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刘健依据的主要史料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尤其是历史人物的研究。它不同于一般宏观历史的探研，更需要充分占有反映人物社会生活进程的方方面面的丰富资料。只有如此，在对所研究的人物做出评述时，才不会出现以偏概全的片面性，甚至是歪曲性的结论。

历史人物的研究，需搜集的史料分布极其广泛。这是由研究对象所涉及的生长环境、社会交往、思想意识、心理状态，行为方式，著作论述，甚至于许多日常琐事等这种极广的范围决定的。由此，其所依据的史料，就其来源史籍的类型，从性质到笔法，从内容到体例十分庞杂。可以说通常所谓史籍的十几种分类，都包含有相当多的历史人物的资料。具体到本书研究明代名臣刘健时所依据的主要史籍，从来源分类上可归列为如下几种。

一 编年史类

在编年类史料的运用中，“明实录”无疑是最为主要的史料依据。

首先，这是由于“明实录”为当代人记述当代事，在时间上更具有直接性，在记事上也具有相对的原始性。

其次，“明实录”属于明代官修国史，它通常是以朝廷各个相关部门的原始记载资料和档案为主，同时也专门派遣朝廷内外官员采集各方资料为据，因而其所涉及史事十分广泛、完整。

再次，“明实录”作为官方典籍，从注重教化功能出发，其主要是以政治史为主题。因而对于研究像刘健这样的政治人物，尤其是官居三品以上官员的历史更具有资料优势。

最后，作为明代最重要的官修史籍，“明实录”的修纂更受到朝廷格外的重视。每逢纂修实录时，皇帝都要亲谕阁、部重臣，选用大批有相当才能学识之翰林官员专任其事。因此，尽管有时实录中记事及评述难免有秉笔者主观倾向和个人好恶的掺杂，如明人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之《史乘考误一》中说：“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清人徐乾学更明确指出：明之《实录》,“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褒贬殊多颠倒”。[45]但从整体上言，“明实录”记述史事仍具有可靠性、全面性。因此，在对刘健的研究中，“明实录”，尤其是明英宗、明宪宗、明孝宗、明武宗及明世宗五朝实录，便成为此项研究最重要的史料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那个时代以封建统治者的立场编纂的这部史书，必然有其不足。如记事之巨细、详略不尽合理，其特殊政治立场的褒贬删节不尽公允，等等。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本书研究唯一的依据。对于刘健的研究，还需从大量其他类别的史籍中寻找各种资料。

在编年类史籍中，除“明实录”之外，明人谈迁编撰的《国榷》、清代张廷玉等所编《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夏燮编撰的《明通鉴》等也是研究明史极受重视的史籍。它们在记事和评述上与“明实录”有不同之处，可以作为实录记事的旁证。此外，还有一些限于某个部门、机构或领域专有的编年体史籍，如明人张元汴编撰的《馆阁漫录》、雷礼编撰的《皇明大政纪》、涂山所辑的《明政统宗》、薛应旂所撰的《宪章录》等在某些方面较“明实录”记事更为明确、细致，因而也成为本书研究的史料依据。

二 纪传体类

在这一类史籍中，清代官修《明史》作为正史，通常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明代人物时，它具有突出的优势。这是由于它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清代去明代不远，《明史》编纂时其资料来源依然十分广泛、丰富。

第二，作为清代官修史书，它是经过部分官员修撰后，又经主管审核定稿。又兼庞大的编撰队伍与较长时期的修书过程，使其更显示出严谨性。

第三，作为纪传体史书，“它是以具体的历史人物为单位，叙人物历史的基本要素，以及史家的评论。所叙事情要详略适中，该详则详，该简则略，不可臃肿，故内容较为全面、扼要”[46]。

同样的，《明史》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而以其他史书与其相互参照则是必须的。实际上，其他纪传体史书，尤其是明代私修的一些史籍中，也包含有大量为“明实录”和《明史》这种官方史籍所不当载，或不能载，甚而不屑载的一些人物事迹。因此，对刘健的研究，还广泛利用了其他一些明清时期私修的纪传类史书。如明代焦竑编辑的《国朝献征录》、廖道南编撰的《殿阁词林记》、唐枢编撰的《国琛集》、邓元锡编撰的《皇明书》、何乔远所编《名山藏》、项笃寿编撰的《今献备遗》、雷礼编撰的《国朝列卿记》和《内阁行实》，吴伯舆的《国朝内阁名臣事略》、尹守衡的《皇明史窃》，以及清代傅维麟的《明书》、张岱的《石匮书》、孙奇逢的《中州人物考》、查继佐的《罪惟录》、汤斌的《拟明史稿》、万斯同撰修的《明史》、王鸿绪的《明史稿》等，也都有关于刘健的传记。虽然多为沿袭与重复，但其中也确记有一些不同内容。即使是某些相同内容在表述上的差异，也在相当程度上为澄清刘健的某些史事提供了一种依凭。因此，这些史籍，在本项研究过程中也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 政书与方志类

