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艰难中坚守的编者

《人民文学》自1949年创刊之后，纵观历任编辑，基本可将他们分为两类，一类是兼具有作家身份的编者，比如茅盾、艾青、丁玲、王蒙、刘心武等人，而另一类基本是文学理论家身份的编者，如邵荃麟、秦兆阳、张光年等人。不管他们的身份是作家、理论家，还是《人民文学》的编者，他们始终秉承了《人民文学》的基本编辑理念：“强调内容的‘主旋律’同时鼓励艺术的‘多样化’，力推新人新作，是《人民文学》创刊至今的基本编辑理路。”[1]但是，这对于1976年1月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却并不是那么简单，当时“四人帮”还未垮台，《人民文学》实际被“四人帮”掌控，而选任的编者也基本是“四人帮”可以“信得过”的人选，主编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袁水拍，副主编是原《朝霞》负责人施燕平。1976年10月，在“四人帮”粉碎之后的特殊时期，急需一位经验丰富的编者来执掌《人民文学》，张光年则成为候选人。

张光年于1977年初出任《人民文学》主编一职，而编辑部的日常工作由副编辑刘剑青负责，[2]当时的编辑部设有小说、散文、评论三个小组，编辑有涂光群、周明、刘锡诚、崔道怡、严纲、吴泰昌等人。后因张光年患病，由李季于1978年9月接任《人民文学》主编。不幸的是，1980年李季由于心脏病突发去世，《人民文学》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继续由张光年兼任主编，直至1983年8月王蒙接任。张光年对于《人民文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人物，甚至可以说“张光年是新时期《人民文学》的灵魂”[3]。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文化大革命”后一些有争议的文学作品的肯定上。

作为新时期文学“开山之作”——《班主任》的发表过程可以说困难重重。1977年夏天，当时还在中学教书的刘心武将作品《班主任》投稿到《人民文学》编辑部，编辑部内部立即引起了轰动，并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虽然作品提出的问题深刻尖锐，揭示了极“左”思想对孩子们的毒害，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所揭露的社会真实问题过于“暴露”，小说发表后不免会产生政治运动，不宜发表；而另一种意见认为，小说不仅塑造了“张俊石”这一典型的正面人物，而且还描绘了像宋宝琦、谢慧敏这样受“四人帮”毒害的孩子们，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它符合当前文教战线‘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精神，可以发表”[4]。这篇小说由于争议过大，终审依旧没有把握，便交给了张光年定夺，他在听取多方意见后，认为“这篇小说很有修改的基础：题材抓得好，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抓到了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我的意见是：写矛盾尖锐好，不痛不痒不好。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这篇其实还不够尖锐，抓住了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但没有通过故事情节尖锐地展开，没有把造成这个矛盾的背景、原因充分写出来。写现象多，深入开掘不够”[5]。张光年的建议消除了编者们“怕尖锐”的思想顾虑，最终小说在1977年第11期的头条发表。小说发表之后，在全国取得了空前反响，好评如潮，“编辑部收到各界读者来信不下数千封，来自祖国东西南北二十几个省”，可以“用‘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句话来形容再恰当不过”[6]。张光年为当时乍暖还寒、料峭春日的文坛送上了第一朵报春花。

另一篇小说《神圣的使命》亦是如此。在1978年的春夏之交，当时还是解放军某部战士的王亚平根据身边故事写成的《神圣的使命》同样遭遇了被退稿两次的命运，缘由是小说涉及了当时文艺创作的禁忌题材——关于公、检、法等专政机关，并且作者是没有写作经验的新手，小说文笔幼稚造成编辑的退稿。王亚平在屡次退稿后依然没有放弃，再次投稿，编辑涂光群、刘剑青审稿之后交给新上任不久的主编李季，李季审阅之后建议送至评论家冯牧以及陆石审阅，后者在公安部研究室任职，熟知公安部门政策及工作，他们给作者提出了“在行的”建设性意见。但李季不放心，又送给至张光年审阅，张光年结合多方意见，提出了一条修改方案，认为文中的“共产党形象已被‘四人帮’在社会上糟害的够苦了，一些青年人产生信仰危机，笔下留点情吧”[7]。这样，小说的反面人物徐润成的身份由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改为省革委会副主任。这篇历尽磨难的小说最终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小说发表后，反响不亚于《班主任》，文章中善良的老公安干部王公伯顶着“四人帮”政权的强大压力，为了平反错、假、冤案，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形象，给人们的心灵以强烈震撼。

佳作的“出世”始终离不开编者们对于文学传统的坚守，如果没有编者“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也许这些佳作早已尘封在那段灰暗历史的某个角落。而张光年作为“养花、育花、护花的热心家”，心怀“惜春”的心态，为新时期初期的文艺界留下了宝贵财富。

《人民文学》除了主编、副主编之外，还有责任编辑以及各小组负责人。各级编辑都会有负责的片区，并“对自己所负责区的作者情况都了如指掌，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好作品面世，编辑会自我谴责”[8]。同时，编者也会向作家主动约稿，与作家共同协商修改意见，编者的自主和创新精神在讨论和商定作品时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涂光群在《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中记录了作为普通编者审稿过程的谨慎，“对稿件的评价发生分歧，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该如何处理呢？……我的做法是对上司是据理力争，方式委婉，接受必要的妥协，以争取作品出世；对下，仍是方式委婉，采取平等讨论，商量说服的办法。他们对稿件的估计错了，我指出来，我该坚持的还得坚持；如果是我错了，我也公开检讨、改正，不掩饰自己的失误。总之，不断为佳作的出世，开通道路，而不是将它扼杀于未面试之时，这对刊物，对作者、读者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一个有作为的编辑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9]。在社会大变革过程中，编者们选取文章难免会有思想矛盾和顾虑，但可贵的是他们心怀那份“神圣职责”并始终坚持着《人民文学》的“先行者”形象，为佳作出世不断开辟着道路。1977年11月之后刊发的“重量级”作品，如宗璞的《弦上的梦》、莫伸的《窗口》、张弦的《记忆》、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陆文夫的《献身》、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张有德的《辣椒》、刘富道的《眼睛》、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作品表现出了作者们特殊的敏锐眼光、过人胆识，以及在文学艺术上的探索精神，但如果没有编者们的“慧眼”与坚持，没有编者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作品将很难与读者见面。编者们努力突破政治思想“牢笼”，勇于解放思想的精神，源于他们承载着发展中国文学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