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当前，学术界对不均衡问题的研究不计其数，从研究内容来看，基本涵盖了三个方面：一是测度与分解不均衡；二是分析不均衡形成的原因；三是研究不均衡的影响和后果。就研究中国的经济不均衡问题而言，多年来，学者们主要集中在研究收入不均衡方面，在收入不均衡测度、形成机制、影响分析、治理政策等方面进行了较多探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近年也相继出现了很多关于财富不均衡、消费不均衡的测度、成因的研究，而从收入、财富与消费多维视角测度中国经济不均衡程度以及研究三者关联性的文献相对较少。基于此，本书主要围绕不均衡成因、不均衡测度等内容展开文献综述。

一、不均衡的成因和影响研究

不均衡的成因长期以来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国内外学者围绕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制度演变等探讨其对不均衡形成的影响，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1.收入不均衡成因

学术界在收入不均衡扩大的成因方面积累了大量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成果。

（1）要素收入分配

Atkinson（2009）将要素分配与居民收入分配相结合，并提出了具体的分析方法。Daudey and García-Peñalosa（2007）、Checchi and García-Peñalosa（2008，2010）都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有利于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下降；Jacobson and Occhino（2012）认为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使得收入分布集中于顶端群体，收入分配更加不均，从而加剧了收入不均衡。邹红和喻开志（2011）研究发现提高劳动要素份额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而周明海和姚先国（2012）、郭庆旺和吕冰洋（2012）、张车伟和赵文（2018）同样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与基尼系数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年份，基尼系数通常上升。Bengtsson and Waldenström（2018）使用最新编制的跨国数据库，研究发现资本份额与收入不均衡是相关的，即使这种关系因地区和不同时期而异。

（2）财政支出

从财政支出分析收入不均衡扩大的成因主要集中在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财政分权以及转移支付对收入不均衡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方面。

从财政支出规模来看，一些学者认为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地区收入差距（Cabrera et al.，2015）。但也有研究认为，财政支出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Zhuang et al.，2014；迟诚和马万里，2015）。

从财政支出结构来看，生产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对收入不均衡的影响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国内外学者一般用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来度量生产性财政支出，且多数学者发现生产性财政支出会进一步扩大收入不均衡（Banerjee et al.，2012；张勋和万广华，2016）；但也有学者利用跨国数据实证发现基础设施发展对收入增长有着积极的影响（Calderón and Servén，2014；Chotia and Rao，2017）；且已有文献表明社会性财政支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直接惠及低收入群体，因而可以更直接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汪昊和娄峰，2017）。此外，另有学者从公共教育支出（李祥云等，2018；何宗樾和宋旭光，2018）、公共医疗卫生支出（李永友和郑春荣，2016）以及社会保护底线支出（郭小东和付升华，2017）进行分析，发现其都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从财政分权来看，也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一些学者认为财政分权确实有效缩小了地区收入差距（Tselios et al.，2012；Cavusoglu and Dincer，2015）；更多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扩大了收入差距（Weingast，2009；罗也骁等，2015；姜晓萍和肖育才，2017）。

从政府间转移支付来看，Kim and Samudro（2016）利用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对贫困地区转移支付能够缩小收入差距，而对富裕地区转移支付却扩大了收入差距。邢春娜和唐礼智（2019）发现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政策对沿海地区居民收入的拉动作用要远高于民族地区，这反而使贫富差距扩大。韩一多和付文林（2019）发现转移支付依赖度较低时，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有助于降低居民收入不均衡；而转移支付依赖度超过某个阈值时，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反而加剧了居民收入分配不均衡。

（3）财政收入

从财政收入分析收入不均衡扩大的成因主要集中在主体税种、税制结构、重大税收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缩小收入差距的税收优化路径以及土地出让收入等方面。

首先，从主体税种来看，Altig and Carlstrom（1999）实证分析了美国的边际税率变动对收入不均衡的影响，发现提高边际税率会加大居民收入不均衡程度。孔翠英（2017）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呈现“逆向调节效应”，而在某种程度上，财产税可以调节居民存量财富，从而弥补个人所得税调节的不足（郭琎和郑新业，2015），但对房产税和遗产税调节收入差距的效果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李永刚等，2016；范子英和刘甲炎，2015）。此外，孟莹莹（2014）、贾康和张晓云（2014）认为虽然我国消费税的累进性远低于所得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收入差距，但何辉（2016）却认为我国消费税具有收入分配负效应。

其次，税制结构（直接税和间接税分别所占比例）是决定税收体系累进或累退性的重要因素。Adam et al.（2015）利用75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数据研究发现，收入不均衡程度越高的国家，对资本税的依赖程度越高。岳希明等（2014）认为我国直接税的累进性无法完全削减间接税的累退性，使得我国税制整体是累退的，从而加剧了收入差距；但张楠等（201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间接税不具有“亲贫性”，穷人从减税中获得的收益大于富人。

再次，税收制度改革可以对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进行调节，具体通过调整税收负担、税制结构以及征管方式来改善居民收入不均衡（Biewen and Juhasz，2012；柳华平和朱明熙，2013）。目前国内外已有文献大多集中在个人所得税和流转税改革对收入不均衡的影响方面。对于个税改革，刘蓉和寇璇（2019）发现，我国实施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削弱了个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会导致居民的劳动收入差距加大。对于流转税改革，孙正和张志超（2015）、葛玉御等（2015）和汪昊（2016）等学者都认为，“营改增”有利于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都有所下降。

最后，由于土地出让收入逐渐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引发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已有文献分别分析了土地征用过程中不同环节对收入不均衡的影响：在土地征收环节，柴国俊和陈艳（2017）认为农民无权享有农业用地被征收为城市建设用地后的土地增值收益，但又需承担更重的城市生活成本，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土地出让环节，地方政府在土地转让过程中既提高了资本利润，又提高了城市房价，并没有降低收入不均衡（范子英，2015；梅冬州等，2018）；在土地财政再分配环节，我国财政支出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分配不均，城市居民从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中获得的红利更多，这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吕炜和许宏伟，2015）。此外，杨灿明和詹新宇（2015）还从整体上分析了“土地财政”的收入分配效应。

（4）公共政策

从公共政策分析收入不均衡扩大的成因主要集中在户籍制度、二元经济结构、最低工资制度、工会组织与工资集体谈判制度、隐性收入、腐败治理、慈善捐赠制度等方面。

户籍制度方面：Lee（2012）实证研究发现，城市、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较大；但赵海涛（2015）发现随着时间变化，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歧视明显减少。同时，章莉和吴彬彬（2019）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持续存在对农民工的户籍歧视和就业机会户籍歧视，且在行业和职业上的户籍歧视程度呈现加强的趋势，就业机会户籍歧视不利于缩小收入差异。

二元经济结构方面：陈宗胜和康健（2019）认为由于受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城镇家庭跨越低技能部门进入城市高技能劳动力部门的速度快于进城务工的农村家庭，因此，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也增加得更快。

最低工资制度方面：一方面，学者普遍发现最低工资政策的溢出效应显著存在（Neumark，2018；段志民和郝枫，2019）；另一方面，在最低工资政策的就业挤出效应上争论较大，部分学者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具有明显的就业挤出效应（Fang and Lin，2015），另有学者表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农民工就业（罗小兰，2007）。

工会组织与工资集体谈判制度方面：由于学者们使用的数据和研究方法不同，得到的研究结论也不同。袁青川（2018）认为加入工会对工资没有显著性影响。但李龙和宋月萍（2017）认为参与工会提高了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莫旋和刘杰（2016）也认为工会的“收入溢价”效应是显著存在的。

隐性收入方面：杨灿明和孙群力（2010）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隐性经济规模越大，收入差距越大。

腐败治理方面：Apergis et al.（2010）、田彬彬和谷雨（2018）等学者普遍认为腐败恶化收入分配格局，加剧收入不均衡程度。

慈善捐赠方面：张进美等（2018）实证研究发现，不同收入层次的群体有着不同的慈善捐款行为，高收入群体的绝对捐款额尽管较多，但其相对捐款额即“捐款收入比”较低。

（5）经济改革或制度变化

一些学者从经济改革或制度变化分析收入不均衡扩大的成因。赵人伟和李实（1997）认为城市非公有制经济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恶化了城乡内部的收入不均衡；城市住房制度的逐步改革也导致城乡之间、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一些财税政策诸如农业税、个人所得税、城市补贴政策等也影响城乡收入不均衡程度。宋高燕和邓宏图（2019）则认为市场导向下制度变迁会提升政府再分配能力，而制度变迁和政府再分配能力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不均衡，但会扩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并且市场化导向制度变迁的正面影响是长期的，而一些重大社会事件对缩小城乡收入不均衡有显著影响。

