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升任安汉公

元始元年（公元1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或许是因为新纪元的开始，正月时，远在益州塞外的南方异国越裳氏（今云南晋宁东），带着一只白雉和一只黑雉前来进贡，象征着祥瑞。

考虑到两国间道路遥远、风俗迥异，能收到这样的献礼，实在让人惊讶。有人认为这是王莽暗中指示益州官员让边疆外族献上这类礼物；也有人说，这分明是王莽自比周公，借此彰显自己的才能与威望。

无论是哪种解释，祥瑞之说、驱邪镇灾、感应天命的流行风气，正是自元、成年间以来逐渐蔓延的社会思潮。尤其是汉代经学与神学的结合，更是让这些谶语和预兆成为政治迷信的温床。

王莽对这种将经学与神学混为一谈的解释并不陌生，他自己也研习过《诗》《书》《礼》《易》及《春秋》等六经。古老经典的熏陶让他深信，天命通过谶纬所显现的吉凶祸福，是有其政治启示的。不同于哀帝时期的谶语所预示汉朝的衰退，此时的谶语却预示着一个吉祥的兆头：王莽的出现正是天命的象征。

因此，王莽抓住了这个机会，提议王太后下诏，将白雉献至祖庙，以示天命所归。此举引来了群臣的欢呼，许多人向王太后称赞，认为王莽的事迹和周成王获得白雉的祥瑞相同，时隔千年，竟然天命相符。

群臣纷纷表示，太后委任大司马王莽决策拥立新皇帝，不仅安定了国家局势，还应当效仿霍光，按照古制奖励王莽，授予更高的封赏。霍光因安定国家有功，得到封邑三万户，且世袭子孙。王莽也应仿照霍光的制度，得到同等待遇。

王太后虽然聪慧，但还是在犹豫：到底是因为王莽有安定国家的功劳，值得突出他；还是因为他有王亲的背景，要让他显得特殊？

大臣们引用儒家经典，论证了帝王制度的理想：功臣应在生前获得光荣称号。正如周公在世时，因其功绩便以周朝国号为名。王莽有着安定汉朝的大功，应该授予“安汉公”这一称号，增加封邑，规定子孙世袭。而这不仅符合周公古制，也接近霍光的例子，顺应天命。

王太后在众臣的推举下，最终下诏，要求将王莽的功绩列明上表。王莽得知后，心中暗喜——他即将获得像周公那样的高荣誉；然而，一想到与霍光这样的外戚相提并论，他又不免心生不快。他渴望树立“士志于道”的崇高形象，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理想。

于是，王莽上书向王太后表明，自己和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决策拥立新皇帝，现只希望表彰孔光等人的功劳，不愿与他们相提并论。甄邯向王太后建议引用《尚书·洪范》的言辞下诏：“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亲戚关系不可偏私，但也不能因为是至亲而忽略王莽的功绩，应该让他得到应有的奖励。王莽坚决推辞，不肯接受。

王太后多次尝试说服他，甚至让王莽的堂弟王闳捧着诏书去召他入宫，可王莽依旧以生病为由坚决不肯进宫。或许他担心过于显眼会招致非议，亦或是为了树立一种谦虚的姿态，试图展现出一位儒者的风范。无论如何，王太后并未能改变王莽的决心。

侍从官员建议王太后，既然王莽如此坚决，最好只表彰孔光等人的功绩，这样王莽才会愿意上朝。最终，王太后下诏，确立了孔光、王舜、王丰、甄邯等人的封赏：孔光因忠诚辅佐四代皇帝，封地一万户；王舜因仁爱孝顺，封地一万户，任太保；王丰忠诚可靠，封为广阳侯，封地五千户；甄邯勤勉侍卫，封为承阳侯，封地二千四百户。每人都授予了四辅职，子孙世袭其爵位和封邑，并赐予公馆一座。

这番对四辅的封赏，越发让王莽感到忐忑不安，不敢轻易上朝了。因为从明显的功劳来看，王莽的成绩甚至比那些辅臣还要显赫，这不就等于是硬生生逼着他要接受更高的封赏了吗？

果然，朝中的群臣又开始喧闹起来。虽然王莽一再推辞，但朝廷还是认为应当及时表彰他的功劳，彰显首功，避免让大家失望。于是，王太后下令：大司马、新都侯王莽，三代皇帝都曾担任三公，肩负周公的重任，设立了万世安稳的长策，功德之显赫，已是朝臣中的领袖人物。他的高尚品德流传百姓，甚至远在异国他乡的火民也都仰慕他的威名……因此，越裳氏千里迢迢送来了白雉，作为其功绩的象征。为了奖励他，把召陵、新息二县二万八千民户加封给他，免除其后代差役，还可以继承爵位和封地，仿照萧相国的例子来褒奖他。并且任命王莽担任太傅，主管四辅事务，赐封安汉公。并特意将萧相国的官邸作为他的府邸，明确规定这项决定在法令上留传永世。

