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华二代祖语保持国别研究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缘起

华人移民海外已有上千年历史。在16世纪末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海外移民潮之前，东南亚已有华人聚居的社区。17世纪前期，海外华人移民数量在10万以上，主要分布在现在的菲律宾、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等国的港口城市，以商贸行业为主。18世纪起，华人移民的活动范围从东南亚港口城市扩展到所在地区的内地，职业范围进一步扩大到采矿、种植、加工业等，居住方式仍以聚居为特征。据庄国土（2002）估算，19世纪中期以前东南亚华人数量在150万左右。到19世纪中期，华人劳动力输出成为华人移民的主要类型，绝大部分前往东南亚，而北美洲、大洋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开始成为华工的目的地。这一时期海外华人总数约为四五百万。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全世界华人约有1 300万，其中东南亚华人约1 100万，其余多分布在北美、拉美、欧洲等地区，非洲、大洋洲亦有数万华人。上述不同历史时期的华人输出地多为广东和福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80年代初，海外华侨华人数量约2 000万，这一时期华人移民潮基本停滞。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移居国外的华人被统称为“新移民”。四十余年来，中国新移民人数已超千万。与此前的华人移民相比，新移民在世界各地广泛分布，以留学生、投资移民、亲属团聚、劳务输出为主，特别是高学历背景的移民数量占相当比例；新移民来自中国各地，大多说汉语普通话；他们的经济实力更强，就业途径更为广泛，在其住在国的社会文化适应程度更高，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更深。

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伴随而生的是海外华文教育，在不同时期分别表现为家庭私塾、族学、旧式学堂及新式学校等形态，教育教学内容经历了从四书五经到现代课程的发展，教学语言由一定范围内的区域方言共同语逐渐转变为当前的汉语普通话。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海外华人移民社会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表现在语言文化教育方面：一方面华一代主动融入住在国社会的意愿更强；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保持与祖籍国的密切联系，并积极推动华二代的祖语学习。这给海外华文教育提出了新课题：如何科学、高效地开展华二代的祖语教育，使“永久华二代”成为可能？本书试图全面了解海外华侨华人祖语保持的现状，并从学理上研究华二代祖语保持的有效路径。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虽然现有研究已关注到华二代的祖语传承、语言习得、文化认同等问题，但如何从根本上认识华二代祖语传承的重要性以及从学理上厘清语言文化代际传承的基本规律并据此制定相关语言教育政策，总体上还没有跳出第二语言教学的框架。对华二代的语言文化教育以及对成长于海外华人社区的华裔新生代，大多数学校还是遵循二语教学的思路。华二代的祖语传承教育必须基于汉语、汉字和中华文化的基本特点和学习规律，结合语言文化的代际传承规律，才能走得远、走得快。

本书试图从华二代、华二代家长和华文教师视角，更全面、清晰、准确地反映华二代群体祖语保持方面的现状、特点和诉求，在此基础上，甄别华二代内部祖语保持的异质性及由此衍生的不同学习需求，并从教育教学的角度提出解决性方案。同时，通过对汉语和汉字特点的考察，提出适合华二代祖语学习的教材编写和华文测试方案，提高祖语保持的效率。

（二）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海外华侨华人在沟通中国和世界、促进中外交流和文明互鉴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华裔新生代已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力量。语言作为文化的主要载体，作用不可忽视。因此，祖语及文化传承是关系未来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战略性问题，是面向海外的“希望工程”。由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及所处国家和地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祖语保持面临诸多考验，对华二代的祖语教育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如果能够提高其效率，必将为中外交往与交流提供持续的力量和保障。

三、基本理论和研究现状

Fishman（1991）提出的“三代转移论”对祖语传承的总体趋势和模式进行了概括，即：第一代移民是使用母语的单语者；第二代移民使用母语和主流语言，是双语者；第三代移民则只用主流语言。学者们对祖语代际传承模式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语言代际转用的趋势。如Li Wei（1994）对英国伦敦华人家庭的语言代际使用的研究、Zhang（2008）对美国费城华人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异研究、Genevieve Yuek-Ling Leung（2011、2012）对美国加州华人的语言使用研究等。

