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留学之基筑于历史

对于处在时刻变化发展中的人类世界而言，每一历史事件的产生、演化乃至结局都是与一定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紧密相连的，有特定孕育条件与深刻内在动因。恩格斯便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4]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历史问题之时，必先对引致其发生、演进的内外部因素作以客观深入的探求。诚如列宁所言，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最可靠方法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5]

中国人留学俄（苏）活动在清末民初时期的兴起，若追根溯源而论则肇始于中俄国家关系的确立，并在两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领域交往不断深入的基础之上，伴随着中俄教育交流活动的开启而获得了产生发展的历史机遇。

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最早可追溯自公元9世纪至10世纪。发源于欧洲东部的俄罗斯，在公元9世纪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基辅罗斯。正是在此时期，罗斯与中国之间发生了商业贸易方面的间接联系，中国的丝织品等各种制品开始传入罗斯。[6]但这种间接性质的贸易活动并不能真正促进中俄两大民族的沟通交流，至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之时，中国与俄罗斯方才产生直接接触。1223年，蒙古大将速不台奉命进军俄罗斯南部，此后俄罗斯之名为中国人所知晓。在中国历史典籍的记述中俄罗斯有多种称谓：“其名作斡罗思部，又作阿罗斯，又作兀鲁思，又作乌鲁斯。《元朝秘史》作斡鲁斯，盖皆蒙语Oros者也。”[7]由蒙古人建立的钦察汗国控制绝大部分罗斯领土之后，即有部分俄罗斯人被送至中国北部，组建起“宣忠扈卫亲军”，为蒙古贵族服役。[8]而蒙古人则通过挟携中国内地的工匠技师、歌伎艺人、书吏等专门人才，在罗斯传播了中华文化。此外，蒙古人还将茶叶带到了罗斯诸公国，俄罗斯上层人士由是喜欢饮用中国茶，而且他们对精美的中国器物和服饰也颇为喜爱，“不但争相使用穿戴，还用东方语言来称呼”，“甚至学会了使用算盘来记账”。[9]蒙古人在罗斯的统治大约持续了两个半世纪，直至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初之时，由大公伊凡三世统治的莫斯科公国基本完成了对罗斯各公国的兼并，并摆脱了蒙古桎梏，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就此初步形成。[10]而在中国，朱元璋于1368年率军攻占元大都，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起明王朝。随着盛极一时的蒙古帝国的崩溃，中俄之间的联系出现了历史断层，自公元14世纪下半叶起，两国开始各自独立发展，彼此之间无论官方抑或民间往来皆难觅踪迹。

1547年，伊凡四世于加冕典礼上正式采用古罗马皇帝凯撒的称号，自称“沙皇”，标志着军事封建专制的沙皇制度在俄罗斯的确立。由是，为进一步掠夺更多土地和奴役更多人民，满足封建贵族对更多利益的渴求，沙皇俄国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使得“俄国的历史”成为“一部国家殖民的历史”。[11]在此进程中，中国与俄罗斯于17世纪开始建立起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沙俄不仅通过武装侵略对中国领土进行殖民占领，更着意于借助商业攫取利益。有学者对此评价道：“俄国从最初与中国发生关系时起，就让人家看出它想从与它的邻邦的接近中捞取什么……而这个目的就是商业。俄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未来的市场。”“彼得大帝时期的中俄关系史，实际就是俄国在远东的商业史以及中国政策对这种经济关系所发生影响的历史。”[12]这就导致冲突与贸易成为其时中俄国家关系的主题，清王朝与沙俄政府围绕着领土争端、商贸往来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斗争与谈判。在此期间，两国分别于1689年和1727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及《恰克图条约》，对涉及的矛盾与争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予以规定和解决。

也就是在此时期，中俄关系的演进促成了中俄教育交流活动的产生。在清王朝与沙俄政府交涉日繁的过程中，两国都感受到语言隔阂问题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尤其是进行尼布楚谈判之时，因中俄均缺乏通晓对方语言的专业翻译，只能启用熟谙拉丁语而又掌握汉语的在华耶稣会士作为沟通媒介。鉴于耶稣会士的独立“第三方”身份，故其难以成为沟通中俄关系的长久倚重力量。由此，中国与沙俄都开始着手培养外交、翻译人才。俄国政府充分意识到此问题的重要性，因而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既在国内兴办满、蒙文学校，又向北京派遣东正教驻京布道团和留华学生，以此培养通晓中国语言的外交、翻译及汉学人才，并配合沙俄对华外交政策开展搜集情报、研读资料等活动，对中国进行全面研究。[13]相对于俄罗斯的积极态度，其时尚处于鼎盛时期的清王朝则囿于传统的“天朝上国”政治文化与朝贡体制，不肯“纡尊降贵”派遣留学生赴俄实地学习考察，仅于1708年在北京创设了俄罗斯文馆[14]，及于1792年在伊犁建立了“伊犁俄罗斯学”[15]，用以培养俄语人才。

尽管清王朝对于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重视程度较之沙俄相去甚远，但中俄教育交流毕竟得以发轫。随着中国与俄罗斯国家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此种教育交流活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而为中国人赴俄留学的实现奠定了前期基础，创造了历史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