和家庭语言环境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李国芳（Li，2006a）探讨了三名加拿大一年级和二年级华裔学生的双语能力（中英文读写）和家庭环境中的三语（普通话、粤语和英语）练习，研究结果说明，父母对祖语的态度，以及学校和社会因素（例如祖语学校教学质量、媒体语言倾向等），在塑造儿童的语言选择和家庭语言实践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方面的因素表明，帮助移民儿童成为多语者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父母、公立学校和社区组织之间的共同努力。

张晓兰（Curdt-Christiansen，2009）在家庭语言政策的框架下，采用民族志方法调查魁北克10个华人移民家庭的语言意识和语言实践。结果发现，父母重视祖语的学习，希望借此来传承中华文化。

父母语言态度与儿童祖语保持这两者之间，还要受到“亲子关系”“家庭资源”等变量的调节（Luo＆Wiseman，2000；Lao，2004）。换句话说，家庭代际关系好，父母中文能力强，积极态度就会发生积极作用。如果亲子关系糟糕，父母又不能以身作则，积极态度可能恰恰会对子女祖语传承起到反作用。

Tannenbaum等人（2002）调查了情感和家庭因素与移民家庭语言维护的相关性，使用家庭关系测验、家庭系统测验和分离焦虑测验获得了悉尼华人移民家庭40名9～12岁儿童的家庭关系信息。调查重点询问儿童在不同生活场景下选择使用华语或英语的倾向，以求得到语言维护的模式。分析显示，家庭更为团结、平等，父母负面情绪少，依恋父母的儿童更倾向于使用父母的祖语。Tannenbaum和Berkovich（2005）进一步通过案例研究发现，祖语保持和家庭关系相辅相成，除了有利于提高学业成绩、获取经济资源外，祖语保持还能促进家庭和谐。换言之，祖语保持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家庭关系的情况。

同样地，父母只是在态度上支持子女祖语传承，或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却并不一定能够收到相应的回报。Lao（2004）对旧金山中英双语幼儿园86名孩子的父母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将孩子送入中英双语学校的原因、对双语教育的态度、对孩子的期望以及双语使用和家庭语言环境等问题。研究发现，不同语言背景的父母，都强烈理解和支持汉英双语教育，他们都知晓双语的实际优势：①可以获得更好的职业机会；②汉语将有助于他们的内部交流；③掌握双语会使孩子建立更积极的自我形象。大多数父母也打算鼓励孩子在家讲中文。但是，期望与实践之间存在差距。父母对孩子的中文能力水平的期望因父母的中文能力的差异和家中祖语资源的可用性而异。

李国芳（Li，2006b）利用两个加拿大华人家庭的识字实践材料，发现由于缺乏主流学校和社会支持，父母在培育孩子祖语态度方面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障碍，他们的行动往往跟不上他们的信念，所以仅仅依靠父母来培养双语和双文化者是不行的，政策制定者和学校应该给予更多支持。

父母自身所遭遇的语言压力也在影响着祖语传承。水田爱（Mizuta，2017）通过大温哥华地区10名华裔父母为保留祖语而进行挣扎和选择的故事，来呈现加拿大华人传承华语的处境。父母的叙述表明，中国经济崛起让学习汉语日益普及，但几十年来，祖语教育面临的挑战依然很大。张晓兰（Curdt-Christiansen，2020）报告了8个华人移民家庭和8名小学教师的教育实践不匹配情况：父母和老师对儿童语言/读写实践、教育期望以及父母参与角色方面持有不同观点。作者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核心原因是英国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家庭祖语会阻碍孩子的英语学习和学业表现。这就说明，即使国家没有成文的语言政策，隐性的语言政策或语言意识形态也会对华语祖语维持产生极大的影响。

华二代自身的语言态度反过来也会影响家庭语言政策。李国芳、孙茁（2017）研究的四个代表性华人家庭案例显示，四个儿童都对中文有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他们的语言选择也影响了家庭语言政策。作者进一步结合从更多华裔移民家庭搜集到的访谈文本及观察数据，构建了加拿大华裔家庭语言政策的连续发展模型：从唯中文家庭到中文过渡、中英法多语再到零中文家庭。这个模型可以较好地阐释加拿大华人移民家庭语言政策的动态变化。

二、社区因素

相对集中的族裔人口在地理和空间上有利于构建社交网络，为祖语保持提供条件。Nagano（2015）基于美国人口普查和美国社区调查数据，对1980—2010年成年祖语群体之间的地理分布和时间变化进行了比较。分析显示，30年间，华语传承语者从375 800增加到1 233 957，中文取代法语成为仅次于西班牙语的最常用祖语。在人口聚集密度指标上，中文要远远高于西班牙语（0.821＞0.764），西班牙语社群聚集呈空间扩散状态。这项研究的特色是，采用时间跨度、城市分布、人口密度等指标，更细致地反映华语祖语人口信息。美国的华人人口集中在加州和纽约，而根据美国外语教育理事会的数据，这两个地区的中文学习人数也是最多的。这一研究表明，移民社区在地理上的集中度越高，其语言维护和教育情况就越好（Xiao，2014）。Ningsheng Xia（1992）反驳了语言代系转用的观点，认为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不是由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社会人口、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决定。他认为，华人来到美国已经两百多年，但是华语仍然被广泛使用，这是因为存在着维持华语的几大有利因素：华人移民数量极大，聚居的居住模式，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对文化延续和民族认同的强烈重视，群体内婚姻模式，民族间文化差异，族群内的密切联系，同祖籍国的关系，大众传媒的发展和美国语言政策的变化等。

