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美国文学的发展与成熟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在近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面向大众的小说、报纸等现代传播媒介和文化制品，借助“印刷资本主义”的扩展而成为建构民族“想象共同体”的重要力量。[20]对美国这一既是想象的又是事实存在的共同体而言，文学具有多重意义。它既是美国民族文化身份得以构建的重要场域，又是承载美国文化的重要媒介，还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第三层意义而言，美国文学便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构件，而它的发展历程和繁荣景象便是美国软实力不断提升的重要表征。

截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文学的实力大幅提升，而这事实上也成了它能频频吸引中国文人关注目光的重要原因。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人在构建美国文学形象的过程中，尽管充分彰显了本土现实关怀意识，体现了明显的选择和鉴别意识，掺入了许多想象和叙述的成分，改写了美国文学的原生面貌，但他们无论如何选择、阐释和改造，都不可能无视美国文学的基本状况。因此，美国文学自身的历史轨迹和现实状况，尤其是它进入20世纪之后呈现出的繁荣景象，构成了中国文人构建其形象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或者基本语境。

一 20世纪之前美国文学的发展历程

任何形象构建，都要多多少少基于客观事物本身。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美国文学形象，尽管是中国文人构建出的产物，但这种构建绝非向壁虚造。美国文学的历史和现实，既构成了中国文人展开认知和想象的基础，又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制约作用。

同谈及中国文学需要界定一样，谈及美国文学，也涉及如何界定的问题。界定美国文学，除了需要界定何为文学，最根本的问题则是界定怎样的文学才算是“美国的”文学。

作为一个国家，美国是1776年才建立的，但它在建立之前，作为其主体的欧洲移民已经在美洲有两百多年的活动历史，其间也创造了不少文学艺术作品。还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人踏上北美大陆之前，印第安世居民族已经在那里生存、繁衍了好长时间，主要通过口耳相传等形式留下了曲词、典仪、抒情诗、传说、神话等丰富的文学形态。并且，他们在美国独立建国之后，又成了合众国内部的一个少数民族。

就何为美国文学这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理解或者建构方式。第一种是从美国独立建国算起，第二种是将欧洲人踏上北美大陆之后创造的文学都计算在内，第三种是将美国文学的历史拉长，将印第安人的文学传统也计算在内。在文学史观念更加开放、多元的当今时代，第三种方式已经赢得了许多人的认可。早在1988年出版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主编埃利奥特就认为，美国文学指的是“在后来成为美国的地方产生的所有书面的和口头的文学”[21]。

1918年，美国批评家布鲁克斯呼吁构建美国文学的新传统，并指出，绝大多数人提及美国文学的历史，脑海中马上浮现出的是那“了无生机、价值匮乏的过去”[22]。尽管他的说法过于极端，但其中也不无道理。如果将印第安人的文学传统置之不顾，美国文学则与英国文学同根同源，不仅操持同样的语言，而且深受后者创作取向的影响。再加上殖民心理的作祟，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美国文学确实没有展现出足够的美国性。华盛顿·欧文、詹姆斯·库柏、“新英格兰诗人”等的创作，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比如，欧文就被称为“美国的格尔斯密斯”，库柏就被称为“美国的司各特”。这就导致美国本土创造的文学，尽管在写作题材等方面与英国文学、欧洲文学有明显不同，但在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方面存在很强的同质性。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将20世纪之前的美国文学视为英国文学的支流。在美国文学尚未彰显出足够的美国性或者独立性之前，要梳理出真正的美国文学传统，确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

不过，即便是20世纪之前，爱伦·坡、爱默生、惠特曼、马克·吐温等作家已经致力于美国文学的独立发展，并且奉献出了重要的创作实绩。现在看来，无论是“独立派”，还是“模仿派”，其实都是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存在，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文学的历史，并不像布鲁克斯说的那么凄惨。如何看待美国文学的历史，认定美国文学的性质，本身就关涉着如何构建美国文学的整体形象。

除了印第安人铸就了历史悠久的文学传统，欧洲白人抵达美洲之后，就涌现出了约翰·史密斯、威廉·布拉福德、科顿·马瑟、乔纳森·爱德华兹、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等值得称颂的作家。他们创作了不少的记述性散文、宗教诗歌、布道文等。如果说殖民时期的文学具有浓厚的清教精神，那么，论辩风格则成了独立革命前后文学的显著特征，杰斐逊、潘恩、富兰克林等人都以创作政论文而著称。与此同时，诗人弗瑞诺、小说家查尔斯·布朗等创作的想象性文学作品也不断涌现而出，繁荣了美国文学的格局。

