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语体文学形式的建立

先秦时期的只言片语往往蕴含丰富的内涵，这些只言片语是古人在社会实践中积累、沉淀而形成的，它们虽然精练简洁，却充盈着诗性的智慧，蕴含着古人对人性、社会的深刻思考，体现出古人深入与探索世界的思辨性思维。不必讳言，古人在认知层面的局限性使其在探索与表述世界时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这一过程中，先秦古人表现出了他们独特的想象力与感知力。

春秋时期语体文学主要是以议论和对话为主体，直至战国时期，这种体式还在继续，但是相较于春秋时期的语体文学，战国时期的语体文体具有更为自由的表现形式，在形式上显得博大驳杂，它打破了春秋时期相对固定的文体形式，在语言风格、论述方式上亦有所变化。一个语基本在五个类型之中，或小有不同，而战国时期的语体文学作品在语言风格上、论述方式上有所变化。出土文献中从文言的使用情况和话语风格也可看出来其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清华简经碳14检测，确认抄写于战国时代的文物遗存竹简，时间为公元305年—30年，[3]虽然是出土在战国中期的墓葬，但这些文献成书还要更早。洪迈《容斋随笔》记载：“《檀弓》上下篇，皆孔门高第弟子在战国之前所论次。其文章雄健精工，虽楚、汉间诸人不能及也。”[4]庞朴认为最迟战国已经有《礼记》: “在郭店竹简中，除去《缁衣》以外，至少还有十几处出自《礼记》的《檀弓》、《乐记》等篇。冯友兰先生说它是秦汉之际的文献，当时主要有几种考虑，其中之一就是觉得古人的思想不可能这样复杂，文字也不可能这样成熟。有了这样一个总的印象，再去找一些 ‘铁证’，所以就把《礼记》时期认定的很晚。现在郭店竹简里出了一篇完整的《缁衣》，几乎与通行本没有区别。”[5]李学勤《语丛与论语》讨论《论语》年代说：“《论语》一书，传为孔子门人所编纂。”《汉书·艺文志》记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 《经典释文》依据郑玄说认为是“仲弓、子夏等所撰定”。出自战国中期晚段墓的《语丛三》引述《论语》，更确证该书之早。[6]陈伟指出《语丛一》第三一简和第九七简应连读，释读为：“礼，因人之情而为之即虔者也。”并引廖名春先生说，认为出自《礼记·坊记》。[7]《语丛》采录《坊记》，说明《坊记》早于战国中期。崔述认为“战国之文恣横”，和春秋时期“文平易简直”的风格不同。“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于世者尚少故尔。然则作书之时，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8]《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刘知几言其和《尚书》所作同时。杨伯峻认为题目为后人所加。[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汉书·艺文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篇。班固于 ‘经十一卷’下自注 ‘公羊、穀梁二家’那么春秋古经就是左氏传的经，因为它原来都是古代文字写的，所以称呼他为古经。”[10]王充《论衡·按书》曰：“《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关于书籍的著作年代，我们往往比较谨慎，所提出的多是其成书时代的最晚时间，如我们说很多书籍成书在战国、汉代初期到中期两个时间段，其实这两个时期还主要是文献的整理时期，而不一定是文献的著作时期，先秦著作有很多是把前代书籍作重新整理，很少完全自主发挥。朱熹《朱子语类》说《家语》“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春秋时期《国语》《论语》就已经产生和流传，尤其《国语》是官学的产物，其产生和流传应该和官学大体一致，当时有很多语，但主要是在贵族阶层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