（6）个体特征等外生变量

部分学者基于回归方程对影响收入不均衡的外生变量进行分解分析收入不均衡扩大的成因。徐舒（2010）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发现，教育回报率在不同群体的差异扩大了我国劳动收入差距。赵亮和张世伟（2011）对导致收入不均衡的因素进行分解，发现劳动力数量对收入不均衡的解释力最大，而劳动力流动、农民受教育水平和地区差异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收入不均衡程度。Xie and Zhou（2014）通过可比数据对比研究了中国和美国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发现中国收入差距主要是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引起的，而造成美国收入差距的因素中家庭结构和种族贡献更大。

（7）不同行业

从不同行业分析收入不均衡扩大的成因主要集中在行业垄断、所有制、外资进入等方面。对于垄断因素，学者们普遍达成共识，认为其是造成我国行业间收入不均衡的主要原因，特别是行政垄断。垄断企业从自身拥有的优势资源和行政特权中获得额外利润，与其他竞争性行业收入相比，垄断企业员工因为获得垄断租金拉开了收入差距（罗楚亮和李实，2007；陈钊等，2010；严兵等，2014；聂海峰和岳希明，2016）。国内学者还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比较研究，这些文献的研究内容多数也结合了上文提到的行业垄断研究。陈钊等（2010）通过对收入回归方程分解发现，所有制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在逐年上升，不同所有制企业员工的收入分化在加剧。此外，个别学者认为外资进入也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任重和周云波，2009）。

（8）金融发展

部分学者从金融发展分析收入不均衡扩大的成因。汪伟等（2013）认为以国有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多数企业通过挤占劳动者报酬来获得内源性融资，由此，金融深化，即国有银行扩张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而关于金融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路径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将通过增加获得金融资源的机会，从促进经济增长、降低贫困率以及提高劳动力市场需求等方面改善收入分配格局（Clarke et al.，2006）。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将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进一步加剧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从而扩大收入差距（Jerzmanowski and Nabar，2013）；并且金融发展更有利于富人获得银行信贷支持，从而分化富人与穷人的投资回报，导致贫富差距更严重（Rajan and Zingales，1996）。另有学者认为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均衡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主要是倒“ U”形关系），如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认为金融中介允许资本获得更高的回报率，使得金融中介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收入不均衡状况先上升后下降。

（9）其他因素

部分学者从其他原因分析收入不均衡扩大的成因。刘晓峰和曹华（2011）另辟蹊径测算了通货膨胀和收入不均衡二者之间在现金预付经济中的正向关系。赵亚明（2012）引入专业化分工与交易成本，研究发现地区收入差距变化主要是不同的交易效率演变路径导致的。刘晓光等（2015）发现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作用大于城镇；罗能生和彭郁（2016）也发现基础设施能够有效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洪勇和王万山（2019）发现地区收入差距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U”形关系，创新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2.财富不均衡成因

我国财富不均衡的形成机制错综复杂，目前对财富不均衡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1）个体特征

李实等（2000）研究发现虽然户主一生中的财富积累会出现两个峰值，但与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不一致，户主财富积累的低谷正好处于子女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以及结婚成家的年龄段。而梁运文等（2010）认为我国财产分布符合生命周期理论，受教育程度与财富显著正相关，但职业选择扩大了财富不均衡，城镇中私营企业主、教师、科研人员和公务员的财产均值高于其他行业人员。

（2）财富结构和价值变化

房产是家庭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杨灿明和孙群力，2019），所以房价的变动成为影响财富分布的重要因素。国外学者发现中产阶层房产持有率上升和房价上涨使得中产阶层财富迅速增长，从而降低了财富不均衡程度（Bastagli and Hills，2012）。但2008年金融危机阻断了中产阶层财富持续增长的趋势，房价暴跌使得中产阶层拥有的财富迅速减少，从而导致财富不均衡上升（Wolff，2014；Kuhn et al.，2020）。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中，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房价上涨推动了中国财富差距的扩大（李实，2015）。陈彦斌和邱哲圣（2011）在研究房价时发现：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当房价迅速提高时，社会中的富裕家庭将会投资性购房，从而又带动了房价提高，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很多年轻家庭选择储蓄，而很多贫穷家庭买不起住房，使家庭财富不均衡进一步恶化。

（3）社会体制改革

在我国，不动产所有权对财富不均衡的影响机制也体现在住房改革过程中国有单位和私营部门在房产分配上的不均。李实等（2005）发现整体居民的财产分布差距随着城乡差距的扩大也在逐渐扩大，农村居民的土地贬值使得农村居民财富下降，而城镇居民以明显低于市价的价格购买政府提供的公有住房，房产价值大幅度增长，并且我国财产分布差距扩大的关键因素是城镇公有住房私有化。Meng（2007）实证发现，1995—2002年，中国城市家庭净财富以每年24%的速度增长，且精英阶层更容易积累财富，所以，制度会导致财富的两极分化。何晓斌和夏凡（2012）同样发现在国有单位工作的家庭更容易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从所属单位购买住房，伴随住房商品化改革，这种住房不均衡就造成国有单位和私营部门家庭财富的更大差距，并且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进一步加剧财富不均衡。靳永爱和谢宇（2015）认为拥有单位房购买资格的家庭从住房私有化改革中获益更大，这些家庭以低价买房，并通过有效投资，能够迅速积累财富。但吴开泽（2017）却认为住房商品化打破了福利住房的单一供给模式，让体制内外居民更均衡地参与市场竞争，且由于体制外居民也能从房地产市场发展中获益，因此降低了住房不均衡。

（4）家庭金融行为

吴卫星等（2015）研究发现高财富、高收入家庭的投资组合更为有效，这又会使富裕家庭增加金融投资，因而财富积累速度也更快，从而进一步加剧财富不均衡。吴卫星等（2016）进一步研究发现财富水平较高的家庭的资产收益率、财务杠杆贡献率更高，说明高财富家庭可以适当增加负债，即合理使用财务杠杆获得更多财富，从而进一步加剧财富不均衡。尹志超和张号栋（2017）通过CHFS数据研究发现，低财富家庭实现财富增长离不开丰富的金融知识，所以，为了缩小家庭间的财富差距有必要普及金融知识。Wei et al.（2019）发现拥有股票、房产和私人企业等高收益资产的富人倾向于更为复杂的投资组合，因此，家庭投资组合的回报与财富积累成正比，即富人比穷人获得的收益更多，导致了财富更加不均衡。杜两省和程博文（2020）发现减少金融摩擦，能够使中等财富水平的企业家提高财富水平，从而缩小财富不均衡。

（5）通货膨胀

陈彦斌等（2013）研究发现较高的通货膨胀会加剧财产不均衡，一方面，穷人在通货膨胀中更容易遭受贬值损失，因为穷人持有货币资产的比例更高；另一方面是我国的通货膨胀具有结构性特点，穷人家庭的消费结构使其受影响更大，从而导致财产持有量减少、福利损失增加。谭浩和李姝凡（2017）认为家庭资产配置不同，对通货膨胀的抵御能力也不同，资产越多的家庭由于持有更大比例的房产、金融投资产品等能更好地抵御通货膨胀。