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强大和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美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展现出了更为鲜明的本土化特色。其中，爱默生和梭罗的散文，狄金森和惠特曼的诗歌，爱伦·坡和马克·吐温的小说，尤其值得称道。从发展轨迹来看，19世纪美国文学大体经历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两个不同的阶段。在前一个阶段，欧文、库柏、朗费罗、布莱恩特等所谓的“模仿派”小说家、诗人，“更多地借用欧洲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的风格特征，来反映和表达本地的内容和本地人的心绪”[23]。他们虽然遵从欧洲文学传统，但都立足于美洲本土，将殖民开拓的历史、民间传说等作为书写的重要对象。与此同时，爱默生、梭罗、狄金森、惠特曼等所谓的“独立派”散文家和诗人，也登上了文学舞台。他们不仅呼吁美国文学独立，而且为其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瓦尔登湖》《草叶集》等，早都成了文学经典。总体来看，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直到南北战争爆发，在二三十年里，美国文学呈现出了一片繁荣的景象，在散文、小说、诗歌、文学批评等领域都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

南北战争之后，浪漫主义文学在继续发展的同时，许多作家受到实证主义、达尔文主义等的影响，开始更为关注社会现实，将“丛林”法则支配下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作为重要的书写对象。当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阶层的不断分化，滋生了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同时，普通民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带动了文学的生产和消费。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豪威尔斯、布雷特·哈特、克莱恩、诺里斯等重要作家开始涌现而出，再加上内战之前登上文学舞台的斯托夫人等关注现实的作家，19世纪美国文学中出现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的巨潮。

二 20世纪初美国文学的繁荣景象及意义凸显

进入20世纪尤其是“一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提升，为文学的大规模生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大众文化的兴起，刺激了文学生产和传播，也使文学成为重要的消费对象。尼采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柏格森的新型时间观念等不断传入美国，为作家观照世界和人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养分和视角。社会的急剧转型，战争造成的心理创伤，再加上人们对“正常秩序”的渴望，使得“美国进入了怀疑主义、保守主义和不满情绪盛行的年代”[24]。

爱默生曾说：“新的时代经验总需要新的表达，这个世界总是在等待属于自己的诗人现世。”[25]在社会和文化的急剧转型期，作家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新的生存体验和精神感受，他们急需将自己的困惑与迷茫、希望与失望等复杂心理传达出来。当传统的美学规范不能适应新的表达内容时，他们便开始尝试革新文学的表达形式。这两方面的因素，促使新时代的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出了与传统文学不同的特点，也参与创造了布莱德伯里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文化沸腾”[26]。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产生了多层面的影响，就文学领域而言，主要体现在促进了激进文学的发展。

总体来看，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社会外在的变化和人内在的变化，美国文学开始急剧转型、猛烈分化。越来越多的作家参与文学话语实践，使得美国文学在二三十年代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彰显不同美学规范、意识形态诉求的文学共存于同一时代舞台之上，造就了美国文学的多元格局。对这一时代的文学景象与19世纪中期的文学勃兴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繁荣做了比较之后，虞建华指出：“无论是文学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还是美国作家表现出来的创作激情，这一前一后的两次繁荣，都难以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气势磅礴的文学大潮相提并论。”[27]

在这一时段，19世纪风行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潮流依然在蔓延，出现了伊迪丝·华顿、维拉·凯瑟和杰克·伦敦、德莱塞、辛克莱、刘易斯、安德生、赛珍珠等分属两个不同潮流的重要作家。即便是这些作家，其实也参入了时代巨变的混流，在新的时代形成了新的生存感受，并将其诉诸笔端，从而表现出了与传统文学明显不同的意识形态。正是因为习惯已久的生活秩序开始破碎，信奉已久的价值观念开始倾塌，华顿和凯瑟等人在作品中集中传达了怀远念旧的情绪，转向了对“天真时代”的渴盼、对“开拓时代”的讴歌。正是因为现实的矛盾愈加突出、底层的生活愈加艰难，辛克莱、德莱塞等才决心彰显社会的良心，试图打破温文尔雅的文学传统，运用粗犷的艺术风格，将严峻的社会问题和备受挤压的破碎心灵作为表现对象。

