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琼，

我们到这儿已经三天半了，我们是乘坐一艘德国轮船来的，而那艘德国轮船在青岛停靠了大半天，以便往船上装货物。我想你肯定知道，青岛现在已被德意志帝国侵占。它已经彻底去中国化了，但正如“小青鸟”[6]（the little green bird）们所言，德国在政治和商业等方面的巨大野心注定会失败。

我不能说青岛对我有特别的吸引力，它未免有点太不庄重了。道路崭新得令人发怵，马路两旁种植的小树不过是些枝叶过于繁茂的植物。街上层层叠叠的房屋全都整齐划一，厚重呆滞，而且只有两种颜色组合——黄白相间和灰中带红。然而，城市的位置不错，坐落在一个避风港湾里，街道沿着山坡起伏，使这个平淡无奇的“德式”小城给人以自然美的感觉。

至于芝罘——令人耳目一新！我对它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停满了船只的海港，从晃动的舷梯上奋力一跃，就可以跳到一艘摇摆的快艇上，后者把我们送到了一个挤满了一群兴奋的中国苦力的石砌码头上。这些中国苦力像捕食鸟儿般扑向我们的箱子，并把黄包车推到了我们面前，希望能从我们这儿赚些钱——这可以说是他们当天所能拉到的最大一笔生意。

然而到了外国租界之后，停满船只的港口及熙来攘往的苦力们都已消失不见。我想对你描述的芝罘是一个被湛蓝大海围绕的海湾小城市，它坐落在山脚下——那种拔地而起、光秃秃、没有树木的群山脚下。

我们受到特殊的眷顾，住在中国内地会的疗养所里。这是一座非常迷人的、带有走廊和阳台的大房子，坐落在一片山坡上，那里到海边只有5分钟的路程。房子周围有一个花园，屋后有一条小路直通山顶，穿着蓝色布衣的路人不断出现在这条小路上。

除了大海的低语声和路过的骡铃叮当声，空气中几乎听不到其他声音。倘若我是街上的中国人，我还会听见柳枝摩挲所发出的类似磨剪刀的声音和独轮车吱吱作响的“音乐”声。芝罘有许多独轮车，人们用它们运载沉重的货物，而独轮车走起来总会发出吱吱声。吱吱声带来幸运，在中国人听来这是一种悦耳的声音。失去了吱吱声的独轮车就像是一个死物。某一天，我们听见两个独轮车夫在讨论他们自己的独轮车的优点。

“啊！”一位独轮车夫懊悔地说，“我曾经有过一辆好独轮车。它能拉300斤货，并且就像一群蟋蟀那样一路欢唱。”

对于一个中国苦力来说，听到蟋蟀叫声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因为那时田里的庄稼就要成熟，收获季节将至，他终于可以暂时地放下繁重的活计，享受一下温暖的阳光。

我非常希望自己也能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这些从我身边经过的路人。他们看人时带有一种平静的兴致，并略带一种优越感。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拼命劳作，或背负重物，或推着沉重的独轮车，或驾驭着由两头骡子驮着的轿子。这些苦力说话不多，也许他们所说的话也不值得听。然而他们安详而睿智的脸庞却显得很有意思。如前所说，我非常希望能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

作为初学者，我正在学习中文课程。虽然我开始怀疑自己不能学到任何有用的东西，但学习中文本身就像破解某种错综复杂的谜题那样令人心醉神迷。

我们的第一位中文老师，年老体衰，身穿一件蓝色长袍，其袖子长到看不见手。他的教学方法使人联想到一台留声机。某一本开蒙课本的开篇是一串最常用的词和词组，最初几个词是“我、你、他”，结尾的词是“兵丁”。我们这位矮小的老师坐在椅子里摇头晃脑，开始用深沉的声音大声朗诵，从“我、你、他”，一直读到“兵丁”，周而复始。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从不让我们有机会打断他。我们可以跟着他读，也可以保持沉默。我们无论做什么都绝对不会打扰到他。既然已不知不觉地给机械玩具上紧了发条，我们就必须等待它慢慢地停下来。可是没料到的是，这一过程竟持续了一个小时才停止。我们只约他教一小时的中文，到点之后他便突然站起身来，深深地鞠一躬，步履蹒跚地离开了房间。

