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代节令的时代特征

许慎《说文解字》释“节”之意曰：“节，竹约也。”段注：“约，缠束也。竹节如缠束之状。”[2]清徐卓《节令日考·序》：“夫竹中空，所以为通，其节所以为立，节与节若相间而循其序，合众节观之，则成一全竹。竹尚如此，而况天地乎，况人事乎？”[3]节之本意即竹节，故节令意谓有别于平常时间的特殊节点，像竹节一样有规律地贯穿于一年之中。钟敬文认为：“岁时节令，主要是指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具有某种风俗活动内容的特定时日。”[4]“节令是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并穿插于日常之间的日子……中国传统的岁时节令体系萌芽于先秦时期，成长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定型于隋唐两宋时期。”[5]

节令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约定俗成，一经形成便不会朝令夕改，且节令之际常举行代表性的节俗活动。古代节令体系于唐代渐趋成熟，至宋时虽定型达到鼎盛状态。节令在宋时又有“节序”之称，宋代诗话总汇和诗歌评论中均设“节序”一类，专门探讨和节令文学创作相关的话题，如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二六设立“节候门”，又方回《瀛奎律髓》卷一六专设“节序类”品评唐宋节令五七言律诗。关于宋代节令的分类，代表性的划分法如姚瀛艇将之分为传统节令、诸“圣节”、诸庆节、诸祀神节[6]。朱瑞熙划分为帝后“圣节”、官定重要节令、节气性和季节性节令、宗教性节令四类[7]。汪圣铎对于节令的分类与朱瑞熙的划分类似[8]。徐吉军等人则分为岁时节令、节令性节令、宗教节令三类[9]。由于研究者论之较多，兹不赘述。

随着商品经济日趋繁盛和市民阶层的迅速崛起，宋人和节令的关系更加密切。节令打破人们平淡乏味的生活，为枯燥的日子带来光彩与亮色，即“提供了娱乐、交际和休闲，换句话说，即提供了一个与‘灰色的’日常生活相反的世界”[10]，宋代的节令大致呈现出以下主要特征。

（一）在宋代统治者的主导和提倡下，整个社会享乐意识浓厚，节令数目和节假时间与前代相比明显增多。宋代一年节假休务多达七十七天，绍兴三十年九月何溥进《论朝廷休务假奏》，其曰：“著令：诸休务假，一岁之间百司七十有七日。”（《全宋文》第200册第257页）节令占据了七十七天假日中较大的比例。庞元英《文昌杂录》就此有详细的记载：

祠部休假，岁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天庆节、上元节同，天圣节、夏至、先天节、中元节、下元节、降圣节、腊各三日，立春、人日、中和节、春分、社、清明、上巳、天祺节、立夏、端午、天贶节、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社、秋分、授衣、重阳、立冬各一日，上中下旬各一日，大忌十五，小忌四，而天庆、夏至、先天、中元、下元、降圣、腊皆前后一日。后殿视事，其日不坐。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大忌前一日，亦后殿坐，余假皆不坐，百司休务焉。[11]

诸如宋代寒食通清明有长达七天的节假，在唐仅四天，上元、中元、下元三节从唐时的一天节假变为三天，此外宋时还新增各式各样的庆节，唐代则无庆节之设。唐代节令的大致情况可参见《唐六典》卷二：“内外官吏则有假宁之节。”[12]其注云：

谓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寒食通清明四日，八月十五日、夏至及腊各三日，正月七日、十五日、晦日、春秋二社、二月八日、三月三日、四月八日、五月五日、三伏日、七月七日、十五日、九月九日、十月一日、立春、春分、立秋、秋分、立夏、立冬、每旬，并给休假一日。五月给田假，九月给授衣假，为两番，各十五日。（《唐六典》，前引，第35页）

由《唐六典》、敦煌资料P.2504《唐（天宝）职官表》及《太平御览》整理出来《唐令拾遗》复原的唐代假宁令第一条所记与之大致相同，如下所示：

诸元日、冬至并给假七日（节前三日、节后三日），寒食通清明给假四日，八月十五日、夏至及腊各三日（节前一日、节后一日），正月七、十五日、九月九日、十月一日、立春、春分、立秋、秋分、立夏、立冬及每月旬，并给假一日。内外官五月给田假、九月给授衣假，分为两番，各十五日。田假若风土异宜、种收不等，通随给之。[13]