这份诏令的最重要改动，就是把霍光的地位变换成了萧何，把权倾一时的外戚身份转变为辅佐刘邦建立大业的杰出相国。

为了突出这一点，特地安排王莽住进萧何的旧居，并在法令上做了明确的规定，永远传承下去。

这不仅是对王莽的封赏，背后更透出他为何迟迟不愿接受封赏的原因。王莽深知，自西汉中期以来，外戚专权屡遭打击，他的心中早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或许是因为外戚受封变成功臣嘉奖，或许是因为他与太后的私人沟通与群臣的劝告，王莽终于心生敬畏地走上朝堂，接受了这项诏令。史书上记载：“葬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这并非装作的恐惧，而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诏书中写道：“汉朝动荡，皇位危急，您平定了乱局，肩负四辅重任，执行三公职责，领导群臣，您的功绩卓著，国家安稳全赖于您。白雉瑞象，正如周公辅佐周成王的景象，因此授予您安汉公的荣誉称号，辅佐帝王，安定太平，请务必顺从朕的旨意。”

王莽接受了太傅职务和安汉公的称号，但坚决拒绝接受增加封地、子孙继承的两项奖励。他的辞退态度是真诚的，他要做的是“重义轻利”，要成为万世师表，要树立道德典范，开创一个太平盛世。他的愿望是：“愿百姓家家富足后，再给予自己赏赐。”

然而，群臣们并未理解王莽的良苦用心，依旧争相力推封赏，之中自然不乏献媚者，也有不少想趁机捞取好处的官员。还是王太后洞察了其中的奥妙，她命令道：“既然他希望等到百姓家家富足再受赏，那就按他的话办。但应当增加他的俸禄、家臣和岁时的赏赐，定为原先的一倍。”并且指示，待百姓富足后，大司徒、大司空再将情况上报。

王莽对于这些额外的奖励依然谢绝不接受，反而提议，应当重新立起诸侯王的后代以及自高祖以来的功臣子孙，为大功臣的子孙封列侯，或赐封关内侯爵位与土地，再按照一定的等级制度分封给在位的王侯和官吏。

这一方案，正是历代治国理政的最佳蓝图，体现了以礼治国的理想，王莽也由此展示了他渴望建立一个以礼义为本的盛世。

于是，全国开始实施“立侯爵、定俸禄”的政策。东平王刘云的儿子刘开明被恢复封王；东平思王刘宇的孙子刘成都被封为中山王，以表孝王后代的功勋；宜帝的曾孙刘信等三十六人也被封为列侯。太仆王恽等因遵守法律、端正行为而被赐予关内侯爵位。同时，令各地的诸侯王、列侯、关内侯无子而有孙时，也可以传位给孙子。对于刘氏宗室的罪犯，若愿意悔过，则可以恢复宗室身份。其他重要的官员也纷纷因立下功勋而获得封号与爵位。

全国的官员也根据职级调整，许多老年官员则按三分之一俸禄终身领取，减轻了负担。并且，对于那些在元寿二年因社会动乱而多交赋税的百姓，给予退赔。

对于不妨碍义陵周围的墓地不作搬迁等措施，也显示了王莽关怀百姓、恢复社会秩序的决心。

这一系列举措深得民心，被后人称为“上遵宗庙，增加礼乐，下惠士民，恩泽政无不施”。从成、哀以来的动荡局面，终于在这一时刻画上了句号，人们期待已久的“雨露甘霖”终于降临了，王莽的声望日渐高涨。无论是统治集团，还是刘氏宗室，大家对他都不禁竖起了大拇指，频频施以青睐。

这一年，王莽继续大力推行他的政策。二月，设立体禄官，并任命刘敏为职务。加强礼乐、制止淫祀，用礼治国，达到了“齐天下”的境地。

五月，各地公卿以下也开始推举能够直言劝谏的官员，追封儒家圣贤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封孔子后代孔均为褒成侯，表达对先贤的敬仰。同时，减少劳役，缓解百姓困苦，广泛实施各种惠民措施。农业、林业、渔业等领域也加强了管理，王太后还将部分封地交给大司农以资助贫民。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