社区资源是祖语维系的保证，社区强大往往祖语保持状态良好。社区弱小、组织关系松散，往往祖语生态堪忧。对于华裔移民来说，社区同伴是华语学习、华语使用最重要的参照和对象。研究表明，无论是第一代、1.5代还是第二代移民，华裔同伴都是影响美籍华裔儿童祖语保持的积极因素（Luo＆Wiseman，2000；Zhang，2010）。

华社和华校都积极为本地华裔营造了华语社交的空间，创造了文化实践的平台，还创造了许多与中国联结的机会，有力地促进了祖语生对祖籍国和中华语言文化的亲近与认同。除了提高语言技能和学业上的好处，这些学校还为海外华人创造了一个跨地域的社交空间，促进他们与祖籍国的持续互动。这些学校的汉语习得和社会功能对华裔民族认同的构建都有强烈的影响（Creese，et al.，2006；Zhu＆ Li，2014）。

一些宗教组织也能起到凝聚认同、维持华语的作用。Huamei Han（2013）基于加拿大西部一个浸信会的民族志研究，发现这个针对青年信众的英语教会实际上促进了华语维护。当地华裔年轻人虽然普遍被认为是“不懂中文的第二代”，但这个教会的华裔年轻人定期聚集在教堂，可以在其中学习和使用中文，从而具备了不同程度的中文能力。类似的情况也广泛地存在于东南亚和欧洲一些国家中，很多佛堂、道观和教会组织也为保留华语文化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祖语的流失往往始于原有的支撑祖语使用的社交网络和格局被打破。祝华、李嵬（Zhu＆Li，2014）指出，孔子学院对于华文教育的冲击在于影响了原来的社区语言格局，因为孔子学院只推广普通话的政策牺牲了海外汉语方言。一些社区领袖私下里表达了一种焦虑，担心普通话的扩张可能会导致在华人社区内讲不同汉语方言的人之间产生隔阂，从长远来看，这将对社区造成损害。

三、华校：教师、教材与教学法

在华二代祖语教学问题上，“三教”（教师、教材与教学法）几乎是不变的主题，此外，祖语相关的课程设置、文化活动等也是影响华二代语言选择的原因。Lin Zheng（2009）通过对墨尔本三所小学双语学生语码转换的调查，发现影响语码转换方向的因素有英语社区的居住时间、学校语言环境和家庭语言交际模型，而对祖语维护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学校类型。

黄皇宗（1992）、鞠玉华（2014）通过调研，都认为英国华文教育的问题在于经费、教师和教材。Mengying Li（2005）考察了美国凤凰城市区的华语传承语学校，并研究了学生家长在学校中扮演的角色。研究表明，尽管华文学校在许多方面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但过分地依赖家长却导致了华文学校的一些问题，包括教学质量低下和教师准备不足。

Anthony Thorpe（2011）调查了英国16所华文补习学校校长的职业背景、角色和领导力认知情况。访谈结果发现，大部分校长来自各种专业背景，角色是处理学校问题和负责外联，领导力自我评价不足。Danlu Wang（2016）调查了伦敦华文学校教师群体的教学观念和经验，了解他们为什么在待遇低的情况下能够维持较高的职业忠诚度。通过访谈发现，华文教师有的本身就由家长兼任，在知识结构上虽然先天不足，但是教学经验丰富，积极奉献，也在积极努力提升自我，一味地指责他们不专业是不公平的。可喜的是，近来有不少华人留学生群体和志愿者暂时性地进入华文教师队伍，他们大多接受过专业培训，为华文教育带来一股清流。但据当地华团负责人介绍，他们对中华文化往往缺乏基本的了解，职业忠诚度不高。

Jing Huang（2016）采用巴赫金的“众声喧哗”理论，历时10个月，运用民族志调查法调查了伯明翰最大的一所华文补习学校，考察其内复杂的语言意识形态、华文教师职业认同情况。调查发现，华校内存在一个语言意识形态的小生态系统，存在普通话和英语、普通话和粤语并存分用的观念，还有以语言为荣和以语言得利的观念。教师的职业身份也在华社结构变化、教师自身融入社会、华语和英语地位对比中不断发生变化。华人移民社会的民族认同也正在与语言、文化、国家认同脱离开来。Hsu-Pai Wu（2011）访问了6位教师对于中文学校教学实践和文化融合的看法。研究发现：教师们都将祖语教学视为帮助学生与家人建立联结，而不是推动主流社会的积极力量。所以，他们会将教学重点放在文化事实、传统美德和族群和谐等方面，而不是放在质疑各种不平等上。

Hsu-Pai Wu等人（2011）调查了一所台湾背景的中文学校中的3位教师的教学信念。个案分析表明，这些教师专业身份感弱，文化意识强。他们认为教师虽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但应得到父母的有效支持，父母才是帮助孩子终身学习华语最关键的角色。他们也强烈认为需要得到专业培训和教学合作，以提高专业素养。但是这些想法不一定会得到外部支持。例如，有的父母认为教师不要教拼音，而要教注音，教师不用融入文化教学，有的父母则过分依赖教师；学校在教学资源和给予教师提升机会方面也非常有限。这些因素反过来进一步削弱了教师的职业身份认同。

Lawton和Logio（2009）介绍了美国亚特兰大中部一个周末华人社区学校的研究结果，该研究考察了父母对学校教授传承语者和非传承语者方面的看法。对父母进行的调查和访谈显示，他们对教师课堂交际和教学风格有着不同的期待，越来越多的父母希望将文化实践纳入课程。这样不仅能帮助非传承语学习者获得族群认同，经历族群身份矛盾的传承语学习者也能回到正轨，为祖语文化感到自豪并乐在其中。