唐代田假、授衣假占据了节假总时间的很大比例，而二假在宋代则大大减少，授衣假从十五天减至一天，田假则完全被取消，丸山裕美子《唐宋节假制度的变迁——兼论“令”和“格敕”》一文对唐宋节假的变化趋势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和比较，其表如下[14]：

如表所示，通过对比唐宋节假格、令、敕等可知，唐代个别节令如玄元皇帝降诞日、二月八日虽在宋时已销声匿迹、未受关注，而寒食通清明、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朔、十月十五日等节假时间则有所增加。两朝节假时间安排最大的变化是宋代田假、授衣假的减少与取消，从词愈能凸显节令重要性的极大提升。宋代十分重视节庆休假游乐，这和统治者的积极倡导联系紧密，尤其是宋初社会安定、国泰民安，统治者甚至明令任大臣士庶尽情休乐，告诏有司不得纠察。景德三年（1006）九月庚戌，宋真宗颁布《令中外宴衎诏》，诏曰：“自今士民任选胜宴乐，内外文武群臣不妨公务，并许游从，御史台、金吾、皇城司勿复纠察。内外百司，除旧例给假外，每月旬假、上巳、二社、重午、重阳并休务一日。三司、开封府事关急速，不在此限。文武职官、军员将校，遇祁寒、盛暑、大雨雪，当议放朝。布告群伦，著于甲令。”（《全宋文》第11册第256页）大中祥符九年（1016）二月戊戌，宋真宗再次颁布《上巳端午等日放朝更不视事诏》（《全宋文》第12册第353页）。宋廷在节令时还下赐衣物给在京、京外文武官员[15]。宋代武学、太学机构亦有视节放假之俗[16]。

尽管宋人注重节令享受，但朝廷对身兼重任的臣子则有所限制和告诫。大中祥符二年（1009）四月壬寅，宋真宗敕下《诫约内外群臣不得非时广为聚会淹延刑禁诏》（《全宋文》第11册第430页），告诏群臣只在休假而不妨公务的前提下才能聚会，否则当论处其罪。大中祥符五年（1012）闰十月丁卯，宋真宗再次颁布《禁边臣正旦聚宴乐诏》（《全宋文》第12册第161页），警告守边大臣不得如此。由于宋代节假宴乐的迅速增多干扰朝廷办公之务，以至引起一些忠直之臣进言纳谏。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三曰：“冬至假七日，前后各三日。宰相宅引百司厘务。初，包拯为三司使，上言：‘每节假七日，废事颇多。’请令后祇给假五日，自此始也。”（《文昌杂录》，前引，第27页）嘉祐三年（1058）十二月，包拯上呈《请寒食节假二府百司视事如常奏》，文曰：“今冬寒食前后节假一日，虽不御殿，即令二府百司入视事如常。若行幸或燕会，次日歇泊，不遇休务者，更不别为假日，或观书阅礼物之类，毋得早归私第。”（《全宋文》第26册第67页）包拯上奏之事从侧面显示宋人欢享节庆的时间较之以往更加宽裕、充实。

（二）宋代节令的世俗化、娱乐化特征突出，社会各阶层的参与者皆投身其中，更多的人从中分享节令带来的快乐。上古节令多半以禁忌、禳灾、祈祝、崇拜等神秘祭礼的形式出现，古人视节令为关键性的时间枢纽，在特定时空中举行种种仪式活动以酬神、娱神，节令体系在汉代初具规模，到隋唐时期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笼罩在节令上的神圣色彩日渐消退，以祭拜、祈禳为目的的节令习俗已渐渐转化为以娱乐、游戏为主。刘晓峰将古代岁时文化的历史阶段概括为三个时期，前两个时期分别是“以对具有时间神格的神加以祭祀为中心的‘神话时代’和以祭奠带有怨厉之气的鬼为中心的‘传说时代’”，而把六世纪以后特别是隋唐以后的时代定位成以佳节良辰为根本追求目标的“嘉事时代”[17]。中唐以后帝王明确下诏宣布和强化三令节的娱乐意味，使得整个社会游赏之风愈加盛行。《全唐诗》卷四收唐德宗李适十五首诗歌，其中多达十三首描写节令。唐人沿袭前代节令习俗和形式的同时，极大地降低了其中崇神敬鬼、消灾解难的神秘色彩，而充分增强了人生享乐和纵欲的因素。