哪些因素影响了祖语的代际传承？目前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宏观、中观到微观等多个层面因素的影响，如社区语言学校和宗教机构因素（Carreira＆Kagan，2011）、族群聚居因素（Xiao，2014）、家庭语言意识（Bell，2013）、家庭语言使用（Joy，1995）、亲子关系（Li，1999；周敏、刘宏，2006；He，2016）、家庭资源（Luo＆Wiseman，2000；Lao，2004）、社区资源（Luo＆ Wiseman，2000；Zhang，2009）、教师影响（Curdt-Christiansen，2006）、涵化模式（Berry＆Hou，2017）等。从研究对象所涉及的社会场域来看，大量的民族志研究将研究范围集中在家庭、学校和社会领域，尤以家庭为最，认为家庭是透视祖语代际传承的主要场所。从具体的研究对象来看，一是以家庭为对象，观察家庭作为社会单位其内部的语言使用状况，反映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祖语、双语或多语在家庭中的语言地位和声望以及代际变化（Li＆Zhu，2010）。家庭语言政策是考察族裔语言保持与传承问题的焦点之一，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重点。语言代际传承的最小单位是家庭，因此家庭语言政策成为我们考察该问题的“前线”，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理论主要包括民族语言活力理论、语言管理理论、言语适应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其研究主题涉及其内外部影响因素、工作机制、主体间性以及家庭因素作为辅助变量在其他主题研究中的作用（尹小荣、李国芳，2017）。从外在因素来说，其受到社会语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影响（Curdt-Christiansen，2016；尹小荣、李国芳，2017）；而对家庭内部成员的语言态度、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行为的大量民族志和描写性研究表明，家长的语言期望与决策、家庭语言生态、儿童社会化过程、家庭关系等与语言代际传承直接相关。

现有研究一般围绕斯波斯基（2004）提出的家庭语言政策的三个组成部分——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展开。语言意识决定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而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也构建和影响语言意识。“所谓家庭语言政策，指家庭成员对家庭语言使用和启蒙文化教育读写实践所做的明确公开的规划”（Curdt-Christiansen，2016）。影响家庭语言意识的因素有社会语言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这是从宏观层面进行分类。社会经济因素直接影响族裔语言文化保持，英语的经济价值对其语言声望有直接正面的影响，并削弱了族裔语言在移民群体中的影响力。微观层面的研究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家长的语言态度、家长与子女的情感联系、家庭日常话语互动模式等方面研究对族裔语言文化学习的影响（Tannenbaum，2005； Tannenbaum ＆ Berkovich，2005； Li Guofang，2017； Law，2015；Luo＆Wiseman，2000）。

二是以移民二代为对象，研究其祖语水平、语言态度与认同（骆涵等，2017）及相关因素等（李其荣、姚照丰，2012；刘燕玲，2015），以及祖语能力的发展特点等（Zhang＆Koda，2011）。认同（identity）是一个心理学和社会学概念，通常指社会认同，即“个体认识到自己所在群体成员所具备的资格，以及这种资格在价值和情感上的重要性”（Tajfel，1978）。认同有若干下位概念，在祖语保持和语言习得相关的研究中经常提及的几个概念是：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族群认同、语言认同、情感认同等。族群认同是指个体认识到自己所属的特定社会群体及该群体成员身份带来的情感和价值意义（万明钢等，2010）。不少研究着重调查被试的中国语言文化认同，研究结论多数肯定了被试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正面的、积极的认同，对语言传承表示乐观（吴燕，2009；陈颖、蔡炜浩，2016）。另一部分研究则较为全面地分析被试的整体认同问题，认为移民及其后代的认同和语言态度具有多元化和异质性特点。

可以说，当前是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理论和方法，对祖语保持的相关因素进行研究，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我们需要从“华二代祖语保持”的角度，从海外华语及文化传承的角度，对华二代祖语的整体情况形成宏观的、整体的认识，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四、研究问题和框架

“华二代”是对华人新移民子女的统称，但事实上，这一群体在诸多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异质性，其祖语保持的结果也不一样。如果我们需要对祖语保持有宏观层面的了解并提出切实建议，首先就必须回答以下问题：

（1）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二代群体的特征如何？

（2）有哪些因素影响和制约了华二代的祖语保持？

（3）针对现有问题，华二代祖语保持需要得到哪些方面的支持？

（4）专注于祖语保持的华文教学应当有哪些转变？

围绕上述问题，本书的研究框架如下：

（一）文献综述：华二代祖语保持的研究现状

以国外华二代祖语保持研究文献为主，反映海外主要华人新移民国家和地区的祖语保持现状，对家庭代际祖语保持的状况、影响因素，以及华二代祖语保持的动机与习得机制等方面的现有成果进行总结，为后续研究指明方向。

（二）实践调查：华二代祖语保持的国别研究

囿于研究条件，课题组无法对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进行抽样性调查，只选取了15个国家的华人新移民及华二代作为调研的对象，这些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华人移民的历史、背景、分布等方面各有特点，体现了海外华人社会的多样性。

（1）美国华人新移民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以美国新移民家长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重点关注新移民家庭的语言使用、语言管理和语言态度，探讨华二代祖语保持的影响因素。

（2）英国华二代祖语保持研究：该项研究分别对华二代和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从个人、家庭和社区三个方面了解其语言使用环境、家庭语言管理、祖语水平评估、语言态度与认同等。半结构式访谈的对象是华二代、家长和华校教师，重点关注与祖语保持相关的教学、家庭语言管理、认同与动机等问题。