3.消费不均衡成因

（1）收入波动

大量国外学者从收入波动的角度来研究消费不均衡成因。Krueger and Perri（2006）通过构建内生性债务约束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受约束的有效消费分布随着收入波动变化的路径。Blundell and Etheridge（2010）认为收入不均衡通常不是直接转换为消费不均衡，而是受到了一系列平滑机制的影响。Jappelli and Pistaferri（2010）研究发现收入不均衡程度高于消费不均衡程度，且增速也快于消费不均衡，同时收入冲击会引起消费的不均衡。Heathcote et al.（2014）的研究显示，40%的持久收入冲击会转移到消费上来，进而会对消费不均衡产生一定的影响。国内学者在研究消费不均衡的成因时发现，收入不均衡这一因素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众多针对总体、城镇、农村以及城乡的研究都显示，导致我国消费不均衡形成和变化的最重要因素是收入不均衡，然而，对于不同类型收入冲击对消费不均衡的作用方面，却存在分歧。吴迪和霍学喜（2010）认为农村存在较多的被动消费，消费差距会导致收入差距，但收入差距并不导致消费差距。周靖祥和王贤彬（2011）根据消费的持久收入理论，估计了城乡居民消费函数，结果发现城乡的消费差异主要受到持久收入和自发性消费的影响。巩师恩和范从来（2012）发现当前中国的收入不均衡会导致消费的波动，收入不均衡对消费不均衡的冲击会受到信贷供给的影响。然而，杨继东（2013）发现，与永久性收入不均衡相比，临时性收入不均衡对消费不均衡的影响更为深远，并主张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消费信贷市场和社会保障，以减少临时收入波动对居民消费不均衡的冲击。

（2）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人口的年龄结构中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增长（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多）的这样一种趋势和变化过程。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影响到诸如收入和消费等经济变量。Johnson and Shipp（1997）根据教育程度和家庭类型分解了消费差距，结果显示，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组间不均衡可以解释75%的消费差距。Yamada（2012）也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分析了日本的消费差距变化情况，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是日本消费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但是也有研究表明，老龄化对消费差距仅具有微小的影响。Barrett et al.（2000）考察澳大利亚消费差距发现，老龄化和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消费差距仅有微小的影响。曲兆鹏和赵忠（2008）从生命周期理论框架出发，应用Deaton and Paxson（1994）的分解方法，按照老龄化效应、出生组内效应及出生组间效应分解，发现从1988年到2002年，导致我国农村消费不均衡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出生组内效应，人口老龄化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微乎其微。不过他们也强调，从1988—2002年这一相对长的时期看，老龄化的作用在增强。Cai et al.（2010）同样应用Deaton and Paxson（1994）提出的方法，发现出生组组内效应导致了我国城市消费不均衡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和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消费不均衡的影响很小。林晓珊（2018）利用2012年的CFPS数据研究发现，家庭老龄化与消费结构紧密联系，家庭老龄化程度越高，对消费不均衡的影响越大。

（3）储蓄动机、跨期选择

一些学者从储蓄动机、流动性约束与跨期选择等方面对消费不均衡成因进行讨论。Friedman（1957）认为由于人们倾向于在经济状况良好的时候进行储蓄，而在经济状况不太好的时候选择借贷，所以消费水平的波动幅度小于收入的波动幅度。Deaton and Paxson（1994）认为理性的消费者能较好地避开那些容易导致不均衡增加的风险，强预防性储蓄动机也相应地能够减少消费不均衡现象发生的概率，在“存货缓冲”模型中，消费者受流动性的约束，能够抵消一些工资波动的影响，使消费不均衡程度小于工资不均衡程度。Daunfeldt et al.（2010）发现1988—2005年，瑞典的收入差距在增长但消费差距在下降，原因可能是高收入家庭的储蓄增长和生命周期再分配。

（4）社会制度

从社会制度安排分析消费不均衡扩大的成因主要集中在社会体制、城乡区别、社会保障、政策偏向等方面。Forteza and Rossi（2009）认为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与税收政策结合，能够有效调节高收入，提高低收入，从而使得收入和消费不均衡下降。吕承超等（2018）从城镇化视角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城镇化水平越高，社会保障支出愈加扩大城乡居民消费不均衡。周广肃等（2020）认为具有本地任职经历的市委书记能够有效降低该地城镇居民的消费不均衡。

（5）消费不均衡的其他成因

除了以上几点之外，部分国外学者还从公共产品（Hayashi，2004）、家庭负债（Abe and Yamada，2009）、机会不均衡（Anwar，2009；Assaad et al.，2018）等角度研究了消费不均衡成因。国内学者则更多关注宏观经济因素，如基于教育发展水平（张学敏和何酉宁，2006）、财政支出（Tagkalakis，2008；Kaplan and Violante，2014）、经济增长等因素（孙豪和毛中根，2017）讨论了我国消费不均衡的成因。

4.不均衡的影响分析

（1）经济增长

关于不均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经久不衰，Kuznets（1955）提出的收入不均衡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形关系假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讨论。早期理论研究发现收入不均衡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如Kaldor（1957）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富人的储蓄率高于穷人，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会提高整体的储蓄率，资本积累加速，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即收入不均衡会通过影响资本积累来促进经济增长。而Mirrlees（1971）认为适当的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在他看来，如果所有人的工资都相同，那么凭借个人努力还能额外获得什么呢？而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收入不同，那么个人的人力资本和生产效率将大幅提升。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实证研究表明收入不均衡与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Murphy et al.（1989）使用国际贸易机制来解释这一不利关系，他们认为富人更喜欢独特、高级的进口商品，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富人消费进口产品，因需求不足导致国内的生产企业没法扩大生产，进而抑制经济增长。刘生龙（200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倒“U”形关系的存在，收入基尼系数存在一个最优值，高于最优值时可以通过降低收入不均衡来促进经济增长。龙翠红等（2010）发现收入不均衡影响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农村内部与城乡间，而城市内部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OECD发布的研究报告表明，收入不均衡对于中期增长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于美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如果控制收入不均衡不再加剧，那么过去20年的整体经济会增长6%～9%（Cingano，2014）。

（2）消费倾向

收入不均衡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袁志刚和朱国林（2002）分析对比了不同经济学派的消费理论，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李军（2003）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需求产生负向影响。杨汝岱和朱诗娥（2007）进一步研究发现只有在收入呈现正态分布并且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呈倒“U”形关系的时候，缩小收入差距才能提高消费总需求。不少学者在分析收入不均衡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时，会选择将“示范效应”和“地位寻求”纳入其中一并分析。在他们看来，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消费差距会受到收入差距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中低收入者为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多会选择攀比消费，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社会的消费支出发生改变（汪伟和郭新强，2011；Sun and Wang，2013）。杭斌和修磊（2016）认为社会地位高的家庭的炫耀性消费对社会地位低的家庭有明显的示范效应，并且地位越高的家庭越容易进行攀比。财富不均衡也会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张大永和曹红（2012）研究发现拥有房产的家庭的消费水平显著高于未拥有房产的家庭，且房地产财富对消费的影响幅度大于金融资产。吴锟等（2015）发现收入财富比与消费增长率存在负相关关系，缩小消费者之间的财富差距可以促进居民消费。

（3）居民健康

不少学者关注并讨论了收入不均衡或收入差距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余央央和封进，2006；王少瑾，2007），尚未达成统一的结论。部分学者认为，收入不均衡的加剧对人们的健康状况存在显著负向影响（Rodgers，1979；Kawachi and Kennedy，1999），这种影响关系被称作“收入不均衡假说”（the Income Inequality Hypothesis）。赞同这个观点的学者认为，收入不均衡会显著影响社会底层居民的健康水平，主要从本地公共服务（Wilkinson，1999）、相对剥夺感（Deaton，2003）、贫富冲突（Kawachi and Kennedy，1999；周彬和齐亚强，2012；齐亚强和牛建林，2015）方面对居民健康产生负面作用。然而，也有部分实证研究的结论表明收入不均衡有助于居民健康（Judge and Paterson，2001；余央央和封进，2006）。还有一些研究显示收入不均衡对健康的影响呈倒“U”形（Li and Zhu 2008）和正“U”形（陈在余和王洪亮，2010）两种相悖的结论。

此外，在健康研究中，财富并没有被广泛用作经济指标。由于财富可以缓冲失去收入或暂时低收入的影响，因此在健康方面，财富可能比收入更重要。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和退休人员来说，财富可能尤其重要，因为他们的收入相对较低或缺乏（Robert and House，1996；Kington and Smith，1997；Wenzlow et al.，2004）。Kahn and Pearlin（2006）发现长期的压力在收入和财富与健康之间起着重要作用，经济困难可能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财富会产生累积效应，个人财富累积会影响认知功能、心理健康、糖尿病，以及死亡率等（Lynch et al.，1997；Turrell et al.，2007）。Braveman and Barclay（2009）进一步研究表明，人的一生还存在某些关键时期，比如怀孕期间、从出生到5岁等，这些关键时期的财富状况可能会对以后生活中心理和身体健康产生较强烈的影响。另有学者通过跨国比较发现与更均衡的经济社会相比，处于不均衡社会中的居民在健康方面的表现更差（Marmot，2006；Banks et al.，2009）。即便是生活在不均衡社会中的富人，其肥胖率和健康状况也比生活在更均衡社会的富人差（Pickett et al.，2005；Wilkinson and Pickett，2009）。