政书是专述特定时代的各种典章制度的史籍。对于研究政治人物而言，了解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其所任职务的权责义务及其评价、考核方式和标准等是必不可少的。《大明会典》是明代官修的、综述有明一代之典章制度的史籍。此书内容十分充实、完备，是研究明代典制的主要依据。《明史》中的“志”部分也起着这个方面的作用。此外，有一些专门记述某一特定领域的典制及考证典制类的史籍也颇值重视。如明代黄佐撰《翰林记》、李默撰《吏部职掌》、卢上铭撰《辟雍纪事》、俞汝楫编《礼部志稿》、郭正域撰《皇明典礼志》、高儒《百川书志》、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张宏道和张凝道《皇明三元考》、王圻《续文献通考》、鲍应鳌《明臣谥考》，以及清代苏昌臣编撰《河东盐政汇纂》、龙文彬撰《明会要》、梁国治撰《国子监志》、嵇璜撰《续通典》，等等。在这一类史籍中，部分撰著包含有一些有关刘健史事的细节资料。

地方志虽然是以某一地区的自然风貌、人文社会状况为主题，但由于它也常常以叙述人物活动为一项主要的内容，因而其中包含有大量的、各类人物的传记、著述、遗迹等内容。并且作为一地一区的各种人文环境的集中反映，在涉及人物社会交往的乡里背景方面有较为突出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言，有关河南、洛阳的地方志自然成为研究刘健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来源。如流失海外的明弘治年间陈宣、乔缙修纂的《河南郡志》，清代雍正时期田文镜、王士俊等所修《河南通志》、乾隆年间龚崧林等所修《重修洛阳县志》、嘉庆年间陆继辂、魏襄修纂的《洛阳县志》等，都可以相互参照，以为本书研究之用。

由于刘健长期担任朝廷要职，从其行政职务言，可能涉及全国其他一些地区的事务。因此根据其行事履历所涉，其他一些地区或专门领域的方志类史籍如《明一统志》、明代魏津所编撰《偃师县志》、明弘治年间的《开封志》、明代《畿辅志》、刘浚所撰《孔颜孟三氏志》、堵胤锡所撰《榷政纪略》、陈镐的《阙里志》等也涉及一些有关刘健的言行史迹。有些方志中还散见有某些在其他史籍中难以看到的有关刘健的史迹，甚至还有一些刘健碑记类作品。这在刘健著述留传十分贫乏的情况下实属难得。因此，洛阳、河南以至于其他地区的方志对于本项研究显然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

四 明清文集与笔记类

在明清时期的文集中包含有汇编和选编一些历史人物著述文章的总集、选集类，如明人陈子龙编辑《明经世文编》、黄训编《名臣经济录》、万表编撰《皇明经济文录》、张文炎辑《国朝名公经济文钞》、瞿汝说辑《皇明臣略纂闻》、陈九德《明名臣经济录》、陈其愫辑《皇明经济文辑》、张瀚《皇明疏议辑略》、杨士奇和黄维等编撰的《历代名臣奏议》及清人赵承恩辑《历代名臣奏议选》、孙旬辑《皇明疏钞》，等等。这些辑编类文集，主要是从经世致用的角度选取不同时期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其中也包含有刘健为政时的一些重要奏疏。事实上，由于刘健及其后人始终未将其著述合辑成书并付刊刻，因而其作品很少有留传。因此，这些总集、选集类著作就成为研究刘健著述及其思想的重要资料。