（3）澳大利亚方言背景华二代祖语学习与认同研究：本项研究对澳大利亚方言背景的华二代学生进行质性访谈，探讨的重点是在汉语普通话作为海外华文教学的标准语和目的语背景下，祖语生群体具有哪些特点？其中具有方言背景的华二代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他们需要如何调适方言、普通话和认同之间的关系？

（4）新加坡华二代祖语保持研究：该项研究以家长为调查对象，对两个群体——华二代学生和本土华人学生的家庭语言使用和语言水平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两者差异。

（5）意大利华二代祖语保持研究：以意大利华文学校的华二代学生、家长及华校管理者为主要研究对象，调查中文语言环境、家庭语言管理、祖语水平及认同情况，在此基础上，对部分学生、家长和华校管理者进行深度访谈，了解其移民经历、文化差异、语言态度、社交网络、办学问题等。

（6）西语美洲华二代祖语保持研究：研究对象来源于巴拿马、委内瑞拉、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危地马拉、厄瓜多尔和墨西哥等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研究主要考察华二代家庭语言使用、祖语学习途径、影响祖语水平的动机等，并对新移民家长和华二代进行访谈，从不同视角对代系语言管理及实践、语言意识等进行对比。

（7）日本华二代祖语保持研究：以在日华人新移民为调查对象，从家长视角考察日本华二代祖语保持的状况和相关因素。重点关注个人日常使用语言偏好、家庭语言环境、语言转用发生的情况，特别是华二代在不同成长阶段的语言使用特点；此外，该研究还考察了家长对华二代汉语水平的评价、家庭语言政策（语言实践、语言管理和语言意识）及其相关关系。

（8）印尼新生代华裔祖语保持研究：针对在中国留学的印尼新生代进行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重点考察家庭结构、代系、社区、家族语言管理、认同等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三）华二代祖语保持的教材研究

本部分一方面调查了当前华文教育界所使用的教材，分析显示，所谓“华文教材”，事实上与汉语二语教材区别不大——这是大问题。这个问题显示，华文教育从理论到教材、教学实践上严重受到二语理论的制约，亟待建设。正因为此，本部分的另一个主题是尝试提出华文教育的教材理论，并展现初步的端倪。

（四）华二代祖语保持的测试研究

“有教无测”是华文教育之殇，是历史欠账。测试的背后是标准、大纲，华文教育不能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水平测试，正如不能没有自己的理论和教材。本部分初步勾勒了华文水平测试的面貌，从标准、大纲、考试的设置、结构，直至关键题型，我们尝试有所创新、有所建树——但显然，还很不完善。

以上四个部分体现研究子课题之间的承接关系，第一部分文献综述为现有研究的总结，本课题研究的起点；第二部分为课题主体之一，为第三、四部分提供事实性依据；第三、四部分将华二代祖语保持问题定位到教学范畴，为其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五、研究方法

（一）文献分析

本课题为综合性研究，文献来源于祖语保持相关的各个领域，如汉语语言学、二语教学、社会语言学、华侨华人、国际移民史等。文献检索的途径包括但不限于：国内外大型期刊会议论文数据库、相关领域经典图书著作及最新研究进展与成果、国内外相关学术课题研究成果等。

（二）问卷调查

课题组按国别展开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第一代华人移民或侨民；一类是华二代青少年。问卷主要调查以下信息：①人口统计学信息；②祖语使用情况；③华二代接受祖语教育的情况；④华二代祖语水平；⑤语言态度与认同（从认知、情感、文化、族群等不同维度进行考察）；⑥家长的语言态度与认同。不同国别的调查问卷在通用问卷的基础上视各国的情况适度调整，使研究尽可能兼顾统一性和特殊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课题组成员多数在中国国内，在海外开展抽样调查或是大样本调查存在客观上的困难，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的调查需要征得相关教育部门及家长的许可，因此国别研究所采用的具体方案不完全一致。其中，课题组在美国、英国、新加坡、日本开展了家长调查；在英国、意大利、西语美洲、印度尼西亚则对华二代或华裔新生代开展了调查。

（三）半结构式访谈

民族志个案是开展移民二代祖语保持研究的主要方法。采用这一方法的原因是，可以让研究者不带预设地实施调查，并对研究过程中的发现做进一步追踪。研究者需要利用自身的学术积淀和洞见，把握研究的方向。对研究对象进行访谈是较快地获取资料的一种手段，自由式访谈适用于探索性研究，标准化访谈（结构式访谈）则具有封闭性，而半结构式访谈介于两者之间，只对访谈内容有粗略的要求，给访谈者和受访人以较大的空间。鉴于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基础，我们采用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涉及华二代、华二代家长及华校教师，针对这三类研究对象设计了三份访谈提纲。针对华二代的访谈，内容集中在其学习祖语的经历、语言态度、对其语言水平的评估等；对华二代家长的访谈，聚焦于家长的教育和成长背景、家庭社交网络、家庭语言政策、家庭发展规划等；对华校教师的访谈，则聚焦于华校的学生构成、课程设置、文化活动、语言评估、困难等。