教材历来是中华文化价值观传递的重要载体。从语言政策研究的进程来看，教材一直被认为是意识形态争夺的重要阵地，用什么样的教材培养什么样的下一代，是教材管理者和编写者需要思虑的一件大事。祖语教材的定位，需要在传承祖籍国文化和适应所在国文化之间取得平衡。其中有多大的操作空间可以取得平衡，这应该是华文教材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萧惠贞（2014）结合教材分析，调查了北美、加拿大东部地区华文教师对于儿童华文教材主题内容、排序的看法，发现教师对于文化教材的需求和现有教材存在落差。

张晓兰（Curdt-Christiansen，2008）采用批判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分析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中文学校的华语教科书《中文》（幼儿园到五年级）语言素材当中的意识形态教育，指出华语教材传递了谦虚、尊老、勤奋好学、尊重教育等中华传统文化。而要培养全球化、本土性的人才，需要批判性地检视这些教材的价值观是否有利于华裔的社会化过程。在加拿大K-12的祖语课堂中，来自台湾的华语教学材料可能强调孝道和家庭主义，而来自大陆的教学教材则会强调爱国主义，突出著名人物、标志性纪念碑和地标性建筑物（Chiu，2011）。Chiu（2011）研究了北美社区语言学校使用的两本华文祖语教材《华语》《中文》，重点考察其中的道德和文化价值观以及理想的华裔身份在教材中是如何建构的。结果发现教材所建构的世界和华裔儿童所居住的现实世界存在明显差距。作者认为，教材需要打通与现实世界的联结，才能避免身份认同的矛盾和疏离。Li和Duff（2018）也认为，学生自己在现实中难以找到最能激发他们学习和使用汉语的这些文化参照点。

以往的文献表明，传承语学习者有三大学习需求，即语言需求、文化需求和心理需求。骆涵、李明颖、李煜通过问卷和访谈法了解华裔汉语学习者对大学中级课程的反馈，调查发现学生需求和教师期待存在错位，例如并非所有学生都对提高阅读和写作技能抱有兴趣。骆涵等人进一步调查了全美高校的华语祖语课程设置情况，向619所高校发放问卷，其中51所院校反馈已提供中文课程。项目进一步跟踪调查了华语祖语教师对课程教材、挑战、成功经验和专业发展等问题的看法，指出了祖语教育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Luo，Li，Li，2017）。

Danlu Wang（2016）调查了伦敦4所中文补习学校的祖语学生对于各种中华文化活动的态度，访谈结果发现，最不受欢迎的是“文化知识竞赛”类活动，一些传统文化活动如京剧表演也会让学习者感到“尴尬”“无奈”。作者认为，祖语教育的目标不能仅仅是“保持”对中国文化的固定记忆，还应该包括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因为这些学生身份多元，不仅是华裔，也是英国人和青少年。着眼于跨文化素养目标的华语祖语教育，应该多设计与年轻人的生活和身份息息相关的文化活动。

Zhu和Li（2014）观察补习学校课堂发现，华文教师存在一种用力过猛的现象，总是试图随时随地通过汉语教学灌输传统价值观，例如教“盼望”会给学生举例“盼望吃月饼、盼望家庭团聚”，教“期待”则举例“期待祖国统一”，教“团结”会举例“团结就是力量”等。而学生们并不买账，他们会造出“盼望中文学校没了、盼望圣诞节、盼望世界杯”等例句。平心而论，教师的出发点和愿望是很好的，但是这种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效果可想而知并不好。如上所述，教师应该多站在学生的角度来设计课堂语言教学，对课堂话语也需要有比较清醒的自我认知。Duff和Li（2013）提到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有很多华裔学生上了大学以后会主动选择学习中文。这不光是出于身份认同回归和获取学分的动机，也是因为他们觉得大学汉语课堂更有趣、有用。相比之下，中小学阶段的华校课堂常常不尽如人意。

澳大利亚浙江侨团联合会会长陈静（2015）针对墨尔本两个周末华校的400名新生代华裔做了一项书面调查，调查内容主要是对华文教学的态度。结果发现100%的青少年不喜欢学习华语，也不喜欢华文教学的方式。此外还存在教学环境缺乏连贯性、家校和校际联系不强等问题。张晓兰（Curdt-Christiansen，2006）通过对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周末华文学校课堂话语问题的研究，发现了小学华语课堂存在的一些问题。作者于2000—2002年观察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如何使用语言进行交流，发现课堂上主要是教师主导的权威性话语模式，而学生很少参与活动。这种话语结构跟学生在主流学校经历的法语课堂文化差异较大，学生会觉得华语课堂枯燥、缺乏吸引力。学生要在两种课堂话语系统之间反复调适，进一步加剧了祖语学习的困难。要改变这种局面，一方面需要增加公立学校和华文学校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华文教师本身也要学习相关的实践知识，调整自己的教学信念和教学风格等。

Du（2017）以加拿大安大略省一所社区语言学校的儿童汉语学习为例，通过课堂观察、教师访谈等方法，考察了社区学校六岁华裔儿童的祖语学习过程，特别是识字情况。研究表明，在教学资源很有限的条件下，教师完全可以避免传统的重复学习法，创造性地采用多模态华文教学法，利用身体语言、音乐、儿歌、手绘作品等多种形式和家长支持等多种方法，培养儿童的华语能力。

美国、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对祖语生和非祖语生有较为严格的区分，但是并不能完全精确地把控界定的标准。原因之一可能是华裔学生多处于完全的母语者和完全的二语者之间，其祖语能力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连续统状态，因而在学校的分班和课程设置上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影响。黄克文（Huang，2017）调查了北美和大洋洲39所大学现代外语教学领域世界前150名的中文项目，并对其华裔教学课程做类型分析，发现77%设有华裔班，其设置与否、课程完整度与地区及亚裔或华裔的比例相关，华裔班的开设受大学学制与学生族群影响。

