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亲手杀死儿子

王莽的“开明”治国理念，经过几度春秋的点缀，使得本已岌岌可危的西汉江山，瞬间焕发出如同蓬莱仙境般的太平盛世。

儒生们看到心中的忠臣廉官终于现身，纷纷歌颂王莽的英明治国。宣帝时代，张敞的孙子——张竦，这位敢于直言的“博通士”，由于直言敢谏得罪了外戚，此时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他写了一篇超过2000字的草奏，盛赞王莽的功德，歌颂他自入仕以来的治绩。

张竦在奏章中提到，安汉公王莽为人仁爱、克己奉公、遵礼守制，品行高尚，衣食简单，不求声名，不贪图权利，谦和待士，尊师重道，甚至严惩亲近之人，这一切使他成为国家的栋梁之臣。他还慷慨捐赠财物，安抚百姓，开门迎接士人，直至茅屋寒士，王莽的功勋堪比周公，德行可与孔子并列，堪称古人所难以企及的完美境界。

这篇草奏虽然不乏奉承之辞，但其中举的事例都可见真章，因此，王太后将奏章交给大臣们传阅，准备讨论是否给予王莽更多赏赐。然而，就在这时，血门事件爆发了。

所谓“血门事件”，也叫“吕宽之狱”，事件的起因大致如下：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九月，平帝即位后，王莽和辅政班子对外戚权力的扩张感到深深忧虑，担心平帝年幼，外家卫氏会夺取政权。于是，他们提出，必须防范平帝外家再次如同哀帝时那般左右朝政、扰乱国家大计。

王莽认为，现在的平帝才十岁，继承的是成帝的血脉，应当以正统继承为原则，避免重蹈覆辙。王太后听取了报告并批准了这个提议。

于是，元始元年（公元1年）六月，朝廷命少傅、左将军甄丰前往中山王国（今河北定县），封平帝的母亲卫姬为中山孝王后，并按照惯例赏赐平帝的舅父卫宝、卫玄为关内侯。同时，平帝的三位妹妹也获得了君号，“修义君”、“承礼君”和“尊德君”，明确要求她们遵守“大宗”礼制，不能干涉朝政，且全家不得进入首都。为了避免他们过多插手政务，这些人都被留在了中山国，不允许进京。

然而，扶风郡的功曹申屠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援引古人周公辅佐成王的事例，主张应当合理分配权力，调和外戚势力。他认为，平帝才刚刚登基，必须保证亲情与外戚之间的联系不能被切断，提议召回中山太后，安排她与冯、卫二族的代表一起参与朝政，避免国家内外失和，确保政权稳定。

申屠刚的言辞虽然充满典籍的引用，但引发了王莽班子的强烈反应，认为他言之不当，违背了大义。王太后随即下令罢免申屠刚的职务，并将其赶回乡里。

此后，王太后与王莽加大了对平帝外家卫氏的防范。为了彻底隔绝外戚干政的可能，王太后命令将卫姬母亲的“汤沐邑”设在中山国的苦陉县，不允许卫姬离开。而申屠刚提到的“汉家制度”以外戚为辅助的做法，虽然在汉文帝时代有其合理性，但在平帝年幼的背景下显然已不合时宜，时局与历史已经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平帝才十岁，母子间的情感完全被隔断，这样过于绝情的做法显然过于严苛，甚至过头了。或许正是因为丁、傅外戚权力过于张扬，使得王莽和王太后对外戚的任何动向都如临大敌，导致了血门事件的发生。

元始三年（公元3年）夏天，王莽的长子王宇刚满三十岁。王宇心中充满矛盾，他不同意父亲王莽将卫家排除在外，因为他担心平帝一旦长大，必定会心生怨恨。毕竟，母爱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

于是，王宇暗中派人联系卫宝等人，传信给卫姬，劝她上书谢恩，并猛烈指责丁傅两家的过往罪行，目的是打消王太后与王莽的疑虑，好让卫家能顺利进京。

王莽看到卫姬的上书后，认为她“深明为人后之义”，王太后对此非常高兴，于是下令朝廷奖励卫姬，送上黄金，还扩大了她的封邑，民户增至七千家。

王宇见此，认为卫姬已获得王莽的好感，便再次教她上书请求进京。然而，机警的王莽坚决不同意。

接下来，王宇和他的老师吴章以及妻兄吕宽商量此事。吴章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家，精通《尚书》，他认为王莽无法通过劝说改变主意，且迷信鬼神，便建议制造一些异象来恐吓他，再借“贤良对策”以《洪范五行传》的五行灾异之说劝王莽归政卫氏。

这种用五行灾异恐吓的手法，在当时的儒生中颇为常见。王宇深信不疑，于是便派吕宽手持血盆，夜晚前往王莽的宅邸，将酒泼洒在大门上。事后，吕宽逃到了广汉，但这一举动很快败露，被守门的官吏识破。

王莽愤怒下令捉拿主谋王宇，并将其投入监狱，命其服毒自尽。王字的妻子吕焉此时正怀孕，也被关押在监狱中，待她生下孩子后也一并处决。

王莽上奏称：“王字被吕宽等人误导，散布流言，迷惑众人，犯下了与管叔、蔡叔相同的罪行。我不敢隐瞒，必须处死。”

甄邯等负责执行刑法的大臣报告此案的情况后，王太后下诏称：“唐尧有丹朱那样傲慢荒淫的儿子，周文王有管权、蔡叔那样叛乱起祸的儿子，即使是最高尚的圣人，也无法改变这些愚蠢儿子的命运。”她称赞王莽不因爱子而影响朝廷的正统，认为这是极为可贵的行为。她还回忆周公为国家四方开疆拓土，广施教化，最后治下百姓安定，四海无忧。因此，王莽应该专心辅佐国家，为实现天下太平而努力。