（4）社会稳定

胡联合等（2005）指出全国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间收入差距都与违法犯罪活动的增加密切相关。过大的贫富差距会通过放大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加深不同阶层矛盾、引发犯罪行为、破坏社会制度的权威、分化民族团结等途径，造成社会不稳定（Fajnzylber et al.，2002）。陈春良和易君健（2009）利用中国1988—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控制了相对收入差距后，收入差距上升1%，刑事犯罪率至少上升0.38%。而且由于存在对富人的嫉妒心理，穷人会因为仇视富人进行报复，从而暴力犯罪（张旭和刘健，2015）。

与贫富差距相比，消费不均衡更能加剧社会和政治动荡危机，因为消费相比于收入而言，更容易在社会环境中暴露。如家庭里的豪车数量，家庭所在小区的房价和品质，使用的名牌烟酒、鞋包、服饰等，都容易被他人发现，且对比出巨大的消费差距，从而引发广大居民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在当前自媒体发展迅猛的时代，少数人的网络炫富行为导致社会信任急剧下降。周广肃和李沙浪（2016）利用2012年的CFPS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消费差距扩大将削弱弱势群体的社会信任，可能进一步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

（5）幸福感

Clark and D.Ambrosio（2015）从比较视角和规范视角将收入不均衡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作用渠道进行归类。比较视角是指个体关心自身的绝对收入，同时关心自身在参照组中的相对收入。若个体的幸福感和其他参照组成员的收入呈现负相关，部分学者将这种关系称为“攀比效应”或“相对剥夺效应”（Clark and Frijters，2008）；若个体即将成为参照组中的一员，个体与其即将成为的参照组中成员的平均收入进行比较时，会提升其本身的幸福感，这种效应被一些学者称为“示范效应”（Senik，2005）。与比较视角不同，规范视角是指人们对参照组的收入不均衡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无关自己和他人的收入。现阶段而言，无论比较视角还是规范视角，通过实证分析都很难得出一样的答案（Clark and D.Ambrosio，2015）。

官皓（2010）实证研究发现，相对收入对幸福感具有激励作用；陈钊等（2012）采用社区入户调查数据同样发现，社区层面的收入差距会产生显著的示范效应，从而增加居民幸福感。但是，部分学者也认为收入不均衡会带来幸福感的下降（Graham and Felton，2005；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鲁元平和王韬（2011）实证研究发现收入不均衡对农村居民和低收入者的负面影响大于城市居民。此外，不同国家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Alesina et al.（2004）发现在欧洲，穷人的收入不均衡降低了幸福感；在美国，穷人的幸福感与收入不均衡无关，欧洲的穷人比美国的穷人更关心收入不均衡。Ferrer-I-Carbonell（2005）实证发现德国居民收入不均衡程度越高，就越感到不幸福。Oshio and Kobayashi（2011）基于日本的微观调查数据同样发现，收入差距越大，日本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低。

（6）其他因素

Kaldor（1957）和Pasinetti（1962）认为在不完备的金融市场下，投资需要一定的门槛，只有在少数人掌握大量财富的情况下才能够投资初始成本和固定成本高的项目，即适当的财富分化能够实现资本集中从而增加社会投资。Banerjee and Newman（1993）认为每个人的职业选择受到个人财富状况的制约，从而影响整个社会劳动力供给与需求。Galor and Zeira（1993）的研究表明，在存在信贷市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完备性和不可分割性的情况下，由于存在多个稳态，财富的初始分配在短期和长期都会影响总产出和投资。伍再华等（2017）采用CHFS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财富不均衡显著抑制家庭借贷行为，并且伴随财富不均衡的扩大，也会抑制金融素养对家庭借贷行为的积极影响。

二、不均衡的测度和分解研究

Lorenz（1905）、Dalton（1920）、Gini（1921）、Theil（1967）、Atkinson（1970）、Cowell（2000）等众多学者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不均衡的测度方法，国内外已有文献几乎都围绕这些方法展开研究。

1.收入不均衡的测度与分解

测度收入不均衡的指标主要分为两类：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绝对指标具有测算简便的优点，常见的有Kolm指数、标准差、极差等。由于绝对指标不能满足尺度无关性等某些公理性原则，且不能排除度量单位对测度结果的干扰，很少有学者在实证中使用。而相对指标不受度量单位的干扰，常见的有相对平均离差、基尼系数、广义熵指数、Atkinson指数，并且相对指标可以将不均衡测度结果进一步分解，得到各组成部分的贡献率，学者们普遍采用此指标进行实证研究（Milanovic and Yitzhaki，2006；程永宏，2007）。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加剧的收入差距问题持续被学者们关注。早在1988年，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就首次展开了中国家庭收入的入户调查，并一直延续至今，获取了大量中国家庭收入分布以及变迁的宝贵信息。基于CHIP的调查数据，国内外学者针对中国收入不均衡的程度、变迁、结构等内容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比如赵人伟和李实（1997）、Khan and Riskin（1998）、李实等（1998）、李实和赵人伟（1999）、Gustafsson and Li（2002）、王海港（2005），等等。随着众多微观调查数据库的免费开放，学者们纷纷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如甘犁等（2012）利用2010年的CHFS数据，测度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但岳希明和李实（2013）认为其调查数据存在偏差，且收入指标的衡量方法也存在问题，导致甘犁等（2012）测度的结果远高于其他数据库的测度结果。Xie and Zhou（2014）则采用多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的收入不均衡程度自2005年以来达到了较高水平，基尼系数在0.53～0.55之间。刘穷志和罗秦（2015）估计了隐性收入规模，并将其纳入家庭总收入，由此测度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超过了0.5，且城镇居民收入不均衡程度高于农村。

还有学者通过拟合收入分布函数或者洛伦兹曲线，来观察收入分配在每个位置上的变化趋势，从而测度不均衡程度。如黎波等（2007）对两类收入分布函数的成因分解方法进行总结归纳，认为权重重置法比基于分位数回归分解的方法在实证中更有价值。黄恒君（2012）基于洛伦兹曲线序列，探索了1990—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五等分收入分布的变迁过程，发现高收入组的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且中低收入组有向低收入组靠拢的趋势。

部分学者还将总体不均衡指标在各种收入之间、人群之间、城乡之间进行分解。如Pyatt（1976）用矩阵的方法将收入基尼系数进行群体分解。Podder（1993）提出了按照收入要素分解基尼系数的方法，得到了各项收入来源对总收入基尼系数的贡献程度，该方法在实证中被广泛应用。Podder and Mukhopadhaya（2001）进一步提出了从收入来源变化解释不均衡的时间变化的新方法，并考察了澳大利亚过去20多年的不同来源的收入份额变化以及各组成部分对总收入不均衡的影响。国内学者根据这些方法也对收入不均衡进行了分解研究。杨灿明和孙群力（2011）对GE指数进行分解，就得到的结果而言，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解释全国收入差距的50%左右。他们还进一步研究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城乡居民收入不均衡的影响，从分析结果来看，在诸多因素中工资收入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最大，而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受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的影响。吴彬彬和李实（2018）利用CHIP 2002年和2013年中的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通过对不均衡指数进行分解，揭示出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对于全国收入不均衡的贡献正在缩小。此外，陈钊等（2010）采用CHIP数据研究了行业间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发现城镇居民的收入不均衡在加剧，且行业间收入不均衡对总收入不均衡的贡献越来越大。

此外，Piketty（2014）在研究收入不均衡结构时，率先使用收入分布表对不均衡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而刘长庚和刘娜（2018）利用CHNS数据，采用Piketty百分位数结构分析法分析我国家庭收入不均衡的内在结构，发现我国高收入家庭持续占据着社会总收入的较大部分，收入分配结构呈“倒金字塔”型。沈华福和王海港（2019）则采用洛伦兹占优分析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研究发现决策者在2002—2008年，更注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来改善不均衡，而在2013—2018年，决策者更注重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2.财富不均衡的测度和分解