谢桃坊曾指出市民社会形成于北宋的情况：“中国市民社会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它是在北宋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18]宋代市民社会的勃兴令节令娱游氛围变得更加浓重。《礼记·杂记》里子贡观蜡节后用“一国之人皆若狂”来形容世人过节的欢腾景象[19]，节庆时际宋人之悠游自得、欢欣自在更有一番情致，《武林旧事》绘声绘色地描述时人祭扫的情景：

南北两山之间，车马纷然，而野祭者尤多：如大昭庆、九曲等处，妇人泪妆素衣，提携儿女，酒壶肴罍，村店山家，分馂游息；至暮，则花柳土宜，随车而归。若玉津、富景御园，包家山之桃，关东、青门之菜市，东西马塍，尼庵道院，寻芳讨胜，极意纵游，随处各有买卖趁赶等人。野果山花，别有幽趣。盖辇下骄民，无日不在春风鼓舞中，而游手末技为尤盛也。[20]

这段材料以随笔的形式精练地勾画出宋人扫墓游春、寻芳纵游情景，短短数句皆生趣盎然、点染有力，将清明佳节众人欢歌鼓舞、沐浴春风的诗情画意的场面生动摹尽。宋代节令的大众化、娱乐化趋势渐趋凸显还体现在社会各阶层不论男女、老少、贵贱之分，皆主动地投入到节俗中来，宋代地理民俗类笔记里多处提到节令时市民不分贫富、及时行乐的欢快之景：

（元日）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尔。[21]

（元旦）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家家饮宴，笑语喧哗。[22]

（清明节）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梦粱录》，前引，第12页）

（端午）杭城人不问大小之家，焚烧午香一月，不知出何文典。其日正是葵榴斗艳，栀艾争香，角黍包金，菖蒲切玉，以酬佳景，不特富家巨室为然，虽贫乏之人，亦且对时行乐也。（《梦粱录》，前引，第22页）

（七夕）其日晚晡时，倾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着新衣。（《梦粱录》，前引，第25页）

（中秋）虽陋巷贫窭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梦粱录》，前引，第26页）

节令让人们暂时忘却平时的烦恼，跳出枯燥的生活圈子而进入愉悦的情境，“在每年一定的日子里，人们心中的人性会周期性地抛开日常生活的烦恼，沉浸在节令的喜庆之中，有时甚至连文化压迫和经济贫困也统统抛在脑后。”[23]节令嬉戏中日常的一些禁忌被打破，人们更加随意率性地释放着自我，梅尧臣有一诗《湖州寒食陪太守南园宴》，诗云：

寒食二月三月交，红桃破颣柳染梢。阴晴不定野云密，黕黕鼓声湖岸坳。使君千骑出南圃，歌吹前导后鸣铙。是时辄预车马末，倾市竞观民业抛。竹亭临水美可爱，嗑咂草木皆吐苞。游人春服靓妆出，笑踏俚歌相与嘲。使君白发体尤健，自晨及暮奏酒肴。尔辈少年翻易倦，倚席欠伸谁得教。公虽不责以正礼，我意未容诚斗筲。逡巡秉烛各分散，小人争路何呶呶。[24]

诗歌从“寒食二月三月交”到“自晨及暮奏酒肴”皆描述二三月之交寒食节至，太守和百姓在春光明媚的大好时节盛装出游的宏大场面，接下六句则写到易倦少年“倚席欠伸”、宴会结束“小人争路”等，从“公不责以正礼”、小人喧闹着争路的情景可知欢度节庆时世人可以适度越出平日身份等级、正统礼教的规束而获取相当程度的自由。为抚恤百姓、共度佳节，大中祥符七年（1014）二月壬午，宋真宗敕下《冬至寒食免贫民僦官舍直三日诏》，让居住官舍的贫民在节令时免交雇金三日（《全宋文》第12册第252页）。

（三）宋代节令为大众广泛接受日渐普适化的同时亦渗透着浓郁的地域化色彩，富有地方特色节俗的渗入给整齐划一的节庆体系增添了灵动、多样的色彩。从地域因素看，各地无不以京师风俗为参照和模仿的对象，且节俗本身也具有稳定性和趋同性，然这并不能抹杀地方性节令的亮点，宋人因此创作了许多志录地方节庆文化的诗歌作品。

