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引导文学方向的评论专栏

文学批评在复刊之后的《人民文学》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与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一样具有推动新时期文学进程的积极作用。同时，它又是一种具有针对性的策略安排，因为编者“编辑文学评论与编辑创作稿件有所不同，更多的体现着编者的文艺思想”[10]。

在“十七年”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刊物中经常会为迎合国家政治运动、形势、最高领袖的讲话或者大政方针等方面出现一系列专论、报道、转载等理论性文字，刚刚复刊后的《人民文学》表现得尤为突出。有时，为了强化理论批评的目的，开设理论专栏，深入探讨创作和理论问题，但实际上这些专栏“往往是迎合政治大形势的特定时期，而非缘于刊物自身的文学规划”[11]。例如1976年第2期开设了专栏《认真学习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三篇文章旨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四周年，并学习这一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纲领，但文中的矛头指向了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这种“结合文学实际”表明政治立场和态度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沦为了政治的附庸工具，这是一种泛政治化的言说方式，其文学特性全然丧失，这种类似的文学评论在1976年的《人民文学》屡见不鲜。

1977年之后的《人民文学》在评论专栏中出现了颇多的改变，一方面，专栏继续围绕国家政治生活，以积极跟进的政治姿态来履行意识形态的责任，配合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的各项工作。而另一方面，《人民文学》也试图遵循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展现出文学自身的特性，在文学评论中逐渐淡化政治。自1977年第7期开始，《人民文学》设立了“学点文学”的专栏，这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文化断裂之后，给青年读者以及文学初学者们开辟的一个“文学园地”，专栏意在“介绍一些有关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的基本知识。……认真学习、实践马列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问题，肃清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影响和流毒”[12]。如刘梦溪的《文学是战斗的》、秋耕的《关于文学特点的通信》、孙犁的《关于短篇小说》《关于中篇小说》以及《关于长篇小说》、王朝闻的《凤姐的个性和共性》、楼栖的《漫谈细节的真实》、黄毓璜的《关于细节》等，这些评论性文章大都具有理论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形式多样的特点，探讨关于文学的形式、特点、作用等问题，力图使文学从“四人帮”的文化桎梏中解放出来。

1978年《人民文学》第2期发表了马列主义者以及高尔基、鲁迅等人关于文学的经典论述，其选取的论著范围较广，涉及了文学理论的各个领域。主要从“题材”方面进行论述，“文学的任务是反映和描绘劳动生活的图画，把真理化为形象——人物的性格和典型”[13]。“文学作品的题材来源于现实生活。现实生活有多丰富，题材也就有多么丰富。伟大的革命，从政治、经济、文化上解放了广大人民，使亿万过去被踏在生活底层的工农大众，现在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也成为艺术描写的主要对象。”[14]文章把矛头直指“四人帮”的阴谋文艺理论基础——“题材决定”论，倡导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指导文艺创作。第2期刊发《现实和理想的辩证》中，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作方法对文学创作规律予以概括和总结，在清算“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文学路线的同时，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1978年第2期《人民文学》文学评论板块增设了“文艺随笔”，刊发文章有黄秋耘的《文章不是无情物》、夏衍的《杂谈解放思想》、沙汀的《发挥文学创作“轻骑兵”的作用》、孙犁的《奋进前进、战斗》等。在社会各界掀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高潮时，文艺界同样也展开轰轰烈烈的讨论，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关系到我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正确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的问题。在文艺界，也就是能否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繁荣创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15]。

1979年《人民文学》增设了“文艺短论”以及“文艺笔谈”专栏，刊发了汤毓强的《平凡而伟大的形象》、齐戈的《时代、生活和人民》、张莘如的《文艺工作者也应当学点自然科学》、童恩正的《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楼栖的《应当幻想》、顾骧的《真实·人民·社会主义文学》等文章，文章基本从文学创作的人物形象、题材以及重建社会主义文学经验方面进行论述，指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人们终于认识了文学诚实之可贵，虚假之可耻。作家置身于人民行列里，细心倾听他们的呼声、要求和愿望，坚持文艺创作从生活出发，面对生活的真实”，“文学终于从半空中落到了地上，扎根于现实的土壤，投身于人民之间”。[16]明确指出人民性和真实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两个基本特质，它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时代的到来提出了经验教训，文学的真正面貌开始显现。

《人民文学》中还有一类短小精悍的评论性文字“编者按”、“编后记”以及“编者的话”等。这类文章所特指的对象是读者，它是一种引导读者阅读的批评性文章，是为了避免阅读对象的“误读”。这对当时的作家作品起到了广而告之的作用。可以说，“编者按”“编后记”“编者的话”体现着刊物编者们的文艺思想及观念。如果考察1976年至1980年《人民文学》“编者按”这类评论文字，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时代文艺思想的变化。

1976年第4期“编者的话”是关于在复刊号上刊发的《机电局长的一天》的一篇批判性文章。同期还发表了蒋子龙的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努力反映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编者们对于一些文章进行批判和否定，表明的是《人民文学》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趋向。文中指出，小说“客观上掩盖了工业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宣扬了‘唯生产力论’，这正是适应了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17]。编辑部主动将责任承担起来，明显感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这是编者们在重重矛盾和困惑中顺势转变，力求自身保护的一种形式，实际也是无奈之举。

一般的“编者按”是附加在具有特殊意义或者重量级的作品前面，为了介绍和宣传作品，起到推介的作用，但依旧是与政治政策相结合，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主流文学创作。例如1979年第3期开始连载老舍的遗作《正红旗下》，出现的“编者按”这样表述：“《正红旗下》是老舍先生未完成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全部遗稿共十一章，八万余字，看来仅仅是一部巨著的开头部分。尽管如此，作者已围绕着对清朝末年北京的贵族——下层旗人的生活和命运的描述，为我们勾勒了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19世纪末20世纪初。——笔者注）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逼真画卷，触及了那个时代的基本矛盾，刻画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夺去了老舍先生的生命，致使这部有特殊价值的作品也遭夭折，令人感慨。”[18]这类“编者按”在与时事政策结合的同时，也在倡导主流文艺发展的方向，对新时期文学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