我们目前的新中文教师看起来并不像那位老龄机器人那么有学问，但幸运的是，他的教学方法也不那么机械化。他身材魁梧，五官端正，举止过于谦卑，衣服又旧又破，布鞋破得不成样子，油纸伞上也尽是破洞，身上最整洁的东西就是他的扇子。他步履缓慢而沉重，重心先放在左脚，然后又换到右脚，以示举止庄重，称得上是一个有学问的秀才，并以此来弥补他贫穷的外表。他患有慢性哮喘病，有痰不往手帕里吐，而是往窗外吐，这种做法有点令人厌恶。我还认为，他只有得了感冒，才不会在上课时打瞌睡。

中国人十分看重学问。文人学者受到了普遍的尊重，但尽管如此，他们的服务报酬却低得可怜。想象一下，一位秀才每天教一小时的中文，一个月得到的报酬只有区区6先令！

我们学习中文进展缓慢，不知道该责怪自己，还是该责怪教师。要知道，没有一个活着的中国人能够“认识”全部44000个汉字，想到这一点，我们心里有了些许安慰。顺便说一句，“认字”（recognise character）就是能把这个字读出来。然而除了认字之外，中文习惯用语给西方人带来了难以描述的困难。为了将来能用中文对话，我背诵下了这些常用的句子：

“中国话，说得来，说不来？”（Middle kingdom talk, speak get come, speak not come？）

对于这个虚拟的问题，我想象自己这么回答：

“有一点点说得来。”（Some clause words speak get come.）我学得很慢，达不到原定的目标。

至此，我想改变一下主题，因为下面这句话很容易记住，可以这样问：

“他是这里的人吗？”（He is this in of man？）

我们最好先假设有一个“他”来使得这个虚拟的问句有意义吧。顺便说一句，针对这个问题，下面的回答有点出人意料：

“他是外国人。”（He is outside kingdom man.）

令人头疼的是，当你掌握了这些短语之后，又会遇到一个更大的困难。当你说着同一句话时，往往会因为音调不对而传达了一个与原意完全不同的意思。如果你用了上升声调，而非下降声调，或是用了逐渐减弱的声调，而非逐渐增强的声调——听起来非常混乱，不是吗？——你往往就会搞砸整个对话。因一些细微的错误，你会把“火”说成“河”，把“水”说成“睡”，把“亚当”说成“鸭蛋”。

比如，你可能把不发送气音的字母“k”发成了送气音，如果犯了这一错误，就会把“妻”念成“鸡”。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两位年轻的传教士派他们的仆人出去买鸡，但是他们把软腭音发成了硬颚音。仆人弄不清楚他们究竟想要什么，所以在外面一直转到天黑了才回家。他因为没有完成任务而垂头丧气，心里很不好受。他在外面转了一整天，竟是想为传教士买妻，而不是鸡。

汉语中有44000个单音节汉字，却只有460个不同的发音，无怪乎有大量汉字的发音是完全相同的，而且经常是连声调的变化也分辨不出来的。在“chi”这个音下面，某一著名词典列出了200多个不同的汉字。请想象一下下面这样一个句子：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h.”[7]

读起来是否有点结结巴巴？但它的确是一个相当合理的句子。

顺便说一句，我是否告诉过你，中国有敬惜字纸的传统？他们把印刷字体称作“天神之眼”（The eyes of the gods），并认为把没人要的但印有字体的废纸收集起来，拿到寺庙里去让和尚烧掉，是一件积德的事。

“名字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应该在中国问。例如，在脸上留下麻子的烈性传染病竟被称作“天花”（Heaven's Flowers）。这也许会使人以为它是一种美丽的标志。中国人的漂亮标准跟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如男人长着四方脸、大眼睛、大耳朵和大嘴巴会让人羡慕。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人的鼻梁低得几乎不存在，使得一只眼睛可以瞄到另一只眼。很可能昨晚跟我们在一起的那位高官会被中国人认为相貌堂堂，但是在我看来却称不上漂亮。无论如何，我还是喜欢被介绍给他的。然而我的同伴W夫人更加熟悉中国旧习俗，中国旧习俗认为女人出现在公共场合是伤风败俗的，于是她便想说服我尽量不要抛头露面，并在官员们进场后就低眉垂眼，装作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说到底，昨晚只是一个非正式的聚会。一位传教士最近从江西赈灾回来，受本地道台的邀请来讲述他在灾区参加赈灾活动的情况。只有本城的男性居民被邀请（在中国这样做无可厚非）参加这个报告会。