在上述作家遵从传统文学规范、体现新型意识形态的同时，更多的作家加入了现代主义文学实验的阵营，从而加快了美国文学整体转型的进程。

美国文学的急剧转型，先从诗歌领域开始。有学者指出，“1880年至1910年，差不多是美国诗歌的黑暗时代。其时，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豪威尔斯、德莱塞、克莱恩、华顿奠定了美国小说不可动摇的地位，诗歌却被推向到文学世界的边缘。”[28]但从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以意象派为先导、以艾略特等为主将的现代派诗歌，打破了美国诗歌自狄金森和惠特曼去世之后的“沉寂状态”，也动摇了以“风雅派”诗人为主导的诗歌潮流。在新诗派与“风雅派”围绕诗体和诗质展开的论战中，“‘风雅派’虽占上风，但反叛派诗歌运动的势头不容小觑。如果说前者主要垄断了名誉和地位，那么后者则激起了更多的兴趣，也让大家感到了更多的希望”[29]。崇尚创新的现代主义诗人，连同弗罗斯特等依然遵循传统诗歌规范的诗人，共同促生了美国诗歌的繁荣。无论是新派的《荒原》（艾略特著），还是“半新不旧派”的《波士顿以北》（弗罗斯特著），都是这一时期诗歌中的经典之作。

美国小说也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除了上面提到的众多小说家，斯坦因、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福克纳、帕索斯等现代主义作家不断登上文学舞台，每每将迷茫、困惑、骚动、探寻的复杂文化心理用创新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从而扩充了美国小说的内容，革新了小说表达的技巧。“老人帮”奉献出了《美国悲剧》（德莱塞著）、《教授之家》（凯瑟著）等新作，青年小说家的《太阳照样升起》（海明威著）、《了不起的盖茨比》（菲茨杰拉德著）、《喧哗与骚动》（福克纳著）等巨著迭出。与此同时，以巴勒斯的“泰山系列”和钱德勒的推理小说为代表的通俗小说也不断得以生产。不同导向的小说作品共存一时，同台争艳，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

美国剧作家有意开展群众性的小剧场运动，一步步走出了商业化戏剧的窠臼。以奥尼尔为代表的剧作家们树立起了美国戏剧独立的旗帜。他们主张美国戏剧应该摆脱欧洲传统的影响，在内容上主要以表现美国社会、历史、人民的情感为主，在表现形式上也力求创新。除了彰显表现主义特征的奥尼尔，以霍华德、莱斯等为代表的关注社会现实的剧作家，以考夫曼为代表的百老汇喜剧作家，等等，共同促进了美国戏剧的发展和成熟。为此，有学者就指出，“20年代是美国戏剧走向民族化、现代化的辉煌时期”[30]。

读书风尚的形成，带动了文学批评事业的发展，趣味高雅的报纸杂志成了批评家施展才华的重要阵地。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美国批评界主要形成了以白璧德、谢尔曼和穆尔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批评，以兰色姆和艾略特为代表的新批评，以帕林顿和威尔逊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批评，以卡尔浮登、希克斯和高尔德为代表的左翼批评。不同的批评流派有明显不同的价值导向。比如，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新人文主义批评家，“考察了当今世界的各种支配性观念，检视了哲学和社会思想中的相对主义、日常生活中的物质主义、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等不良倾向，认为20世纪的人类已经迷失了方向”[31]。因此，他们致力于恢复古典秩序和理性传统，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现代新潮文化。

就20世纪前二三十年的美国文学发展史而言，除了上述，还有三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族裔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中，休士等黑人诗人、小说家涌现而出。斯坦因、高尔德等具有犹太背景的作家，尽管在创作中并不特别彰显种族身份，但他/她们取得的成就，也是犹太人在文学领域大有作为的重要表征。二是左翼文学的发展。杰克·伦敦、辛克莱、高尔德、约翰·里德、帕索斯、休士等是这一时期明显彰显激进意识形态的作家。他们与彰显青春文化和迷茫情绪的菲茨杰拉德等作家明显不同，在创作中主要发出了变革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要求。三是女性文学的繁荣。上文提到的华顿、凯瑟、赛珍珠、斯坦因等，都是女性作家。她们在男性作家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舞台上开辟出了属于女性的空间，发出了女性的声音。

