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综述

前人对于《国语》的研究成果丰硕，主要集中在章句训诂和作者以及成书考证几个方面。《隋书·经籍志》记载：“《春秋外传国语》二十卷（贾逵注）。”“《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虞翻注）。”“《春秋外传章句》一卷（王肃撰。梁二十二卷）。”“《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二卷（韦昭注）。”“《春秋外传国语》二十卷（晋五经博士孔晁注）。”“《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唐固注。梁代《春秋古今盟会地图》一卷，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国语》二十一卷，《国语》注二十一卷，“吴尚书仆射侍中吴郡韦昭撰。采郑众、贾逵、虞翻、唐固合五家为之注，昭字子正，事孙皓，以忤旨诛死。《吴志》避晋讳，作韦曜。”经过魏晋思想大解放之后，人们对《国语》有不少新的认识。这一时期的《国语》研究观点和视角上多标新立异之处，具有很强的批判意识。宋人治学飘逸灵动，不像清人敦朴勤奋，在学术上多新思想。元代学术受到了很大的破坏，明代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恢复时期，到了中晚期学术大盛。对于《国语》的研究由传统的经学、史学逐渐向文学演进，更为关注文学性和篇章的特色批判。明末清初时期，经学逐渐兴盛起来，这时候的学者提倡朴学，重视小学基础和考据实证的方法，产生了不少《国语》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国语》注疏章句。如洪亮吉《国语韦昭注疏》[11]、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吴增祺《国语韦注辩证》、董增龄《国语正义》等。20世纪的《国语》研究在清代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一些方面继承了清代的朴学传统，主要还是文字训诂，如徐元诰、张以仁，但于《国语》潜心研究之学者较少。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语类文献的出土增多，日益注重《国语》的语体性质研究。张政烺先生根据《春秋事语》侧重记言略于记事的特点提出“语”是春秋时期一种固定体裁，内容主要是嘉言善语，是教育国子之用[12]。李零教授在其著作中对语的问题比较关注，其研究出土文献中语类文献的产生、分类，揭示了语的学术意义。上博简有二十多种事语书。李零教授认为当时像《国语》这样的古书很多，非常流行，数量很大。其学生张铁硕士学位论文《语类古书研究》把先秦时期的语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认为所谓语书是指先秦时代专为谈话游说所编撰的资料集，可以分为讲历史掌故的“事”，记录名言警句的“语”和记事记言的“事语”三类。他称呼其为艺，不单纯是指文本层面，文本只是附属的产品。当然从现代的学术分科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文体，但在当时更主要的是传授的过程和方式。

俞志慧教授《古“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从文学角度提出语是一种文类，并对体类功能、存在形式，揭示了语的学术史意义和思想价值[13]。还发表了《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以言类之语为例》等多篇重要语类研究的论文，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廖群教授通过考索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推断语是先秦时曾存在的一种以讲述故事为主旨的叙事文。[14]黄丽丽教授根据近二三十年来出土的简帛文献，提出要重新思考认识《国语》的性质和价值。[15]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不小的成绩。王青认为，“语”是先秦时期常见的一种文体，它出于实录，最早出自史官的“记言”，是早于“六经”而出现的。[16]夏德靠认为，语类文献是上古时期载录“善言”的文体，因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使其生成方式存在不同。[17]上古语类文献的生成方式是多元的，其中乐语传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乐师在语类文献的整理、传播过程中深刻地影响语类文献的形态和流传。[18]他还对语的类型进行了划分，[19]认为先秦时期的语类文献是在重言、记言传统的背景之下形成的。[20]《国语》文体源于先秦的“语”文献，其史料包括“国语”和“家语”文献。[21]朱学良认为，“语”和“志”是西周到春秋时期在社会上的两种重要文献，它们先是经过口耳相传，然后才“书于竹帛”，是先秦重要的“语”类文献。[22]傅刚教授引述和依据先秦典籍中关于语体和语书的记载，通过对语的本义、语体的发展和语书体的变化展开讨论，并对先秦时期语体文献的性质、特点、表现形态等做深入分析，使得人们对先秦时曾被广泛引用的“语”这一文体的面貌，有了一个清楚的认知。[23]过常宝认为史官载录的“嘉言善语”，使其成为新的话语资源，这类文献被称为“语”。[24]陈桐生对话体散文和格言体的渊源进行了梳理[25]。博士学论文有许科《上博简春秋战国故事类文献研究》，赵苑夙《上博简楚王语类文献研究》，曹方向《上博简所见楚国故事类文献校释与研究》，主要是从文献角度对语类文献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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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学诚：《史通·六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61页。

[2].段玉裁：《韵经楼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

[3].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页。

[4].黄侃的弟子徐复《师门忆语》，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49—150页。黄侃：《黄侃国学讲义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3页。

[5].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引，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72页。

[6].汉以上注解或说明古籍的书，也称为“记”。解释《礼经》的文字，便称《礼记》。《礼记》到汉代已有一百几十篇。《汉书·艺文志》称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多半是汉以前学者和汉代学者的写作。《古籍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谢国桢、张舜徽：《郑学丛著》，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22页。

[7].见苏莹辉《敦煌写本国语解残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4种，1960年；王利器《晓传书斋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段文杰《甘肃藏敦煌文献》第2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饶宗颐，敦煌所出北魏写本3《国语·周语》旧注残叶跋，季羡林、饶宗颐、周一良《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304页。

[8].简材料未全部公布，张春龙先生公布了部分释文，未公布图版，据其介绍，每简约书写50字，若一章写毕，不论空出多少，换简书写，内容记吴、越两国史事为主，如黄池之盟、吴越争霸等，可参见《慈利楚简概述》,《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何有祖发表在简帛网上的《慈利竹书与今本 〈吴语〉 试勘》一文认为，与今本《国语·吴语》大致上能对应，迄今约找到18支，与今本有差异。可能慈利简文有着比今本《吴语》更为细致的划分。

[9].张政烺：《〈春秋事语〉 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

[10].李零：《李零自选集·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11].郭万青著《唐代类书引 〈国语〉 研究》有专篇考证洪氏未作此书。

[12].张政烺：《〈春秋事语〉 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

[13].参见俞志慧《古“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4].廖群：《“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

[15].黄丽丽：《〈国语〉 的性质与价值——由出土文献引起的思考》,《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16].王青：《古代“语”文体的起源与发展——上博简 〈曹沫之陈〉 篇题的启示》,《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

[17].夏德靠：《上古语类文献的生成方式及其文化意义》,《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4期。

[18].夏德靠：《从乐语传统看上古语类文献的生成、传播及文化意义》,《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9].夏德靠：《论上古语类文献的类型及其文化意蕴》,《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6期。

[20].夏德靠：《论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的演变及其文体意义》,《学术界》2011年第3期。

[21].夏德靠：《〈国语〉 文体的还原阐释》,《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2].朱学良：《春秋“志”、“语”及其文化意蕴》,《殷都学刊》2013年第2期。

[23].傅刚：《略说先秦的语体与语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24].过常宝：《先秦文体与话语方式研究中》，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页。

[25].陈桐生：《先秦格言体源流》,《学术研究》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