第二年春天，遥远的黄支国（今印尼西北的亚齐附近）派使节进献了犀牛，这无疑是王莽辅政威德的又一场盛大展示。似乎连海中的神兽也为他的统治增添了祥瑞的光环。

于是，“谶纬”神学的思潮再度风起云涌。有人报告说，越郡（今川滇一带）竟然出现了黄龙游行的奇观。太师孔光、大司徒马宫等人齐声称赞：“王莽的功德堪比周公，应该向宗庙上报。”

不过，大司农孙宝稍微提出异议，认为今年风调雨顺不佳，百姓疾苦，每当出现这样的异象时，群臣齐声附和，虽然看似美好，但过分的附和也未必能带来真正的吉兆。结果，他很快因言辞激烈被指控“不孝”，最终被免职，送回家去。这一事件表明，王莽的权威已经开始不容置疑。

同年四月，群臣纷纷报告，郡国大旱，蝗虫成群，青州地区流民逃亡尤为严重。王莽心生忧虑，向王太后进言：“哀帝时期，丁、傅两家奢侈浪费，现在百姓仍有不少饥寒交迫。请太后暂时穿上朴素的绸缎，少些美味佳肴，给全国百姓做个榜样。”

他还亲自上书，愿意捐出百万钱和三十顷田地，交给大司农救济贫民。这一举措立刻引起了朝中公卿的响应，纷纷仿效王莽捐钱献田。总共有二百三十人捐献了田宅，按人口分发给贫民，并在长安城内建起了五里长的民居，容纳了二百多户贫民，这无疑是雪中送炭。

虽然不能说王莽完全没有虚荣之心，也不能否认他有讨好王太后之意——毕竟王太后已经多次献田济贫，只是没有王莽这样声势浩大的行为——但无论他的动机如何，这一举措的客观效果无疑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安慰，百姓们惊喜的眼神中，王莽的形象又高了一层。

每当水旱灾害肆虐，王莽便节衣缩食，吃素不饮酒，以示节俭。秋收之后，王太后得知王莽未曾食肉，派人劝说道：“忧国忧民是好事，但今年秋收丰足，您要履行职责，就该按时吃些肉食，保持身体健康，才能为国家效力。”王莽深受姑母的关心，心里感动万分，他带领大臣们上奏道：“太后年事已高，长期穿粗布、减少膳食，不利于保养身体，更不利于安抚皇帝、安定国家。我们多次上奏，但始终未能获准。我们的心愿是希望您珍惜身体，心境开阔，减少烦忧，穿上帝王常服，按太官规定的饮食安养身体，这样也能令朝廷大臣们欢喜。”姑侄之间，言语虽简短，却饱含深情，体现了他们内心的忧虑与责任。

王太后已年过七十，显然对繁杂的政务失去了兴趣，是否王莽迫不及待地想要“专权”，还是王太后有意让他“独断”，显然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朝中大臣们自然不敢让王太后“退位”，不过借口一些官员不称职，提出让王莽考核为理由，让王太后暂时不必亲自过问政务。

王太后的意思也很明确，她在一份诏书中写道：“皇帝年幼，我暂时执政，等到皇帝成年之后，再交还政权。现在事务繁杂，我年事已高，精神不济，难以照顾身体与皇帝的养成，因此决定选拔忠诚贤能之臣，设立四辅职位，由他们协助治理国家，确保国家安定。”

这意味着，王太后开始退居幕后，实际由王莽主掌政务。此后，王莽亲自接见新任命的官员，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甚至赠送丰厚礼物。若发现有不合适的人选，便请求免去其职务。王莽的权力逐渐接近国君。

然而，王太后并未完全放手政权，她依然密切关注朝政。她看重王莽的才能，并出于身体虚弱需要王莽协助，因此一度将政权托付于他。面对有大臣呼吁王太后“退位”，她也趁机发出信号：“听说皇帝的母亲不应出宫门，但国家如今缺乏天命庇佑，皇帝年幼，无法亲政，我担忧国家无法安宁。除我之外，谁能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她接着说道：“当国家风气奢靡时，我以节俭作表率，矫正偏风，必定有所成就。”此时，她的言辞无疑向王莽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她希望王莽辅政，但并不打算将权力完全交给他。

在这段时间里，王莽通过一系列变动，逐渐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不断清除政坛中的旧臣，腾出了更多的空间，任命了自己信任的官员。同时，王莽通过收复江湖盗贼等方式，也给自己积累了不少“功德”，这使得他的形象更加高大。白雉、犀牛等祥瑞现象似乎也在为他的政权护航，王莽的天下，似乎真的在朝着安定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