进入20世纪之后的美国文学，无论对于美国自身还是对于世界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美国文学大师辈出，开始引领世界文学潮流。尽管美国在19世纪产生了爱伦·坡、惠特曼、爱默生、马克·吐温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但在进入20世纪之后的短短三十多年间，美国为世界奉献出了更多的文学大师和文学经典。活跃于这一时期美国文坛的艾略特、福克纳、海明威、奥尼尔等，都是公认的世界文学巨匠。这些作家积极运用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心理分析、意识流的文学手法，传达了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复杂现代感受，并且深入到了对现代社会文化的反思和重构层面，推动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艾略特的《荒原》、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等，既是开时代先锋的作品，又持久发挥着影响力。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现代主义作家，德莱塞、杰克·伦敦、辛克莱等人的现实主义小说和报告文学，也产生了国际性影响。

另一方面，美国文学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大观园，赢得了世界认可。作为民族文学的美国文学，记录的是美国现代社会发展的独特经验，承载的是美国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如果20世纪之初有人质疑它的独立性还有一定的依据，到了20世纪30年代，要是有人还持如此论调，则显得过于武断。仅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就有刘易斯（1930年）、奥尼尔（1936年）和赛珍珠（1938年）三位作家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而这一时期登上文学舞台、参与创造文学辉煌的艾略特、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克，后来分别于1948年、1949年、1954年、1964年获得该奖项。虽然获得诺贝尔奖并不能完全说明美国文学到底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但至少可以表明，美国文学备受轻视的时代已经悄然结束。20世纪呈现出繁荣景象和丰硕实绩的美国文学，不仅成了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文学的格局，树立起了全新的形象。

中国有悠久的文学传统，中国文人长期以来对自己的文学也非常自信。面对无论是和欧洲文学还是和中国文学相比历史都算不得“悠久”的美国文学，中国文人难免会产生“鄙视”心理。这实际上也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中国文人不甚重视美国文学的重要原因。在美国已然成为世界“大国”和“强国”的语境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人在整体观照美国时，自然会密切关注美国文学的发展近况。随着美国文学自身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大大提升自己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欧洲等区域的文人对它的态度也明显发生了变化。这些都会影响到中国文人对美国文学的认知和想象。总体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人质疑和否定美国文学的论调明显减弱，美国文学在中国的形象也发生了整体性变迁。与此同时，美国文学本身是多元的存在，可以满足中国文人的不同接受需求。他们按照自己的期待视野和话语标准对其展开选择和阐释，有所彰显，有所遮蔽。这就导致美国文学形象在中国整体出现变迁的同时，也呈现出了丰富性或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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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孔华润（Warren I.Cohen）曾将早期的美国外交称为“豺狼外交”（jackal diplomacy），意指豺狼跟在狮子后面捡骨头的外交。Warren I.Cohen，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5th e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20.

[17] 这是David L.Shambaugh（沈大伟）研究中国人美国观的一本著作的名字。David L. Shambaugh，Beautiful Imperialist：China Perceives America，1972-1990，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18]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

[19] 邹韬奋：《萍踪忆语》，生活书店1937年版。

[20]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21] Emory Elliott，“Preface”，in Emory Elliott ed.，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xiv.

[22] Van Wyck Brooks，Letters and Leadership，New York：B.W.Hucbsch，1918，p.64.

[23] 张冲：《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一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

[24] [美]卢瑟·S.路德克：《导言：探寻美国特性》，载[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王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25] Paul Lauter ed.，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2nd ed.），Lexington：D.C.Heath and Company，1994，p.xxx.

[26] Malcolm Bradbury，“Preface”，in Malcolm Bradbury and David Palmer eds.，The American Novel and the Nineteen Twenties，London：Edward Arnold，1971，p.6.

[27] 虞建华等：《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8] Christopher Beach，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Poet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7.

[29] David Perkins，A History of Modern Poetry：from the 1890s to the High Modernist Mode，Cambridge and London：The Belknap Press，1976，p.101.

[30] 杨金才：《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三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页。

[31] David Hoeveler Jr.，The New Humanism：A Critique of Modern America，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77，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