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刘健依据的指导理论与方法

任何理论研究说到底都是一种人们对于特定事物对象的主观认识和判断。选择和采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使这种主观认识和判断得以正确进行，并不断得到深化、全面、客观而日益趋向真理性认识的必要前提。

一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

作为一项以特定的单个历史人物为对象的历史研究，本书在研究刘健时赖以进行理论分析与认识的基本理论依据依然是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性的人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是本书对刘健进行理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人的一切现实表现是社会物质生活环境与精神意识之统一的反映。人的塑造实质上是社会物质环境与文化教育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并且在这二者之中，物质生活环境的作用总是更为突出。列宁就曾指出：“司徒卢威先生很正确地指出：‘忽视社会学中的个人，或者确切些说，从社会学中把个人一笔勾销，实质上是追求科学认识的个别场合’,‘个体’不仅存在于精神世界中，而且存在于物质世界中。”[47]在塑造人的物质因素中，既包含有社会的物质生活环境，也包含有人的个性上的物质基础，即是其生物性的个性表现。二者之中前者的影响与作用更为显著。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解释人与物质生活环境的关系：“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有所削弱。”[48]尽管历史唯物主义承认个人对于社会历史，对于社会生活环境的创造性，但即使这种“改造”，也仍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在说明人的这种创造作用受社会环境的制约时，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9]

遵循这种基本立场和观点的指引，本书在研究明代名臣刘健的政治生涯及其命运浮沉过程中，一方面注重从其所生活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环境和背景中去把握他的成长、他的个性形成，以及他的政治仕途和命运变化，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并具体分析了在这些领域同样存在着的、他个人的生物性基因，即源于祖先遗传性及其家族传统等先天个性因素的影响。因为这些因素也属于对人的存在起决定作用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强调社会环境对人的存在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明确指出了个体因素的地位和影响：“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50]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物质生活环境和其他因素对人的影响作用，以及人自身因素与社会因素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这些论述，无疑对于本书在研究刘健的政治生涯及其政治命运变化过程中正确理解和把握其必然性与偶然性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根本立场和方向上的引导。

其次，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联系的观点与认识方法，成为指导本书进行历史人物研究的根本方法原则。恩格斯指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51]这即是说，辩证法运用于思维领域，其根本要求就是要从事物所处的纵向(时间)和横向(空间)的普遍联系中去认识和把握事物，才能真正获得对事物本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将辩证法引入社会历史领域，揭示出社会历史过程是社会生活领域各种力量、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52]既然历史过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认识和分析历史对象时，也必须从对各种因素的全面考察来进行。

从这一基本原理出发，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尤其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历史人物，有时甚至“要仔细研究他，替他作很详细的传。而且不但要留心他的大事，即小事亦当注意。大事看环境，社会，风俗，时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地方，嗜好，平常的言语行动，乃至小端末节，概不放松”。[53]在研究刘健这位历史人物时，本书就特别注意到将其置于一种历史的普遍联系的网络系统中去认识。从其外部联系来看，对他个人的研究，必然要与他所生活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与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其他诸因素的考察相联系。通过对社会生活环境的认识来寻求他所处的时代风尚，他所秉承的思想意识的教育，以及他生活历程中所具有的各种人际关系等因素对他的成长，以及对他后来政治生涯的影响。从内部关系上说，要获得对于刘健个人政治生涯的全面认识和把握，就不能仅仅限于对他政绩的单方面的考察，还应通过对他的著述的分析来认识他的思想意识、政治理念及其产生的作用，还应考察他在重要的政治场合之外的其他私人空间中的言行表现，以确定他内在的本性特征及其应对社会环境的方式倾向，以便于进一步辨别影响他政治生涯的内在因素的作用程度。可见，运用普遍联系的思维方法，是进行历史人物研究的根本方法要求，是实现对人物尽可能全面、深入和客观认识的方法保障。

二 一般史学研究方法的运用

在对明代名臣刘健的这项研究中，除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作为基本理论和方法指导外，史学研究的一般原则与要求也具体地贯彻和运用于研究工作的各个方面。