关于财富不均衡的测度与分解需要微观调查数据的支持，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拥有完整、详细的财富数据，国外学者根据这些数据进行了大量的研究。Baker et al.（2004）使用加拿大微观数据测算出财富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691上升到了1999年的0.727，且同期法国、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的总财富基尼系数则在0.7左右。Wolff and Zacharias（2009）对美国1982—2000年的财富不均衡程度进行了测算，发现财富净值的基尼系数一直处于0.799～0.826的高位。Crawford and Hood（2016）拓展了财富衡量指标，将国家和私人养老金纳入财富范畴，测度出英国财富基尼系数为0.57。自从Piketty（2014）的《21世纪资本论》问世以来，许多研究试图对财富集中的长期趋势做出新的估计，从而更好地获得财富分布的信息。Saez and Zucman（2016）将所得税申报表与调查数据和宏观经济资产负债表相结合，以估计1913年以来的美国财富不均衡程度。这一方法被若干国家的学者用来对财富集中程度进行比较估计。Alvaredo et al.（2018）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国家的财富不均衡程度有所加剧，尽管加剧速度不同。然而，虽然人们越来越关注财富不均衡，我们衡量财富不均衡的能力仍面临重大限制。由于很少有国家征收财富税，且富人有很多避税的措施，很难全面捕捉社会的财富分布。Zucman（2019）从经济全球化视角，利用行政税收数据并将其与宏观经济资产负债表结合起来，重点分析了“避税天堂”的税收数据，发现中国和欧洲各国的财富集中度都在上升。在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所占的财富份额从1980年的28%增加到2016年的33%，而最穷的75%的人所占的财富份额在10%左右徘徊。

我国早期关于财富不均衡的研究主要依靠CHIP团队自1988年以来展开的城乡入户调查中采集到的家庭财产信息。Mckinley and Griffin（1993）测度的1988年的中国农村居民财富净值的基尼系数为0.3，Brenner（2000）进一步测度1995年的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净值的基尼系数为0.35。李实等（2005）发现在1995—2002年，全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上升了38%；而赵人伟（2007）测度的2002年全国总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高达0.55。也有学者将中国的财富分布跟大多数工业化国家进行对比，发现在1995年左右是相对平均的（Gustafsson et al.，2006），但是罗楚亮等（2009）通过对比中国与众多国家的财富分布状况，发现虽然我国财富分布不均并未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财富净值的基尼系数却在持续上升。

此后，一些新的调查数据补充了上述结论。陈彦斌（2008）利用奥尔多城市和农村居民家庭问卷调查数据测度了我国2007年的城乡财富分布状况，发现城市的富裕人群要比农村的富裕人群更加富有，而城市的贫困人群要比农村贫困人群更加贫困。陈彦斌（2008）还研究了财富为负的家庭的财富分布情况，发现整体上我国城乡的无财富家庭比例较低。梁运文等（2010）在2005年、2007年的调查数据中发现，农村的财产分布基尼系数在金融资产和房产方面已经超过城市，尤其是农村房产的差距导致财富不均衡进一步加剧。

CFPS团队同样分析了中国家庭财富的存量和分布状况。根据《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房产是家庭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城镇家庭中房产所占比例的中位数约为80%，农村家庭中房产所占比例的中位数约为60%，都超过了一半。并且，拥有自我积累功能的财富不均衡是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根据《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6》，我国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从2012年的0.73下降到2014年的0.7。同时，2012—2014年，分布顶端1%家庭占总财富的份额、分布顶端5%家庭占总财富的份额以及分布底端25%家庭占总财富的份额都在降低，由此可知，家庭财富更多地聚集在分布中间的阶层。Piketty et al.（2019）利用多个数据库分析了中国家庭的财富分布状况，发现1995—2015年中国顶端1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比由40%上升至67%，财富不均衡进一步加剧。此增长速度与大部分欧洲国家（比如法国的55%）相比都略高，与美国72%的财富占比份额相近。

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也收集了有关家庭财富方面的信息。甘犁等（2012）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2》指出，2011年中国家庭财富净值的均值和中位数为115.43万元和18.10万元，城市家庭财富净值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237.52万元和37.30万元，农村家庭财富净值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32.20万元和12.23万元，可见，财富均值和中位数在城镇、农村之间以及城镇、农村内部差异巨大，说明中国存在严重的家庭财富分布不均。此外，杨灿明和孙群力（2019）利用中国居民收入与财富调查（WISH）数据，测度的2017年和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净财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65和0.61，分解研究发现我国居民财富差距主要由家庭房产所导致，其对财富差距的贡献超过了70%。此外，孙楚仁和田国强（2012）基于财富分布Pareto法则分析发现，2000—2010年，我国财富分布的基尼系数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财富不均衡剧烈波动。

3.消费不均衡的测度和分解

消费不均衡的测度指标常见的有变异系数、对数方差、泰尔指数、基尼系数、阿特金森指数等。学者们普遍采用这些指标对消费不均衡的程度及变化趋势进行测度，并根据消费构成内容进行分解，采用各种分解法分析各项消费对总消费不均衡的贡献率。Barreti et al.（2000）采用对数方差、基尼系数、阿特金森指数测度了澳大利亚家庭消费不均衡变化趋势，发现1975—1993年，非耐用消费品基尼系数上升了9%。Idrees and Ahmad（2012）实证发现1992—2005年，巴基斯坦家庭消费不均衡有所下降，且城镇消费不均衡下降幅度大于农村；他们进一步将消费支出分解发现，食品类消费的不均衡程度远远低于非食品类。Aguiar and Bils（2015）研究发现：在1980—2007年，美国的消费不均衡紧随收入不均衡的变化而变化。Norris and Pendakur（2015）则发现加拿大家庭消费的基尼系数由1997年的0.251增加到2006年的0.275，但是2009年又回降到0.264。Uprety（2019）发现尼泊尔城镇家庭消费不均衡程度大于农村，男女户主家庭之间的不均衡没有显著差异。

多数国内学者从家庭消费构成、分城乡视角来测度我国消费不均衡。如杨继东（2013）实证研究发现，1991—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不均衡程度有所上升，进一步分类分析表明，教育文化支出差距不断加剧。孔蕊（2014）采用Lerman and Yitzhaki（1985）提出的收入分解方法，研究发现在2007年城镇居民的交通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对总消费不均衡的影响更大，而农村居民消费的居住支出对总消费不均衡的影响最大。赵达等（2017）研究发现，1993—2010年，中国城镇地区消费不均衡呈现先快速上升后缓慢下降的趋势，消费不均衡在18年间增加了67%。夏庆杰等（2019）使用1995年、2002年和2013年的CHIP城市数据，采用基尼系数测算的城镇消费支出不均衡由1995年的0.33减少到2002年的0.32，但2013年又回升到0.36，且住房消费的不均衡程度远大于总消费的不均衡程度。

此外，个别学者使用了分布分析法测度消费不均衡变化趋势。谢邦昌和么海亮（2013）运用适应性核密度估计与相对分布法测度了我国1995—2009年的消费不均衡变化趋势，发现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均衡在扩大。还有学者采用拓展基尼系数法研究消费不均衡（戴平生和林文芳，2012）。

4.多维不均衡的测度与分解

Kolm（1977）以及Atkinson and Bourguignon（1982）较早地在不均衡领域研究中考虑到多维性。Kolm（1977）认为类似于对社会福利的分析，研究不均衡问题也应该从多个维度同时考虑；Atkinson and Bourguignon（1982）同样认为将多维性应用到不均衡问题研究中非常重要。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学者的研究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提出量化多维不均衡指标的方法，也没有进行实证检验。而Maasoumi（1986）提出了基于两个步骤的Maasoumi指数，成功量化了多维不均衡程度。