王莽在得到了王太后的支持后，决定彻底追究吕宽事件的责任。首先，他大举剿灭了卫家，除了卫姬安然无恙，以及卫宝的女儿被免去废除中山王后并被迁至合浦，其余卫家成员一律被处死。

随后，吴章被腰斩，尸体被裂解并公开展示在东市门，警告世人。吴章的弟子们，超过千人，被贴上“恶人党”的标签，禁止担任官职。吴章的学徒们纷纷改名投奔他师。

只有吴章的弟子、当时的大司徒掾平敞，前去收敛尸体，并为吴章买棺安葬，得到了京城人们的称赞。

王莽对吴章这位名儒的处决，引起了儒生们的震动，但由于吴章的学说并非汉代主要的学派之一，所以并未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恐慌。或许，正是由此，王莽开始对阴阳五行、灾异预兆的学说进行打压，转而推动以重礼制、纯道德说教的古文经为工具，以加强自己对思想的统治。

然而，受牵连的人实在太多，其中一些甚至不是王莽直接指使斩杀的。王莽的大规模镇压措施导致了不可避免的滥刑。王氏家族中，包括王莽的叔父孔阳侯王立和堂弟王仁，以及其他与王莽权力抗衡的诸多官员、贵族和地方豪强，都被连累。尤其是王莽推翻丁傅外戚的权力后，许多曾与王莽有冲突的贵族纷纷遭遇不测。

此外，一些公卿官吏、名将辛庆忌的后代、以及地方豪强也都被“以罪名”处死。辛庆忌的子孙因地位显赫且与甄丰、甄邯等有深仇，被直接处决；王安因父亲王商被排挤致死，深得王莽的忌惮；至于素有“强颈”之名的鲍宣为何被杀，史书记载并无详细解释。死者多达百人，案件的影响震动整个国家。

对于王莽的做法，反对者纷纷感叹：“三纲已绝！”他们认为王莽亲手处死叔父与堂弟，逼死平帝的祖姑（敬武长公主），并且铲除了一切不附自己之人的大臣，实为“灭其天性，目中无君”。不少儒生忧虑“祸及己身”，纷纷解冠挂东，回家避祸，甚至远走辽东。

然而，也有人为王莽辩护，认为他“不敢顾私”，将自己与周公行管、蔡之诛的行为相比，称他“遵守圣贤之道，德行崇高”。名将扬雄也在《法言·孝至》一文中提到，父子之间难以完美齐美，但这并不妨碍圣贤的行为，这种论调与王政君的诏令如出一辙。

在血门事件发生后，王莽为了加强“忠孝”教育，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首先，王莽亲自撰写了八篇文章，用王宇的犯罪为例，表达了自己的愤慨，告诫子孙。他指派大司马护军褒上奏给王太后，强调“子爱至深，为帝室故不敢顾私”的大义，要求群臣讨论此事。官员们提议将这篇告诫文章颁布至郡国，命令学官教授，作为选举科目，把它与《孝经》同等看待。全国的吏员若能背诵这篇告诫文章，都将被登记入官府档案，成为优秀的表率。

其次，王莽命令公卿、将军、侍中、朝臣等高级官员在宫廷内听取精通孝礼的“明礼少府”宗伯凤，讲述“为人后之义”，明确“为人后者，义不得顾私亲”。通过这项举措，王莽一方面是教育平帝，另一方面也防止百姓议论，可见他确实用心良苦。

王莽认为吕宽事件的发生，正是因为人们不了解“为人后”的道理，甚至连公卿侯爵中都有些人有意或无意地不遵守嫡庶大小宗的道义。恰巧这时，金钦也因违背礼制而成为话题。

金钦，原是汉武帝时期降汉的匈奴贵族金安上的后裔，举明经为生。王莽十分重视平帝的教育，精心挑选师友。在这方面，大司徒孔光负责为平帝挑选师傅，京兆尹金钦则被选为平帝的朋友。王莽赐予金钦光禄大夫、侍中二千石的职务，并封他为成都候，同时金钦的族弟金当也被封为侯。这一封赏，源于金钦家族的忠孝背景，金钦的家族虽然早已没有后嗣，但王莽根据“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政策，特许他们的后代继承封号。

金当的母亲是王莽的姨母，曾求封为“太夫人”。此时，金钦乘机鼓动金当为父祖立庙，并亲自向朝廷请求派大夫主持祭祀。这一行为明显违反了“以支庶上为大宗”和“为人后”之义，更是与“不得顾其私亲”的礼制相悖。

甄邯在朝堂上直接驳斥金钦，指责他“诬祖不孝，大不敬”。在四辅、公卿、大夫和博士等众多官员的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金钦应当立刻受罚。这时，恰逢“孝道”风头正劲，金钦被捕入狱，并最终自杀。甄邯因此立下大功，被封户千家，成为王莽的亲信。

王莽进一步将金安上曾孙金汤封为成都候，继续承袭大宗之后。金汤在受封当天，谨慎到不敢回家，以示“为人后”的严肃态度，表明他对“为人后”之义的尊重。

从儒家的立场来看，王莽坚持“为人后”的义理并不无道理。他试图通过“孝”和“礼”来维护宗法秩序，治国理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做法本身并无太多可非议之处。因此，若有人讥讽他“三纲绝矣”，那也未必是正确的。

事实上，王莽在血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愈加凸显了他“奉汉大宗”和“尊正统”的形象。为了坚守礼制原则，王莽甚至不惜与亲生亲属对立。血门事件之后，他更加专注于以“孝”为核心进行教育，这也赢得了不少儒生和百姓的支持，毫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