在澳大利亚，除了华人社区语言学校，主流学校也开设了汉语课程。截至2010年，澳大利亚共有319所学校开设汉语课程，中小学校招生人数为77 453人，12个年级有4 534人（占5.85%）参加HSC考试（Orton，2010）。主流学校汉语教学的主要问题是，到了高年级之后，汉语学习者流失情况严重。这主要是由于学生要在高考中获取汉语高分较难，学生也会认为汉语学习占用了其他科目时间。另外，主流学校没有把祖语背景的学生单独分出来，几种混合背景的学生编在一个班，按同一个教学大纲教学。结果造成祖语生明显领先，非祖语生挫折感强，教师也无可奈何。混班教学的问题存在于各阶段的汉语教学当中。对班上不同背景和起点的学生施行同样的评估标准，显然不利于客观衡量学生的汉语发展。2010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启动了新的祖语课程，华语祖语学习者有了独立的大纲和教学内容。张玉？、陈申（2014）认为，教学大纲似乎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华语核心区文化上，而不是如何让讲汉语的人了解澳大利亚文化。特别是如何将汉语学习与澳大利亚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仍然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他们对新南威尔士州三所大学的课程大纲进行了个案定性调查。研究揭示了澳大利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汉语教学存在的一些教学问题，并对提高当前的汉语教学水平提出了建议。

四、祖语保持的价值

Siew-Mei Wu（1995）比较早地专门讨论了在澳大利亚维护中文的问题。作者认为影响维护粤语和普通话的因素包括：祖语讲话人的相对数量；主体民族和少数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华语是少数群体的核心价值观；少数群体的聚居状态；少数群体的互动模式和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变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华语是华族的核心价值观一说。“语言是族群核心价值观”理论是由Smolicz（1980）提出来的。核心价值观是构成一个群体文化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的作用在于确定该群体独特的身份。如果一个群体赋予其语言核心价值的地位，那么如果它不能保持这种语言，其独特性就会受到威胁。根据语言核心价值观理论，该族群将付出巨大的努力来保持其语言的发展，相应地会带来良好的语言维持率。相反，核心价值观不包括语言的群体可能就不太关心祖语的损耗，因为祖语对其独特身份的影响很小。

Smolicz等人（1985）在观察各大移民群体的语言行为和态度后，认为澳大利亚的华人和希腊人将祖语视为族群的核心价值观。他们也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查看了华人的祖语维持情况，发现其华语维持率确实相对较高。语言核心价值观理论模型比较简单，它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相同的外部环境下，只有华人族群能够较好地保持自己的祖语（Pauwels，2016）。

穆光伦（Mu，2014a；2014b）的两篇姊妹篇论文分别采用布尔迪尔的“惯习”“资本”的概念框架，研究了澳大利亚华裔祖语习得的机制。其中“惯习”相当于中国人的特质，即价值观、思维倾向和行为模式，被分解为9个可度量的问题指标。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惯习”是这些华人祖语水平的重要预测指标之一。也就是说，越具有“中国特质”的华人，华文水平越高。“资本”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象征性资本4个维度，被分解为“金钱、社交、文化活动、地位声望”等一些可以度量的问题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学习者获取社会、文化和象征性资本有助于提升其华语祖语能力，而华语能力反过来又带来不同形式的资本收益。所以，“资本”与祖语能力之间存在互惠关系。这两项研究的应用价值在于：相对于塑造华人身份、激发华裔动机，从社会层面入手，培养华裔子弟的中国特质、提升华语文化的资本属性，对保持和发展华语能力也是有益的。穆光伦等学者进一步调查了华人家庭支持语言传承的动力问题，调查的访谈数据表明，家长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使得学习者对华语的态度发生改变，从“抵制”过渡到觉得有“义务”学好，华语代际传承变得可持续化。这种态度转变，可归因为学习者逐渐养成了中国“惯习”（Mu＆Dooley，2015）。

第四节 华二代祖语习得研究

狭义的祖语被定义为“学习者转向另一门主流语言前还没有完全习得的语言”（Polinsky＆Kagan，2007），现有的研究反映了华二代祖语习得过程中的某些特点。

Dingting（2013）比较全面地梳理了华语祖语学习者的特点。包括：学习者华语能力具有高度的差异性，由低到高分为5个级别（Hendryx，2008）；祖语生在听说和语法能力上有优势，而在字词识别、写作和阅读能力上不占优势。在社会心理层面，华裔祖语生更具有综合动机，而有的研究认为他们工具动机更明显。作者指出，现有研究存在几大空白，如情景因素（是否分班）对于祖语学习的影响；方言和字体差异对于祖语保持的影响；祖语生多元身份冲突对于祖语学习的影响。

华裔儿童对汉字结构具有一定的敏感性，但是对形旁的表意功能理解欠缺。区分多义字不同义项的细微能力有待提高，3～5年级华裔儿童在词素意识、汉字知识、阅读理解上差异不显著（Zhang＆Koda，2018）。

Lü＆Koda（2011）研究了美国华裔青年的家庭识字环境对华语词汇知识发展的影响。调查显示，父母的语言使用与学习者的祖语词汇广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但只是在跟功课相关的阅读实践上起作用，而在与功课无关的独立阅读和共享阅读上则不起作用。华裔青年这种功课导向的华语能力发展倾向，提示学校应该注意家校配合，在阅读材料的选取和指导上应和家庭做好衔接。

张洁（2019）综述了华裔汉语祖语使用者的语言发展，特别是语法发展状况。首先描述华裔汉语祖语使用者的群体特征，然后按时间顺序介绍其汉语习得历程，继而讨论华裔汉语祖语使用者的语言特点，最后对汉语作为祖语的研究和维护提出建议。