目前，学术界将多维不均衡的测度思想归纳为两种：第一种是先计算个体的福利水平，再根据测量单一维度不均衡的方法测度多维不均衡，主要包括3个指标，即Maasoumi指数、多维基尼系数和Tsui指数。第二种是根据现有的不均衡指数，例如基尼系数、集中指数等，构建多维不均衡指数，主要包括Araar指数。随着量化方法的提出，国外学者利用多维不均衡理论进行实证研究。Decancq and Ooghe（2010）测度了100多个国家在1980—2008年的收入、健康和教育三个维度的不均衡情况，通过Tsui指数实证发现世界不均衡状况有所改善。Decancq and Lugo（2012）利用俄罗斯1995—2005年的家庭数据，采用两类多维基尼系数进行测度，结果都显示基于消费、健康、住房质量和教育四个维度的不均衡状况有所改善。Justino（2012）基于Maasoumi指数从消费、教育和健康三个维度测度了越南多维不均衡程度，发现1992—1998年，越南的多维不均衡状况有所改善。Ruiz（2018）基于Atkinson指数构建基于不同人口的收入、财富和消费研究框架，将收入、财富和消费统称为物质条件指数，并将物质条件指数与单独收入不均衡进行对比，发现它们对居民的物质生活影响不同。

在国内，利用多维性思想进行的研究集中在多维贫困领域（王小林和Alkire，2009；高艳云，2012），对于多维不均衡的研究非常滞后。目前有江求川（2015）采用Tsui指数从收入、健康和教育三个维度测度了我国福利不均衡水平，发现我国福利不均衡有加剧趋势。王曦璟和高艳云（2018）采用Tsui指数、多维基尼系数等多种方法从收入、教育和医疗三个维度测度我国福利不均衡水平，发现我国整体的福利不均衡程度有所提高，且收入不均衡对多维不均衡的贡献最大。而李萌等（2019）则采用Araar指数从收入、教育和健康三个维度分析我国福利不均衡状况，并进一步分解发现农村家庭的多维不均衡水平高于城镇，西部地区家庭的多维不均衡水平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三、收入、财富和消费不均衡的关联研究

经济不均衡问题不仅体现在收入、财富或消费的单一方面，也体现在三者不均衡之间的关联关系，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收入、财富或消费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收入不均衡与财富不均衡关联分析

家庭财富来自长期的收入积累，而累积的财富又通过投资固定资产、教育等方式决定居民收入，因此，收入不均衡与财富不均衡之间相互作用。收入不均衡与财富不均衡的变化趋势以及收敛性始终备受学者们关注，通过对经济理论模型提出严格假设和进行推导，大量学者讨论了收入与财富不均衡的动态演化过程。Chatterjee（1994）、Caselli and Ventura（2000）、Li et al.（2000）等的研究说明，假设个人的能力不存在差异，也没有意外的经济冲击，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实现的均衡增长路径就是收入不均衡与财富不均衡的稳态，并且这时的收入和财富分布完全均衡。而Becker and Tomes（1979）、Loury（1981）、Lucas（1992）、Mulligan et al.（1997）等的研究却表明，仅有在个人能力和外部冲击连续不断存在时，收入不均衡和财富不均衡才会持续下去。

王弟海和龚六堂（2006）讨论了收入和财富分配持续不均衡的动态演化过程，在偏好、个人能力和收入冲击连续不断存在时，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存在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稳定不均衡状态。王弟海和龚六堂（2007）进一步讨论了连续性不均衡的动态变化，发现当存在经济增长时，连续的不均衡在长期会趋向收敛，且原始财富对很长时间的连续性不均衡的影响受到财富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二者关系的作用。Piketty（2014）将生产要素分类为劳动和资本，把国民收入分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两类，他提出了一个公式r＞g，认为财富不均衡连续扩大的关键因素是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而收入不均衡的扩大则会加剧财富不均衡，从而又加剧收入不均衡，如此恶性循环下去。

部分学者利用微观数据通过实证方法证实了收入和财富分布的正相关性，而已有的关于不均衡测度和分解的文献也表明收入不均衡和财富不均衡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例如，Meng（2007）实证研究发现，1995—2002年，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家庭比贫穷家庭积累了更多的财富，收入不均衡很大程度上会加剧财富不均衡。赵人伟（2007）通过对比分析收入和财产十等分后各组中城乡居民所占的百分比发现，无论是收入还是财富分布，低收入组的财产差距小于收入差距，中等收入组的财产差距大于收入差距，而高收入组的财产差距与收入差距基本持平。林芳等（2014）认为财富持有与收入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而财富通过财产性收入来影响收入差距，意味着越富有的家庭，其财产性收入越多。靳永爱和谢宇（2015）考察了财富与收入的相关性，发现财富分布最底端家庭对应低收入家庭的比例更高，而财富分布最顶端家庭对应高收入家庭的比例更高。Saez and Zuman（2016）发现美国财富不均衡加剧是因为最高收入群体收入飙升的推动，收入不均衡与储蓄率不均衡加剧了财富不均衡。Kuhn et al.（2020）研究了美国1949—2016年的家庭收入和财富不均衡状况，发现收入不均衡在20世纪70年代上升，而财富不均衡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上升，收入不均衡扩大的时间早于财富不均衡；同时，财富不均衡程度一直比较稳定，但2007年房地产泡沫后，美国财富不均衡空前严重。王晶（2021）从收入不均衡与财富不均衡的关联性视角研究财富不均衡，发现财富不均衡远高于收入不均衡，收入不均衡通过储蓄差异、房产拥有和财产性收入等方面影响财富不均衡。

2.收入不均衡与消费不均衡关联分析

部分学者在研究消费不均衡时，往往将消费不均衡变化趋势与收入不均衡变化趋势进行比较，且多采用消费基尼系数来观测消费不均衡，但侧重于单变量分布，而不是联合分布（Attanasio and Pistaferri，2014；Fisher et al.，2015）。一些文献表明收入不均衡与消费不均衡没有显著关系。例如，Barrett et al.（2000）采用澳大利亚家庭调查数据研究发现，1975—1993年，收入不均衡与消费不均衡都显著增加，且消费不均衡增长幅度更小，整体上消费比收入更均衡。Krueger and Perri（2006）实证表明收入不均衡加剧的同时消费不均衡并未加剧，且消费不均衡的增长比收入不均衡的增长更为温和，这也与Slesnick（1994）的结论相似。

也有学者发现收入不均衡加剧了消费不均衡。Attanasio and Pistaferri（2014）利用消费者支出调查（CE）数据，发现1980—2010年美国国内消费不均衡的增长幅度几乎与收入不均衡的增长幅度相当。Attanasio and Pistaferri（2016）进一步研究消费构成和流动性后，发现在非耐用品和服务消费方面的不均衡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工资和收入不均衡也在增加。Aguiar and Bils（2015）同样利用消费者支出调查（CE）数据，审视美国过去30年收入不均衡的加剧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在了消费不均衡上，发现1980—2007年消费不均衡与收入不均衡密切相关。孙豪等（2017）发现整体上消费不均衡低于收入不均衡，收入基尼系数一直稳定在0.4以上；消费不均衡在2009年后有所下降，其基尼系数小于0.4，但收入不均衡会引致消费不均衡。夏庆杰等（2019）发现中国城市家庭消费支出不均衡的变化趋势与居民收入不均衡变化趋势一致，且变化幅度更大。另有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消费不均衡的影响在地区、城乡等之间存在差异（储德银等，2013）。

3.财富不均衡与消费不均衡关联分析

少部分学者将财富不均衡与消费不均衡的趋势进行比较，Subramanian and Jayaraj（2013）利用不同测度指标分析了印度消费支出和家庭财富分配不均衡的变化趋势，发现消费支出和资产所有权水平的差异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明显的增长趋势，这与对印度经济不均衡加剧的普遍看法不符。Magalhães and Santaeulàlia-Llopis（2018）使用世界上最贫穷的三个国家——马拉维、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住户调查数据，发现财富与消费不均衡的关系比收入与消费不均衡的关系弱，意味着财富冲击对消费不均衡的影响小于收入冲击。

而王凤（2017）按照财富的多少将样本分为7组，测算各组的消费基尼系数发现，低财富组家庭在食品和居住方面的消费差距最小，最低财富组和最高财富组家庭在生活用品及服务方面差别很大；且医疗保健支出不均衡程度在各组中都最大；随着财富的增加，衣着的消费基尼系数越来越小，呈现下降的趋势，在衣着方面的不均衡程度越来越小。