这次报告会是在一个树木繁茂的美丽花园里举行的，树上挂着鲜艳的玫瑰色纸灯笼，用以照明。当我们到达那儿时，所有的人都已经到齐了，除了那位道台——一排排表情庄严肃穆的男人，高高的额头，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在他们前面有一片空地，还有一张上面放着茶杯的小桌子。桌子旁边站着一位身材矮胖、戴眼镜的低级官员，他身穿绸缎衣服，笑眯眯地向大家鞠躬，并拱手向大家问好。在西方人看来，清朝上层人士的微笑明显有点做作。这种微笑是如此千篇一律和过分，以至于使它失去了普通微笑的魅力，因而更显得古怪。

这位矮胖的官员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并且在等待“大人”（great man）出现无望之后，报告会便在道台缺席的情况下开始了。

“注意你的坐姿，”W夫人对我低语道，“别傻笑，腰杆挺直，不要东张西望！”

突然从街道的方向传来了呐喊声，宣告了道台大人的到来，人群中的某处出现了很大的骚动。坐在小桌子周围的那些人安静了下来，有一位身穿猩红色号衣、头戴蘑菇状帽子的衙役（他使我联想到扑克牌里的杰克）从灯笼光线照不到的阴暗处跑了出来，跟那位矮胖的官员耳语了几句，后者顿时笑容全无，而那位衙役又跑了回去。

全体参会人员都站起身来，那位矮胖的官员赶忙前去迎接道台大人。一长队的杰克——方块杰克和红桃杰克——提着用丝绸做的红灯笼，灿若晨星地从阴暗处走了出来，并且靠边站成一排，以便作为衬托，好让那位道台大人闪亮登场。

“别看他，”W夫人低语道，“你不能让人觉得你是在看他。”如果完全听从她的劝告，我敢肯定，道台一定会认为我这个“蛮夷”根本没有风度。我后来听说，他是一位开明的道台，曾经四处旅行，并且了解西方的习俗。他朝我们的方向看了一眼，并且礼貌地鞠了一躬。然而，W夫人却不为自己的偏见感到遗憾。

“他一定已经看到了，”她说，“我们举止得体。”

道台大人的身材并不好——他弓着背，整个身体凹凸不平。但有人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文人”（Literary）驼背，文官的标配。他的眼睛向外凸出，这是戴深度近视眼镜造成的，这是中国高官的另一种标志。他留有浓黑的小胡子，这在中国是很值得夸耀的事，中国人在40岁以前是禁止留小胡子的，而40岁之后又很难留得成小胡子。他头上戴着一顶用白色纸板做成的灯罩形状的帽子，帽子上装饰着猩红色和黑色的流苏，还有一颗红珊瑚顶戴。他的官袍是用淡蓝灰色的丝绸做成的，色调非常漂亮，腰间镶有珠宝的腰带上悬挂着他的扇盒。

讲话结束之后，有一位随从走上前去，用放在桌子上的那把茶壶来为贵宾们续茶，那个在桌子上放了很久的茶壶，看上去有点脏。当然，我们这些人是根本喝不上茶的，而且在我看来，我们这些坐在阴暗角落里的人也根本是无足轻重的。官员们已经开始一边喝着茶，一边跟外国人聊天了。

天色已晚，W夫人急着想要“溜走”。走到外面的路上，道台的随从队伍令人联想到一个被盖伊·福克斯游行队伍闯入的吉普赛人商队：[8]蓬头垢面的矮马站在水沟里，穿着邋遢的士兵坐在路沿石上，衙役们倚靠在墙上，轿子和中式灯笼错落有致地放置，整体构成了一幅奇特的图景。

令人奇怪的是，中国的财富总是难以掩饰贫困的氛围。规模宏大的宅院，其门楼却是破败不堪；在官员的卫队中，矮马蓬头垢面，马具上的绳索还被修补过；兵丁头戴破旧的“水手帽”；在未铺地板、只有泥地的脏乱店铺里，珍贵的精美瓷器跟最普通的陶器并排放在落满灰尘的货架上；富有的老板及其儿子与雇员们坐在同一张破旧的桌子旁，一起吃着米饭和咸菜。顺便说一句，大米在华北被视为“富人的食物”，因为它必须从遥远的南方运来。