六、主要术语

（一）新移民

本课题提及的“新移民”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移居海外的中国公民。有研究指出20世纪70年代在闽、粤等传统侨乡即已出现小规模的移民潮（朱东芹等，2018）。考虑到本课题所涉及的调查对象多为新时期以来移居海外的新移民及其后代，故仍以改革开放作为界定新移民的时间点。

（二）华二代

华二代是“华人新移民第二代”的简称，是新移民族群中幼年随父母（第一代）移民或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华人。“华二代”依据代系而非年龄等其他标准进行界定，有助于清晰地考察其家庭语言文化背景，即华二代家长作为第一代移民，理论上能够为华二代提供较好的家庭语言使用环境和语言文化认同基础，这也是我们将华二代作为“关键二代”的依据之一。

（三）华裔新生代

不同于“华二代”从代系着眼进行定义，“华裔新生代”指第二代、第三代后裔，“即1975年以后出生、其家族在居住国当地传承到他（她）这一代至少已经是第二代的华人群体”（朱东芹等，2018）。这一概念主要侧重其年龄特征。

（四）祖语

“祖语”是对“heritage language”一词的翻译。学界讨论的“heritage language”在国内有很多种说法，如“继承语”“传承语”“遗产语言”等，其所指对象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有所不同，或是存在异名同指的情况。如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加拿大，“heritage language”指的是加拿大的非官方语言和土著语言；在澳大利亚，其与“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和“community language”等意义大致相同；在某些移民国家，“heritage language”则指移民语言（immigrant language）或是区域性语言（regional language）。笼统而言，不管是何种说法，其中暗含的意味为该语言是“非主流”“边缘化”且有转用风险的，与“语言保持”这一概念有天然的内在关联。Fishman（2001）、Hornberger和Wang（2008）强调祖语学习者（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HLL）与某一门非英语语言之间的家庭或祖辈的联系，并且HLL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学习者身份。广义上的“heritage language”更多地从社会、政治、法律、族裔及认同等方面进行界定，而狭义上的“heritage language”则将语言、教育等作为界定的主要因素，与学习者的语言水平挂钩，是学习者转向另一门主流语言前还没有完全习得的语言（Polinsky＆Kagan，2007）。不同国家和地区针对非官方语言有不同的名称，因而“heritage language”的指称对象有所不同。

对“祖语”作广义和狭义上的区分，有重要意义。毫无疑问，广义上的HLL更有利于将潜在的学习者纳入教育教学的对象范畴，其对象具有较为清晰的群体特征和边界，便于区分和指称。反之，狭义上的HLL可能仅限于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他们在未完全习得第一门语言时即转向了另一门主流语言，这一标准将二代以上第一门语言即与父辈或祖辈不同但有认同需求的学习者排除在外。因此，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在识别HLL时，使用广义概念作为判断标准。但是实际面临的问题是不少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仅以此为标准区分二语学习者和祖语学习者，对后者的教育教学采取更高的要求，引起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仅按族裔分班而不论其语言水平高低，导致一部分祖语学习者出于学业上的考虑避免被界定为祖语学习者或是干脆放弃祖语学习。事实上，即使是具有家庭语言使用环境的二代移民，熟悉族裔文化，其祖语水平也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特别是祖语书面语的学习方面。针对这一群体，二语教学和母语教学方法均不完全适用。

（五）汉语作为祖语

国内学界使用“祖语”的说法由郭熙（2015、2017）提出，“社会主体语言之外作为语言文化传承的祖辈语言”，它既不等同于母语，也不等于民族语，还可以是方言。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华二代的家庭语言为某种汉语方言，如粤语、客家话、温州话、闽南话等，方言能力对构建华二代的语言文化认同发挥了直接作用。可见，与“华语”——“新加坡和国外华人对汉语共同语的称呼”（周有光，1995）相比，祖语的范围要更大一些，涵盖了包括汉语方言在内的变体，可以兼顾汉语口语的传承功能。郭熙（2017）认为使用这一名称“或许能更准确地表达heritage language的含义，更容易为中国人所理解，也更容易凸显语言传承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显然，这是广义上的“祖语”。在向来重视语言文化传承的中国语境下，“祖语”一词有其特殊意义，更容易唤起海外华侨华人对祖（籍）国和祖籍地语言文化的情感，符合中国文化慎终追远的传统。