4.收入、财富和消费不均衡关联分析

较少学者将收入、财富和消费三者同时结合起来研究。其中，部分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三者之间不均衡程度的比较上，如Brzozowski et al.（2010）使用不同调查数据研究加拿大的收入、财富和消费分配，发现工资和收入不均衡显著加剧，但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被税收和转移制度抵消了，因此，消费不均衡的上升相对温和；且自1999年以来，财富差距一直相当稳定。Heathcote et al.（2010）将收入、财富和消费不均衡结合在一起研究，但他们对收入、财富和消费的衡量采用了不同的数据。马万超和李辉（2017）使用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可以提高消费需求，但财富差距抑制了消费需求，且财富差距的抑制作用是收入差距促进作用的3.44倍。Magalhães and Santaeulàlia-Llopis（2018）使用世界上最贫穷的三个国家——马拉维、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住户调查数据，发现财富不均衡大于收入不均衡，收入不均衡大于消费不均衡。Anghel et al.（2018）分析了西班牙在2008年经济危机时期和2008年后经济复苏时期的不均衡演变过程，发现相比于其他OECD国家，西班牙在经济危机时期，家庭收入不均衡、财富不均衡和消费不均衡都有所加剧，在2008—2014年的经济复苏时期，失业率下降改善了收入不均衡，从而改善财富和消费不均衡。从总体上看，财富不均衡大于收入不均衡，消费不均衡程度最低。

另有学者分析三者之间的联合分布情况，如Fisher et al.（2016）考察了同一家庭的收入、财富和消费分配状况，1999—2013年，收入不均衡、财富不均衡与消费不均衡程度都有所扩大，一些消费支出较高的家庭收入较低，一些高财富家庭消费适度但收入也较低，说明财富能缓冲收入的变动。Fisher et al.（2021）利用1989—2016年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SCF）中的收入、财富和消费三个维度的同一家庭数据，进一步研究三者不均衡程度，发现三维不均衡增加速度远大于一维和二维不均衡增加的速度。

四、经济不均衡与机会不均衡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逐渐由结果不均衡转向机会不均衡来探讨收入分配问题，从机会不均衡角度探讨经济不均衡扩大的原因。探讨机会不均衡问题有助于解决与经济不均衡加剧有关的社会问题。一方面，从机会不均衡角度探讨经济不均衡的成因是一种新思路。造成贫富差距的因素众多，人们容易理解由个人努力程度不同造成的贫富差距，但很难接受由家庭背景、性别或出生地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造成的贫富差距（Fleurbaey，2008）。另一方面，从机会不均衡角度探讨经济不均衡为制定缓和社会矛盾的公共政策提供了新思路。已有文献利用诸如调查数据（Gaertner and Schwettmann，2007）、实验数据（Almås et al.，2010）等不同数据的研究结果都说明，若人们能够获得公平的收入机会，则认为收入不均衡程度较低；若人们不能够获得公平的收入机会，则认为收入不均衡程度较高。

1.收入不均衡与机会不均衡分析

最早对“机会不均衡”问题进行研究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早期的一些哲学家（Hanoch，1967；Weiss，1970；Bowles，1972），而Roemer（1993，1998）率先界定了机会不均衡概念，并将其运用到经济学的分析中，创造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即机会不均衡的环境-努力二元因素分析框架。基于Roemer的理论框架，学者们陆续测量了各个国家的机会不均衡程度，其测量方法主要分为两类：非参数法和参数法。对于非参数法的运用，Lefranc et al.（2008）采用一阶占优方法对比了9个发达国家收入不均衡中的机会不均衡程度，发现美国和意大利的收入机会不均衡程度较高。Checchi and Peragine（2010）采用非参数法测度了意大利机会不均衡占总收入不均衡的20%。然而，非参数方法有一定的限制，适用于组别很少的情况，因为随着组别的增多，对应每个组别的观察值个数减少，会造成测算的机会不均衡系数偏小。所以，大量学者采用参数方法进行研究。Bourguignon et al.（2007）基于父亲教育、母亲教育、父亲职业、种族以及出生地5个环境变量，采用参数法测度了巴西的收入机会不均衡，发现父母教育对收入机会不均衡的影响最大。Singh（2012）采用参数方法估计显示，印度城市男性面临的收入机会不均衡大于农村男性，父母教育对印度男性收入机会不均衡的贡献率最大。其他的研究还包括Marrero and Rodríguez（2012）测算了23个欧洲国家2005年的机会不均衡程度；Ferreira and Gignoux（2008）测算了6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机会不均衡下限；Ramos and Van（2016）对已有关于机会不均衡测算文献中使用的方法进行对比研究。

伴随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国外学者从代际流动入手分析收入差距中的机会不均衡问题。Figueiredo and Ziegelmann（2010）认为如果父辈属于较低收入阶层，其子女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越过父辈的收入层级。Zhang and Eriksson（2010）研究了1989—2006年的中国收入机会不均衡状况，发现父母的收入、父母的职业类型解释了约三分之二的收入机会不均衡，相比而言，父母教育的贡献率较低。Björklund et al.（2012）发现，在瑞典，收入顶端的代际传递非常明显，特别是在收入顶端0.1%群体中，代际弹性约为0.9。Arawatari and Ono（2013）研究经合组织国家发现，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不均衡与流动性负相关。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使用参数法和非参数法对收入不均衡中的机会不均衡问题展开研究。江求川等（2014）采用非参数法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居民面临较为严重的机会不均衡，1996—2008年，收入的机会不均衡在加剧。宋扬（2017）采用参数法测算的我国收入机会不均衡在27%以上，并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进一步探究了机会不均衡的作用机制，发现我国机会不均衡主要是家庭背景、教育代际固化以及劳动力市场歧视导致的。董丽霞（2018）采用参数法测度的我国收入中的机会不均衡约为0.1，且家庭收入和出生地对子女收入机会不均衡的贡献率最大。李莹和吕光明（2019）研究发现在机会不均衡程度方面，农村高于城镇、女性高于男性、“80”后群体低于“50”后至“70”后群体；年龄、性别、户籍和出生地等个体特征是影响机会不均衡程度最大的一类环境因素。蔡媛媛等（2020）发现，1989—2004年，我国收入的机会不均衡连续上升；而2005—2014年，呈现波动性下降趋势，且以父代收入为代表的家庭背景对机会不均衡的贡献度有所提高。

2.财富不均衡与机会不均衡分析

财富与环境变量联合数据的缺失导致较少学者利用机会不均衡理论分析财富不均衡问题（Palomino et al.，2017）。Ferreira et al.（2011）研究土耳其财富机会不均衡，发现造成财富机会不均衡因素中环境因素重要程度由高到低的是妇女出生地、父亲教育、母亲教育和兄弟姐妹数量。Johnson（2014）认为美国日益根深蒂固的财富代际传递是造成种族财富差距的根源，并且财富机会不均衡还体现在教育资源上，美国学校呈现越来越多的种族和阶级隔离。Palomino et al.（2017）研究发现西班牙财富的机会不均衡比收入的机会不均衡程度更高，财富不均衡中的48.97%是由机会不均衡造成的，而收入不均衡中这个比例为33.46%，并且遗产继承导致了较高的财富机会不均衡。

3.消费不均衡与机会不均衡分析

Anwar（2009）发现2001—2004年，巴基斯坦消费不均衡中的机会不均衡有所加剧，且城市居民的消费机会不均衡程度比农村居民更为严重。Assaad et al.（2018）研究了埃及1988—2002年工资和消费中的机会不均衡变化趋势，发现总体消费不均衡中环境造成的机会不均衡程度在下降，出生地因素在消费机会不均衡各因素中的重要程度在下降。且在工资和消费方面，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人的消费向下层家庭出生的人倾斜，而下层家庭和上层家庭的消费差距缩小了。而González-Eguino（2015）认为不均衡也反映在能源消费上，Shi（2019）首次尝试将机会不均衡框架运用到中国能源消费上，探讨性别、户籍、家庭背景、出生地区等因素对中国能源消费支出不均衡的影响，提出中国政府应对西部农村女性等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