有一天，我们逛了芝罘街上许多这样“富裕”的店铺。泥泞的街道上坑坑洼洼，在低矮的单层建筑之间会偶尔出现一块垫脚石。这些店铺破旧不堪，店门全部敞开，到了晚上便封上门板。最吸引人的是水果店，我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水果，从未尝过这么好吃的食物。熟透了的深玫瑰色水蜜桃、金黄色的梨和深红色的多汁苹果，以及味道清淡、具有胭脂红瓜瓤和绿色瓜皮的西瓜：它们都一样令人垂涎。

不时会有一家较好的店铺，也许是钱庄，高耸于其他房屋之间，店门前还有一排台阶。透过敞开的大门，一个小小的庭院映入眼帘，庭院中央有一株开粉红色花的夹竹桃树，为这个阴暗的店铺营造出了如诗如画的环境。

在附近的一个路边摊上，有一位男子坐在那里忙着制作纸扇。他身后的墙壁上贴了一张色彩鲜艳的纸，就像是亮眼的招贴画，它被灵巧地折叠、固定后，将会成为一张扇面。在对面的一个街角，一把钉在地面的巨伞下面，有人在出售冰糖水；一位职业写信人趴在一张小桌子上，飞快地写着汉字，边上围着一群好奇的旁观者。

大部分店铺里都挂有一个鸟笼——为了运气。此外，鸟在中国还是广受欢迎的宠物。街上有许多遛鸟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衣着简朴的苦力轻手轻脚地提着鸟笼，或是跟熟人坐在路边，后者全都带着自己的鸟笼。这一场景看起来真是非常奇怪。在灾难深重的甲午战争期间，那些亲眼看到清军溃败的人说，许多清军兵勇在逃命时，除了身上背着弓箭之外，手里还提着鸟笼。

逛店铺逛累了，我们终于走进了一家本地的餐馆，想要尝一下中国风味的美味佳肴。我们进入了一个肮脏的黑色棚屋，里面堆满了烹饪用具，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铁匠铺。穿过一个作为储藏室的小通道后，我们踏入了餐厅——一个有屋顶的小方隔间，很难称其为房屋——那儿放着两三张褐色的桌子和一些高脚凳。店小二说，他们店里以前从未来过洋人。显然，大家都觉得十分好奇。一个光着上身、满脸笑容的小男孩先过来往没有手柄的小茶杯里倒茶，作为用餐服务的开端。接着就送来了大碗的面条，这是一种本地的通心粉，当然，它要用筷子来吃。这种感觉就像是用笔杆来对付蚯蚓一般，但最终我们还是成功地完成了用餐，留下了一大堆残羹剩面，让那位光背的小男孩去收拾。吃完面之后，便开始上菜，每道菜有六七碗，菜肴的搭配很是怪异，有竹笋糖醋肉、某种霉制食物和一些来自香港的著名珍馐——一种滑溜溜、带碘酒味的海藻。我们尽可能勇敢地品尝了每一道菜肴。我们6个人在店里吃了好几道菜肴，到了结账的时候，你猜我们花了多少钱？总共才3角8分，平均每人花了还不到1便士！

这封信已经写了好长时间，但是这儿的天气变得如此酷热，使人感觉连写信的精力都被耗尽了。顺便说一句，忘了告诉你，我已经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外国人在中国都这么做，奇怪的是，你必须从“百家姓”里挑选一个你喜欢的姓。实际上，我相信有300多个姓可供选择，然而这当然也是不够用的。其结果就是有的姓在同一个地方被人们反复使用，使得地方长官和厨师或苦力，中文教师和外国人，也许全都姓“吴”或“李”，而且还不能像英国的“史密斯”或“布朗”那样再添加另一个名字或连字符号来调整。当外国人取中文名字时，他要么把自己原来的姓名翻译成中文，假如那名字是可以翻译的话，要么就选一个发音跟原来姓名类似的中文字。我自己的姓（Roe）现已被“罗”（Lo）所取代，所以此信的署名处我要用自己中文的姓来签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