吕婵（2016、2017）研究显示，因为缺乏阅读输入，华裔儿童的先天优势没有自动转化为阅读强势，华裔儿童仅在声调意识上优于非华裔儿童，在其他口语技能上没有显著差异。非华裔儿童在句子和短文阅读理解上显著优于华裔儿童。因此，家长应该积极营造语文环境，社区可以建造中文图书馆。

在语法和语用能力上，华裔祖语生也不同于非祖语生。例如一项研究考察了祖语生对于短时量标记“一下/下/VV”的掌握情况，实验研究设置了权势关系和社会距离两个情景，采用话语完成测验（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对比了31名祖语生、29名外语生和23名母语者的情况，结果发现祖语生的语用表现介于外语生和母语者之间，使用“一下/下”的数量要超过非祖语生（如向朋友提建议），但是对于句尾标记“吧/呢”的知识又少于母语者（Li，Zhang＆Taguchi，2017）。另一项研究考察了祖语生在“请问、能不能/好不好/行不行、对不起、劳驾”这样的程式化表达上的特点，研究结果基本一致（Taguchi，Zhang＆Li，2017）。后续调查表明，祖语生不完全的语法或语用能力，应该跟他们不充分的情景语言输入有关。

第五节 华二代祖语学习的动机和态度研究

在动机方面，人们发现，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想要了解历史遗产的内在渴望以及满足课程要求的工具取向，是美国大学华裔祖语生选择学习汉语的最初目的（Wen，1997）。而他们能否继续学习汉语，很大程度上与汉语在职业生涯中的有用性以及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相关（Wen，2011）。Xiaowei Shi和Xing Lu（2007）调查了美国12～20岁华二代的双语优势和学习成本。研究发现，华二代随着年龄的增长，保持双文化身份的内在动机增强，他们认为双语双文化的收益大于学习成本。

Comanaru和Noels（2009）对加拿大阿尔伯塔一所大学汉语学习者的动机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样本对比了145名华语祖语者和145名非华语祖语者。结果表明，学习者越觉得学习汉语有意义和有趣，就越能投入学习过程中。与非祖语者相比，祖语学习者更强烈地表示汉语是他们自我概念的一个完整方面，同时也是出于家庭义务，学习汉语的动机更强。并且，华裔对于族群的归属感和汉语学习的掌控感也更强。而在祖语者内部，无论汉语水平如何，学习动机和身份认同的差异不大。

Li和Duff（2014）在对加拿大大学生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遴选出20名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询问他们进入祖语班级的动机、语言学习历程有何特点、哪些因素影响着他们的祖语维持和学习态度、祖语学习对他们的身份有何影响。该研究深入讨论了2名传统的祖语学习者和2名非传统祖语学习者的学习经历、情感变化和个体感受。研究的4个案例再一次证明，学习、使用、保持祖语的动机，受到诸如社会网络、地理环境、机会、语言经历、学习者所在环境中的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调节。也就是说，华裔的语言学习动机是动态的、情景化的，容易随着个体经历的时空发展而发生变化。

华裔儿童在语言社会化的过程中，会经历身份的纠结和怀疑，这就需要得到父母的持续理解和支持。要在学习主流语言更好地融入社会的同时学习祖语，会面临不少社会压力。因此，父母对双语双文化的意义是否有清醒的认识，是否支持子女发展双语双文化身份，至关重要。很多研究还表明，母亲的角色尤其重要（Lin，2008；贾莉，2008）。

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祖语学习扮演着什么角色？社会化过程对于祖语学习有何影响？何纬芸（2006）认为，祖语学习取决于华裔能否建立一个持久的协调身份。身份的调整和建立是祖语能力发展的关键。她提出了10个可能影响祖语发展的假设。其中，“收益假说”“互动假说”“积极立场假说”分别认为，祖语发展的成功程度跟“学习者预期的未来收益”“学习者希望能随时成功交流”“英语社区对汉语持积极态度”呈正相关。她还认为，华裔创造性地使用祖语和英语，使之成为个体社会化丰富的语言资源（He，2013）。

学习者如何通过社会化的活动来习得祖语，如何通过祖语达到社会化的目的，这是语言社会化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何纬芸、苗瑞琴（2007）从这两个方面举例评价了祖语研究领域的一些重要成果。何纬芸（He，2016）进一步通过对家庭祖语交际的案例分析指出，祖语的使用和变化是一个涉及家庭和公共领域而非个人的过程，祖语家庭内部语言的转变需要家庭成员话语参与框架的演变以及话语机会和义务的演变。

祖语与族群认同的关系非常复杂，可能存在着代际差异。“年轻一代的成员似乎能够独立于语言认同而建立种族认同”，而对于父母这一代来说，“种族选择必须或多或少与语言选择重合”（Le Page＆ Tabouret-Keller，1985）。穆光伦（Mu，2015）采用元分析方法，验证了51项祖语研究中的祖语和认同之间的关系，发现祖语和族群认同在统计学上呈现中度相关。

Kang Hana（2004）的研究表明，1.5代和第二代华裔的祖语能力和身份认同也不一样。还有一类所谓的半祖语者，即父母一方是移民，这类混血儿群体规模不小，其祖语能力差异也很大，认同问题更为复杂，不是典型的祖语者（Shin et al.，2010）。