此举两例为证。苏辙《己丑除日二首》其二云：“橘红安稳近谁传，鬓雪萧骚久已然。梅柳任教修故事，蚕丝聊与祝新年。敲门贺客辞多病，守岁诸孙听不眠。粗有官酤供夜饮，一瓶浑浊且称贤。”自注曰：“乡人以饧蜜和面，象梅枝柳叶，又以肉杂物为羹，名之曰蚕丝。”[25]又彭永《元宵》：“巴人最重上元时，老稚相携看点诗。行乐归来天向晓，道傍闻得唤蚕丝。”自注：“巴人元宵三夜儿童皆唱巴音彻晓，名唤蚕丝也。”（《全宋诗》第72册第45162页）二诗所言之“蚕丝”，一为贺岁节食，一为元宵歌唱之俗，然二者均为蜀中所特有，地方性节俗对于丰富、完善节令文化体系具有不可小觑的功用和意义。

（四）宋人在对待节令时表现出重阳时和重数、重上半月的心理倾向。节令将流动往复的一年时间分割开来，其中则蕴含着古人认知和感悟世界的方式、态度。在古人眼中，数字并不仅仅是抽象客观的参数，而是世间万物象征性存在方式的表征，比如奇数、偶数常常和“阴阳”“五行”等文化观念相对应，用奇数节令比对阳时，偶数节令对照阴时。《周易·系辞》曰：“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26]《汉书·律历志》：“天之中数五，地之中数六，而二者为合。”[27]“天数五”指的是一、三、五、七、九五个奇数，相加之和为二十五，这五个奇数同时被称作阳数。自古人们便重阳而轻阴，例如《易》乾卦象征阳，表天，示君道；坤卦象征阴，表地，示臣道。黄滔《九日》即云：“阳数重时阴数残。”[28]故古人对待岁时时间便有“一年之中，前半年为重；半年之中，前三个月为重；12月之中，奇数月份为重；一月之间，前半月为重”（《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前引，第65—68页）的传统习惯。

宋人沿袭前代的岁时思想，非常看重节令时间的代表意义，具体表现为重阳数和重数节令。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八《节序说》曰：

俗言端午为屈原，七夕为女、牛，皆附会之说也。大率人情每两月必一聚会，而月必用阳，日必重之，此古人因人情而立教，示尊阳也。是故正月则用一日，三月则用重三，五月则用重五，七月则用重七，九月则用重九，皆取阳月阳日独十一月用冬至，盖阳生之日，亦重阳也，《书》之正月上日，与月正元日，皆正月一日之名也，《诗》之溱洧秉兰、《论语》之暮春浴沂，皆重三祓禊之俗也，然则节令之立古矣。[29]

项安世首述节令聚会乃人情所须，而“月必用阳”、“日必重之”则是因情立教以表“尊阳”，继而又举例说明元日、重三、重五、重七、重九、冬至取阳之义。从宋人为端午命名“天中”之举亦能反观其对阳数节令的关注。南宋陈钦甫《提要录》云：“五月五日，乃符天数也，午时为天中节。”[30]五行说是古代建构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图标，以数字“五”命名的事物如五帝、五德、五方、五音、五味、五色等，神奇地网络和组建了广阔无垠的现实领域，故“五”原本就具有积极的创造意义，且数字“五”正好处于五个阳数的居中位置。《汉书·杜周传》：“礼一娶九女，所以极阳数，广嗣重祖也。”张晏注曰：“阳数一三五七九，九，数之极也。”（《汉书》第9册，前引，第2668页）又韦昭注“天之中数五”曰：“一三在上，七九在下。”（《汉书》第4册，前引，第960页）宋人首次依照数五“阳之居中”为端午取名“天中”，恰好表明其对象征“阳”之内涵节令的十分重视。

此外，宋代行事多择上半月以示吉祥顺利。温革《琐碎录》载曰：“京师贵家用事，多在上旬。门户吉庆，和合兴旺，逐月初五，生魄干事，随天地之气，请宾客和合，多在月半之前，若月望后气候渐弱，全不中用。朝廷拜相亦用上旬。”（转引《岁时广记》，第454页）

通过对宋代节令时代特征的概括总结，可以大致了解宋人对宇宙、时间和世界图式的基本看法，揭示宋人生活和节令的密切联系，从而对节令诗歌创作的外部环境和民俗文化背景获以提纲挈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