首先，是“史论结合”的原则。这里所谓的“史”是侧重于强调对历史史实的充分掌握与尊重。史料的考证与辨别，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历史事实尽可能客观、准确的阐释，是史学研究中最为基础性的工作和方法。这种工作和方法，在一项史学研究工作开始的初级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当自然和历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分析和比较，并相应地进行纲、目和种的划分。”[54]它对于研究活动进入深层次的分析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鉴于刘健人生历程中的种种事迹，以往一直未能有人整理和考辨，因此本项研究过程中就包含了这方面大量的基础工作，如有关刘健生卒年、为官经历、生平主要事迹，以及其著述等基本情况的考察与核实。在明清时人的记述资料中，有关刘健的事迹呈现出一种片段化和极其散乱的状态，甚至存在有诸多抵牾，矛盾之处，以至于今天一些人在“戏说”历史时对其不加辨别地运用，甚至任意发挥，从而造成对读者的误导。这种情形在当今以文学笔法写史，在由“庙堂史学”向“大众史学”发展与延伸过程中对史学研究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其在给史学发展提供一定启示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带来人们对历史史实认识的混乱。例如，近年来十分流行的《被遗忘的盛世》一书中，将刘健明确指为明代大儒薛瑄的弟子，并描写刘健曾随薛瑄乘船渡河，薛瑄借机教导刘健：“你要牢牢记住，无论时局如何艰难，无论环境如何险恶，都要绝不妥协，绝不后退，方为我辈做人之根本。”刘健牢记这一教导并持以为信条，由此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的命运。[55]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手法固然无可非议，然而在今天对刘健历史研究尚显滞后的形势下，在人们对刘健的史事尚未真正了解的背景下，不仅是普通的读者，即使某些从事历史专业工作的人也不免受此影响。正因如此，现今不少编写史书的作者在未经考辨的情况下在其著作中直称刘健为薛瑄的弟子。由此可见，在对刘健进行全面认识和评价时，有必要首先辨明有关刘健生平事迹的一些具体情形，以澄清对刘健认识过程中的疑云。

“史论结合”中所谓的“论”，主要是指在对史实充分掌握的基础上，通过一些特定的抽象思维方式方法的运用，对相关史料进行科学分析，以获得对研究对象较为全面的、客观的、根本性的认识。

历史研究的本来目的，就在于寻求对人与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而这种认识的获得必须有赖于抽象思维的运用，在对“史”的各种材料的分析中来实现。实际上，由于历史人物“从事历史活动时所留下的痕迹也是有限的、不完整的，有时甚至是不清晰的”，这就给研究者进行抽象思维活动，运用思维规律来进行理论分析留下了空间。“再严谨的历史学者，也不能只是排比材料，考证材料，而不加分析，不做推想的工作。甚至做考证，也需要相当的想象力，要有提出假设的能力，而假设的过程，不能没有想象，当然，这种想象不是小说家的那种想象”。[56]这就是历史研究过程中“论”的体现。

史论结合的原则要求避免仅仅对史料的描述和一般性阐释，或者离开史料提供的有关对象的具体面相而做思维上任意的想象和发挥。在对刘健的研究过程中，本书也十分注意这两个方面的结合运用。在后面的内容中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对于刘健生平事迹的考述。而本书研究的最终目的仍在于通过对刘健政治生涯的全面解析，以获得对那个时代影响政治人物命运的各种因素的认识以及对其作用的正确估价，这正是认识明代中国社会发展与人的进步之水平和程度的一种有效视角。

另外，在对刘健这个历史人物作具体的分析研究过程中，本书同样采用了当前历史研究过程中常常运用的其他一些基本方法。如统计学的方法、比较分析学的研究方法、列表直观表现的方法，等等。

本书在研究刘健的为政事迹时，为了便于更清晰地把握刘健为政情形的全貌，用编列图表的形式将其为官历程罗列出来，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出其为官地位的变化，便于进而考察和分析其对刘健为政思想及事功的影响；通过对刘健著述的搜集、整理、排列，也可以更具体地反映出其思想意识的主要倾向和特点。这种思想意识与其为政特点及其政治命运的关系也是对其政治生涯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将刘健与徐溥、丘浚、李东阳、谢迁等处于相同或相近地位的官员的比较研究，可以更清楚、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刘健为政方式的个性特征，以及这种个性倾向对其政治生涯和命运的影响程度；通过对明清时人对刘健言行表现的种种评论的梳理、编列，不仅可以充分展现出刘健在那个时代的社会影响，从而有利于对刘健个人进行全面的认识与评价，并且还可以通过对这种社会舆论倾向的分析，直接获得对那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及风尚，以及社会意识发展的趋向的认识和把握。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精辟地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57]所以，通过对明清时人对刘健认识和评价的考察与分析，正可以认识那个时代的价值标准与倾向，从而认识刘健与那个时代对人的要求与追求之间的关系。总而言之，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正是本书立足于对刘健个人的研究，结合对社会进步、对人的发展的全面认识与把握来实现对人与社会之内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进行深入认识的史学目标。

还有，在本书的研究中，也采用和借鉴了社会心理学与行为科学的一些方法与观点。如在分析刘健的个性形成的各种影响因素时，先天的、家庭的影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在认识刘健为政方式和风格时，其个性的影响实际上已成为其行为的内在必然决定因素。应当说，这种研究方法的拓展和尝试，将会对本书研究的纵深化发展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