五、不均衡的改善与反事实研究

1.不均衡的改善路径

（1）调节收入

王曦璟和高艳云（2018）认为有效提升贫困人口的收入是缩小不均衡的首要因素，拓展贫困人口的收入渠道成为当务之急；而王晶（2021）则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是促进消费的主要动力，因此，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2）提高教育水平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2018）指出，教育是改善全球不均衡最好的方式。大多数学者认为提升底层家庭的教育水平，可以为底层家庭提供一个更加公平的起点。注重教育资源向低收入、低财富家庭倾斜，适当增加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支出比例，有利于提高教育水平和缩小不均衡（杨娟等，2015）。

（3）制定公平的制度

制度公平即制定保障机会均衡的制度。公平的制度是一套保证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完整制度体系。邵红伟（2017）认为，制度可以消除环境因素引起的机会不均衡，是实现理想状态的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制度越公平，不均衡程度越低。江求川（2015）认为，应完善市场竞争制度和人力资本市场，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并完善财税制度，为居民创造享受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公共服务的公平机会，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寻求平衡。

（4）促进金融发展

宋文文（2013）认为金融发展改善收入不均衡存在直接机制和间接机制。直接机制就是促进金融发展、减少金融摩擦，允许更多的穷人获得外部融资，从而减少不均衡；间接机制就是金融发展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改善不均衡。顾国达和吴宛珊（2019）发现金融包容性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均衡，因此，改善金融服务，能让更多的低收入群体获得融资以促进就业、创业与多元化投资，从而改善不均衡状况。

（5）优化税制结构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安体富（2016）认为应该区别纳税人收入的不同情况，实行有差别的费用扣除标准，以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王凯风和吴超林（2021）认为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重点宜集中在税率表（而非免征额）的优化调整上，从而更大限度地发挥个税的初次分配功能。在房产税方面，詹鹏和李实（2015）认为在固定比例税率下，房产税的再分配效果最强，采用家庭总住房面积作为减免依据的调节效果好于人均住房面积。在遗产税方面，李华和王雁（2015）认为我国开征遗产税的时机已经到来，开征遗产税能够有效缩小贫富差距。蔡诚和杨澄宇（2018）认为遗产税确实可以降低财富的不均衡程度。在消费税方面，万莹和徐崇波（2020）认为高、低收入者的消费差异较大，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多地表现在教育、旅游、娱乐等服务消费领域，而非物质消费领域，因此，将消费税征税范围扩大到服务型消费，能有效调节收入分配。

（6）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李实等（2017）发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建议在社会保障缴费上，需要增强缴费的累进性，即实际费用要与个人收入水平相对应问题。杨晶等（2019）认为政府要加大对贫困家庭的财政补贴，大力提高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参与率，制定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从而有效改善不均衡。

（7）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宋桂霞和程云鹤（2011）认为应进一步完善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要素市场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和国际市场竞争力。孙豪等（2017）认为应从深化体制改革入手改善不均衡，主要包括：一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摆脱体制机制的束缚，加快要素流动；二是放宽户籍限制，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强化职业培训，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融入城市和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能力；三是激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四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简政放权，建设服务型政府；五是降低行业准入门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8）其他方面

还有学者从人口老龄化（范洪敏，2018）、改善营商环境（赖先进，2021）、环境污染（盛鹏飞，2017）、城市化发展（王晶，2021）等方面探讨其改善不均衡的效果。

2.反事实分析

反事实分析法是指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研究因素做出与事实相反的假定后进行测算得出反事实值，通过对比被解释变量的反事实值与真实值，得出研究因素的变化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Fogel（1964）将此方法首次应用至经济学领域。他将反事实法结合经济学理论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19世纪美国铁路运输的开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史中，Fogel的研究迈出了里程碑式一步，许多经济学家都用这个方法来分析不同国家铁路开通的贡献，之后，反事实分析法就被用于不同领域的经济研究。

Machado and Mata（2005）首次在工资分布变动分析中融入了反事实分析思想，在分位数上利用反事实分析，研究产生工资差异的原因。Martinez-Sanchis et al.（2012）也使用反事实分析探究能力变化对工资的影响。陈雪娟和余向华（2019）基于分位数回归与反事实分解，实证分析了我国不同改革阶段部门工资差异的异质性分布和来源问题。

此外，Nguyen et al.（2007）采用1993—1998年的越南数据，利用反事实分析法从异质性变量和回报率差异两种因素入手解释城乡消费差异。赵卫亚和袁军江（2013）通过构造反事实消费率研究消费差异的成因，发现地区经济差距、收入差距是消费不均衡加剧的主要因素。孙巍和苏鹏（2013）则采用反事实分析法将收入分布变迁进行分解，发现我国居民在整体上受益于经济发展成果，但不同群体受益不同导致了收入差距扩大。杨程博等（2019）利用收入分布变迁的反事实分解变量对居民消费进行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分析。

近年来，反事实分析在政策评价领域展开运用，Hsiao et al.（2012）利用反事实分析来评估香港回归对香港经济的影响。Zhang et al.（2014）使用反事实分析来评估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而Ouyang and Peng（2015）利用反事实分析法分析中国2008年经济刺激方案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传统反事实的双重差分、匹配等非实验方法的一些缺陷得到了改进。而王曦璟（2019）创造性地将反事实思想用于改善不均衡方式探索角度的研究，并采用模型来量化估计。她将特征因素对应直接改善方法，将回报率变化对应间接改善方法，探讨了无男女性别差异、无城乡差异等对多维不均衡的改善效果。

六、文献评述

通过对国内外现有文献的整合，可以发现经济不均衡具有多维性，单一的收入、财富或消费不均衡不能反映整体居民经济不均衡程度。学者们在单一维度不均衡的测度、成因分析、影响后果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但就现有的研究来看，仍有以下三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将收入不均衡、财富不均衡和消费不均衡结合起来，从整体上综合研究经济不均衡问题。虽然学术界一直非常重视居民经济不均衡问题的研究，利用一些大型入户调查项目的数据，在经济不均衡的测度与分解、形成原因、变化趋势、影响后果和治理方案等方面都有所突破。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于经济不均衡的研究大多围绕单一维度来进行考察，研究的视域较为片面。虽然收入不均衡、财富不均衡或消费不均衡都是经济不均衡的一种表现形式，且三者之间相互联系，但其成因机制、严重程度、影响后果等又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而单一维度的分析路径难以从根本上全面地阐明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状况。因此，本书将收入、财富和消费分配状况相结合，从多维视角来探究经济不均衡问题。

第二，深入探究收入不均衡、财富不均衡和消费不均衡三者之间的关联性。财富是由经年累月的收入转化积淀而形成的，财富可以带来财产性收入，收入和财富可以用来消费，形成家庭人力资本积累，而人力资本积累又可以带来收入和财富。收入、财富决定了消费，但消费并不必然地取决于居民的收入和财富，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由公共服务提供的公共消费，对居民的消费亦有重大影响。对经济不均衡问题的考察，从短期看，控制收入差距更重要；从未来看，控制消费差距更重要；从发展看，控制财富差距更重要。但仅从一个方面入手，是无法综合考察经济不均衡程度的。现有文献对三者的关联性和动态演化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理论范畴，在诸多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对收入、财富和消费的动态演化进行严格的理论推导。这些经济理论的研究不仅尚未达成一致，也很难对复杂的现实问题进行解释。目前少量关于收入不均衡、财富不均衡和消费不均衡关联性的实证研究，是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用统计学和统计方法对收入、财富和消费不均衡的某一个或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和分解，缺乏对收入、财富和消费三者在统一框架下的关联性的深入探讨。本书希望立足于家庭收入、财富和消费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收入、财富和消费三者多维不均衡程度、相互关联路径和机制进行分析，并对最终形成的影响关系进行量化测度。

第三，从机会与努力角度来理解经济不均衡成因问题。经济不均衡是结果的不均衡，分析结果不均衡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机会与努力导致的非常有意义。然而，从多维角度探讨机会不均衡的理论尚不成熟，目前大多从收入维度入手进行研究，而少有文献从财富视角探讨中国的机会不均衡问题。引起财富差距的因素有很多，个人无法左右的外生因素（如家庭背景、性别和出生地点等）导致的差距很难被人们接受，而自身的努力程度不同导致的差距却容易被社会大众接受。由经济不均衡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更多地体现了人们对机会不均衡的不满。本书希望通过分析机会不均衡的程度，探讨机会不均衡的各种内在结构特征，为深刻理解我国城乡居民面临的机会不均衡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