Yun Xiao（2013）通过对64名不同方言背景的传承语学习者的访谈，在“想象共同体、语言霸权和语言投资”三个概念框架下讨论了他们的身份问题。研究发现他们存在着多样化的身份认同和自我动机，既想要学好普通话以求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想保留方言以延续地方身份。在祖语教学中，应该帮助这些“方二代”发挥自身优势，优化语言技能投资方向，口音重的多侧重发展其普通话能力，喜爱繁体字的也保障其学习兴趣。满足差异化和多样化的需求，可以让方言者对自己的根产生更积极的印象，从而形成更明智的自我认同。

Li和Duff（2008）发现，虽然华裔在华语文能力水平上差异极大，但是他们的动机、需求是一致的，都想要获得高级会话能力、复杂的语用能力、精深的中华文化理解能力。她们的研究也发现学生学习华语兼有工具动机和融入动机：既想更多地了解族群文化信息，也想在未来抓住中国经济腾飞带来的职业机会。她也研究了华裔学生对于普通话、台湾“国语”等不同华语变体的态度，他们会追随学习不同的变体，其原因在于这些变体跟学习者的身份变化存在着关联。Duff、Liu和Li（2017）在问卷调查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5名祖语学习者的多语身份和语库问题，总体而言，他们都有着复杂的语言学习投资历史，既掌握汉语多种变体，也拥有相当高级别的外语能力。研究者还跟踪了他们大学毕业多年之后的语言经历，发现他们的跨国经历和文化身份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语言学习投资情况和语言水平。这项研究证实了对祖语者进行跨时空研究的重要性。

Mianmian Xie（2010）综合访谈和翻译测试等方法，对3名华裔青年的调查表明，族群和文化认同、语言态度和信仰是影响祖语维持或磨蚀的重要内部因素。

Hoi Yin Debby Lau（2013）对渥太华华裔的祖语学习调查发现，17名儿童中有9名选择了退出华语学习，表明他们在语言决策上已经有了一定的能动性。Tse（1997）在一项研究传承语者特殊之处的文章中提出，移民的族群认同会经历四个阶段：族群意识缺乏、族群认同模糊或回避、族群认同显现、族群认同回归。Duff（2018）结合对加拿大华裔祖语学习的研究发现，华裔生到了大学时期，其认同会大概处在后两个阶段。他们会通过选择学习祖语来寻找自己的族群身份，修复被忽视已久的文化之根，反过来这些动机也会影响后续的学习策略和努力。

Sara Ganassin（2020）对英国两所华文学校中的语言、文化和认同问题进行了一项为期18个月的调查研究，涉及课堂语言实践以及学生、教师和家长对于祖语、中华文化和身份认同等问题的叙述。通过观察和访谈发现，学生和教师、家长对于祖语的内容、文化传承的目标和途径、认同对象都有不同的看法。在学生看来，学校教授的汉语祖语还应该包括粤语、客家话等方言，这是他们能够和家庭、社区建立情感和关系的一种纽带；他们倾向于通过各种文化活动来体验学习中华文化，而不是以教科书为核心的价值观灌输；他们也乐于使用多种语言变体甚至超语来张扬自己的多种身份。然而，校方和家长却坚持认为，学校应该以普通话来作为祖语进行教学，希望学生们能够将中华文化内化于心，在身份认同上保持纯粹性。在教师群体内，台湾出身的华文教师坚持所谓台湾“国语”是标准华语，而这往往也得不到家长和校方的认同。这些观念上的差距无疑在华校内部形成了多元的声音。作者认为，应该重视学习者的视角，从多元观点来看待汉语、文化和身份。

Li和Zhu（2010）通过调查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发现，虽然华人学生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和汉语的重要性，但他们上中文课的主要原因是出于更私人和更直接的考虑，例如是为了避免交际尴尬或能够更有效地与朋友交流。在现有的模型中，这种动机通常被称为从属动机（Dörnyei，1998）。Zhu和Li（2014）进一步指出，英国孔子学院早年拒绝华裔生，后来为了增加招生量接受华裔生，但华裔生并不好教，如果数量多了，就需要单独分班。

方夏婷（2016）探讨澳大利亚全日制中学华裔群体的构成特点以及他们在祖语学习过程中的认同维度。研究发现，华裔中学生群体内部异质性极大，在代际、家庭语言使用、语言能力基础、学习动机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别。在主流社会和华人社会中存在认同简单、认同缺失和认同游弋的问题。而这个群体自身对中华文化及澳大利亚主流文化都具有归属感，然而这种归属感并不相同，在中华文化方面，他们缺少对价值观、道德观等深层次文化的认同。

因为身份的问题，在美国大学汉语课程体系里，传承语者可能处于比较尴尬的位置。从华语能力上来说，祖语生不见得比非祖语生好，但是外界会单纯因为他们是华裔而高估他们的语言能力，大学里不少管理人员和教师甚至给那些选修汉语课程的祖语生贴上“追求简单A的学生”的标签，对他们充满各种偏见。根据美国中文教师协会2012年全美普通话课程调查数据，大约20.99%的大学在一年级汉语班中将祖语生和非祖语生分开，没有采用双轨制的高校多半是因为生源和教师不足。但是，双轨制也不能解决祖语生的认同问题。一项针对常春藤名校中文课程的调查表明，华裔祖语生的OPI口语成绩“竟然”低于非祖语生，课程辍学率也要高于非祖语生（Ye，2017）。该研究认为，歧视性的大学文化、没有支撑的制度结构和有限的个人能动性，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三大原因。有意思的是，教师访谈表明，一些祖语生混在非传承语班成为所谓“潜伏者”，随时要被揪出扔回传承语班；他们也不能与非祖语生在同一个组里参加演讲比赛。大学里给传承语班配置的师资也比不上非传承语班，种种区别化对待不仅造成传承语教师自我的负面信念，也让祖语生缺乏身份归属感和学习动力。