另外，在被称为“别集”的个人著述作品之文集或全集中，由于选文体裁的多样性，其中包含有许多关于各种历史人物的行状、行述，墓志碑铭、祭文，以及作者与其他人物交往中的书信往来与诗、文应答等，无疑也是研究历史人物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因此，在研究刘健时，也大量搜集与之同时同官、同年，以及可能有其他联系的人物的文集，视其所涉及刘健事迹的多少和重要程度而选作主要或一般性参考资料。如徐溥的《谦斋文录》、丘浚的《重编琼台藁》、倪岳的《青溪漫稿》、郑纪的《东园文集》、张元祯的《东白文集》、祁顺的《巽川集》、李东阳的《怀麓堂集》、谢迁的《归田稿》、吴宽的《家藏集》、程敏政的《篁墩文集》、何乔新的《椒邱文集》、王鏊的《震泽长语》与《震泽集》、刘忠的《野亭刘公遗稿》，等等。比刘健在朝为官晚些时候的一些官员的文集中也常包含有关刘健的一些资料，如杨一清的《石淙稿》、刘龙的《紫岩文集》、张师绎的《月鹿堂文集》等。清代人的文集中也有一些包含有对刘健史事记述、评论的内容，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钱大昕的《潜研堂集》、龚自珍的《定庵续集》等，因而也都对研究刘健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明清时期出现的大量的、各种笔记类史书，多是记载一些历史人物的日常言行的片断，或一些历史事件的细节情形。有些记述内容常常是一般史书中难以列入的逸闻趣事，虽未必尽为可靠资料，也足可作为一种资料的补充说明。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历史人物来说，同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明代李绍文的《皇明世说新语》、郑晓的《吾学编》和《今言》、凌迪知的《国朝名世类苑》、李乐的《见闻杂记》、张萱的《西园闻见录》、陈洪漠的《治世余闻》和《继世余闻》、焦竑的《玉堂丛语》、李默的《孤树裒谈》、茅元仪的《掌记》、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沈鲤的《亦玉堂稿》，以及清代查慎行的《人海纪》、王士祯的《池北偶谈》和《香祖笔记》、于敏中的《日下旧闻考》、俞樾的《茶香室四钞》、袁栋的《书隐丛说》、袁枚的《随园诗话》、夏之蓉的《半舫斋古文》、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梁维枢的《玉剑尊闻》，等等。

五 其他杂史及谱表碑志类

在有关明史研究的史料中，清人谷应泰等所撰《明史纪事本末》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史籍。其将史事按类分卷，将某一事集中于一卷中述其始末，论其得失。如内有“弘治君臣”“刘瑾用事”两卷所涉及刘健事迹较为丰富、集中，因而也是本书研究必定选择的史料之一。其他有些纪事本末体的史籍如明人田汝成的《炎徼纪闻》也属参照之类。

在明清史籍中，还有许多一时难以明确归类的杂史类史籍，也能提供许多有益的研究资料。如明代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黄景昉的《国史唯疑》、徐昌治的《昭代芳摹》、张维新的《华岳全集》，以及清代刘统勋所编的《评鉴阐要》、姚之骃的《元明事类钞》、叶珍的《明纪编遗》、赵翼的《陔余丛考》与《廿二史札记》、张英等撰的《渊鉴类函》、傅恒编撰的《通鉴辑览》，等等。

还有一些专门记述历史人物言行的汇编类史书，如徐纮编的《皇明名臣琬琰录》、王道端编的《皇明名臣琬琰录》、徐咸的《皇明名臣言行录》、汪国楠的《皇明名臣言行录新编》、徐开任的《明名臣言行录》、王宗沐的《皇明名臣言行录》、刘廷元的《国朝名臣言行录》、沈应魁的《皇明名臣言行录》、童时明的《昭代明良录》《近代名臣言行录》《明儒言行录》等，也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此外，有一些晚出或是近代以来学者所编选的谱表、石刻碑录之类，如朱保炯《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刘培桂编《孟子林庙历代名臣石刻集》，洛阳及周围区县明清以来的各种碑志编著，以及1985年洛阳刘健后人编修的《刘氏家谱》等，对于本书关于刘健的研究也提供了较大帮助与便利。

综合以上关于史料的分析，由于历史人物的活动必然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像刘健这样一位处于封建统治上层的高级官员，其生活经历涉及的范围更广。因而本书研究所依据的史料极为广泛。尽管这其中有许多资料重复比率极大，但避免疏漏的重要性远甚于减小繁复的工作。

需要特别说明的还有，刘健本人及其后人、门生并没有能够将其为政及生活的资料、著述进行整理保存，因而今天研究刘健时必须从其他各种相关资源中进行搜集、整理和鉴别。这些情况决定了在研究刘健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广泛搜集、查阅各种相关史籍，并在此基础进行对比考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