祖语习得的复杂过程给祖语生带来一定的学习焦虑。Xiao和Wong（2014）专门针对美国两所大学87名普通话祖语生的华语学习焦虑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采用了Howitz等学者（1985）设计的外语课堂学习焦虑量表（FLCAS）和其他语言技能焦虑量表（Luo，2013）。研究结果发现，写作是他们最焦虑的，焦虑来自祖语身份和第二语言写作过程（如语言信息抽取和写作技巧）。骆涵（Luo，2015）则考虑了更多背景的华裔祖语生，在她的研究里，华裔祖语生分为三组：无华语背景、有普通话背景、有方言背景，研究一共调查了428名美国华裔祖语生的语言焦虑及其相关因素。结果发现，没有华语背景的祖语生是最焦虑的，其次是方言背景生和普通话背景生。普通话背景的祖语生在听说技能上的焦虑感最低，但是三组学生对于读写都很焦虑。动机、汉语难度、语言学习能力、自我成就感都是预测焦虑的显著指标。萧旸（2017）基于114名中文传承语学习者的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民族认同和传承语读写焦虑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即民族认同感强，读写焦虑低。这个发现对应民族认同和语言能力之间的关联。一般来说，民族认同感强，语言能力也强，而语言能力强，通常学习焦虑感会低。该研究还发现，不同方言背景的学习者在民族认同和语言焦虑上差异很大：传承语背景为粤语的学生体现出较强的民族认同感，也有较高的听说技能焦虑，而普通话背景的学习者则体现出较高的读写焦虑。此外，不同代的学习者也有差异：第二代比第一代华语学习者有更高的听说焦虑，对民族身份携带的文化内涵表现出更强的探索意愿。

第六节 小结

一、华语祖语保持研究的几个特点

上面简要梳理、介绍了美、加、英、澳等国华语祖语研究的相关情况。应该说，这四个国家的华语祖语研究都各有侧重，各有特色。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国家在华语祖语研究方面还表现出不少共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外华语祖语研究的共同取向。

（一）研究内容偏重微观层面

祖语是个人、社会和国家的资源，有很多机制和影响因素会造成祖语的代际转移，导致祖语资源的流失，祖语研究的目的是要打破祖语资源损耗的链条（Campbell＆Christian，2003）。这需要家庭、社会和政府的系统努力。从语言生活的角度而言，打破祖语“传不过三代”的魔咒，实现祖语的代际传递，需要在“语言教育、语言使用、语言意识”三个层面发力。Schally和Eisenchlas（2020）提出家庭语言保持和发展研究的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分别是家庭、社会和国家。将这三个层面和上述三个层面组合，可以得到祖语传承研究的九个方面，如表2-1所示：

以这九个方面来观照华语祖语传承研究，可以发现：家庭语言教育、家庭语言使用、家庭语言政策、社区语言教育方面的相关研究都有了很多成果，但是在中观的社区语言使用、社区语言政策以及宏观的国家语言教育、使用和政策方面，我们还缺乏扎实的调查研究成果。

再以本领域唯一的杂志Heritage Language Journal为例，2003—2020年共发表18篇有关华语的研究，作者全部来自北美地区，涉及“动机、焦虑、语音意识、词汇磨损、语用能力、隐性知识、中文学校”等主题，绝大部分都是微观研究，宏观方面只有1篇讨论美国华人语言活力。Andrew Lynch（2014）曾回顾过去10年该杂志的主要聚焦点和基本关切，也可以看出华语祖语研究偏重微观的导向。

（二）研究方法偏重实证个案

在前文中，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介绍某项研究时，总是尽量交代它所用的方法，甚至会列出具体调查地点、对象和人数等细节信息。这样做，不仅是因为要展示该研究的操作程序和科学程度，而且是因为我们想要突出一种潮流和趋势：华语祖语研究领域在方法论上非常偏重民族志的个案研究。

在一项研究中，很少只进行单独的问卷调查，往往还有进一步的深度访谈或观察。定量研究特别是大规模问卷和实验研究极少。普遍的是结合问卷、观察、访谈、言语作品等多方法的个案分析，民族志方法、混合研究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主流。这和国内应用研究偏向定量范式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同样的华语学习者个案或材料会以不同的面目和角度，出现在同一作者不同的论文当中（如Duff的系列文章）。这可谓是另一种“用小本钱做大买卖”。重要的是，个案身上要体现典型性或代表性。例如，Wiley（2008）研究的一个美国华语祖语学习者，由于没有适合的课程，祖语一直无法进步，他的台湾口音也遭到老师的歧视，最后对祖语学习灰心丧气。Polinsky（2017）指出，这个失败案例的主人公可以换成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祖语学习者。所以，相比纯粹的定量研究，民族志通过解剖个案，为深入研究华语传承机制提供了另一种可行的方案。当然，无论是定量的问卷、实验研究和定性的民族志个案研究，都各有局限，“由于这些研究考察的学生群体千差万别，其结果几乎没有可比性，不同研究的实验结果很难进行复制和比较”（何纬芸、苗瑞琴，2007）。

（三）研究目标偏重验证已有理论模式

华语祖语传承研究跟华文教育研究高度重合。由于它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它在研究旨趣上非常关注华语传承中的具体问题，偏向采用已有的理论模式来解释相关现象。例如，用语言社会化理论解释祖语习得过程，用认同过程理论解释祖语生的身份困惑，用认归模式来预测祖语维持，用符号资本理论来解释祖语学习投资，用想象概念解释祖语维持前景问题，等等。这些理论模式和概念框架基本上来自二语习得、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实际上，祖语研究也还没有形成自身的术语表和知识体系，缺少理论建树，这制约了祖语研究的学术地位。Yun Xiao（2014）认为，祖语教育是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同样地，祖语研究在语言习得理论领域内也是没有地位的。

华语祖语研究已经形成或验证了一些重要观点。例如，家庭环境和语言习惯是祖语维持的关键指标（Fishman，1991）；父母作用重大，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影响祖语传承（Tse，2001）；语言维护的关键因素是语言态度（Bradley＆ Bradley，2002）；祖语使用、接触媒体、家庭情感关系至关重要（Cho＆Krashen，2000），等等。García（2003）回溯了1998—2002年有关祖语维护的成果后，表明教育机构、媒体、祖语能力、家庭关系、友谊网络、社会条件等都是影响祖语维护的因素，可以说，影响华语传承的变量有很多，包括语言、心理、社会、政策文化等各个方面，它们在不同的层次上发挥作用。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些通过多项研究横向比较和因素赋值，构建出相应的华语祖语保持的理论模型。

二、华语祖语保持研究的趋势与展望

根据上面的分析，未来的华语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方面应该有更多的推进和突破。就研究内容来说，李嵬（2012）批判分析了过往的语言维护研究，提出要结合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他在Fishman的“谁对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讲什么语言”的理论基础上，提出语言维护应该关注“谁维护/放弃哪一种语言，怎么和为什么”。

华语祖语保持研究的未来，还可以放在祖语研究大势下进行思考。2002年第二届全美祖语大会上，十位学界翘楚就十大课题发表了对于未来祖语研究的展望，Lo Bianco将其概括为四个方向：语言生态模式、语言意识形态、测量、读写（Campbell＆Christian，2003）。后两个方向无须进一步说明，可喜的是国内也已经有了一些标志性成果（王汉卫，2016、2018）。语言生态模式最早由Haugen（1972）提出，是指影响语言保持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家庭、学校、媒体、宗教组织、社团及历史等，大致对应Pauwels（2016）论述的语言保持的各个机构。语言意识形态指的是族群、社区和国家对于祖语保持的观念、态度和政策。华语保持研究的模式、路径、机制等理论问题都可以结合上述几个方向展开。

概而言之，以往的华语祖语传承研究，在这四个方向上已经取得不少成绩，未来的华语祖语保持研究还可以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

（1）华语祖语保持的国别化研究。

国别化研究是祖语保持研究的土壤，可以使我们及时、全面、深入了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祖语保持情况，以形成横向、纵向的持续观察，寻找祖语保持的关键点。

（2）华语祖语保持的代系研究。

代系研究的关键点是华二代的研究，华二代是祖语保持的开始，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其后代系的研究可以为华语祖语保持提供进一步的深入观察，祖语保持不是两代、三代的事情，必须立足二代，着眼无穷代。这样才能形成有力的顶层设计。

（3）为祖语保持的华文教材研究。

不同于非华裔，华裔的祖语保持必然需要在根本上有别于汉语二语教材，不同地区、不同代系的祖语保持又需要细节上的分化，显然，当前的华文教材远不能胜任祖语保持的重任，恰恰相反，教材一直是华文教育的大问题——这一点，只要看看海外华校东拼西凑的教材现状便可略知一二。

（4）为祖语保持的华文测试研究。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才刚刚起步，是华语祖语保持的最薄弱环节。

（5）华语传承历史研究。

正如本章开始所述，一部华人移民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华文教育史，华文教育史起起伏伏，各国华语传承经过了不同的历程，值得总结比较。我们正在进行的海外华语传承口述史项目，通过调查华文教育精英群体的生命历程和经历感受，以口述形式采集史料，梳理和展示华语传承的历史脉络和经验教训，以启发当代的华语传承事业。华语传承历史研究，还要将华语放在世界祖语传承史上加以比较。例如，美国德裔后代基本上已经转用英语，“二战”以来整体族群发生了祖语中断，这是一个典型的祖语保持失败案例。德国是西方发达国家，其祖语保持境况竟至如此，令人警醒。华语传承如何在充满变数的国际环境中避免德语传承的悲剧，值得深思。

（6）华语传承机构调查。

华语传承事业的可持续，还是得靠华语传承机构。Fishman（2001）认为“语言维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祖语社区。除非社区能使语言成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决策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这样说并非是在否定学校和家庭的作用，家庭是华语传承的堡垒，父母是华语传承的第一责任人，这是底线，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华语传承是民族的事业，就不能将这项艰巨而伟大的事业落在家长个体的肩上。除了华校，世界上广泛地分布着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华语文化传承的社团，例如华文教育协会、教师协会、华文媒体、作协、同乡会、宗亲会、佛堂、教会等，应该分国别、分区域调查这些华语传承机构的数量、类型、架构、功能、使命、运作情况等重要信息，助力祖语传承事业。

（7）华语接触机制研究。

当代的华语代际传承带来了更多的多语家庭和多语华社，造成了更为复杂的语言接触现象。例如发生在个体身上的华语磨蚀问题，语码混合和语码转换现象，越来越普遍的超语现象，等等。这是语言接触导致的华语系统变异。新移民的华语传承底层是华语，不同于老移民的华语底层是方言，这种差别是否会形成新的华语接触机制，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8）华语传承资源库建设研究。

祖语资源库或华语资源的整理和保护已经引起不少注意和讨论（郭熙，2016；郭熙、刘慧、李计伟，2020）。华语传承资源库旨在搭建专门的研究基础平台，服务华文教学和华语传承事业，可以分阶段研究开发：全球华裔学习者语料库、华语传承典型人物案例库、华文教师优秀教案数据库、华语传承国别机构库、华语传承国别项目数据库等。

总的来说，华语祖语保持和传承是一项事业，华语祖语保持和传承研究大有可为，也必将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